会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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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学会第十届理事会会长 杨国荣
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那么,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这个学会,即中国哲学史学会,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成立至今,也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时期,现在已成为中国哲学史领域重要的学术共同体。
在缅怀学术前辈们的研究的同时,我们对他们的卓越工作,包括以往历届学会领导机构的辛勤付出,表示崇高敬意。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与他们的努力,无法分开。
就中国哲学本身而言,其特点首先表现为历史与理论的统一,生成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中国哲学的生成性仍在延续。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也并不例外:中国哲学史界的学人,有责任为形成当代中国哲学努力。
中国哲学的研究涉及历史与理论,在研究进路上,二者可以有所侧重,冯友兰先生曾区分“照着讲”与“接着讲”,前者体现了历史学家的方式,后者则更多地呈现为哲学的建构,二者尽管进路不同,但都有其学术意义。当然,虽然个体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有所侧重,但就中国哲学总体发展而言,以上方式需要相互交融。
从现代看,无论肯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向度,还是关注其历史之维,都离不开世界哲学的视野。王国维在20世纪初曾指出:学无中西,其中便体现了世界哲学的眼光。“学无中西”的具体意义在于:注重多重智慧之源,形成开放的哲学视野;其内在的指向,则是运用人类思想发展形成的多重资源,发展和丰富当代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研究,同时应对“流”和“源”给予双重关注。这里所说的“流”侧重于思想的衍化,“源”则关乎社会变迁和历史衍化。哲学的发展,既需要回溯、反思观念的流变,也需要关注社会的变迁。历史地看,先秦的礼法之争,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生活变迁,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今天,在反思、重建中国哲学的过程中,依然既宜注重思想的流变,又需要关注社会的历史变化,包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形态,问题的考察也越来越深化。前辈学人继续深耕于不同领域,学术新人逐渐走向前台,崭露头角,中国哲学领域后继有人,欣欣向荣。这种百花齐放的形态,充满希望,令人欣慰。相信在学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发展将趋向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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