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稿》首先确立道家对中国哲学具有的开创之功。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出现了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等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子提倡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和老子以“道”为核心的道家学说。道家出现于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大潮中，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史记》中有关老子的真伪、《道德经》的作者、版本和思想等问题一直处于不断的争议中，吸引着一代代人的目光，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孙叔平先生指出:“老子是何人、何时人，有不同的看法;《道德经》何时成书，也有争论。这两点都需要继续考证。不过，《道德经》五千言的存在则是事实。在庄子著书以前已经有了影响，所以为他所引用，该是道家的第一部经典，正像《论语》是儒家的第一部经典，《墨经》是墨家的第一部经典一样。《道德经》不是一本杂凑的语录，而是一本有完整体系的哲理诗。”1《道德经》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现实。
正是以此为指导，孙叔平先生将诸子百家中的孔子和老子相提并论，使人能够更好地通过比较而了解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的独特性。他认为，老子思想虽然以“道德”为宗纲，但是与儒家不同的是，“道德”二字，在儒家那里，是政治范畴，谈的是善恶问题;在道家那里则是宇宙观范畴，谈的是世界本原问题。如果说，孔子比较擅长于以道德为标准来处理各种人伦关系，那么，老子则比较倾向于用理智的方法来面对这个世界，揭示世界的本原和宇宙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们互相补充，共同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这大概也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将孔子和老子并列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来建立他的文明“轴心时代”理论的依据吧。
凡是比较深邃的思想家，无不努力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提出自己的贯通天人、古今的见解，从而也就接触到了今天我们所谓哲学问题。哲学史的研究任务，既要通过对一个个哲学家思想的分析，来把握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也要找出沿革变迁的原因，还要“力求主观与客观统一，合乎作者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的实际”2地进行是非得失的价值评判，把各家学说所产生的效果和局限揭示出来。孙叔平先生对道家哲学的研究正是循此思路而展开。
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究是促成哲学形成的一种原动力。孙叔平先生认为，世界本原问题意在探讨何为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是如何从本原演化而来的，它能够生生不息的依据是什么?对于世界本原问题，其实孔子、墨子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看法，但老子却超越突破了三代以来的原始文化限制而提出了系统的见解。《道德经》虽然犹如一首哲理诗，但却用诗的形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其中不仅涉及世界本原等哲学问题，也是关切到终极关怀的信仰问题。孙叔平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现老子哲学的特色:第一，老子之“道”本质上是无始无终、无名无象和独立自存的世界理性、绝对观念或精神，但却以“天下万物有道”的方式成为宇宙万物的生化之源与存在之本。第二，老子通过“道”的有无之性来展现其宇宙创化功能。“道”虽然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不可言说，但它通过“气”在“周行不殆”的运行中化生了天地万物，由此表达了对“道”在与不在的辩证认识。第三，老子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是“道”与“德”。“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3道化生万物，德畜养万物，万物一经生成，就以形生形，各有自己的由成至毁、由生至死的发展趋势，故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4。体现出一种玄妙而又玄妙、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精神。第四，老子经历了人世沧桑，提出遵循“无为”、“无事”和“无欲”之“道”的社会观，走出了与儒、墨两家不同的治国理路。孙叔平先生将老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期望能够对宇宙自然、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进行概括总结的哲学家，强调了老子之“道”所内含的自然无为和阴阳和谐思想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意义，可惜这一思想火花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未能展开论述。
研究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在于将古今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呈现出来，孙叔平先生十分重视研究哲学家之间的思想传承与观念扬弃，由此来展示中国哲学的发展大势。就道家哲学的发展来说，孙叔平先生认为，老子提出的“自然无为”之“道”在战国时期动荡年代里，因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拥护与践行而获得新的发展，出现了庄子之学、稷下之学和黄老之学。如果说，庄子之学张扬了老子之道中对自由与独立精神的追求，稷下之学推动了老子之道向学术化和贵族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南方楚文化的老子学说与北方中原文化的黄帝崇拜相结合形成的战国中后期黄老之学，则促进了老子之道在治国与养生两个方面的发展。对老子思想加以继承并有较大超越和突破的是生活于战国中期，后被誉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庄子。孙叔平先生将老、庄进行了比较性研究，以说明庄子学说如何对老子学说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
从宇宙本原论看，以“道”为本根虽是老庄之学的共同旨趣，但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又对“道”的“先天生地”存在作了哲学陈述。“道”虽然不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它“自古以固存”，先于一切事物存在，是有与无的统一，宇宙万物、人的生命乃至天下国家，都是“道”的大化流行的结果。孙叔平先生指出，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观点，是庄子哲学的一个贡献，提升了本根之“道”的动态性、超越性与遍在性，丰富了道家哲学的内容。
从宇宙本体论看，老子提出的“道”通过阴阳二气的运动来化生万物，道“周行而不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等思想中虽已含有“道无所不在”的意义，但并没有直接指明“道”如何“无所不在”。然而，在《庄子·知北游》中，通过东郭子提问“所谓道，恶乎在?”庄子通过举例回答，进一步强化了“道”生于天地万物之前，既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不仅对老子关于事物之间相反相成和事物运动返本复初的辩证认识作了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又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建立起以“齐物”为核心的认识论和平等观。孙叔平先生认为“道无所不在”的思想中所表达的万物平等的观念，为后来道家与道教关注现实的感性生命和具体事物的存在依据提供了理论说明。这一观点在今天已得到学术界比较广泛的认同。
从宇宙生化论看，孙叔平先生认为，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的观点是一大贡献。庄子通过“援气入道”，又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证明老子之“道”是“无在而无所不在”的，这不仅为无形之“道”生成有形万物提供了一种理论说明，更为人如何顺道而养生提供了思路与方法。5孙叔平先生对庄子的研究为认识道家养生论及道教修仙学提供了思路。
孙叔平先生指出，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要求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以本真之心仿天道行事，顺应自然地与天地相沟通，这就是他所谓的“德”。如果说，老子的宇宙生化论更多表现在对“道”的本原的论述中，那么，庄子则凸显了对个体生命的本真状态的探寻。庄子学说以生命为关注对象，用心来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和安顿生命，无论是《齐物论》，还是《逍遥游》，都以一种生命学问契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
在孙叔平先生看来，庄子生活于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的乱世中，有点悲观厌世，他之所以描绘那些“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6的“真人”，是希望能够有一种更理想的生活。“庄子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作一个‘忘物忘己’、‘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翛然而来’、‘翛然而往’的‘至贵’的‘真人’。”7庄子所表达的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以心灵自由和逍遥境界为归宿的，这也是他后来受到魏晋玄学的重视，又被道教奉为“南华真人”的重要原因。
孙叔平先生认为，道家哲学在汉初得到多向度的发展。贾谊的道术论是企图突破道、儒两家的藩篱，通过“究天人之际”来探索世界本原，建立一个世界观的努力。8《淮南子》受老子影响，提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9，以一气分为阴阳，判为天地来形容无形之气分为天地、化生万物，是一个无为而为的过程10，以明确的气一元论揭示了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和认识的辩证过程。孙叔平先生认为，《淮南子》借用《庄子》的说法，把宇宙发展过程由近及远分为“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三个时期，在坚持先秦时代已有的“天人相分”的基础上，又以不同的观念来描摹宇宙的发展变化过程，深化了道家哲学。
孙叔平先生在“文革”后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关注黄老道家哲学在汉初被统治者运用到社会治理中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黄老道家上承先秦道家，又杂采阴阳、儒、墨、名、法诸家之要旨所提出的“清静无为”思想，被当做一种政治方略而得到推行，不仅在百废待兴的汉初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推动了道家学说的新发展。黄老道家的兴盛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相映成趣，为社会繁荣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但不久之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当制度化的儒家经学大行其道时，黄老道家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并向注重个体避世修身以求成仙的黄老道演化。孙叔平先生通过学理上的分析，展现了道家思想的工具化倾向，由此说明汉初思想从表面上看有一个“尚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的过程，但实际上“黄老之术”与“刑名之术”是分不开的，“内法外道”才是这一时期的统治思想的实质11，以此来说明道、儒、法思想在汉代消长变化是哲学家及统治者共同面对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回应，这种思想上的回应是推动中国哲学发展的精神动力。
孙叔平将魏晋玄学看做道家哲学发展的新阶段。魏晋玄学之新就在于融会儒道，它表面上尊奉儒家思想，但当为统治者树立政权合理性并用作治国之方的儒家名教在现实中日益世俗化，成为束缚人性的一种“伪饰”时，玄学家通过注释“三玄”———《周易》《老子》《庄子》，援道入儒，围绕名教与自然等问题，通过有无、本末、言意之辨等，以“道”的自然性来重树名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这就在客观上提升了老庄思想的地位，推进了道家哲学的发展。孙叔平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哲学发展的大势”中具体研究了玄学百余年的发展过程:玄风初振始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之音把老庄的无形之道进一步发展为虚无之道，提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贵无论。以嵇康、阮籍为典范的“竹林风度”在于批判儒家的名教。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揭示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以裴頠为首的元康之学则主张“道”是有，天地万物都是自有生有，故倡导“崇有论”。12最后，郭象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独化论”，通过“有无之辩”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玄学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将儒道调和起来，强调顺天安命13。孙叔平认为，玄学是道家作为学术派别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留存的最后一个形态，此后，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道家虽不再存在，但道家哲学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这些观点都对道家哲学的研究具有推进意义。
孙叔平先生对道家哲学研究的推进还表现在，第一，在当时中国哲学界尚没有特别关注道教哲学，更没有开始系统进行道教哲学研究时，孙叔平先生已将道士葛洪列入哲学家范畴立专章进行研究，认为葛洪哲学延续着老子哲学而来，但又将之进一步宗教化:“老子的学说是哲学，不是宗教，葛洪却把道家的学说彻底宗教化了。”14老子的“玄”在葛洪笔下，变成“涵乾括坤”、“其贵无偶”的“神”。老子也变身为道教的教主，葛洪的道教是“金丹道教”，他所教的是炼丹修仙。15从孙叔平先生对葛洪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在魏晋时期通过不断地去除民间化、粗俗化和异端化而走到了中国文化的前台。宗教性的道教和学术性的玄学在魏晋时期构成了道家的两条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因时代局限，他没有对此进一步展开研究。
第二，孙叔平先生已注意到道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对陈抟思想如何影响到宋代道学的兴起做出具体说明:“道教的理论，经过唐末道士陈抟，在宋初有了发展。陈抟继承了道教的传统理论，又和传统的阴阳五行说的神秘部分相附会，制定了所谓《无极图》和《先天图》……陈抟制造了这些图，并把《无极图》刻在华山石壁上。这些实际上是他的无字天书。这些图由陈抟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把《先天图》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邵雍又把《无极图》传给周敦颐，邵、周两家对图各自进行了改制。邵雍写了《皇极经世》，解释了所谓‘先天学’，周敦颐写了《太极图说解》，解释了所谓‘无极而太极’。至此，无字天书就成了有字天书。这些无字和有字天书，被道学家或明或暗地继承下来，构成了宋代道学的部分理论基础。”16这种影响之所以在二程处不显，是因为周敦颐引用道家理论太明显了，二程不好意思承认他是老师，所以不谈什么《太极图》，也不谈什么“无极而太极”，但他们开始提出“理与气”、“道与器”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宋代道学的理论基础。17孙叔平先生不仅揭示出陈抟道教思想对宋代道学起源的影响，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这种影响在二程等人处并不明显的原因，这一观点后被学界普遍接受。陈鼓应先生曾多次提到，他在构思“道家主干说”18时，孙老《中国哲学史稿》中的这一观点给了他启发，也促使他继续关注道家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影响19。
今天，只有当我们重新回视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原点时，才能通过纵向比较更好地把握道家哲学研究的新特色。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20《中国哲学史稿》写作于“文革”后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因此，它有挥之不去的时代特征，但是，能够在那样一个学术萧条的年代，既从微观的角度对中国近百个哲学家进行个案研究，又从宏观上来把握历代哲学家所建构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由此来展示不同时代哲学家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创造，这为后来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主编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的写作奠定了思路和方法。
《中国哲学史稿》通过对道家人物的研究，特别揭示老子《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其内容涉及自然、社会、人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构起一个以“道”为本的博大精深、玄奥无比的思想理论体系，由此展示了共处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动荡社会环境中，道家这一群体与诸子百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为文化人提供了更多哲学智慧和生活选项，展现了道家对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影响。借用牟宗三先生之言:“观念的说明，理智的活动，高度的清明圆融的玄思，亦从他们那里开出。”21后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进一步拓展思路，不仅列入了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人物，还列入了一系列道教思想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成玄英、杜光庭、王嚞、丘处机等，从人物研究的角度将道教纳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
《中国哲学史稿》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研究复苏期出版的作品，虽然作者名之为“稿”，将之视为一部过渡性作品，但在当时实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哲学史研究犹如一种诠释学，它需要通过后代不断地对前代的回顾来呈现，而且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问题和诠释方式，这又为推进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稳定的研究环境，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无论是认识深度与广度还是研究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方法的运用都有了很大发展，促进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过去那种倾向于宏观叙事转向具体实证的微观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真可谓浩若烟海。道家哲学研究也因新资料、新文献、新方法和新范式的不断涌现而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展望未来，为推动道家哲学的创新发展，我们还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而走得更远，这大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
注释：
1、2、5、7、8、10、11、12、13、14、15.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4、140、147、253、267、228、385、434、492、494页。
3.《老子》第五十一章。
4.《老子》第二十一章。
6.《庄子·大宗师》。
9.《淮南子·天文训》。
16、17.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14页。
18.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19.陈鼓应:《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家学脉关系——兼论濂溪的道家生活情趣》，《哲学研究》2012年第2期。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2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