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 先秦两汉
• 魏晋隋唐
• 宋元明清
• 近现代
• 前沿动态
• 综合研究

论荀学复兴及其当代价值

发表时间：2023-02-23 11:09:56    作者：张明    来源：《东岳论丛》2022年第12期

 
［摘要］种种现象显示，荀学于当下渐趋复兴之势。反观历史，荀学曾经在中晚唐和清中叶有过两次“复兴”，但因“扬孟抑荀”的思想趋向及未解决“大本不立”的实质问题，荀学始终被贬抑。但是，从荀学的精神特质看，它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和务实性；从荀学的历史影响看，它以一种缺席而在场的方式影响了汉唐治世。当下的荀学复兴绝非偶然，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特别是儒学复兴以及党的工作重心第四次大转移为其提供了土壤。荀学复兴因此具备了当代价值：合乎时代之需，提供创新资源，提升文化自信。目前，从人性论与政治哲学，到当代新荀学的理论建设，以及世界影响等方面，显示出荀学复兴在“两创”中的潜力和可能性。
［关键词］荀学；复兴；当代价值；“两创”
 
   荀学复兴本身未必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运动，而是一种当下可见的、在学术领域中正在发生的现象。以笔者的观感，大约21世纪初以来，荀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及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并于近年有着急速升温的趋势。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呈现：一是参与荀学研究的队伍扩大。不仅早先致力于该领域的专家持续深耕，并且一批相关领域的学者也对此加以关注和涉猎；更令人瞩目的是，以荀学为题的博士、硕士论文也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展现出荀学后继研究队伍的壮大。二是荀学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多，且水平显著提高。依据通行的文献检索工具，我们可以有明显的感知：近二十年来发表的荀学论文、出版的相关专著，可能超过之前一个世纪的总量，而近十年又要超越前十年；且由于学术薪传、后出转精的缘故，其研讨的范围之广、探究的论域之深，也可谓前所未有，蔚为大观。三是荀学相关话题的讨论热度不减，新见迭出，使得该领域呈现出方兴未艾、持续升温的态势。其中诸如荀子人性论的问题，打破了两千年来单一的“性恶”说，产生了“性朴”说及其延伸性的观点，超越了以往“以孟解荀”的思维定式；而荀子关于礼法社会构建等政治思想也在“两创”背景下闪耀出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智慧之光，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
   总括以上这些现象，单纯从横向的古典学术领域来看，或许只可称之为“荀学热”，即在当下人文学术领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荀学的确称得起是一个热点。但称其为“复兴”，则要从荀学的历史着眼找寻依据。
     众所周知，荀学和孟学是继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后的两大分支，而自先秦以来两者“道同而术不同”1，彼此既有共通之处，也甚多扞格所在，乃至在后世产生了诸多未料的结果。大致而言，秦之后，直至唐代早期，以经学为主，孟、荀等子学尚未显扬，只是作为“六经”的辅翼。至中唐，以韩愈为滥觞，他称孟子“醇乎醇”而荀子则“大醇而小疵”2，孟学与荀学才逐渐成为受人瞩目的领域，而荀孟之别、孰高孰下，在其后也成为争论不休的议题。自战国末期以来历经千年之久，荀子和荀学被凸显出来并成为思想界、学术界热议的对象，这还是头一遭，姑且可称之为一次“复兴”。这次复兴的成果，除了上述对荀学的评价以及对荀、孟的比较之外，还产生了第一部《荀子》的注本，即杨倞《荀子注》3。
   按今存最早的宋台州刻本统计，杨倞的注本共计出校释之文三千四百八十八条，校注文字八万一千余字，超出荀书本文六千余字4，可见其用力甚勤。就其注释的水平而言，也颇为后世所褒誉，如《四库全书总目》就评价称“杨倞所注亦颇详洽”5。在杨倞的序言中，给予荀子极高的评价，认为“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之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6。这种评价代表了当时及其后唐、宋诸多儒者的看法。尽管杨倞本人深受韩愈的影响，在他所作的注中也多处保留了韩愈的见解，但在荀孟之别的问题上，却并未照搬韩愈所谓“大醇而小疵”的评荀之说。一方面，杨倞将荀、孟并举，一并视为孔子之后杰出的儒家大师，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标准，即“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荀齐号，起自汉儒，虽韩退之亦不免”7。另一方面，杨倞又承续了汉以来“先荀后孟”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这一千年中荀子的影响超过了孟子8，而甘心倾注全力为《荀子》作注的杨倞，其倾向性也因此表露无疑。不过，尽管杨倞的注无论在校勘训诂还是在文意疏通上都堪称范本，对荀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犹如今日学者指出的那般，他对《荀子》某些关键概念(如“伪”)的解释仍不得要领，甚或误解、错解，为宋儒攻击荀学留下了把柄，致使荀学再度隐没9。
   如果说发生在唐中晚期荀学复兴的态势能够顺利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很可能跟孟学一起，恢复先秦儒学的气象，两条进路并行，而在此后的历史中发挥其各自的优长，彼此互补，光大孔门。但颇为遗憾的是，自程朱理学兴起并直至发展为官方学说，尊奉孟学而贬斥荀学，树立“道统”而将荀子摒弃于外，致使荀学再次陷入低谷。作为孔子之后儒学的两翼舍去其一，只闻“孔孟之道”，不见“孔荀之道”，正统与异端门户森然，《孟子》升经而为科举拔士的典册，《荀子》则湮没无闻，直至清代中叶方有回响，距中唐又过去一千年。
   我们把这次集中爆发于清乾嘉时期，且断续迁延至晚清的运动称为第二次荀学复兴，这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但是此次荀学复兴运动与千年前的复兴运动情状有所不同。中唐以前，经学盛行，作为子学的荀学只是没有得到彰显，韩愈、杨倞等人对荀学的推动，是由隐变显，使荀学摆在了世人面前；而到了清代中叶，荀学已备受打压，甚至成为异端，重提荀学、重尊荀学，就是矫枉和正名，是历史的翻案，故而更具“复兴”意味。就其规模而言也非前代可比，不仅如汪中、卢文弨、戴震、钱大昕、俞樾、王先谦、章太炎等著名学者参与其间，且著书立说五十余种，远超前代著述之总和，可谓盛况空前。有推重“孔荀”而不称“孔孟”者(汪中)，有提议荀子重入孔庙从祀者10(凌廷堪、严可均等)，有一反韩说认定荀子“醇乎醇”者(郝懿行)，有提倡《荀子》同《孟子》一样升“经”者(俞樾)。而在章太炎那里，更是抑孟尊荀，称“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11，尊荀子为“后圣”。有清一代，朴学大盛，如卢文弨、谢墉、王先谦等朴学大师，专事《荀子》的注释、刊刻工作，在杨倞注的基础上，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在《荀子》文本的整理事业上做出巨大贡献。至今，王先谦吸纳诸家之言的《荀子集解》仍是读荀、研荀的重要参考文献。
   从时代背景来看，这次荀学复兴最初发源于明季儒家有识之士自觉的反思运动，即总结历史教训，对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的偏颇加以纠正，而将儒学引向经世致用，于是跟孟学相比，显然更关注现实政治施为、强调“外王”之学的荀学更加合乎此种旨趣，故而原先为程朱排斥的儒学“异端”，开始以正面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继而随着朴学的勃兴乃至鼎盛，考据家与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等狭窄的天地，而务求广博，举凡经史子集，乃至诸多杂学，无不列入朴学的范畴。既然有所见、有所识，就不能不有所思、有所想，加之荀学本就博大精深，交互作用之下，也就有了为数众多的荀学拥趸，遂引发了这场复兴运动。迨至晚清，西学东渐，形成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是再次掀起反思历史、自我批判的强大思潮，本就赓续不断的荀学复兴之光，又在此时成为焦点，历史仿佛回到了中晚唐以及两宋，尊荀抑孟者有之，尊孟抑荀者有之，荀孟并举者亦有之。
   但是，热闹归热闹，议论归议论，史上第二次的荀学复兴却在一片喧嚣声中重归沉寂。这不仅是因为清末民初惊天动地的历史变革，更大的噪音淹没了一曲孤调，而且在学理上，清代的荀学复兴运动也未解决自宋儒以来的困境与难题。“清代荀学复兴运动之失败，根本的原因是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并解构宋儒关于荀学‘大本已失’之基本论定。‘性’和‘伪’是荀子哲学的两大法眼，对二者的误读和误解，在导致宋儒得出错误论定的同时，也将荀学推向了一个千年衰微不振的困顿境地。”12由于此种局限，冯友兰所谓“接着讲”是接续宋明理学而讲13，并不触及荀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则言：“仁与义非外在者，而备吾人之守之行之也，乃真诚恻怛之至诚中即仁义之全德具焉，孟子即由此而言仁义内在，因而言性善。荀子于此不能深切把握也，故大本不立矣。”14“大本不立”正是程朱当年批判荀学的要害！众所周知，荀子言“性恶”，同时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这在宋儒的心目中就是荀学的大错特错之处。故而程颐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15朱熹接着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16直至明代理学家胡居仁也说：“荀子只性恶一句，诸事坏了。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17可以说，到了20世纪的上半期，有关荀学的评价又回到了宋代理学的原点。根本问题即荀子“性恶”论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探讨，未能达成圆满的解释，则是这场复兴运动失败的原因。但同时，也为当下荀学的再次复兴埋下了伏笔。
   综观两次荀学复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跨越了两千年历史长河的谜一般的存在。一方面，荀学虽然经历不同时代由不同原因造成的隐匿与沉默，但是总是能在某种机缘之下显示出它的价值而为人们重新发掘，因此可以说它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另一方面，尽管两次复兴运动都没有能够真正将附着于其上的灰尘擦拭干净，以呈现出它的思想光辉与深刻内涵，但是这正如某种宝藏一般，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探宝者和历史解谜者不断前往探寻，以期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正如笔者在本文开端所述，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新一轮的儒学复兴运动正在展开，路正在我们的脚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则要从荀学的内在特质及其历史影响与形成当下荀学复兴的外在环境说起。
     自《史记》为荀、孟并传始，就奠定了“荀孟并举”的格局，直至今日治先秦儒学者，凡谈荀必谈孟，而论孟也少不了论荀。因此从荀、孟之别来谈论，最能凸显出各自的特质。一般而言，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重“内圣”，荀子重“外王”；孟子讲“王道”黜“霸道”，而荀子不仅王霸兼用，且吸收法家学说，隆礼而重法，种种差别因文献可征，已经成为学界之共识，乃至常识。但是，二者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真正对后世产生了何种影响，借以显示其特质，即以思想史的视角来观照此中奥妙，这是我们的重点。
   孟学自不必说，程朱奉其为道统正宗，阐发其心性之学而为宋明新儒学，及至成为官方学说，遂为明清数百年的主流思想。但是荀学呢？问题就较为复杂。一方面，荀子曾在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祭酒，“最为老师”18，据说先秦典籍“五经”都由他的学生传授下来，虽经秦火而不至堙灭，他的贡献最大，所以被奉为后世经学的鼻祖。但是另一方面就颇为吊诡，荀子不仅传授古代经典，还有保存他自己独特思想的著作传世，为何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谈论荀学自身的创见并加以研究呢？笔者以为，这需要从外在与内在两个角度来探讨。
   从外在来看，汉唐时代是经学的时代，研习“五经”是治学乃至干政的基础方式，无论是汉末郑玄遍注六经，还是唐初孔颖达等人奉敕编纂《五经正义》，其他诸子之书都作为“经”的辅翼，类似于“传”的地位19，故学者以“经”为主，宁可自己撰述，也不会舍本逐末，专攻先秦子书。
   从内在看来，荀学实质上影响了汉唐时代的政治趋向。荀子在战国末期吸收了法家思想，采取礼法并重、王霸兼施的策略，以实现“大一统”的目标。后世诟病荀学者，除“性恶”论之外，就是荀子援法入儒的思想，如朱熹就斥之为“全是申韩”20！按先秦儒家与法家虽有不同，但未尝没有相融之处，二者同样致力于建构某种国家社会治理制度，用当下话语来说，大致可各自归为德治与法治，彼此颇可借鉴融通。所以先秦时代大部分时间里，儒、法两家实际上少有违和。如孔子对法家的先驱管仲、子产大加赞誉21；孟子批评墨家和道家，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22；而荀子在批判的基础上对诸家特别是法家思想的优长加以吸纳，遂成为战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儒法之争，源自周秦之际23，而实际发生于汉武时代。由于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以儒家思想取代西汉前期法家及黄老之术，儒家借以上位，为巩固自身地位以及为汉帝国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将矛头指向了法家与秦政，而对秦统一战争及其治国方略的设计与实施有着巨大影响的韩非和李斯，皆受业于荀子，这也为后世贬抑荀学埋下了祸根24。
   然而即便在儒家战胜法家成功上位之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汉朝皇帝，并未在治国之道的实质上完全倒向汉儒一端。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以为证，当倾心儒学，抵制刑名法治的汉元帝(时为太子)向父亲汉宣帝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之时，“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25作为汉帝国的根本制度，实则兼用王霸、求为实用，这正是合乎荀子的主张。我们以宣帝所揭示的“汉制”来反观荀子，荀子为何要积极吸纳法家思想？其出发点是对具体历史时代的清醒认识，其政治思想是依据这种认识而担负时代的使命，而其要务则是为时所用、取得实绩。荀子使秦，观其山川、民风、吏治、朝廷，不禁感叹其霸业有成，然而又指出其短板在“无儒”，即缺乏王道教化。但是，王道固然是作为儒家追求的理想状态，霸道仍然有其合理性，因其乃时代之需，“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荀子·强国》)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荀子可谓独具慧眼，甚至可称为政治预言家。他敏锐看出，秦国虽然具有种种有利之势，但是单纯以法家学说为指引的霸道，或可逞一时之威，然终须兼以王道来弥补，儒胜法，或以儒为主以法为辅的政治时代也必将到来。这就是从汉宣帝口中无遮拦地道出的“汉家自有制度”。相反的是，汉元帝之后，专任儒生，及至“民选皇帝”王莽上位，一味恢复周朝旧制，反而酿成祸乱。我们说汉代传经，荀子是鼻祖，众多儒生信奉古经由而复古，也算托荫于荀子。然而，作为传经老师的荀子，与《荀子》书的作者，尚须做一番区分。荀子传经，但不唯经，他重“礼”，重其实践以及在政治上的实际价值。仅学习书本知识而不懂得实践，在荀子看来就是“陋儒”，而食古不化，“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荀子·劝学》)。比诸汉儒胶柱鼓瑟，荀子更倾向于量体裁衣。他是从时代的实际状况出发，而非刻板地以书本知识做参照，开创性地援法入儒，杂用王霸之策，实质性地奠定了秦汉大一统，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的治国策略。后世或称其为“阴法阳儒”，帝王之术，有贬损之意；但我们如果抛开这种带有成见的评价，依据实际的政治现实及其所展现出的成效来看，儒法之间的结合，确乎为汉唐治世的创立提供了有效的思想基础，甚至如当下所言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才是最为正确的治道。
   钱穆说：“汉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则志在为‘真儒’。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轲。”26实际上，汉唐儒家求为善治的态度无需上溯孔子周公，究之于荀卿即可。荀、孟之别在“善治”与“真儒”上就可做一番裁判，而汉唐儒学与宋后期勃兴的理学，就分别承续了荀学与孟学的特色。如果我们按照现代新儒家惯常的说法，把受孟学影响的宋明理学称为“道德理想主义”，那么也可以对应地把受荀学影响的汉唐儒学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对于汉唐儒家来说，是否严格地恪守原始儒家的观念，并排斥其他学说以求“醇乎醇”，绝非其真正的追求。而如何依据时代之需，参与政治实践并获得“善治”的成效，才是其向往的目标。其间，至于援引何种别家的思想资源，以充实自身的不足，因时通便，则并未在他们头脑中设置障碍。
   这一点，甚至在“扬孟抑荀”始作俑者韩愈身上也有着相应的体现。韩愈的“扬孟”与其说是对孟学的接受，不如说是对孟子部分思想的嫁接移植为自己所用，而其目的则是政治上的务实态度。韩愈面对的中唐政治现实是佛教、道教大行其道，蛊惑皇帝乃至权贵官吏，致使朝纲紊乱，经济凋敝，儒家及其维系的正常国家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出于力挽社稷倾颓、维护吏治民生的儒者，韩愈辟佛老、树道统，并从孟子那里找到了有效的思想资源。其一是以孟子“距杨墨”为自己“辟佛老”来辩护：“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27可以想见，在佛道二教大行于世，苦于无法抵抗的时刻，韩愈是怎样以欣喜之情看到了儒学先辈孟子的那番慷慨陈词，“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而其二，他又从《孟子》卒章28中见到了儒家“道统”的影子，承续其言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9作为“粗传”者的韩愈自己，自然要奉孟子为祖师，肩负起延续儒学命脉的职责。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对于孟子，韩愈几乎采取了完全的实用主义态度，为了达到现实政治目的而片面截取了孟学可为所用的几条观点；至于被程朱视为“大本”的“性善论”等等，在韩愈那里则如同视而不见，甚至还专门作《原性》篇，大谈“性三品说”，无怪乎朱子之后学再论“道统”的时候，连韩愈都给赶出门墙。由此而见，从表面来看韩愈虽然扬孟抑荀，将孟子赞许得无以复加，但从精神实质来看，他还是那个追求“善治”，秉奉政治现实主义的荀学精神的继承者。李泽厚有言，“举孟旗，行荀学”，他安在朱熹身上似乎未必恰当，而安在韩愈身上大致是没错的30。
   以笔者观之，尽管荀学因为种种原因在汉唐时代长期没有被摆在历史的桌面上，但是荀学的内在精神实质却影响乃至指引着汉唐儒家的政治追求和政治实践，因此可称之为“缺席的在场”31。虽然经历了历史上两次不同情形的“复兴”运动，而又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花果凋零，种子不死，一旦遇到适合的土壤与雨露，荀学再次焕发生机的时刻也必将到来。
     当下荀学复兴，有赖于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特别是儒家文化复兴的热忱，同时也是历史走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结果。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华夏文明的发展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其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存续问题构成了焦点。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和极端思潮在这个古老的大地上不断回旋往复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政治平复、社会平稳的状况下，人们才逐渐以一种较为平和的心态，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试图通过取精去粕的批判眼光来恢复古代文化传统的优秀一脉，一时间“国学热”“传统文化热”逐渐升温。
   最为高光的时刻，莫过于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最高领导人前往孔子故里，并在其后多次就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做出指示。其中，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32。这种对儒家思想优长之处高屋建瓴式的概括，提供了带有实质意义上的儒学复兴的推动力，同时也为荀学复兴带来了重要转机。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角度，王学典认为，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工作的重心经历了四次大转移，而第四次大转移就是从十八大以来的“以民族复兴为纲，以信仰、精神、伦理、秩序、规则重建为中心”，“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反传统走向礼敬传统，从崇奉西方价值到确认重建自我历史主体性的节点上”33。近十余年来荀学成为热点乃至焦点，与这第四次大转移同步同调，并且很明显地在重建自我历史主体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东风已经具备，时机已经到来，那么如何解释荀学较之其他儒学诸门于当下显得更为耀眼，更具热度，因此可称为“复兴”？应当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其一，就荀学精神实质而言，更为合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点特征。荀学是先秦儒家与法家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的产物，在保持儒家主体的基础上，善于汲取法家等学派的优长，因而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荀学是中国历史由战国分裂走向秦汉统一的时代产物，其精神内核在于顺应时代前进之需，谋求社会发展更新，因而具有乘时通变的创新性；荀学不但追求个人道德提升和社会教化功能，还汲汲于治国理政的方针与实践，因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务实性。三者之中，儒门其他各派或有一二可取之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荀学三者兼备，集其大成，是故儒学复兴之大业，从荀学入手乃是一条康庄大道。众多学者专家将目光转向荀学，不能不说是被荀学这种博大而完备的思想体系所吸引。
   其二，作为党的第四次工作中心的转移，特别是作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代使命，荀学复兴成为理所当然的突破口。荀学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蕴含，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还经历了两次“复兴”，然而由于某些成见和偏见，导致其在中唐之时复而不兴，有清一代兴而不复，始终处于暗昧不彰的状态中，巨大的思想宝库有待发掘开采。这一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今日所言的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以及儒学复兴，既不同于百余年前的中西文化之争，也不同于千余年前的荀孟学派之争，而是站在现代的立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省察与重估，这是我们的前提和出发点，因此毫无必要困守于古人的成见，甚至必须打破这种牢笼，才能将被淹没于历史流沙中的思想菁华与精神活力释放出来。荀学堪称其中最大的样本。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沿着宋明理学“接着讲”的孔孟之道，即便有所成就，也不免重叠复沓、缺乏新意，而荀学则更像一片新垦地，丰厚肥沃，有待来者开掘播种。学术研究追求的价值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在于研究领域的可开发度，荀学无疑提供了这样一种资源，着实大有可为。
   其三，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是互为表里、两相对应的概念，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重现其价值，发挥影响，必然带动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而作为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荀学之复兴，也必然促进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儒学的影响也不绝如缕，然而历史发展有曲折，儒学影响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康有为认为：“唐以前尊荀，唐以后尊孟。”34正如前述，荀学发挥其影响，在历史上是秦汉隋唐，以孟学为奠基的理学，发挥其影响则在宋元明清，两相比较，后者与汉唐气象难以相比，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文明发达、文化输出，以及文化自信最为恢弘的时代。尊荀，也必然是对汉唐盛世文化的推崇，是对宋明以来文化的重审。在当前倡导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的风气下，如何选择，如何判别，何去何从，孰优孰劣，也须得经过一番分析和讨论，但是，笔者以为，荀学是自然要列入席中、要在场的。
   综上而言，荀学的复兴在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中显示出极为重要的价值。它不仅因为具备儒学开放性、创新性和务实性而更合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精神追求，而且因为长期埋没于历史偏见、亟待重新发掘，而具有矫枉纠偏、正本清源的学术创新价值，还因为其所代表的盛世文化象征，而更具思想魅力，引发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新一轮展开的荀学复兴，自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真正向着现代世界敞开其价值内涵，在优秀传统文化整体复兴的思想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在“两创”方针的指引下，拂去两千年之蒙尘，焕发古代智慧之光，重现中华民族盛世气象。
     正如开篇所言，当下的荀学复兴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而是在具备了上述内在与外在、历史与现实的种种条件和因素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现象，并且作为当下传统学术的研究热点和生长点，荀学复兴正处在方兴未艾、大有可为的进行时态中。处于其间，我们虽然尚不能概括其全貌与全程，但是就其行进至此而表露出的某些特点，倒可以做一番描述。
   其一，从人性论到政治哲学。宋儒扬孟抑荀，最关键之处就是指斥荀子的“性恶论”，因之不合乎他们尊崇的孟学“性善论”，就被贬为“大本不立”，陷荀学为异端。清代虽有相当一批儒者褒扬荀学，意欲翻案，但就因为这“大本”的问题始终解释不清，最终也只落得草草收场，孟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家一脉相承，仍占据着传统儒学主阵地。因此，要想重振荀学，要想为清代荀学复兴运动续脉，必须在人性论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而这个突破性事件恰恰发生在21世纪的初期。代表性的成绩有：周炽成等人借鉴日本学者儿玉六郎所提“性朴论”的思路，否定了长久以来单一“性恶论”的观点；路德斌则从分析“伪”这个概念出发，澄清了杨倞注的误解，纠正了历来“以孟解荀”的偏见。荀子人性论问题就此引发诸多学者的关注与参与，或各抒己见，或各执一词，虽然至今争论未见平息，但是今人对荀学的看法已然超越了古人，“大本”初立，风气一新。随之而来，或者说并行不悖地，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受到重视，并加以重新阐释，林宏星的相关研究即具有代表性35。一时之间，荀学升温，炙手可热，遂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一场荀学复兴运动遽尔产生。
   其二，以“新荀学”比“新孟学”。“新孟学”可以代指宋明理学以及“接着讲”的现代新儒家，孟子的心性之学是其理论的基石，其思想进路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也包括对荀学的态度。但是或因时代变迁，思想开放，更或由于荀学自身的魅力，在相同的土壤中也萌生出“新荀学”的新芽。作为当代“新荀学”首倡者的台湾学者刘又铭，在详细周虑地分析了荀学之优长后，“呼吁所有觉醒了、自知自信了的荀学自我人格，一起来为一个真实有力、开阔厚实、复苏与再生了的荀学而努力！当代新荀学是真正属于当代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与全体大众的，而不是只属于精英阶层的少数儒者的，它就是当代新儒家荀学派的当代新荀学”36！当代新荀学的提出，是对当代新儒家现代性困境的一种积极并可能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案，而在大陆荀学渐趋升温的情形下，这一观念很快受到大陆儒家学者的关注与欢迎。以荀学驳孟学，把蒙尘千载的荀学重新拉回思想的竞技场，以当代新荀学的旗帜来呼吁更多学者乃至大众的关注，继续推动荀学复兴，乃是儒学传统文化实现“两创”的极佳之路。
   其三，兼“民族化”与“国际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儒家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也日趋热烈，荀学的复兴一方面固然是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在文明对话中注入活力焕发新生。从国际化的角度看，荀学早在上个世纪就被西方世界所认知，受到极大关注并引发研究热情。从早期的德效骞到后来波士顿儒家，都将荀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时至今日而不衰，其热度远远则超过了孟学。从荀学复兴的角度看，这种事情的发生或许是一种良好的刺激，建立在文明互鉴和文化对话的基础上，荀学显然具有更大的潜力和更多的可能性。
 
注释：
1.路德斌：《荀子与儒家哲学》，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10页。
2.(唐)韩愈：《读荀子》，载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2页。
3.张明：《杨倞〈荀子注〉之得失及其思想史影响》，《东岳论丛》，2018年第7期。
4.王天海：《荀子校释·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91卷，子部，儒家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0页。
6.(唐)杨倞：《荀子序》，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页。
7.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1页。梁书在此句后特意注明“见《进学解》”。韩愈《进学解》云：“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48页)说明韩愈对荀、孟的评价还有另一面。可参考拙文《论韩愈的荀学观》，《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8.周炽成：《从先荀后孟之说看汉唐荀孟关系以及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9.路德斌：《一言之误读与荀学千年之命运——论宋儒对荀子“性恶”说的误读》，《河北学刊》，2012年第5期。
10.荀子被罢祀孔庙发生在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史·志第二十六》记载：“嘉靖九年，……于是礼部会诸臣议：‘……至从祀之贤，不可不考其得失。……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罢祀。……’命悉如议行。”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298－1300页。
11.章太炎：《后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原刊《实学报》(第二册)，1897年9月7日出版。
12.路德斌：《荀子：“心伪”与“大本”——从清儒荀学研究的不足看当下荀学复兴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邯郸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13.冯氏云：“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见氏著《贞元六书(上)·新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页。
14.牟宗三：《名家与荀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32页。
15.(宋)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2页。
1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4页。
17.(明)胡居仁：《居业录·心性第一》，《胡居仁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18.(汉)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修订本，2013年版，第2852页。
19.(汉)赵岐《孟子题辞》：“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意即除《五经》外，《论语》诸书被视为“传”，所立学官为“传记博士”，至武帝时皆罢黜。(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页。
2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5页。
21.孔子称管仲为“仁人”，《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称子产为“惠人”，《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22.《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23.《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较为明确反儒。
24.张明：《荀子与韩非及法家关系诸问题：一种观念史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25.(汉)班固：《汉书·元帝纪》，(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
2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周程朱子学脉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27.(唐)韩愈：《与孟简尚书书》，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88页。
28.《孟子·尽心下》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有乎尔。”
29.(唐)韩愈：《原道》，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
30.台湾学者刘又铭称韩愈等为“孟皮荀骨”，角度不同，大意相仿。见刘又铭：《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
31.参见拙文《荀学历史与荀学复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1日第2版。
3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
33.王学典：《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与文化自信的提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34.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有为学术著作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5页。
35.限于本文主旨与篇幅，仅只选取在这场荀学复兴运动中着手早、代表性强的学者举例。
36.刘又铭：《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