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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逌的理学思想与中国少数民族儒学

发表时间：2023-02-09 20:11:41    作者：杨翰卿 叶堃    来源：《民族学刊》2022年第1期

 
［摘要］清代乾嘉年间的广西壮族进士刘定逌，官至翰林院编修，其“追踪濂洛关闽”，潜心性理之学，“细把工夫问孔颜”，于壮乡故里热心授徒、传扬儒学，在岭南少数民族儒学中独树一帜，为儒学在我国壮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融合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他以一位少数民族之儒的观念特色，发挥并继续产生着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资源意义。
［关键词］壮族；刘定逌；理学；“读书穷理”；中国少数民族儒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关系的历史发展研究”(13＆ZD059)阶段性成果；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杨翰卿，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和宋代哲学、儒学与少数民族哲学文化；
叶堃，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41
 
   儒学是壮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清代乾嘉进士刘定逌的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壮族儒学，构成为我国岭南少数民族儒学的精彩篇章。刘定逌被誉为“粤西第一流人物”①，其“追踪濂洛关闽，直窥《大学》真传”，潜心性理之学，在我国儒学尤其少数民族儒学中独树一帜。刘定逌坚持体用统一、和会朱陆，重视践履的理学思想观念及其教育实践，为壮族地区和整个广西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促进了壮区的儒学传播和儒学在壮族哲学文化中的融合演进，对于当今发掘我国少数民族儒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思想资源价值和现实意义。
     刘定逌生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的广西思恩府武缘县(今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旧称葛圩)。从宋元之际其始祖刘禄起，至刘定逌世，刘氏家族在武缘葛阳计有十三代400多年的历史，经元、明、清三朝，刘定逌的家族逐渐融为武缘的壮族先民群体，他的十一世祖刘永宽于明朝洪熙年间升为土副巡检，此后世袭其官。［1］5至清代康乾之世的刘定逌，由于受到家族先学、岭峤儒风和时代思潮的浸染影响，于乾隆十三年(1748)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京城近10年，当时年龄为27－37岁之间，正值他思想形成和确立的阶段。由于科考的体制和导引，刘定逌置身其中并深得浸润滋养的无疑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同时，受时代理论思潮的影响，刘定逌的儒学思想离不开清代儒学所呈现出来的一定理论的感染，如和会程朱陆王与笃守朱学的儒学观念，刘定逌就是在这两种学术观点的影响下完成其儒学思想塑造的。他在《重修武缘县儒学碑记》中提出，要“追踪濂洛关闽之学，直窥《大学》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真传”，鲜明地显示了其追慕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之思想目标。当然如果进一步审视，刘定逌的儒学思想与清代理学家对宋明理学有差异和对立的诸派，采取不作分辨的兼容的态度，也可以基本判定刘定逌这位壮族儒者儒学思想的性质，即“不再具有处于理学进程中的那种历史的和理论的感受，而是站在理学进程的终点上，将理学作为一个已完成的、成熟的整体来认识和接受的。……在这个理学完成的、终点的理论角度上，清代理学家观察到的是，理学尽管‘诸说纷纷’，但旨在论证、维护儒家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的目标则是相同的；尽管出现过以程朱和陆王为代表的两派明显的差异与对立，但其于完成儒学的道德实践，则是相容的、互补的。”［2］555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刘定逌的思想，应该是充盈着朱学笼罩、理学演变和壮乡民族文化特色的汇聚。刘定逌的曾祖和父辈，多为明清间的进士、秀才、学正或儒学训导等，具有以儒传家的传统。就一般的明清儒士而言，其思想观念是受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打上时代思潮影响的烙印，加之还有一个好歌、善歌的壮族文化土壤，刘定逌成为一位理学为主且葆有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儒者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自乾隆至道光的不足百年间，刘定逌、张鹏展、韦天宝、郑献甫先后由科考而中进士，大多服膺理学，可谓清代广西壮族四儒。依年齿和影响而论，四人中刘定逌均居其首。因此通过刘定逌，大致可以窥见清代壮族儒者对于儒学的思想理论贡献及其特点。刘定逌著有《刘灵溪诗稿》《论语讲义》《四书讲义》，可惜这些文献已散佚不存，现尚存《读书六字诀》《三难通解训言述》《罗衣古寺碑记》《重修武缘县儒学碑记》《灵水庙碑记》和诗数十首等。刘定逌的著述如果保存完整，或许其儒学的思想观念体系能够反映得更加完整全面。刘定逌在《重修武缘县儒学碑记》中提出：“追踪濂洛关闽之学，直窥《大学》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真传。”这种思想倾向表明他阐发儒学或曰其与儒学的观念渊源，主要是宋明理学的濂洛关闽之学。
   其一，“有体有用”、体用统一的自觉观念，与不辨朱陆、和会朱王的思想特色。体用观念在我国传统哲学尤其儒学中由来已久。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想观念。在各种“体用相即”“体用一源”“体用不二”的学说中，刘定逌主要是追踪程朱理学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或者说也切近宋初胡瑗的“明体达用”理论。刘定逌于受聘桂林秀峰书院山长期间，撰《三难通解训言述》，②发挥其父“读书穷理”“学做好人”的训言，阐明宇宙间的完人即“有体有用”之人。为学立志就是要立这样的志向，“此志一立，如白日当天，魍魉潜形。到得日新月异，而岁不同，自有上之一机。上之，不愧为天地之肖子，为宇宙间有体有用之完人。”［1］194刘定逌把“完人”的形象和目标确定为“有体有用”，其核心显然是“体”的观念。何为“体”？刘定逌说：“仁义礼智，是自身本来的法，是自身本来的理，是自身本来的情”“学者须见得此理，本自平铺把这一念，渐渐消磨，这念消得去一分，道理愈见得大一分，直向上去，方识得孔门万物一体之家法。”又说：“体人情，岂不贵哉？然要非存天理，则体人情或近于偏。非体人情，则存天理或流于伪。是天理之所以存，即人情之所以由体，要非格物知至者，不能此。”［1］199，187“本来的理”“见得此理”“存天理”，体现着刘定逌宗尚程朱理学的理本论立场，这个“理”也就是本体之“理”。与此鲜明相对，刘定逌批评指责“孟浪庸材”则是“一日之内，自朝至暮，饱饱闷闷，昏昏沉沉”“把自己生来至虚至灵之本体置之无用之地”。这种人，“如已槁之木，已死之灰，一点真元，竟成顽石”，为“人世间一废物”。［1］194刘定逌“虚灵本体”“一点真元”的观念，尽管含有陆王心学“天理良知”“心之本体”甚至佛道的某种影响，根本上说还是程朱的理道本体、事象为用的观点。而在由体及用、“体用一源”上，程朱陆王又是别无二致的。朱熹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3］4又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3］16王守仁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4］47由此可以看出，在朱熹理学和王守仁心学中，本体论和工夫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理本论和穷理的工夫论之间，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的“工夫即本体、本体即工夫”的工夫论之间都有逻辑上必然的联系。刘定逌虽然在思想观念的根坻处，尽管不辨(或不欲辨、不能辨)朱陆、朱王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但其论述指向很明显地是在由体及用，重在“明体达用”。刘定逌教育壮区生徒的基本指导思想主以明儒家六经四子之道、以道为体、明道成用的思想理路，也是比较明确的。这在他的“读书穷理”工夫论思想中，就更为显见。
   其二，“读书穷理”、进学致知的工夫理论，和“静”“虚”“知止”“学做完人”的圣人精神境界。刘定逌所追踪的“濂洛关闽”之学，即理学。理学的宏论大旨，总其要是“在一种周延的本体观念背景下，儒家的终极追求或最高的圣人精神境界被诠释为与本体为一。那么，如何使精神达到‘与理为一’‘与物同体’的境界？理学的另一主题——道德修养方法即‘工夫’凸显出来。”［2］491程朱理学的修养方法或工夫基本上就是程颐提出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5］188，简言之即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两个方面。刘定逌在修养方法或工夫论上直接地是承继其父“读书穷理”“学做好人”之训，或者说通过“读书穷理”而达到“学做好人”“完人”的目标，实际上也即“道问学”的“读书穷理”“进学致知”和“尊德性”的“涵养居敬”“立志立身”两方面。如此，刘定逌最终将其归结为朱熹所称为的《大学》之三纲八目。刘定逌说：“人之所以为人，学也。学之为道，何也？其事貌言视听，其性仁义礼智，其情喜怒哀乐，其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文易、诗、书、礼、乐、春秋，其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其施自身而家而天下。《大学》所谓‘明德’，新民止至善者是也。”［1］207“明德、新民、止至善”的三纲领，基本属于“尊德涵养”方面，“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八条目中特别是格物致知，应该说则是偏重于进学致知的方面。刘定逌说：“读书穷理，以明其志。循规蹈矩，以习其义。一日之内，自旦而昼，而夕而夜，立定课程，循序渐进。读正经之书，习正经之学，存正经之心，交正经之友，行正经之事，讲正经之话。毋畏难，毋苟安，毋因循，毋姑待，毋旁杂，毋间断，毋妄语，毋多言。”［1］194这样地坚持不懈，即便是愚恶庸顽之人，也可为之“立下一剂极简便之良方，苦口之良药，待他本人徐徐咽下，滴入心头，猛然有觉，自呻自吟，自怨自艾，陡然发出一身大汗而愈。”［1］195刘定逌的这些论述，明显地渗透着程颐“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5］188的儒学理论。在工夫论上，刘定逌更多地秉承程朱，而且对于程朱的“进学致知”和“居敬涵养”两个方面，尤其强调“进学致知”“读书穷理”；于“居敬涵养”上，刘定逌的观念意识一方面重视孔子之“三难”，另一方面又有综合周敦颐和其他思想成分的迹象。刘定逌说：“周子曰：师道立，则善人多。记曰：师威然后道尊，道尊然后人知敬学。”“理见得真不真，事行得是不是，书读得熟不熟，自家心里本自明白，何曾欺着别人，只是怕自己本来明白的一点真知，却被自家私下隐瞒过了这个关头，学者须要着力打得破，才识十载下手工夫。”［1］200，187仍然强调的是“读书穷理”“积累贯通”之要。对于成圣成贤、学做完人的修养目标，刘定逌的论述则显示出不同的思维理路。他说：“人不学，不知道。读书之要有二：曰静，曰虚。静，非守寂之谓也。静，则身不浮而能安。静，则心不躁而能虑，工夫总在知止而定。诸葛武侯曰：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广其才，非静无以成学。又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为得之。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远仁，只是从此静中，千锤百炼而出。虚，则不自满，就正有道，而能谦，而能受，则学日加益而不自知，书所谓谦受益者也。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只是从此虚字，日积月累而成。此尤是学问中大头脑，识得时，便是一生受用不尽处。”［1］190就观念形式来说，刘定逌之“静”，显然从周敦颐而来；其“虚”，则不能不说是借鉴了佛学。然而其“静”“虚”的思想内涵，却是刘定逌的阐释，既不同于周敦颐，也异于佛教，但又有染于佛学的观念内涵。这里稍作申述。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就曾出现过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态势。其中就有在理论观念上兼容综合三教思想为特色的学术思潮或风气。如南北朝时梁朝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从中即可略窥见佛学观念渗入的情况。《论语·先进》记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皇侃《义疏》中显示了几种有分歧的解释：(1)“屡，每也，空，穷匮也。颜子庶慕于几，故匮忽财利，所以家每空贫而箪瓢陋巷也。”(2)“空，犹虚也，言圣人体寂，而心恒虚无累……而贤人(颜回)不能体无心或时而虚”。(3)“颜特进(按：颜延之)云：‘空非回所体，故庶而数得’”［6］279。大体上可以判定，皇侃第一种解释属汉儒古训，第二种解释乃玄学之见，第三种解释在皇侃《义疏》中归属第二种解释，实际上，此乃是一种与玄学有别的佛学的训释。颜延之所体之“空”于此处未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但他曾和南朝宋画家宗炳一起共同与何承天辩论，所以可以认为，宗炳所明确表述的“空”义，也就是颜延之的观点。“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者皆空也，垂荫、轮奂。处物自可有耳，故谓之‘有谛’；性本无矣，故谓之‘无谛’……亦如惠子所谓：‘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晲。’死、晲之实，恒预明于未生、未中之前矣……故颜子庶乎屡空，有若无，实若虚也。”［7］190宗炳这里以“性本无”训释“空”，乃是东晋南北朝时中国佛学般若空观的观念，以此“本无”之“空”来诠释《论语》颜子“屡空”之“空”。从理论归属上看，实际上已经跨出“虚心无累”之“空”的玄学范围而进入佛学的藩篱。［2］396作为清代壮族的儒者刘定逌，视“静”“虚”为读书之要，且以“有若无，实若虚”训解“虚”，可以看出，其借鉴梁朝宗炳之说，又以“虚心无累”的玄学观念来说明程朱理学中“读书穷理”的读书之要，这种染佛而非佛的思想观念，恰恰是理学的基本精神。进一步说，刘定逌“读书穷理，以明其志”的终极目标，乃是“学做完人”，他既继承其父训“学做好人”的思想指引，又升华、跨越到不仅是“学做好人”，而且要通过“读书穷理，以明其志”而达到“上之一机”，成为宇宙间“有体有用之完人”，在精神境界上则源于其父而至于宋明理学的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之儒了。
     刘定逌于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回到广西，先后被聘为广西的秀峰书院、宾阳书院、阳明书院、葛阳书院的山长，历时数十载。其间刘定逌传扬儒学的努力体现在：著《四书讲义》《三难通解训言述》《读书六字诀》，为书院撰写发扬儒学精神的联语，赋诗抒发自己的儒学情怀，撰写《儒学碑记》等。其为桂林秀峰书院撰联称：“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向六经四子中，尚论千古才识千古大文章。”［1］175其《隆安江上遇梁生乔楚赋赠》诗云：“时温论语两三句，日课童蒙四五人。莫谓山中无事业，等闲教书即经纶。……本来面目认清吾，四子六经是楷模。白日青天放眼孔，斩钉截铁做工夫。”［1］173《写怀》诗曰：“万仞山头万仞山，层崖绝壁小心攀。要从万仞山头立，细把工夫问孔颜。”［1］179如此，体现出刘定逌以壮区儒学教育为事业，教育生徒于儒学中“做工夫”的明确价值取向，以儒学四书六经为教育内容，按照儒学价值观念、理想人格育人树人的鲜明施教理念，以儒家进德修业、读书穷理、心性修养为基本原则，亲历亲为制定学规提出方法诲人不倦的高尚授业风格。清乾隆间进士、后为两广总督的大学士蒋攸铦在《刘灵溪先生墓铭》中述论刘定逌辞别京城、返还桑梓，教书育人的成就说：“先生……载书五车而归。授徒乡里，潜心于穷理尽性之学……延主秀峰书院，以明善复初，改过徙义为训诲，而于孟子三反，曾子三省，颜子四勿，孔子四毋，尤兢兢焉，乃知天之不竞其用，固所以靳其名，而适所以成其学也。”［1］231今有对刘定逌评论说：“刘定逌通过教学活动在壮族地区传播汉文化和儒学，促进了壮族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时，又通过自己的研究探讨，对儒学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阐释。……其流风余韵，为其子弟及后学所继承发扬，出现了不少以品德才学名世的文人学者。”［8］390－391也就是说，刘定逌作为一位壮族儒家学者，在壮族地区从事儒学教育和传播、培养出包括壮族子弟在内的品学兼优人才，这是刘定逌在我国壮区对儒学融会发展的一种贡献。
     客观来看，刘定逌或又非系醇儒，其思想观念流露渗透着佛道影响，具有“虚空”“空无”“坐忘”等心境，表现出他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的思想特征。刘定逌《夜坐》诗二首曰：“夜静天机寂，心虚万物空。可怜堪作伴，明月与清风。”“潇洒微尘外，空虚一物无。残灯还照我，兀坐老团蒲。”《偶得》诗云：“夜坐乾坤大，闲中日月长。虚心观造化，物我一齐忘。”《读书吟》诗中也表白：“读书何所乐，乐在读之心。读到忘言后，旷然无古今。”［1］172，173从刘定逌的这些诗句中难以感受到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接受了佛道的某些思想观念，但佛家“虚空”、庄子“坐忘”或“物我两忘”的观念显然嵌入了刘定逌诗作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刘定逌儒家思想之外的一些佛道观念。当然，尽管释氏的“空”“虚”之论并不是浅薄、简单的妄论，而是注入了它的从感性经验到本体论论证的全部的非常细密的理论智慧，是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核心，在理学形成之前一直是儒家对佛学的批判中所无力触及的。至于庄周之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其思维水平和理论内容都堪称是“最高”者之一。更何况刘定逌已是身处清朝乾嘉儒学步入到经历过宋明理学消化了佛道之后的“清学”时代了，其受“追踪濂洛关闽之学”的学术旨趣所指引，那么在思想观念中吸纳佛道的某些思想理论内容，就不难理解了。或者说刘定逌作为一位少数民族的壮族儒者，与其他少数民族儒者一样，大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儒释”或“释儒”的观念特征，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迄至清代，在壮族文化、岭南儒学有了显著跃迁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理论环境之下，刘定逌置身清代儒学包括清代新经学和理学之末的精神氛围，以孔孟为宗、理学为范，受宋明理学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培雍熏染，树立了强烈的本体、工夫思想意识，“追踪濂洛关闽，直窥《大学》真传”，潜心穷理尽性，强调要做“有体有用之完人”，把“读书穷理”“立志立身”“细把工夫”作为立论宗旨，定学规，述家训，撰儒碑，实现了对孔孟儒学尤其宋明理学的阐扬，成就了授徒乡里培育人才的文化教育实践。刘定逌的儒学显明地体现着清代理学对宋明理学中出现的诸种理论分歧，采取兼容的学术态度或理论立场。如果聚焦于我国少数民族儒学尤其壮族先儒之学，刘定逌及其儒学无愧于“粤西第一流”，其孜孜矻矻、精诚育才的教学实践，培养了大批包括壮族子弟在内的生徒人才，广泛深入地传播儒学于壮乡，对于进一步提升壮族精神文明、促进壮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思想影响、人格风范、流风余韵，既为其子弟及后学所继承发扬，而且可以说至今犹存，不减于当初。
   刘定逌是壮族士子学人中有贡献于儒学的典型代表之一，与清代广西张鹏展、韦天宝、郑献甫几位壮族士人的学术思想一道，共同汇成了壮族儒学的主体，在岭南少数民族儒学中独树一帜，与我国明代以来形成的江门心学相辉映。清代与刘定逌齐名的广西上林壮族进士张鹏展，曾在广西壮区的秀峰书院、澄江书院、宾阳书院任山长，推扬儒学；张鹏展的壮族弟子韦天宝，清嘉庆进士，著有《士先器识论》，阐发朱子明德居敬、格物穷理之旨；晚清鸦片战争前后广西象州壮族进士郑献甫，一生大多在岭南或桂林、象州等壮区从事儒学教育，著有《四书翼注》等，也是一位代表我国壮族在哲学和文化上发挥发展、弘扬促进儒学的重要学者。至于在壮族的哲学和文化领域内，还有一些不务科举或榜上无名的隐儒，其对于儒学在壮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扬发展，同样做出了诸多贡献。历代壮族的士人儒者往往倾其毕生之力，为儒学在壮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融合发展，儒学与壮族哲学文化并蒂花开、连理叶茂，增添异彩。就我国岭南两广的儒学而言，明代广东的江门心学有陈献章、湛若水等弘扬光大，其影响甚至可比于姚江阳明心学；然而，清代广西的刘定逌到郑献甫，其儒学尤其能够足以作为代表我国壮族儒学理论水准的思想成就，不无遗憾地说，却几乎是隐而不彰，其实际产生的对于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意义，今天看来，就更加弥足珍贵，值得发掘和重视。
   如果把刘定逌作为清代儒学的理论表现，其思想观念当然也难跨时代窠臼。本来，理学历史上主要理学派别理论观点的差别与对立，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十分明晰与重要的，因为围绕这些差别与对立的论辩曾经是推动理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因素。刘定逌也与清代儒学中和会程朱陆王的一些学者一样，至于宋明理学诸派所倡所论，诸如本体之为理、为心、为气；修养工夫之主敬与主静，或穷理与发明本心、随处体认、致良知等，皆有所见，皆为入门工夫，殊途同归，而皆可入于“精微”“至于道学”。所以才有刘定逌的“追踪濂洛关闽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主以程朱理学，兼容并包，不计朱陆，不辨“主静”与“主敬”，而且还可明显地看出，刘定逌对于张载关学的疏忽和乏陈。正因为此，把刘定逌置于清代儒学或理学中来审视，尽管其同样也吸收了佛道观念，但未能建构起一种缜密的思想体系，来更好地贡献于至少说在壮族社会或壮族先民地区的文化发展，这对于一个从岭南少数民族地区而成其学的壮族儒者来说，可能就有些近乎苛责了。
 
注释：
①原载黄君钜、黄诚源《武缘县图经》，此见政协武鸣县委员会编《壮乡鸿儒刘定逌》，广西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②刘定逌父刘立轩(名王珽，字迁玉，号立轩)，曾撰《三难通解》训教刘定逌等子辈，刘定逌任广西秀峰书院山长时，以其父曾训教过自己的《三难通解》为基础，述而广之，授之于书院生徒，故名《三难通解训言述》。“三难”者，指《论语》“三难”：一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二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三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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