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发表时间：2023-02-04 22:53:38 作者：何俊，吴洁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何俊，吴洁
[摘要]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关键词]章学诚；朱熹；陆九渊；性情；风气；识裁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绵延八百年之久的一大公案。清儒章学诚对此公案有一经典评论：“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1]262此一评论常为后来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章学诚论朱陆异同的思想内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阐发。[2-4]因此，下文拟从性情、风气、识裁三个方面详述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
一、性情：“高明”与“沉潜”两种类型
钱穆曾指出，“从学术史观点来讲学术”[2]253是章学诚治学的一大特点。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945的历史考察，章学诚能从问题本质上指出学术纷争的症结所在。在他看来，宋元以来，学者们讨论朱陆异同不外乎两种态度：一是“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二是“勉为解纷，调停两可”。[1]262前者严分朱陆异同，导致门户之争的不断升级；后者主张“和会朱陆”，但是却掩盖了问题的真相。简言之，两派都不了解朱陆所以同异之关键，刻意“存异”或者勉强“求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异同的问题。因此，章学诚认为他们“皆多事也”，徒增纷扰而无济于事。
章学诚强调朱陆是“千古不可无之同异”，“千古不可无”的依据在于性情。在章学诚看来，人们从事何种类型的学问研究，本质上是由各自的先天性情所决定的。《文史通义·博约中》云：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1]161-162
人们在读书受教的过程中，既有入门之初便已确定而终身不可改变的东西，即“天性”；又有突然有所感触而不自觉歌泣的情况，即“至情”。“天性”是由个人主观气质所决定，“至情”则受外在环境影响而感发，但它们都是为学过程中必然产生且不能被改变的因素。章学诚将两者合称之为“性情”，并强调这是人所特有的“美质”。对此，余英时认为这是对现代心理学上所谓“认同感”(sense of identity)的一种描述。[3]78“性情”作为一种心理“认同感”，学者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
其实，就思想渊源而言，章学诚并不否认他的性情论“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1]165。不过，与阳明学所揭示的“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不同，章学诚所讲述的“性情”强调的是认知主体，即他是在认识论的视域来讲性情对于学问取径的先决性。从知性的角度观察，章学诚认为人的性情主要分为“高明”和“沉潜”两种类型。《文史通义·博约下》云：
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1]165
山口久和指出，章学诚所说的“高明”与“沉潜”出自《尚书·洪范》的“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其含义借鉴了《论语》中“狷者”和“狂者”两种人格类型，并强调“高明”表现为综合的主体知性，“沉潜”表现为分析的客观知性。[4]184-185“高明者”能够直接洞达事物的本质，“沉潜者”则有赖于循序渐进的积累。从实践经验来看，“高明”和“沉潜”也接近顿悟和渐修两种不同的为学路径，学者应当根据自己气质之所近去择善而从。
事实上，《洪范》和《论语》都是讲三种德行，“刚克”“柔克”之上是“正直”，“狂者”“狷者”之上是“中行”。那么，章学诚为什么不讲“正直”“中行”的最高德行呢？章氏有言：“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论知言，以为生心发政，害于其事。吾盖于撰述诸家，深求其故矣。”[1]416换言之，他认为在官师分职、治教分途的时代，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能见到的性情类型只有“高明”和“沉潜”两种。《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云：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1]477
两汉以来的撰述传统主要表现为“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两种形式。它们本质上属于“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性情的具体表现。章学诚强调，“高明”与“沉潜”如同昼夜寒暑一般交替而生，它们并非彼此孤立存在的事物。如果将这两种性情相互循环而更替成一年之时序，那么就会带来两相需求之益处；如果将这两种性情各自对立并且严格划分界限，便会造成两败俱伤之弊病。简言之，“高明”与“沉潜”在人类完整的知识路径与表征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那么，章学诚发明“高明”与“沉潜”两种性情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他的治学经验。他在《家书三》中说道：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初亦见祖父评点古人诗文，授读学徒，多辟村塾传本胶执训诂，不究古人立言宗旨。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5]92
章学诚以庾信《对酒歌》“春水望桃花”一句的诠释为例，指出清人吴兆宜的注解只是根据《月令章句》交代了此诗创作的时节背景，其父亲①的评论则能揭示出此诗追求的审美意境。受其父亲指点后，章学诚乃发现自己的治学特点是“高明有余，沉潜不足”，即长于义理发挥而短于训诂考证。但他认为“高明”的性情虽有不求甚解的缺失，但却能够窥见古人学问之大体，并不完全逊色于“沉潜”的性情。由此，章学诚便将“沉潜”“高明”由个人性情联系到“博”“约”两种不同的治学方式。②
朱熹和陆九渊“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差异，体现的正是“沉潜”和“高明”这两种不同的性情。《文史通义·朱陆》言：“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相为厉也。”[1]262章学诚指出，对于朱陆异同的理解，明了其源于学问性情之差异，可以做到“交相为功”；不明了其源于学问性情之差异，故而只能“交相为厉”。“荀子曰：‘辨生于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1]262朱陆后学的问题在于未能厘清朱陆学术的差异根源于性情之不同，故只会陷入门户之争的窠臼。同样，调停朱陆纷争的学者也没有意识到“高明”与“沉潜”之殊致，不能理解朱陆异同的存在是思想史上的必然结果。
相较于以往的学者，章学诚从“高明”与“沉潜”的角度分析朱陆异同，更能看出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基于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的立场，章学诚揭示了这一现象存在之客观依据，即“天性”与“至情”是人天生具有且不可改变的。正如余英时所言：“在这个新的解释之下，朱、陆异同的旧有的道德内涵，无形中已被挖空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知识内涵。”[3]81故此，从“高明”“沉潜”的性情角度审视朱陆之学，明了其为“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是章学诚破解朱陆异同的第一步。
二、风气：“循环衰盛，互为其端”
基于性情的殊致来分判朱陆之学，本可以从源头处化解朱陆异同。但朱陆异同之所以会成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是因为后人囿于风气所趋而导致的门户纷争。章学诚说：“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5]62学术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必然导致门户纷争。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末学受风气影响，各倚门户，由此产生相互激荡的论学纷争。章学诚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批评此种风气道：
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5]224
由于学者性情的先天差异，学问的流别自然会有不同。如果一定要强分门户、互相攻讦的话，那么义理、考证、词章都有各种偏失。唯有以“通人”的眼光去观察，才能将义理、考证、词章合归于道。朱陆后学之所以会陷入门户之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囿于风气之偏。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5]84由此便导致了义理、考证、词章等各种学术风尚的交替演变。在《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章学诚对风气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说：
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5]84
“循环衰盛，互为其端”是古往今来学术风气的基本特征。遗憾的是，学者们并不明白学术风气是偏而不全、时势所趋的一种短暂现象；反而陷入其中，相互攻讦，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在章学诚看来，这种“守器而忘道”的状态对学者来说是一种可悲的学术境地。与章学诚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清代学者凌廷堪。钱穆就曾指出，凌廷堪《与胡敬仲书》一文，“论风尚流变，极似同时章实斋”[6]553。但凌廷堪虽也揭示“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7]194的现象，但并未深入探究背后的缘由。章学诚却循此风气为端，进一步探求其缘由，他在《文史通义·天喻》中说：
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1]310
所谓“其所以然”的根本原因，在章学诚看来，乃是学者们为学之心术未醇，即“有争心”。他说：“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1]367受血气形躯的肉体存在影响，学者们在论学过程中难免存有争胜之心，由此便会导致“好名之习，渐为门户，而争胜之心，流为忮险”[5]642。为了克服这一学风流弊，章学诚主“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5]85，即回归于道之本真状态，才能不被盛衰往复的学风所裹挟。
基于风气论的诊断，章学诚认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的朱陆门户之争，实质上就是风气循环往复的一种表现。《文史通义·习固》言：“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1]260朱陆后学关于朱陆异同的价值评判，并非出自内在的真知灼见，而是源于外在的习气固执。就他们本人的学问造诣来看，“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1]262朱陆后学以“道问学”与“尊德性”分判朱陆异同，其实只不过是各倚门户的风气偏好罢了。章学诚进一步质疑道：
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1]262-263
章学诚发现，攻击朱子的学者，在思想上并不具备陆王之“空灵”；排诋陆王的学者，在学问上也不具备朱子之“繁密”。这些热衷于门户之争的末流共同特点皆是束书不观、空谈性命，即本质上都属于“伪陆、王”。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曾写道：“程、朱之学，乃为人之命脉也，陆、王非不甚伟，然高明易启流弊。若谓陆、王品逊程、朱，则又门户之见矣。”[5]393虽然他本人倾向于“高明”独断之学，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为学方式容易产生流弊。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把朱陆末流都归结为“伪陆、王”是出于对风气流弊的深切体察。
章学诚的这一总结，具有浓厚的知识论倾向。在他看来，“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1]263，究其原因乃是“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1]263。以智识主义为导向的朱子学兼该本末，没有陆王之学高谈心性的空疏流弊。故此，章学诚强调：“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黄、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则自无暇及于门户异同之见，亦自不致随于消长盛衰之风气也。是则朱子之流别，优于陆、王也。”[1]263真正的朱子学者以实学为依归，不喜空言立事，自然无暇于朱陆异同的纷争，也就不会随着风气盛衰而消长。
要而言之，朱陆异同之所以会成为一大学术公案，直接原因是后人囿于风气所趋而导致的门户纷争。朱陆后学受争胜之心的影响，并不理解朱陆异同本质上源于“高明”与“沉潜”两种性情之殊致，反而不断党同伐异，相互攻讦，由此掩盖了朱陆问题的真相。章学诚感叹说：“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5]62可见，洞悉“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气，知道其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是章学诚破解朱陆异同的第二步。
三、识裁：“独断于一心”
“性情”和“风气”是导致朱陆异同产生及后人纷争聚讼的两个根本因素。章学诚认为，要真正摆脱此二者的束缚和限制，则有赖于每个人所特有的分析鉴别的“识裁”能力。章学诚指出，“风气所趋，偏而不备，而天质之良，亦曲而不全。”[5]85时代风气和个人天质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现状。但他同时强调，“然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其道易入。”[5]85这里所提到的“良知良能”便是具有“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他在《文史通义·说林》中系统说道：
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于去伪，而慎于治偏，则可以无弊矣。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亦可以无欺于世矣。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不足言学，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1]355-356
在章学诚看来，仅凭借学问文章或聪明才智，并不能够匡正当世的学术风气。只有发挥每个人所特有的“识裁”能力，即树立去伪存真、治偏求全的为学态度，才能准确诊断时代风气和培育个人性情。当我们具备这种为学主体性的自觉之后，便可以真正做到“升沉荣辱，审乎定命，则风尚有所不必徇也；天生五材，各有所利，则本质有所不可诬也”[5]696。也就是说，“识裁”能力既是克服时代风气的必要手段，也是挺立个人性情的内在条件。因此，是否具有“识裁”能力便直接影响到学问境界之高下。“识裁”的能力从何而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中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470
章学诚指出，自孔子作《春秋》以降，中国史学的宗旨就在于发明笔削之义。这不是仅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记述历史事实而已；而是为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探究历史意义所在。因此，治史者必须要拥有“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超越绳墨类例的经验束缚，探求天人之际的根本真谛，否则“史无别识心裁，便如文案孔目”[1]775。不过，这种“识裁”能力并非轻易便能获得。《文史通义·申郑》言：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1]464
虽然《春秋》包含“事”“文”“义”三个面向，但孔子最重视的是具有载道性质的“义”。因为“事”和“文”只是“义”的形式载体，“义”才是“事”和“文”的价值目标。章学诚强调：“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1]171但遗憾的是，自从司马迁、班固以来，史学家缺乏“识裁”能力，只是追求“其事其文”。只有千余年之后的郑樵才有志于寻求“义意”，且他的见解甚至远在司马迁和班固之上。③而孔子作《春秋》所重视之“义”，也即是章学诚一再强调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3]258-259，显然是用来衡量古今学术的重要价值尺度。
基于“识裁”能力重要性的认识，章学诚对于朱陆异同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在《文史通义·朱陆》中说：“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不分也。”[1]262由性情差异所导致的学术分途，在孔子弟子那里就已偏而不全。朱陆后学的悲哀在于他们并不知道这一问题的本质。“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动心者，不求义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权舆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义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1]263-264在章学诚看来，朱陆后学对于朱陆异同的讨论，缺乏了然领会于心的真知。他们以朱陆之是非为是非，在见识上远不如告子的自得之学。
当然，所谓“独断于一心”，绝非主观的自我呈现，而是必须基于事与理的。④章学诚认为，如果明白古人“即事言理”的观念，就不会有朱陆异同的是非争论。他说：“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1]262脱离具体的事物凭借空言来论是非乃宋儒讲学之流弊，而这正是导致争论朱陆异同的根源。章学诚在《<四书释理>序》中更详论道：
宋儒专门说理，天人性命，理气精微，辨别渺茫，推求铢黍，能发前人所未发矣。然离经而各自为书，至于异同之争，门户之别，后生末学，各守一典，而不能相通，于是流弊滋多，而六经简明易直，古人因事寓理之旨，不可得而知矣。[5]206
三代以来的“因事寓理”的传统，在宋儒那里有所脱落，离开经典去言说义理的讲学方式，必然导致门户异同的纷争。职是，章学诚强调朱陆后学“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1]524。如果学者本着《春秋》经世的理念，言之有物，不尚空言，那么各种是非争执也就必然不存在了。
综上所述，在如何破解朱陆异同的问题上，章学诚指出由于“性情”和“风气”是不可改变的现状，学者要具备去伪存真、治偏求全的“识裁”能力。只有为学的主体性真正得以确立，才能发挥个人性情而不被外在风气所影响，由此从智识主义的视野超越朱陆异同的论学分歧。钱穆总结章学诚的论学渊源曰：“夫必既贵专门，又尚通识，先本性情，归极大道，而后风气循环，乃有以默持其运于不弊。”[6]449可见，发挥“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了解朱陆异同的本质问题所在，是章学诚破解朱陆异同的第三步。
四、结 语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1]524在章学诚看来，朱陆异同之所以长期没有妥善解决，是因为学者们对朱陆问题的缘由与本质缺乏深入理解。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殊致的性情差异，从而导致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两种路径。就朱陆本人的精神特质而言，这是“千古不可无之同异”；而朱陆后学则是陷入“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气中讨论这一问题，对立抑或会通的做法都是徒劳之举。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历史公案。
应当指出，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是清代浙东学派内部的一种转折性观点。在明末清初以来的各种学案体著作中，总结朱陆异同是书写理学史的一项重要工作。[8]就浙东学术传统而言，以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为依据，调和朱陆异同是其基本立场。黄宗羲在《象山学案》中，沿袭王阳明“早异晚同”的观点，刻意缩小朱陆学问性格的差异：
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9]2113-2115
而全祖望也以朱子“去短集长”之说为据，希冀消弭朱陆异同的价值纷争。他在《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中有言：
予尝观朱子之学出于龟山，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久当自然有得，至其以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是即陆子践履之说也。陆子之学近于上蔡，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至其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即朱子讲明之说也。斯盖其从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学之全，则未尝得其一而遗其一也。[10]1003
黄、全“勉为解纷，调停两可”之说，在章学诚这里有一本质的转变。尽管他点出浙东学术的宗旨是“宗陆而不悖朱”，但他认为浙东学术的根本精神是“言性命必究于史”，这一精神更贴近于“即器明道”。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下》指出，汉唐儒学的弊病在于“溺于器而不知道”，而宋儒的问题则是“舍器而言道”，他们都不明白孔子所讲的“性与天道”，是“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为明道也”。[1]140可以说，章学诚是站在一个贯通的学术史的立场上来谈朱陆异同。故此，他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再批评朱陆后学“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1]524。虽然章学诚晚年追认自己是陆王后学，但他实质上已超越了理学之藩篱。其论朱陆异同并不是从本体论的视角，就心、性、理、气等命题展开讨论；而是从知识论的立场，探究性情、风气、识裁三者在这一问题中的地位与价值。这无疑具有浓厚的智识主义特征，也是他在朱陆异同论上所以超迈前人的关键原因。
注释：
①钱穆认为引文中“祖父”应指章学诚父亲，本文采纳他的观点。详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51页。
②山口久和指出，章学诚《浙东学术》篇中所断言的著名命题“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实际上是高明与沉潜这两种知识活动类型的个体表现。见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③章学诚曾评价说：“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6页。
④“裁定以心”在啖助新《春秋》学有明确指意，其依据一在安社稷，二在从众心愿，由此二者又互为表里。见何俊：《历史表象的背后——啖助新<春秋>学的意识指向及其张力》，《哲学研究》，2020(1)：57-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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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M].王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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