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山：方旭东教授新著《周敦颐太极图讲记》评析
发表时间：2023-09-22 12:06:58 作者：孙宝山 来源：
方旭东教授新著《周敦颐太极图讲记》评析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孙宝山
2019年8月30日，我参加了方旭东教授的《新儒学义理要诠》新书座谈会并作了发言。2022年1月，旭东教授出版了《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我为该书撰写了书评。今年七月，旭东教授又在法国巴黎出版了《周敦颐太极图讲记》，四年出了三部书，大有追赶陈来老师的态势。
旭东教授新著《周敦颐太极图讲记》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图》与《说》并重、象数与义理合璧。学界以往对《太极图》重视不够，详于《说》而弱于《图》，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经有了《太极图说》，《太极图》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旭东教授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工夫去搜集《太极图》的各种版本并加以细致的考证，指出最早的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的太极图存在两点错误：一是第三层“五行”部分，被画成了带有一点正方形感觉的图；二是五行圆圈之间的连线，少画了一道。他还着重指出了“理学丛书”点校本《周敦颐集》卷一和点校本《朱子全书》第十三册《太极图说解》存在不符合朱子《太极解义》定本原貌的讹误：
一是朱子《太极图解》的插图，或因底本、参校本后出，传刻致误而点校者不辨，或因个别图案本来指代不同，尺寸大小或形状勾画之别又过于细微而点校者未识，造成与朱子原本相异；二是朱子《太极解义》的文本，或原有小注而点校本未录，或因底本、参校本中存在非朱子原本、恐为后人所改的字句，点校本未能辨别而照录。这些成果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对今后重新整理出版《周敦颐集》和《朱子全书》都会起到勘误的作用。在精密考辨的基础上，旭东教授提出《太极图》的五层其实是周敦颐为了分析太极本体而画出来的，每个图都各有侧重，五层图不应理解为是先后的阶段，而应是逻辑分析的不同层次，《太极图》的每一层图都包含了太极，五层图是共时性的、同时存在的，之所以命名为《太极图》，是因为图所围绕的中心是太极。这就改变了以往以宇宙论理解周敦颐太极理论的定式，《太极图》已经蕴含有本体论的意义，只是隐而未发，经过朱子的阐发才完全展现出来。
关于《太极图》与《太极图说》， 旭东教授多次提到存在“断裂”：《太极图》主要讲天道，《太极图说》前五章是对《太极图》的文字性再说明，第六章到第十章才是它的重点，主要讲人道，这部分内容是《太极图》未能表现出来的。这种“断裂”实际上意味着《太极图说》的后半部分即人道部分已经脱离了《太极图》，是周敦颐的独自发挥，也是其最具创造性的精彩之处。《太极图》到底出自何家并不重要，它只是激发了周敦颐的灵感，使他由天道而悟出了人道，由太极而建立了人极。如果是仅仅谈论天道，周敦颐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地位，他说的这一套理论前人都有过探讨，董仲舒就曾提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其天道论的基本架构是一气→阴阳→四时→五行即一二四五，而周敦颐天道论的基本架构是太极→阴阳→五行→四时即一二五四，只不过将次序由“四五”调整为“五四”。周敦颐能成为理学鼻祖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的天道论，即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建立了以太极为最高范畴的宇宙论体系，而在于他从天道论顺势推演出了人道论，由太极而建立起了人极，并进而提出了主静的工夫论，使“圣可学”（《通书·圣学第二十》）成为一种切实的可能。当然，人极部分是没有图的，直到明末刘宗周才画出《人极图》，并作《人极图说》。刘宗周最尊崇的宋明先贤就是周敦颐，他所画的《人极图》是照着《太极图》来的，只是略加改动而已，并不是接着《太极图》来的。至于《人极图说》则是依照《太极图说》来阐释心性的，实际上《人极图》的有无是无伤大体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极图》并不是必须的，《太极图》也只是启发了周敦颐的思维，为他提供了发挥的由头，其真正的创造性体现在人极部分，而《通书》就是侧重谈人极的，可以说是对《太极图说》的进一步展开。
旭东教授此书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朱证周”，即从朱子《太极图解》当中寻求周子《太极图》之标准样式的内证。《太极图》流传版本众多，何为标准样式，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朱子的《太极图解》是把周敦颐的《太极图》化整为零地拆成一个个图形加以解说的，通过将朱子《太极图解》当中的分散诸图合并，就可以得到完整的《太极图》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富有创见的新思路，此书的突破性也正源于这一方法的创新。“以朱证周”主要是就《太极图》而言的，但在义理的解说方面，此书很多也采用了朱子的解释，与《通书》的结合不太紧密，“以周证周”显得不足。如关于“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中的“五性”解释，书中说：“这句话当中的‘五性’，与前文的‘五行’、‘五气’相对应，其实就是‘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后来又被称为‘五常’”。这实际上是采用了朱子的解释：“五常之性，感物而动。”周敦颐在《通书》中对“性”有明确的解释：“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通书·师第七》）他将“德”释为仁、义、礼、智、信即五常：“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第三》）结合《通书》可知，《太极图说》的“五性”并非朱子所说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而是指刚、柔、善、恶、中，周敦颐认为刚善、刚恶、柔善、柔恶皆有所偏都不好，只有达到中才得其正是好的，他说：“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把“五性感动”解释为刚、柔、善、恶、中的表现，才能与下面的“而善恶分”连贯起来，并与接下来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相符合。如果把“五性感动”解释为仁、义、礼、智、信的表现的话，下面的“而善恶分”就很难理解了，“五常之性”的表现怎么会出现善恶之分呢？朱子用“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来解释就更令人费解了。关于周敦颐以太极为本体的理论模式问题历来争讼不已，旭东教授认为《太极图说》有非常强的把宇宙生成归到“气”的倾向，气论的成分非常明显，它明确五行、万物都可以归到太极，又暗示太极和阴阳、五行都是气，但是朱子作《太极图说解》，很大的贡献或用意，就是把气论扭转到道论或“理论”，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气本论”一转而为“理本论”。如果根据《太极图说》，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论的确气本论的色彩非常浓厚，但是如果联系《通书》以“诚”为中心的理论模式，理本论也自有其来源，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太极。如果将《太极图说》与《通书》结合起来，是否可以更为大胆地说太极是气的存在，具有“诚”的性质。这样的话，以“理”解“太极”即“以朱解周”所导致的理有动静、理生气等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无极与太极的问题也是历来争论的焦点，旭东教授根据表述相似模式和版本调查提出了一个很不正统的看法：“既然‘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可以理解为：五行是从阴阳变化而来的，阴阳是从太极变化而来的。那么，‘太极本无极’，按照相似的模式去理解，就应该是：太极是由无极变化而来的。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在说‘无极而生太极’”。“‘自无极而为太极’应该是‘无极而生太极’的一种传走样了的版本。我个人意见比较倾向，周敦颐原文应作‘无极而生太极’。当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敦颐和朱子的差异就非常大了。”《太极图说》的首句存在版本的差异，朱子所认同的“无极而太极”在表述上显得有些别扭，“自无极而为太极”也有些模糊不清，“无极而生太极”最为清晰明快，但很明显落入了道家“无生有”的窠臼。这些不同版本的差异，到底是周敦颐自己所作的修改，还是后人整理刊刻时所作的改窜，到了朱子的时候就已经无法确定。我认为这些差异的产生很可能反映了周敦颐在撰写《太极图说》时面对“无极”与“太极”这一关键问题的犹疑不定，但到了撰写《通书》时就很明确了，太极就是最高的存在，无极这一提法甚至被放弃了，只有像“混兮辟兮，其无穷兮”（《通书·动静第十六》）这样对太极所作的描述。无论“无极而生太极”最初是否出自周敦颐本人，如果结合《通书》，这都不能说是其最终的定见。
旭东教授在书中还特别提到汉学训练的问题，认为“治中国哲学史，汉学的训练不可缺”，并慨叹现在众多研究者缺乏基本的汉学训练，这导致大量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始终在一种低水平的层次上重复，而很多大学都没有开设“中国哲学史料学”的课程，现在北大好像也没有这个课了，想在哲学系里面稍微弥补一下汉学的训练都做不到。其实，由朱谦之、冯友兰等开创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基本上属于中国历代哲学史料介绍性质，并不会起到多少汉学训练的作用。汉学方法需要悉心学习、长期运用才能掌握纯熟，不是靠上一二门课就能解决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对于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汉学训练真有这么重要吗？不是有创新从误读开始之说吗？旭东教授从他极为重视的版本问题对此予以了解答：“如果你的兴趣是做某种哲学研究，这些问题是可以不考虑。”“中国受到现象学研究影响的很多学者，认为他看到的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在讨论‘存在’或者所谓的‘生存论’：王阳明是这样，王船山也是这样。所以，对他们来说，王船山《读四书大全》前后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 care 这些事。实际上，他们研究王船山也好，研究张载也好，研究孔、孟也好，其实差不多都是在‘自说自话’。”“具体的哲学家，船山也好、张载也好，其实都是一回事；因为他感兴趣的更多是文本向他呈现出来的哲学的意涵，尤其是从他自己的某种哲学观点出发所看到的东西——他可能把所有的文本都按这种哲学观点加以解读。”“但是，假如你的目标是研究某位哲学家，比如，讨论王船山的思想，而不是某一种哲学。”“假如你更关心：王船山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王船山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你可能就要先从版本开始了。”旭东教授在这里对哲学研究与哲学家研究的方法加以了区分，如果是基于某种哲学观来对文本进行解读，那么版本问题无足轻重；如果是对某位哲学家的思想进行研究、对其文本进行精密解读，那么版本问题至关重要。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也存在异本问题，《序》中关键一句话就有“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和“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的差异，“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是出自编排刊刻者的改窜，“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才是黄宗羲的原文，而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于版本未加细究，以“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对黄宗羲思想进行评价，造成了很大的误解。目前，学界大多从事的是哲学家研究而非哲学研究，要想取得高水平的出色成果，像版本、校勘、考证之类的汉学训练是不可或缺的。旭东教授出自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安徽，又得陈来先生亲炙，汉学方法运用自如，宋学方法得心应手。此书既体现了其扎实的汉学功底，同时也洋溢着宋学精神，可以说是汉学与宋学结合的上乘佳作。
四年前，我在旭东教授的《新儒学义理要诠》新书座谈会上特别指出，该书将生命体验融入到儒学义理的阐发当中，并非仅仅是进行学理探讨的等闲之作，并期待今后能有不受现今学术论文呆板模式限制、更加灵活多样、富有实感的著作问世。不知旭东教授是不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此后两部著作《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周敦颐太极图讲记》的视野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一般的学术著作迥然不同。这两本书都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的论述清晰明了、生动活泼，就像面对大众讲课一样，绝无通常学术著作的晦涩难懂，并且穿插师生课堂谈论，有如古代儒者给弟子讲学一般，这是对孔孟、程朱、陆王等圣贤传道授业方式的很好的继承和发展。2002年，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黄俊杰先生出版了大著《深扣孔孟》，在付梓前，承蒙黄先生发来《目次》及《自序》，有幸率先拜阅。此书也是在通识课程讲稿的基础上经过增删修订而成，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像这样灵活多样、富有实感、化故为新的佳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