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获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源恺优秀著作奖”，由上海易顺公益基金会资助出版

作者：杨泽波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ISBN: 978-7-5732-0620-6

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以孟子研究名世，这一部《性善之谜——破解儒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杨先生孟子研究的总结。本书共收文章三十七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伦理心境”的概念，对良心进行哲学诠释；二是创立三分法，打破以往理性、感性二分法，创立欲性、仁性、智性三分法，进而发现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三是以价值选择关系为核心，还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与此相应，分为四类编排，“部之一：以伦理心境解说良心”收录十篇文章，呈现第一个方面的成果。“部之二：发现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和“部之三：还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分别收录八篇文章，呈现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的成果。“部之四：余论”也收录十篇文章，呈现对他人孟子研究的评论。《真幸运，我找到了那个神奇的“三”》是一篇回忆性文章，有一定综括性，收录进来以代结语。

杨教授认为孟子的“性善”就是“良知”。有学者将“良知论”比作儒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杨教授就是要攻克这一难题，故书中论析良知最多。另外，分析孔孟不同，把孟子还原出来放在儒学发展进程的适当位置，并把后来“尊德性”和“道问学”，心学与理学的分歧还原到孔孟那里，令人耳目一新。

1993 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姜广辉在《孔子研究》第1期发表了一篇短文，名为《良知论——中国哲学王冠上的明珠》，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作家徐迟在有关陈景润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个比喻，认为数论好比是数学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王冠上的明珠。我们可以把同样的比喻用于中国哲学，那么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王冠，什么又是王冠上的明珠呢？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而我认为，心性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王冠，良知论是王冠上的明珠。

据我所知，这是学界第一次将心性之学比作中国哲学的王冠，将良知论（其实就是性善论）比作这座王冠上的明珠，认为摘取这颗明珠的难度堪比数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介绍了陈景润不畏艰险努力攻克数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这篇文章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现在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当时在社会上的传播力度之大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了数学研究有一个顶尖难题叫哥德巴赫猜想，知道了中国有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知道了陈景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向这个高地攀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此之后，人们常常将各行各业的顶尖问题比作哥德巴赫猜想，职业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为“七七、七八现象”中的一员，由于经历特殊，我1986年34岁时拼死拼活才赶上末班车，进入复旦大学跟随潘富恩先生读硕士，较我的不少同龄人要晚很多，有的甚至差了十年之久。入校后很快就确定了以性善论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当时这样做想得并不深远，多少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未曾料到它的潜力是如此之大。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答辩也很顺利。1989年直升攻读博士学位后不久，有一天突然对自己的硕士论文发生了怀疑，深感不满，重打鼓另开张，以全新的姿态重新踏上孟子研究的漫漫征程。1992 年到1993 年，我发表了三篇有关孟子的文章，分别是《孔子心性学说的结构》《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及其影响》《从义利之辨到理欲之争》。这三篇文章今天看来虽然略显“青涩”，但确定了我之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我后来整个的孟子研究可以说都源于这三篇文章。读博期间能够有如此心得，撰写如此质量的文章，回想起来，还是很为自己骄傲的。

我的孟子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孟子三书”（《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之中。这三部著作各有侧重：《孟子性善论研究》专门研究孟子性善论，向儒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起冲击，最为重要；《孟子评传》将范围扩展到孟子的生平以及思想的各个方面，是对孟子的全面研究；《孟子与中国文化》采用“大家做小书”的方式，把前两部成果通俗化，专为社会上的青年朋友而做。在这期间包括后来从事其他课题研究过程中，我陆陆续续发表了六十多篇与孟子直接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一直存在电脑中没有整理，直到近来出版了《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和《儒学谱系论》，基本完成了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工作后，才得空考虑将其编排修订出版。

我多次讲过，我的孟子研究有三个方面是发前人之未发，而后人很难改易的：一是提出伦理心境的概念，对良心进行哲学诠释；二是创立三分法，发现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三是以价值选择关系为核心，还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与此相应，本书收入三十七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部之一：以伦理心境解说良心”收录十章文章，呈现第一个方面的成果；“部之二：发现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和“部之三：还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各收录八篇文章，呈现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的成果；“部之四：余论”收录十篇文章，呈现我对他人孟子研究的评论。《真幸运，我找到了那个神奇的“三”》是一篇回忆性文章，有一定综括性，收录进来以代结语。这些文章前后相隔时间较长，收录本书时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以保持表述和风格的一致。此外，还有二十多篇文章，或因只关乎孟子生平考辨或因内容重叠，未收入本书，仅以附录形式列篇名于书后。

姜广辉将良知论比作儒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对我是很大的激励。我花费十年苦功研究孟子，就是立志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又用了近二十年时间研究牟宗三，再后来全力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重点虽有转移，但眼睛一直盯着这个目标，心里一直揣着这个念想，从未放弃。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有了自己的系统理解，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交了自己的答案：

人之所以有善性，是因为人有良心。人之所以有良心，首先是因为人作为有生命的类的一员，天生有一种生长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决定人可以成为自己，而且有利于其类的绵延。孟子所说的“才”大致即相当于这种生长倾向。另外，受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影响，生长倾向会进一步发展为伦理心境。伦理心境是后天的，但又有先在性，承担着道德本体的功能，遇事不需要新的学习，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做。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来源有别，但实为一体，生长倾向一定会发展为伦理心境，伦理心境也必须以生长倾向为基础。要而言之，良心即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孟子牢牢把握住了良心的先在性，大讲“我固有之”，开出了心学的先河，为儒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只以“才”论性善，不了解良心的主干部分是伦理心境，这又是其思想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系统中只有欲性、仁性两个部分，与孔子欲性、仁性、智性的三分结构不同，其所达成的只是伦理之善，而非道德之善。孔孟心性之学的这一分歧是两千多年儒学发展的头等重大事件，再没有哪个事件的重要性可以与之相比了。

依我个人的判断，上述诠释不仅有效说明了人何以有善性、何以有良心的问题，而且颠覆了孔孟关系、心学与理学关系的固有模式，摆脱了感性或理性，经验主义或先验主义的窠臼，三分法的创立更有巨大的潜能，足以催生儒学思想范式发生一场重大的变革。当然，学界接不接受姜广辉的比喻，认不认可我的努力达到了目标，有没有资格摘取那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须由历史检验，个人说了不算——尽管我心心念念，尽管我自信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