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来

潘富恩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写的悼念文章，在两天之内，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这引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意识到潘富恩先生是我国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培养学生最多、教育成就最大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最近几年过世的本学科的前辈学者，无论北京和上海，都没有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突出。这在复旦大学哲学院发布的《潘富恩先生生平》中，也被突出地做了陈述，说他“非常留心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曾是培养中国哲学博士生最多的导师，桃李满天下，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贡献了大批后备人才”。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这些“后备人才”，其中不少已经是本学科的有影响的杰出学者，在全国本领域中与他年辈相近的学者中，有如此的教育成就，恐怕是仅见的。仅此一条，就足以使我们向他致敬！

《生平》中还提到，他“由张岱年先生指定为北大第一批文科博士的评审委员”，这就涉及到我自己了，这也是我必须写这篇小文的原因。因为我就是北大第一批文科博士，也是全国首位哲学博士。1985年4月，我的博士论文发送给全国二十几位学者评审，潘富恩先生正是其中之一。潘先生自己也曾说：“早在1985年之初，承蒙张师岱年先生不弃，指定我为陈来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同行评议人之一”，“该博士论文是作者的成名作，使他成为近20年来朱子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件事也提醒我，潘先生是张岱年先生50年代在北大指导的学者，在师门的谱系中，是张先生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学生中不可忽视的一位。

我也是在这一年（1985）的8月认识了潘富恩先生。这一年，日本筑波大学的高桥进教授主办退溪学国际会议，国内共有十几位学者应邀参加，其中教育部的学者由潘富恩先生带队。所以临行前教育部外事司的同志在复旦大学外事处召集教育部参加会议的学者开会，讲出国注意事项。当时潘先生指导过的日本访问学者深泽助雄还专门来上海协助潘先生作准备。

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各方面都很顺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赴日旅途中，在东京时，由我安排联络，全团的教育部学者每人都购买了一台东芝的20吋彩电，学者们回国后可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取货。现在的年轻人已不能想象，那时在中国拥有这样一台彩电，是很少家庭才能实现的梦想。以至于9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开会，潘富恩先生遇见我，特地对我说“我家那台彩电，现在还很好”，我回以会心的微笑。

我总结和潘富恩先生的关系，属于很少见面、但彼此心有相通的关系。也有例外，200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时，一日接到朱杰人兄的电话，作为华师大出版社的社长，他要出版我的《朱熹哲学研究》。我说要加进三章，书名改为《朱子哲学研究》，杰人兄说这个新书名正是我们要的。出版后要报奖，因为我还在香港，杰人兄便自己去找了潘富恩先生为新书撰写书评，这就是登载在2001年6期的潘富恩先生所写的《朱子学研究史上的新突破——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新书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1），这都是拜潘富恩先生和杰人兄所赐，在我是非常感谢的。书评中说“该书作如此详密的论证，可谓朱子学研究上的第一人”，这在我自然是不敢当的。我想，杰人兄与潘先生也未必相熟，但潘先生对我却如对师门的小弟，大力鼓励，也体现了上海学者与北京学者的最佳合作。去年，我把潘先生这篇文字收入在我的新书《流光日新》中。

与潘先生已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他去世后我一直留意观看他的学生们写的纪念文字。前一阵出去休假，没有带笔记本电脑，昨天休假归来，今天赶紧写下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潘先生千古！

2023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