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
发表时间：2022-09-15 21:10:16 作者：黄觉弘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内容提要：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慈湖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此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杨简《慈湖春秋解》则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慈湖春秋解》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关键词：杨简；《慈湖春秋解》；明道；心学；陆九渊
作者黄觉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伊洛《春秋》学研究”（15BZS013）阶段性成果。
一、关于杨简《春秋》学著述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明州慈溪（今属浙江）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卒谥文元，世称慈湖先生。其生平可见钱时《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宋史》卷四○七本传以及清冯可镛《慈湖先生年谱》等。杨简师事陆九渊(1139—1193），是象山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与袁燮、舒璘、沈焕合称“淳熙四先生”“甬上四先生”。杨简是象山门人中著述最为宏富者，近人张寿镛《慈湖著述考》通考杨简著述凡有三十种，其中“已见各书为十五种，未见各书为十五种，较《慈溪志》所列多六种，然间有重复者”1。2015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董平校点的《杨简全集》（全十册），收有《杨氏易传》二十卷、《五诰解》四卷、《慈湖诗传》二十卷、《石鱼偶记》一卷、《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先圣大训》六卷、《慈湖先生遗书》二十五卷等。
杨简博涉多通，兼综群经。钱时《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云：“（简）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馆四方学子于‘熙光’、‘咏春’之间而启迪之，于是始传《诗》、《易》、《春秋》，传《曾子》，始取先圣大训间见诸杂说中者，刊讹剔诬，萃六卷，而为之解。”2可知杨简撰有多种传解。今学者研究杨简其人其学，已对杨简诸经之学如《易》学、《诗》学、《书》学等多有专题探究，但对杨简亦颇有用心的《春秋》学则付阙如。这主要是因为杨简的《春秋》学专著《春秋解》长期以来流传不广，不如《杨氏易传》《慈湖诗传》通行，学者罕睹其书，因此形成杨简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宋史》卷四〇七本传没有言及《春秋解》，《宋史》卷二〇二云：“杨简《春秋解》十卷。”3《授经图义例》卷一六云：“《春秋解》十卷（杨简）。”4杨简《春秋解》于永乐初抄入《永乐大典》，引称“慈湖杨简传”。后来《天启慈溪县志》卷七叙杨简著述：“有《诗》《易》《春秋》《论语》《孝经》传、《古文孔子闲居解》，又著《己易》，辑《先圣大训》。”5可知杨简《春秋解》亦称《春秋传》。但此书后世传本罕见，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孙能传等《内阁藏书目录》皆不著录，可见至万历年间内阁藏书即不获睹，或当时已亡佚失传。《经义考》卷一八八著录此书，亦注曰：“未见。”6张寿镛《慈湖著述考》云：
寿镛谨案：《慈溪艺文志》录先生著述都二十四种。……《春秋解》十卷，案《经义考》载《春秋解》十卷，注云‘未见’，复载《春王正月说》一篇、《季札观乐》一篇、《公至自棠论》7一篇、《许世子弑君说》一篇，此四篇皆在《遗书》中，《慈志》谓疑即《春秋解》之文。惟寿镛以为《春秋解》凡十卷，先生既自作序，世必有流传之本，此尤宜访求者也。8张寿镛《慈湖著述考》并于“未见各书”中首先著录“《春秋解》十卷”9。
张寿镛推断《春秋解》“世必有流传之本”是正确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卷三春秋类著录：“《慈湖春秋传》十二卷，宋杨简撰。清郑氏注韩居抄本。”10此抄本今藏重庆图书馆古籍部，笔者曾考证此本实为《永乐大典》辑佚本。11也就是说，此本由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重传于世，杨简《春秋解》可谓失而复得。但由于此本长期作为善本藏于重庆图书馆，学者获睹不易，故多以为亡佚不传，如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即曾说：“杨简所著经传，现存只有《杨氏易传》二十卷和《慈湖诗传》二十卷。《宋史·艺文志》所录《春秋解》十卷已佚，《慈湖遗书》中尚存《春秋解序》一篇。”12因此该书在论述杨简经传时，只分析了《杨氏易传》和《慈湖诗传》。2015年董平点校重庆图书馆藏《慈湖春秋传》，并改题《慈湖春秋解》，收入《杨简全集》第四册出版，方流传渐广。
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如卷二《深明阁记》《著庭记》，比较集中的是卷九《家记三·论春秋》。《家记三·论春秋》本有八则，但第七则乃就《庄子·人间世》所载孔子言“天下有大戒二”13一节通论忠孝文义，与《春秋》经传并无关系，当为《家记》编辑者误入，原文或当在卷一四《家记八·论诸子》之中。因此《家记三·论春秋》所载《春秋》专论实有七则，《经义考》卷二一〇曾著录杨简《春王正月说》14、《公至自唐论》、《季札观乐说》、《许世子弑君说》四篇，即出于其中四则。不过《经义考》所录四篇篇题乃朱彝尊自拟，《家记三·论春秋》原文中并无。这七则《春秋》专论都出于《诲语》，《诲语》乃曾汲古所编杨简平时讲学的记录。张寿镛《慈湖著述考》引《征文录》云：“慈湖又有《诲语》一书，曾汲古编，与《家记》大意相同。”15王梓材《慈湖弟子从祀记》云：“曾汲古，字子濬，庐陵人。”16《慈湖先生遗书》提及曾汲古次数甚多，凡百余见，但《宋元学案》卷七四《慈湖学案》之“慈湖弟子”竟不录之，殊为缺漏。后来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七四《慈湖学案补遗》辑补有“曾先生汲古”17。《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六曾推说《春王正月说》等四篇，“皆在《慈湖遗书》中，疑即《春秋解》中之文”18，这一推测是不准确的，前引张寿镛《慈湖著述考》已有辨正。不过，这四篇专论原出于《诲语》，乃曾汲古所记杨简平时教诲之语及师生答问，其内容则确实多可与《慈湖春秋解》的有关经解相参证。如《春王正月说》（即《家记三·论春秋》第六则）云：
汲古问：“《春秋经》有书王正月，有不书王正月，此是略阙文否？”先生曰：“十一公之元年，皆书王正月，唯桓公三年而后不书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而书王三月。”汲古云：“未达其义。”先生曰：“不书者，非脱阙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即此类也。盖《春秋》法甚严，而亦甚宽。鲁桓弑君，周王当诛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诛，始不书王。鲁昭公之见逐于三家，薨于乾侯，逐虽轻于弑，既七年矣，故定公元年不书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讨之。”19
而《慈湖春秋解》卷一一定公“元年春王”条，云：
十一公之元年，皆书王正月，唯定公元年不书，何也？《春秋》虽甚严，而亦甚宽。鲁桓杀君，天王当讨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诛，始不书王。鲁昭公之见逐于三家，逐虽轻于弑，而既七年矣，故定公元年不书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讨之也。20
《慈湖春秋解》卷二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条，云：
自此并不书王，非脱阙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谓此类也。……厥后他国之弑亦多，亦书王者，圣人已明其旨于此，不欲数数也。21
可见，《慈湖春秋解》这两条经解的划线部分缀合起来即《春王正月说》全篇内容，文辞也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作为经解，《慈湖春秋解》较《家记三·论春秋》所记问答更为详实严谨、系统全面，也不用对话体。又《许世子弑君说》（即《家记三·论春秋》第八则）22文辞也几乎全见于《慈湖春秋解》卷一〇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23条经解。《公至自唐论》(即《家记三·论春秋》第一则）24与《慈湖春秋解》卷二桓公二年“公至自唐”条经解25侧重不一，差别较大，但文辞亦时有同者，二者可相互补充。《季札观乐说》（即《家记三·论春秋》第四则）26内容文辞也当见于《慈湖春秋解》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条经解，只是《慈湖春秋解》乃系《永乐大典》辑佚本，其中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至僖公三十三年末，襄公十六年“齐侯伐我北鄙”至襄公三十一年末，合三十五年经传皆阙，“吴子使札来聘”经传恰在此阙之中，今已无从比较矣。
二、《慈湖春秋解》之“明道之书”论
杨简《慈湖春秋解》虽然自出机杼，别成一家，但其征引经史子书亦广，特别是征引《春秋》三传及名家注解甚多，或引以为据，或指正批评，或发挥申论，可知《慈湖春秋解》也是在前代既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并非闭门造车。需要指出的是，今本《慈湖春秋解》除了正文中的征引外，还有随处可见诸多小字注文中的“左氏曰见前”“公羊曰见前”“穀梁曰见前”“何休云见前何休注”“杜预曰见前杜预注”“赵子曰见前陆淳辨疑”“胡康侯曰见前胡安国传”等之类，这些小字注并非杨简《慈湖春秋解》原本如此，而是保留了《永乐大典》的抄纂原貌。所谓“见前”，是因为征引的著作内容在《永乐大典》前文已有抄录，故抄纂者省略其文并特加标注以避重复累赘。也就是说，如果恢复这些省略了的“见前”的引文，以及阙佚的僖公、襄公合三十五年经传，《慈湖春秋解》原本篇幅较今本要大些。今本字数甫及八万，原本估计当近十万。
就《慈湖春秋解》来看，杨简延续了中唐啖助、赵匡以来，历北宋而形成的“舍传求经”“不惑传注”的新学风，整个注解比较简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平视三传及诸家注说，不盲从不专主任何一家，而是贯通三传及诸家注说，或择善而从，或辨诬析疑，或出以己意，取舍是非皆由自裁。杨简于三传及诸家注说屡有驳正之言。如卷二桓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条，云：“《左氏》无一语著其罪，《穀梁》亦然。《春秋》之旨昭然，而诸儒犹疑，意乱虑多而昏也。”27卷六文公三年“雨螽于宋”条，杨简称引三传之说，云：“传闻异辞，然皆不言国政不顺所致，皆失圣人之旨。”28有时批评不假辞色，甚为严厉。如卷一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条，云：“左氏之妄多矣！……左氏谬妄至于此极。”29卷二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条，云：“《公羊》思不及此，遂以祭仲为知权。呜呼，公羊亦篡夺之徒已！”30卷一二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条，云：“而《穀梁》乃为尊王父之说，明辄之无罪。甚矣，夫邪说之害正也！”31
杨简对于本朝学者如孙复、程颐、胡安国等也别有关注，尤其对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征引多达二十条，大体上是有取有弃有补充。取者如卷二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条，即据“程子曰‘不书败，诸侯不可敌王也’”32来解释。卷二桓公三年“有年”条，云：“胡康侯曰：‘桓、宣享国十有八年，独此二年书，则他年之歉可知矣。’其天理不差，亦信。”33弃者如卷七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条，云：“《左氏》贬其不实言，胡康侯亦著其叛盟为恶，恐非《春秋》之旨。”34补充者如卷六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条，云：“胡氏能言《春秋》之义之名，未言夫《春秋》之义之实，近在人心，不劳外索。”35这充分说明杨简吸收了本朝《春秋》学成果，受到本朝《春秋》学者尤其是胡安国的影响。胡安国《春秋传序》认为《春秋》“乃史外传心之要典”，“此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36。应该说，胡安国延续程颐《春秋传》的诠释路向，将《春秋》学理学化的解经方式对杨简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杨简认为“天下无二道”，包括《春秋》在内的六经皆为一体，其旨一以贯之。《慈湖先生遗书》卷一《春秋解序》云：
某敬惟《易》、《诗》、《书》、《礼》、《乐》、《春秋》，一也。天下无二道，六经安得有二旨？……故孔子曰：“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黄觉弘：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秋》者矣。”不乱者，不睹其为纷纷，一以贯之也。《春秋》之不乱，即《诗》之不愚，即《书》之不诬，即《乐》之不奢，《易》之不贼，《礼》之不烦也，一也。孔子继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圣言至矣！37
这和《慈湖春秋解》卷一二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条所云“不惟《春秋》之旨如是也，六经之旨，皆如是也，一也”38，以及《慈湖先生遗书》卷一《诗解序》所云“《易》、《诗》、《书》、《礼》、《乐》、《春秋》，其文则六，其道则一，故曰‘吾道一以贯之’”39的论述是一致的。而“天有四时，春秋冬夏”云云一节，原出于《礼记·孔子闲居》，不仅《慈湖春秋解》卷六文公七年“冬，徐伐莒”条40、卷一二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条41有引述，《慈湖先生遗书》卷二《咏春堂记》、《磬斋记》、《深明阁记》、《著庭记》、《赠钱诚甫》、卷九《家记三》、卷一一《家记五》、卷一四《家记八》等篇以及《杨氏易传》《先圣大训》也屡屡称述，是杨简证明“道”之普适、无所不在和六经之旨一以贯之的重要根据。杨简“六经之旨，皆如是也，一也”的不断证明，即是以其道（心）学理念观照群经，通过对群经的诠释，赋予群经道（心）学色彩，实践由“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转换，完成自己心（道）学体系的构建。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曾分析《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内容和思想，认为二书“都是杨简的心学基本观点在疏解儒家经典时的具体发挥，都是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具体实践”42。而《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也是以心学理念诠释《春秋》，将《春秋》心学化。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明道”之语前人本有陈说，董仲舒劝谏江都王刘非，云：“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3后来朱熹借用董仲舒此言来说《春秋》，云：“《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44又云：“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45但董仲舒、朱熹皆就义利之辨着眼，且一语提过，没有赋予“明道正谊”更多意义。朱熹遍注群经，然不及《春秋》。杨简则以“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的理念贯彻《春秋》全经，以“心”释“道”，赋予了“明道”说崭新而特别的意义。通观《慈湖春秋解》，“道”“心”“人心”“道心”“明道”等关键语词比比皆是，其中“明道”凡70见，“人心”凡75见，“道心”凡35见，“本心”凡20见。全书核心宗旨的表述，“明道之书”凡15见，“人心即道”凡7见，可见杨简屡屡致意，反复强调。《慈湖春秋解》卷一开篇释“隐公”，即倡言“《春秋》于是乎明道”46。经首“元年春王正月”条，云“孔子因鲁史以明道”47。卷二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条，云：
圣人于春秋昏迷纷乱中发明本心之善，所以明道也。人心自善，人心即道，故《书》曰道心。意动而昏，始邪始乱。圣人于人心昏乱扰扰之中忽睹本善之发露，故急之以明其即道。而《公》、《穀》以近为言，是不知道。甚不可也！48
卷二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郑”条，云：
春秋君臣习乱习恶，肆行党逆，不以为异，大抵皆篡弑之徒。而鲁桓身弑其君，大恶滔天，而其善性终不泯，即见于至庙一节。圣笔如天地造化，讨其弑君之罪，至终其身，至其一节之善，亦不泯弃。是是非非，非者非道，是者是道。故曰：《春秋》明道之书也。49
对于《春秋》“明道”的内容、方法和特点，《慈湖春秋解》论述甚多，不胜枚举。如卷八成公三年“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条，云：“信者，道之心；礼者，道之节。故曰：《春秋》者，明道之书也。礼、信乃道之异名。”50指出《春秋》所明之“道”的具体内容。卷一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条，云：“大抵春秋诸侯习乱，不有王室，孔子直书以明道。”51卷二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条，云：“《春秋》随事明道，故亦书。”52卷一〇昭公十七年“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条，云：“《春秋》明道，无一定之论，随宜发明。”53指出《春秋》“明道”采用“直书”“随事”等“无一定之论，随宜发明”的方法。卷五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条，云：“《春秋》明道，不以是掩非。是者是道，非者非道。”54卷一〇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条，云：“而《春秋》必书以著其非者，明道也。道无大小，无详略，无非道者。是故《春秋》无所不明也。”55指出《春秋》“明道”唯道是存、无所区分的特点。
对于“明道之书”“人心即道”的这种落实，显现出杨简浓郁的心学特色。《慈湖春秋解》卷二桓公二年“公至自唐”条，云：
夫桓，弑君之贼，大恶滔天，孔子何取乎斯也？呜呼至哉！孔子灼知人性自善，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意动而昏、始乱始悖恶。虽大肆其害，性终不磨灭。故孔子于鲁桓书至，书其礼也。难者曰：既已弑君矣，何礼之有？应之曰：善恶不相掩。弑君之恶自可诛戮，至庙之礼终不为非。非者非道，是者是道，是无两是，道无两途。何深何浅？何精何粗？孔子于春秋大乱之中发明大道，至易至简。人所自有，不假于他求，息其纷动之意，则人性自善自正，自清明，自广大，不索而自获。学者不省，舍近而求远，舍其所自有而求其所无。56
“道心”即宇宙之本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无所不通之道心”57，不假外物而存在，乃人所自有，未始间断，至灵至神，本来自善自正，但世上之所以各种妄行逆施层出不穷，是由于“意动而昏”，本心受到玷污蒙蔽，遂至于迷乱逆邪，“虽昏虽乱，而本心之灵，终不磨灭”58。《春秋》即随事随宜而“发明大道”，去弊解惑，发露恢复其本心。卷一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庚寅，我入邴”条，云：“孔子举而书之，而天下是非之心自明矣。盖人心自灵，人心自明。私欲如尘，本心如鉴。孔子以一二语出其本有之光明，夫熟而昭然。人心即道。”59
这种诠释在杨简其他著述里也屡屡出现。如《先圣大训》卷四《乐山》云：“孔子因鲁《春秋》笔削成书，凡以明道而已矣。……盖大道，人心之所自有，人心即道，故《书》曰道心。动乎意而失其正，为昏为乱。《春秋》不作，则天下后世尽胥而为夷狄禽兽矣。”60《慈湖先生遗书》卷九《家记三·论春秋》第二则亦云：“《春秋》为明道而作，所以使天下后世知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而诸儒作传，不胜异说。或以为尊王贱霸，或以为谨华夷之辨，或以为正名分，或以为诛心。凡此固《春秋》所有，然皆指其一端，大旨终不明白。”61这充分表明，《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这一论述，是杨简整个《春秋》学的核心理念。不特此也，《春秋》学之外，杨简其他著述如《杨氏易传》《慈湖诗传》《五诰解》《先圣大训》等亦有相同阐释。如《杨氏易传》卷一《乾》云：“卜筮者，民之利用，圣人系之辞，因明人之道心，是谓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62《慈湖诗传》卷六《将仲子》云：“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因物有迁，意动而昏，始乱始杂，然其本心之正，亦间见互出于日用云为之间。三百篇多此类……圣人无私善，无私怒，平心是非，皆以明道，不以是掩非，不以非掩是。”63《五诰解》卷三《召诰》云：“人心即道心，惟放逸则失之。以敬治道心，为治之大。”64这些不同著述的相同阐释，正是杨简“六经之旨，皆如是也，一也”的体现。
由上可见，《慈湖春秋解》论“明道之书”，论“人心即道”，皆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五诰解》《先圣大训》《慈湖先生遗书》等著述一一相合。也即是说，“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
三、杨简《春秋》学与陆九渊之异同
杨简作为陆九渊门下高弟，思想学说深受其师影响。陆九渊思力独绝，重视践履，亦善讲学，弟子云集，但却不好著述，认为传注、章句之类不过是“支离事业”，“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65，“真柳子厚所谓独遗好事者藻绘，以矜世取誉而已”66，故而反对“用心于枝叶”67。其《与侄孙濬》云：“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傅会，蠧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68因此，陆九渊虽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69、“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70的高明深刻之论，却最终没有全文注解过任何一经。其实，注经解经是阐释论证自己思想理论的绝好途径，甚至在传统学术中，通过“我注六经”，从而达到“六经注我”“六经皆我注脚”的目的，实现自我理论验证和学术传播的必要方式。所谓“好事者藻绘”“蠧食蛆长”云云，实属陆九渊过偏过激之论。不过，陆九渊曾对《春秋》经传注说多所用心，如答弟子问读六经注解之法时，云：“须先精看古注，如读《左传》则杜预注不可不精看。大概先须理会文义分明，则读之其理自明白。”71又曾说：“尝阅《春秋纂例》，谓学者曰：啖、赵说得有好处，故人谓啖、赵有功于《春秋》。”72陆九渊有《大学春秋讲义》一卷，凡四篇，分别是淳熙九年（1182年）八月，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七月、十月陆九渊在太学时的四次讲义，内容是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至宣公十年“楚子伐郑”的经解，合计二十四条。这是陆九渊今存最为集中和比较系统的《春秋》论说。此外，还有一些论及《春秋》的零散语录。
整体上看，陆九渊对历代《春秋》传注都不太满意，认为“《春秋》之亡久矣，说《春秋》之缪，尤甚于诸经也”，“后世之论《春秋》者，多如法令，非圣人之旨也”73。《政之宽猛孰先论》还批评《左传》说：“左氏之传经，说《春秋》者病其失之诬，柳宗元非其《国语》，以为‘用文锦覆陷阱’。彼其宽猛之说，其为诬而设陷阱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74但传统《春秋》学所宣扬的“微言大义”还是深深地影响了陆九渊的思想和行为。陆九渊说：“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雠，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75这种“知中国夷狄之辨”、报国复仇的志向和情怀，可与《宋史·儒林传》所载“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76相印证，也可与《大学春秋讲义》相印证。《大学春秋讲义》申言“中国夷狄之辨”、夷夏之防的有好几条。如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条，云：
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虽更衰乱，先王之典刑犹存，流风遗俗，未尽冺然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国，将乘其气力以凭陵诸夏，是礼义将无所措矣，此圣人之大忧也。77
又宣公九年“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条，云：“然圣人之情，常拳拳有望于晋，非私之也。华夷之辨当如是也。”78此外，宣公八年“楚师伐陈”条，宣公九年“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条，宣公十年“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条，“楚子伐郑”条，皆申言《春秋》“贵中国，贱夷狄”“贵晋而贱楚”之义。陆九渊反复着意于此，说的是春秋时事，但浸透出来的则是“二圣之雠，岂可不复”的深沉现实感喟。
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二十四条，杨简《慈湖春秋解》相应无说者七条，有说者十七条。此外，陆九渊语录中曾论及庄公十三年春的“北杏之会”，《慈湖春秋解》亦有相应解说。今比较杨简与陆九渊二说异同，可以得知：
其一，《慈湖春秋解》曾引述《大学春秋讲义》。《慈湖春秋解》卷七宣公十年“冬，公孙归父如齐，齐侯使国佐来聘”条，有云：“宣公是年，身如齐者二，使其臣如齐者三。”79“宣公是年”三句凡十六字，文辞全同于《大学春秋讲义》本条解说。80这可证实杨简曾参考《大学春秋讲义》，故引述及此。
其二，《慈湖春秋解》一般较《大学春秋讲义》相对简要，这可能与著述体例有关。《大学春秋讲义》既为讲义，往往引据稍繁，论述较多，不惮辞费。《慈湖春秋解》则解经之体，较为严谨审练。在可资比较的十七条中，有十一条杨简解说文辞都较为简要。如宣公十年“六月，宋师伐滕”条，陆九渊先是比较宋、滕二国大小强弱，指出“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继而分析批评“左氏谓滕人恃晋而不事宋”之说，确认“去年因其丧而围之，今年又兴师而伐之，其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最后指斥宋“牟牟焉兴师伐滕，以逞所欲，尚得为有人心者乎？”81通条文辞凡一百六十余字。而杨简云：“夫滕之不事宋，小节也，且犹有丧。比岁加兵，宋之不德可知也。”82解说大旨与陆九渊相同，但仅二十余字，极为简要。
其三，杨简解说与陆九渊大旨多同，有时更进一层，有时侧重不一，可相互补充。如宣公九年“秋，取根牟”条，陆九渊云：“鲁侯之志，犹齐侯也。”83指责鲁宣公与同年伐莱的齐惠公一样，恃强凌弱。杨简则云：“伐杀人多，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多杀家人，罪当如何？取非其有，盗贼之行。”84他更加严厉地指斥鲁宣公杀伐之罪乃“盗贼之行”。再如宣公十年“饥”条，陆九渊云：“岁之饥穰，百姓之命系焉，天下之事孰重于此。《春秋》书饥盖始于是。圣人之意，岂特以责鲁之君哉？”85强调圣人之意以民为重。杨简则云：“饥，国之大灾也，百姓之命系焉。《春秋》书之，所以重民命，明无道以致灾厉。孔子曰：‘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86可见，杨简在“重民命”之后，又补充强调了饥荒产生的因由，“明无道以致灾厉”，较陆九渊有进一步发挥。当然，杨、陆二说亦有不同者。如陆九渊语录有云：“《春秋》北杏之会，独于齐桓公称爵，盖当时倡斯义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于诸国称人，责之也。”87按北杏之会见庄公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陆九渊认为齐桓公称爵，而诸国称人，是贬责诸国没有共同倡和盟会。《慈湖春秋解》卷三则云：“《穀梁》曰：‘是齐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桓非受命之伯也。举人，众之辞也。’明其众服之也。……春秋之时，上无明王，下无方伯，有齐桓者出焉，知尊周修政，以匡诸侯，以休息斯民，人心归焉。人之所与，即天之所与，即孔子之所与。”88杨简赞同《穀梁传》的解释，认为诸国之所以称“人”而不称爵，乃在于诸国“众服之也”，是“人心归焉”的结果，《春秋》并无贬责之意，这显然与陆九渊“责之”说不同。
其四，总体来看，《大学春秋讲义》往往就事论事，仍然延续着汉唐以来《春秋》学旧有的阐释理论和方法，其所论中外华夷之防、上下君臣之别、天人相感、尊王攘夷、崇礼重民、义利之辨等都是《春秋》学史上的习闻常谈。唯宣公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夏，仲孙蔑如京师”条，解说略具心学风格。陆九渊详考诸侯朝觐聘问礼制，认为此等朝聘之礼，“义之所在，非由外铄，根诸人心，达之天下，先王为之节文，著为典训，苟不狂惑，其谁能渝之？”89这个“非由外铄，根诸人心”的论述，稍可与陆九渊得自孟子的“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90的“本心”相印证。也就是说，《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这或许是由于现存经解数量较少，尚不足以展现其特色。但更可能的或许是陆九渊对《春秋》的思考和诠释尚未成熟，还不能够将自己的心学理论周洽圆融地贯彻到《春秋》解说中，达到“苟知其本，六经皆我注脚”的境界。杨简《慈湖春秋解》则以《春秋》乃“明道之书也”，而“人心即道”的理念贯彻全经，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更重要的是，《慈湖春秋解》十二卷虽然比较简约，但它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陆九渊不好著述，视传注、章句为“枝叶”“蠧食蛆长”的过偏认知和倾向，深深影响了门下弟子，以致造成陆门弟子大都不好著述，普遍轻忽经注经解的局面。陆门弟子众多，《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之“象山门人”即列杨简、袁燮、舒璘、傅梦泉等二十人，此外“又六十一人并见《槐堂诸儒学案》”91。陆门弟子虽綦繁，但学问则率多疏浅，著述寥寥无几。朱熹曾批评说：“金溪之徒不事讲学，只将个心来作弄，胡撞乱撞。”92黄百家亦说：“盖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93通考陆门弟子，就《春秋》学而言，杨简之外，精通《春秋》学者很少，撰有《春秋》学专著的就更少了，仅袁燮、邹斌、晁百谈等人稍精于斯学。袁燮字和叔，鄞县人，学者称絜斋先生，《宋元学案》卷七五立有《絜斋学案》。他著有《絜斋集》，其中如《论修战守札子》、《策问·历象一》、《策问·礼仪》引及《春秋》经传，但无《春秋》专论。邹斌字俊甫，临川人，学者称南堂先生，见《宋元学案》卷七七《槐堂诸儒学案》。他著有《南堂稿》，娴于《春秋》经传，且能以之经世致用，“先生以《春秋》诛心之法”94决讼平狱。但不见《春秋》学专著。晁百谈字符默，临川人，见《宋元学案》卷七七《槐堂诸儒学案》，著有《带川集》，“深于《春秋》”95,但亦不见《春秋》学著述。此外，还有陆九渊之子陆持之（字伯微）著有《诸经杂说》，章节夫“著书数十万言，皆发明诸经之旨”96，既言“诸经”，其中或涉及《春秋》，然今已不可考矣。
杨简思想学说虽然深受陆九渊影响，但特立独行，博学宏识，生平讲学不辍，勤于笔耕，尤好著述，在陆门众多弟子中确实别具一格。杨简对于陆九渊视为“蠧食蛆长”的传注章句，也概不轻忽，甚至特意“用心于枝叶”，不仅对《周易》《诗经》《春秋》都作了全经注解，有《杨氏易传》《慈湖诗传》《慈湖春秋解》传行于世，并且对《尚书》《论语》《孟子》《礼记》等经也都有较为系统的阐释和论说。杨简遍注群经，充分实践了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的解经方法，以“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为宗旨，将心学理念贯彻于群经的注解诠释之中，融群经于心学，将经学心学化，实际上完成了陆九渊没能完成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豪言壮语。
注释：
1、2、8、9、15、16、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79、82、84、86、88.杨简：《杨简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7、2284、2515～2516、2525、2516、2501、2035～2036、1300、1036、2036～2037、1280～1281、2033～2034、1034～1035、2035、1054、1133、1011、1047、1326、1040、1038、1181、1127、1844、1346、1845、1140、1346、1003、1004、1036～1037、1054～1055、1198、1023、1038、1278、1117、1293、1035、1281、1075、1022、1613、2034、13、558、396、1177、1176、1173、1177～1178、1074～1075页。
3、76.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64、12880页。
4.朱睦：《授经图义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3页。
5.姚宗文纂修：《天启慈溪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页。
6.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65页。
7.按，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一〇著录“棠”原作“唐”，不误，《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六所引误。10.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11.参见拙文《重庆图书馆藏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考说》，《文献》2019年第6期。
12、42.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598页。
1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5页。
14.按，朱彝尊此篇题名不确切，因其通论“王正月”，全不及“春”，当题名《王正月说》为宜。
17.王梓材、冯云濠辑：《宋元学案补遗》，载《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844页。
18.冯可镛修、杨泰亨纂：《光绪慈溪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972页。
36.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载《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4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4页。
44、45、9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73、2173、2928页。
65、66、67、68、69、70、71、72、73、74、75、77、78、80、81、83、85、87、89、90.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4、190、444、13、399、395、408～409、405、405、357、457、277、279、282、280、279、283、404、279、1页。
91、93、94、95、96.黄宗羲原注、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82、2913、2588、2596、2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