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哲保身”是明代思想家王艮竭力提倡的概念。从历史的视域来考察“明哲保身”说，可以发现这一主张背后所隐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社会状貌，它们共同酝酿、结蒂出了“明哲保身”论。换言之，这一主张宛如一个棱镜，在历史的叙事下，分别呈现出了明代仕宦的风险、家族利益冲突下的遗孤之虞、灶民的悲惨境遇。它们或微观、或宏观，但都指向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细节；在此历史的镜像中，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明哲保身”这一观念本身，也有利于更深入、更真切地把握王艮思想的平民性和人文性。
关键词： 王艮； 阳明学； 明哲保身； 历史叙事
王艮(1483—1541)是明代著名平民思想家，父亲是江苏东台安丰场的盐工。因贫穷他早年就辍学经商谋生，虽自学刻苦，却没有科举功名，终生为布衣，但他创立了泰州学派，成为阳明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弟子说他“不立文字”，以讲学、对话或歌谣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其思想表达的形式不仅日常生活化，通俗易懂，其思想内容更是有着强烈的世俗性和人文气息。如他反复申说的“明哲保身”论，就是这类观念的一个著名代表。其论肯定每一个“活泼泼的生命”都具有无上的价值，因此活着最重要，自我保全最根本，人人都应“敬身、安身、保身”，对自己当妥加呵护与保全。对此“明哲保身”论的理论内涵与思想意义，学界已多有研究，不过，对于王艮宣扬这一主张的原因却少见深加留意者。其实，任何思想观念都是社会存在的映现，也是时代需求的表达，王艮之所以竭力宣扬“明哲保身”论，自有其历史的理由。本文拟对此试加探触，以期发覆显微，解析王艮“明哲保身”说的初衷以及其所附着的时代与社会的实情。
一、“保重”与保身
众所周知，“明哲保身”概念，其来有自。早在《诗经·大雅·烝民》中已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咏，夸赞贤相仲山甫的明达和智慧。王艮承此古意，续论“保身”，却有其特别的初衷。“保身”说，散见于《王心斋全集》中的语录、书信和诗歌，而集中表现在他写给同门的临别赠言，其间有代表性的一篇文字就是《明哲保身论》，副题“赠别瑶湖北上”。瑶湖即是王瑶湖(1493—1552)，名臣，号瑶湖，江西南昌人。他曾从学王阳明，后任泰州太守时，曾在安定书院请王艮讲学，并有《安定集讲说》。两人交往密切，疑义相析，情谊很深。嘉靖五年(1526)，他升任邢部员外郎，北上赴任离别之际，王艮作此文送行。
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就此失脚，将烹身割股，饿死结缨……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
古今之嘱临别者，必曰“保重”。保重，谓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与人未忠者也。吾与瑶湖子相别，而告之以此者，非瑶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瑶湖子告之于天下后世之相别者也。[2]
据“年谱”记载，此文是有感于官场上同道们遭遇的不幸，“或以谏死，或谴逐远方”的反思。王艮以为，如果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能保，又何以修齐治平，更遑论天地万物的主宰了。故“因瑶湖北上，作此赠之”[3]。从上述王艮的“赠别”看，他确实心忧宦途的“失脚”即危难，其所举述的“烹身割股，饿死结缨”正是这类事例的历史显证。文中“烹身”，事见《史记·晋世家》，指太子申生守孝道而反遭屠害；“割股”事见《东周列国志》，指介子推割股啖君；“饿死”事见《史记·伯夷列传》，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结缨”故事出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讲的是子路在一次战斗中为保持儒者形象，整衣冠结缨而被杀死。在王艮看来，这些都是未能“安身”、甚而毁身的悲剧，所以他反复引证孔子的“敬身”论，孟子的“守身”说，以突出“安身是本”。可见，王艮之强调“保重”，诚如其弟子所论是有鉴于“宦途”或“谏死”或“谴逐”的凶险。不幸的是这类凶险在王艮身边不断发生。
其切近的例子是同门邹守益因“议大礼”而遭遇迫害。所谓“大礼”，即是明代皇权继承过程中所发生的“继嗣、继统"之争，其本质是皇权与人伦的冲突。事情原委是明武宗病亡后，因无子，依“兄终弟及”的祖训，于是选堂弟朱厚熜(明世宗)继位。明世宗继位后，如何对待明武宗、自己的生父生母，在称号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明世宗基于血缘人伦，意在首尊生父生母，但大多数大臣反对，谏言要求先尊皇权后叙血统，在尊奉正统的理念下，请求以明孝宗为皇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兴献大王”，而自称“侄皇帝”。对此，明世宗断然拒绝。于是争议不断，终于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发生了 200 余位大臣在左顺门声势浩大的跪哭之谏。这使得明世宗极为恼怒，很多参与的官员都受到了严惩，四品以上的官员除停发俸禄外，还有 86 人停职待罪；五品以下官员 134 人下狱拷讯、当廷杖责，杖死 16 人。[4]经历此次风波的大臣，事后仍不无余悸地回忆：“自大礼议起，凡偶失圣意者遣谪之，鞭笞之，流窜之，必一网尽焉而后已。”[5]此种大臣大规模受辱情形，自称为“东西南北之人”的王艮，不会不知情。
在“议大礼”事件中，时任编修的王阳明弟子邹守益，曾两次上疏，直指世宗之举违礼，还径直要求“罢兴献帝称考立庙”。他直言忤旨，惹得皇帝大怒，“下诏狱拷掠，谪广德州判官。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6]。文中的“学者”就包括王艮，他曾邀请王氏来讲学，王艮作《复初说》以致意。同为阳明弟子，有同门之谊，又有这种亲切的交往，王艮当然知悉邹因谏而蒙祸的事，对此事不能不有所感叹与忧悸。
身边同门的遭遇如此，他所敬仰的老师王阳明，更是一生多危难。史载王守仁曾因上书为戴铣鸣冤，惹怒刘瑾，蒙受廷杖，后又被贬到遥远的贵州龙场做驿丞；更为凶险的是，途中还遭到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在钱塘江差点遇害，王阳明佯装溺水，躲过一劫。他创立“心学”后，也是不断受到讽刺、指责，面临着“非笑之”，“诟訾之”[7]的打压，甚至还有主张其心学是应查禁的“伪学”！可以说，王阳明所遭遇的学术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他的感受是“天下谤议益众”[8]。王阳明的学术处境如此，其仕途也困顿、凶险。他虽有剿灭赣南、两广等地匪祸的功劳以及迅速平定宁王宸濠叛乱的首勋，但牵于猜忌与物议，朝廷只颁了个“新建伯”的空封号，不赏其功，不酬其劳，“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史称王阳明“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他自己也“愤甚”！[9]但更可怕的是，在宁王事息之后，竟然有诬告他先是暗通宁王，后来看到宁王大势已去、必败无疑了，才反戈讨伐的。这种谗言，涉及谋反，它可能导致灭顶之灾。阳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同僚们都感到且危且惧：“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劝其图自解。”[10]老师的挫折与险境，作为弟子的王艮，是知情的。据“语录”，一次王艮的弟子吟诵王阳明诗句“道在险夷随地乐”，王艮闻听后感慨地说：这是先师当年身处险境时的心声啊；作为学者如果不用智慧，没有理性的预判，那只会是危险降临了还不知，这样必然是要“失其身”[11]的。这段记载也表明，对于先师阳明处险不惊，临危不乱，自如避险以安身的大勇大智，王艮是由衷的敬佩。
上述这些或知或闻的师友故事，均揭示仕宦隐伏的风险和危机。它意味着“身”极有可能面临政治权力的戕害，重的或因“谏死”，轻的或贬逐远方。所以好友王瑶湖北上赴任，王艮反复寄意“保重”，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自解，其实也就是请求好友善自珍重，“保身”为要！这类叮嘱，无疑是师友们的不幸、不测遭遇，直接刺激了王艮疾呼“明哲保身”；换言之，王艮之所以主张“明哲保身”，也是对现实“宦途”风险的一种感受和解读。
其实，古代仕宦的危险久已存在，古语说“伴君如伴虎”，危险是普遍而持续的，但是明代却更为凶险和残酷。据文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用“剥皮”酷刑惩罚贪腐官员[12]。在《万历野获编》中，则较为详细地述及“剥皮囊草”之刑：“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而内官娶妇者亦用此刑。”[13]这显然是一种野蛮、恐怖的酷刑，虽然它是法外之刑，非常法，大概也只存在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但其血腥与残暴，无疑给明代仕途投下严重的令人悸怖的阴影。方孝孺(1357—1402)之惨死和株连众多无辜，则进一步佐证了明代宦途的险恶。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欲布告天下继位为明成祖。史称燕王让左右取笔付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的诏书，遭到断然拒绝。“成祖(燕王)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14]此事王艮虽未亲见亲历，但经过如此酷烈，东台又离南京不远，时间也相隔不久，况且他曾多次南京停留、讲学，方氏蒙难事，他当然会悉知，而对方氏之横死，对其众多亲友之受牵连，强烈的印象则必然是宦途不安全，而且株连的蛮横，更突出了明代宦途的危机。宦途是危险的，而面对这一危险，王艮并不主张一死报君王的愚忠，而是倡导明哲的保身，他认为自我的安危是首位的，身在，才能从事修齐治平。如他对殷商三仁的态度，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所谓“三仁”，是指商朝三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微子、箕子、比干。史称他们都是商纣王的血亲，其中微子是商纣王的兄弟，箕子和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面对纣王的荒淫和暴虐，微子多次上书苦劝无果，后来就离开了；而比干以为做臣下的应该拼死谏言，结果激怒纣王，遭剖心而死；箕子见此状，惊惧之下假装得狂疾，“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15]，终幸免于难。孔子视他们都是仁者，“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值得注意的是，王艮从孔子叙述三人的先后次第中，却读出了“保身”的微言大义：“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箕子之为奴，庶几免死，故次之；比干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孔子以其心皆无私，故同谓之仁，而优劣则于记者次序见之矣。”[16]孔子对三人的叙述次序，是否即是代表最为欣赏全身而退的微子，似可商量；但这里王艮却有意读出了其间的“优劣”，显然他是借孔子之论来表达他特别推崇“知几保身”的微子，即如果碰到暴君(如商纣王)，不应学习比干，而应学习微子、箕子，文中所谓上也、次之、又次之等语，已清晰地表明了王艮的取舍判断。
从王艮的语录及其书信来看，他一再强调“保身”是天下无道之际仕途进退的最优选择。因为如果连“保身”都做不好，就忙着从事修齐治平的家国大事，王艮认为那实质上是一种鲁莽的“失本”，必然会遭遇挫折，甚至还有可能蒙受“烹身、割股、饿死、结缨”等灾难。所以王艮断言，只有先保身，然后才可言保天下国家，“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17]保身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出现的宦途危机，一再说明臣子之“身”始终面临着种种难测的危机和风险；而怎样来回避、怎样来自我保全，无疑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严峻话题。显然王艮的“明哲保身”论，正是针对这一话题的忧患之声，也是对专制时代宦途凶险的历史反映与主动规避之的历史自觉。
二、“保孤”与保身
不过，细绎《王心斋全集》还可以看出，触发、强化王艮宣扬“保身”说的，还有其他特别的缘由，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阳明身后“保孤”的急迫，是王艮力主“明哲保身”说的真切而隐微的心念。王阳明过世时，王艮曾远道迎丧，并倾心料理老师的后事。在此过程中，王艮强烈感觉到老师的突然病故，使其家庭关系一下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尤其是老师年幼的遗孤，其安危与成长令人揪心。阳明生前，正室诸氏一直没有生养，他同胞三兄弟守俭、守文、守章也均无男丁，后来在父亲主持下，将叔父次子王守信的第 5 个儿子王正宪(时已 8 岁)，过继为嗣。诸氏过世后，阳明续娶张氏，嘉靖五年(1526)生子正亿，次年阳明即奉命南征，他辞世时，幼子仅 4 岁。据弟子黄宗明回忆，阳明对家中后事已有所料理，他出发前，已将家中大小事务一一安排妥当，并“托人经理”[18]。另一位弟子薛侃，也回忆阳明先生离家前，预将家务，处分周全。[19]但是，阳明先生的生前安排，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和执行，弟子们的观察是：先生过世不过一年，亲属们就无视遗嘱了，开始怠慢、甚至欺负正亿母子；这其间还由于政敌对阳明的诋毁，“革锡典世爵”；地方官府则观望迎合，“媒孽其家”；而乡里的一些恶少们，则乘机兴风作浪，欲以加害阳明两位幼子而谋利。结果，“胤子正亿方四龄，与继子正宪离仳竄逐，荡析厥居。”[20]先生骨血这种颠沛流离状况的出现，使得阳明众弟子非常担心和不安，故想方设法来保障正亿母子平安，并创制了下述种种保全措施：
其一，制定五方协议。这一方案在弟子黄宗明主持下制定。阳明葬礼甫结束，他就召集阳明亲属，协议处理所有后事和家务事，明确各方权利责任，并商议后形成条约文本，官家盖印存档。相关亲友以及官府各持一份，共 5 家：绍兴府一本；太夫人一本；阳明两个孩子正宪一本，正亿(正聪)一本；阳明弟子共持一本，并约永远共同遵守。[21]
其二，设定托孤看护方案，[22]并附有实施的具体条款。这是在弟子薛侃主持下完成的。宗旨是“保孤安寡”，重在保护正亿母子安全和权益，而不是田亩等财产的维护；依据是“酌之情礼，参以律令”；做法是：因孩子年幼，家里的事务由亲人打理，但会有两位阳明弟子从傍协助，他们每年更换一次，王家叔侄不得阻拦和干扰。
其三，安排正亿成为“门婿”。这是众弟子协助黄绾，共同成就。[23]曾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黄绾，与王阳明相友 20 多年。有天苦思如何寡过而不得解，阳明一席话，让他冰释大悟，从此拜阳明为师。[24]他对阳明晚年的处境非常同情，对其功勋不录的遭遇深为不满，对其遗孤的安危更是心忧。阳明在世时，曾与他有过儿女亲家的约定，即为正亿定了娃娃亲，黄绾有意将女儿许配给正亿。眼见阳明身后正亿处境日益困窘，为更好保护正亿，遂有成亲之谋。为此，王艮曾亲赴台州，到黄绾老家行聘礼。[25]经过大家不懈努力，正亿终于在嘉靖十一年(1521)九月，以“门婿”的名义，被带到金陵黄绾的身边，时年 6 岁。“门婿”名分一定，幼年的正亿也就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养护了。王艮在其间不辞奔波劳苦，亲行聘礼，可见他为保全正亿的一心一意，亲力亲为。
在“门婿”办成之前一段时间，仍发生了许多令人担心的事情。虽然订立了五方共守的协议，也商定了二位弟子轮值看护，但实际上远不如人意，正亿仍时时处在不测之中。一是因家族矛盾，正亿被作为筹码被藏匿，以致看护的弟子一个月都不得见，生死两茫茫，令人焦愁，“相怀忧逼”[26]。二是心怀不轨的乡里恶少，百般阻挠正亿以“门婿”名义的北上南京，曾一路追截至钱塘江，后众弟子以计谋始得脱险。史称为保护正亿，王臣佥事还受“黜职”处分，可见世情之险，正亿处境之恶。
经历阳明后事料理和正亿保护周折的王艮，与同门一样，心忧老师的后事，而他的草根出生，生活煎熬，使他更倍感人生的不易，对老师的遗孤遗孀，对其间的“细微曲折”，尤加深虑。在写给同门薛中离的信中，[27]这种担心倾泻而出。信的大意是说，在阳明生前，王艮曾再三向老师提议立夫人为“众妇之主”，以主持家政，料理家务，也好护佑幼子；不过，王阳明不同意，他觉得夫人“德性未定，未可轻立”。后来可能也有建议立家族中的“吴夫人”为“诸母之主”，但她“性刚无容”，也未能上位。王艮后怕，若吴夫人当家，正亿母子必将进退维谷，也势必处于危险之地，无法安宁。特别是在家族中，正亿之母毫无地位，“亿弟又何以安哉？”所以信中说，同门们曾反复商议谋划，如何将
母子“拯救至南都”；后来幸得同门王瑶湖等人的大力支持，“遂拔正亿出危难险”。信中“拯救”等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都刻画并凸显出阳明幼子正亿的困境与危险，尤其是王艮的焦虑与担心，因为他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呵护先师的骨血，此诚如他在信中所自白：“我辈正当任错改之，使吾亿弟后无魔障可也。此便是复焉执焉之道，无负于先师先觉之明也。”[28]
而在写给另一位同门欧阳南野(欧阳德)的信中，王艮更是流露出强烈的保护“先师一脉之孤”的意愿：“贵乡里曾双溪至，知久庵公丁忧，正亿弟随归。公言以死保孤，于今日事势，不知果能终其所愿否也？……望兄与龙溪兄扶持，豫谋万全之策，以保先师一脉之孤。如何？如何？”[29]文中“以死保孤”云云，是引用欧阳南野的话，信中一再道及此，也是意在强化和提醒对正亿的保全是何等重要而紧迫；而欧阳南野有如此决绝的表达，也显示出同门们对正亿的险境，都有切身的体认和感觉，而且也确实比较危急过，所以才会有“以死保孤”的话。而王艮所谓的“以保先师一脉之孤”，正是力图化解正亿面临的威胁和危险，身离险境，安身而保身，如此方能真实而真切的实现老师血脉绵延。设若正亿万一有不测，身之不存，则阳明先生血脉安在？出于对老师的忠诚，对老师遗孤的悲悯，果真如此，王艮等弟子是无法接受的。
前面说过，阳明原配没有生育，到 54 岁时才由续弦生正亿。其间虽曾过继一子(正宪)，但对此老来亲生的儿子，王阳明可是莫大的欢喜，期待很大，也是关爱有加，虽然戎马倥偬，仍然无限倾情眷念。可能是去世那一年返乡途中写给大儿正宪的家书中，就两次提及幼儿正聪(正亿)。一是讲到已将正聪(正亿)托付给可靠的“忠信君子”廷豹看护，相信一定会不负所托的，但还是叮嘱正宪要时常去察看。[30]二是关切襁褓中的正聪(正亿)“吃奶、穿衣”问题，温情询问聪儿(正亿)喂养、抚育得怎样？又再三叮咛“婴儿吃奶、穿衣，不宜过于饱暖”[31]。如此细致的叮咛、关切，足见阳明对幼子的无限深情。想王艮等弟子是能感知老师对自己唯一血脉的挂念的，所谓“恤遗孤以弘本”，所谓慰“先师在天之灵”等护孤自觉，上述种种护孤的设计安排，以及为让正亿早成黄绾“门婿”而受到保护，王艮等远赴台州说媒等等，都表明弟子们是深察先师舐犊情深的。这种理解加之对“先师在天之灵”的报答与忠诚，必然会召唤出强烈的“护孤”冲动；而客观上正亿的种种窘迫与险境，无疑更燃化了这种“护孤”激情。这些都应是王艮力倡“明哲保身”论的至情所在，当然也是其系念所向。
三、保民与保身
“保孤”的现实急切性，给王艮的“保身”警醒和刺激，是具体而真切的，当然它也是微观的；而作为那个时代来自民间，又富有革命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灶民这一最为底层的劳苦大众的非人处境，则是他提出“保身”说的更为宏阔与深刻的原因。
王艮出生于泰州安丰场[32]的“灶丁”，即专事制海盐的盐民之家。其初见阳明诗“孤陋愚蒙住海滨”中的“海滨”，即意指此。据王艮年谱记载，“父灶丁”，父亲是“煮海”的盐工，家庭贫苦。他 7岁入乡里私塾，读到 11 岁时，因贫无奈辍学，帮助“理家政”。所谓“理家政”，大概就是身为“小灶丁”的角色，辅助父亲做一些制盐的活。盐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还是国家重要财赋来源，“天下之赋，盐利居半”[33]。安丰场所属的两淮盐业，在明季更是国家经济重镇，“自古以来最称富饶”[34]。但是，创造盐这一重要财富的盐工，却社会地位卑贱，生活穷困，张謇曾形容说：灶民所过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
综合起来，这种苦体现如下：其一，灶民社会地位卑下，盐工厕身贱民。古代士农工商四民外，还有以职业来划分的所谓“三籍”的说法，即军籍、匠籍和灶籍，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很低，其中灶籍即煮盐的盐民，则社会地位更低。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还常发配罪犯入灶籍。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28 就记述过，明代之初，曾将判迁徒以下的犯人，发往盐场“煎盐”。另据《明洪武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曾诏令刑部，凡符合“徒罪煎盐”者，福建、广西两地的犯人，发配到两淮地区。这一政策到明中叶还在实行，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 54《杂志·碑训》记载，正德十五年(1520)朝廷规定，各地囚徒均发往本省盐场劳作。三吴之地的人民，因张士诚的原因，也多有配发盐场的。如据王艮《年谱》记载，其祖居是吴地，后迁入安丰，“先生讳艮，字汝止，隶扬之泰州安丰场人。其先伯寿自姑苏徙居”[35]。盖其祖先也是因某种历史“罪过”而被北迁、且“困辱”为灶民的。虽然灶民不都是罪犯，但将盐场视为罪犯发配处，将犯人充抵灶民，可见古代盐丁的近乎奴隶的身份。这种痛楚的历史记忆，或是王艮关注、同情灶民遭遇而吁保其身的隐微深因。
其二，承受双重剥削。灶民除了承担国家“盐课”外，还要上缴“赋税”，国家的盐政当局和官府分别压榨灶民。在盐课、赋税的双重压榨和盘剥下，灶民的负担最为沉重。史称百姓中，盐、军、匠籍三类人户，是赋役最重的，生活也是最苦，“各灶户终岁勤苦，甚于编氓”[36]。
其三，劳作之苦。两淮盐场濒海而设，生产环境非常恶劣，春夏秋冬，都是露天作业，风吹日晒，雨雪冰霜、酷暑溽热；而劳作的强度又特别大，特别艰辛。史称海盐的制法“有煎、有晒”，前者是用燃薪锅煎熬盐；后者是用沟滩之法，靠日晒蒸发，结晶为盐。无论是煎是晒，灶丁都是如牛如马，历史上有许多文献予以同情的描述与尖锐的揭露。如宋代诗人柳永有首著名的《煮海歌》，专门描写盐丁一年四季的劳苦：他们起早贪黑，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霜雪交侵；还面临着“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的恶政摧残，以致陷于“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的悲惨处境。[37]生动刻画了灶户的生存艰难与苦苦挣扎。明代季寅有《盐丁苦》一诗，描述盐丁劳动强度大，又饥寒交迫：“盐丁苦，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卤。胼手胝足度朝昏，食不充饥衣不补。每日凌晨只晒灰，赤脚蓬头翻弄土。”[38]到明代中叶，灶丁的处境更有“生息”之危急。明弘治二年(1489)，刑部侍郎彭韶，在巡视沿海盐场后，向皇上《进盐场图册疏》[39]，详细罗列了盐民的“六苦”：一是“居食之苦”，居的是不蔽风雨的破屋，吃的是难以下咽和果腹的“粝饭”；二是“蓄薪之苦”，煮盐必要柴火，而薪地获得、柴薪看护都不容易；三是“晒淋之苦”，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刮泥汲海”，全家都齐上阵，或挥汗如雨，或瑟瑟发抖；四是“煎办之苦”，燃薪煮盐，夜以继日，难以停息，“烧灼薰蒸，不似人形”。
王艮所生活的东台，灶民处境也一样恶劣。据嘉庆年间《东台县志》(卷 18，盐法)，这里的灶民有“七苦”，即在上述六苦之外，还有“遇潮之苦”，面临海潮侵害、甚至吞没的威胁。灶民的这种种“苦”，王艮不仅有所闻，更是有所见和有所亲历，因为他父亲就是“灶丁”。据王艮《年谱》，有一年寒冬，他亲见父亲为匆忙赶赴官府之役，急用“冷水盥面”，自己内心“深以不得服劳为痛”。
其四，灶民蒙受残身之害。曾长期与泰州安丰场灶丁生活在一起的诗人吴嘉纪，曾悲叹灶丁煮盐被伤害，“斯人身体亦犹人，何异鸡鹜釜中煮”[40]。诗是叹煮盐时灶丁被火燎，其实无论是煎、是晒，因其劳动环境极为恶劣，对盐丁身体都有极大摧残。晒盐的场地，往往是深坑，而盐的比重又大，故很沉。取盐的时候，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盐丁都裸身操作，因此，难免阴寒侵身，常造成痿痹症，此其一。其二，因脚长久踩在盐中，骨头易柔化，盐丁常患跛脚病。其三，因燃薪煮海水，长久烟薰火燎，盐丁常患眼病，甚至盲目。痿痹、跛骨和目盲，都是有形而直观的身体伤害，盐民出身的王艮，应该察觉过这类现象，它们对王艮的刺激，当是引起他关切“保身”问题的直接而切实的原因之一。[41]
最后，灶民之苦还体现在生命之虞上。包含东台在内的两淮盐业，都是煮海水为盐，灶民靠海吃海，临海作业，因而也最易受风暴海潮的侵害。而历史上这种侵害屡见不鲜，盐民不仅财产受损，甚至性命无存。如天顺六年(1462)七月，淮安“海水大溢，淹消新兴等场官盐一十六万五千二百三十余引”[42]。又如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通州海门各盐场遇风暴潮，“溺死民灶男妇二万九千余口”[43]。再如崇祯四年(1631)四月，“海潮迅发，将范公堤冲坏数处。狂涛巨浪，排空而来，近堤盐场、室庐、牲畜及军民商灶，漂者、没者、死者无算，汹汹之势，莫可御遏”[44]。
综上历史的检索，令人慨叹：灶民这一群体，是多么苦难的群体，蒙受了多么残酷的磨难与悲惨的牺牲。此中不幸诚如嘉靖年间长芦盐运使郭五常在其《盐丁叹》一诗中所吁：“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霾恒弗雨，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贷无从生计疎，十家村落逃亡五。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滩没股，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半铺尽泥土。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儿女呜咽夜不炊，翁妪憔悴衣蓝缕。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丁同此楚！”[45]灶民极其卑微的社会地位，严酷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还随时面临着天灾人祸的侵害与吞噬。这种苦难与性命之虞，正强烈凸显了这个群体身无所依、命无所安的危急。王艮的灶户出身和盐丁经历，使他不能不同情，也不能不焦虑广大灶民所处的这种不仁道的凄惨状况。王艮《年谱》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29 岁时，有一晚他做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46]；于是他奋起托天，又奋力整理好混乱不堪的日月星辰秩序，百姓欢欣鼓舞，似如重生。这一梦境以及得救而兴奋不已的民众，无疑也应当包括他熟悉、且处困厄中的灶民，因为这是一群亟需救助、也必须帮助安身立命的人。其实，王艮也曾自誓以天下为己任。他说过：“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47]上述梦中托天故事，可谓隐喻地表达了王艮对天下人民、尤其是“穷民”的强烈关切，以及其救世济民的宏大而坚定的志向。归根结底，就是在呼吁应保护生民之“身”，因为一切的生活苦难，最终都要表现为有形之“身”所面临着的严峻而沉重的危机。在此意义上，纾民之生，实也是宽民之身。因此，王艮之倡“保身”说，不能不说也是有见于盐民的生存苦难与危机，并欲求减轻这一危机，以谋改善灶丁穷民的生存状况。在此意义上可以推论，王艮“保身”说旨在“保民”；换言之，现实盐丁的非人处境，刺激了王艮“保民”的政治热忱，并成为催生“保身”理论的重要现实端绪，而且其间含蕴着深切而浓郁的为生民呐喊与辩护的人民性。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映现。从历史的视域来观察“明哲保身”说，可以发现这一主张背后所隐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社会状貌，它们共同酝酿、结蒂出了“明哲保身”论；换言之，这一主张宛如一个棱镜，在历史的叙事下，分别呈现出了明代仕宦的风险，家族利益冲突下的遗孤之虞，灶民的悲惨境遇；它们或微观、或宏观，但都指向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细节，在此历史的镜像中，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明哲保身”这一观念本身，也有利于更深入、更恰切地把握王艮思想的平民性和人文性。
注释：
[1] 黄宗羲曾评论：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参见黄宗羲：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载《黄宗羲全集》第 7 册，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821 页。
[2]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0 页。
[3]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72 页。
[4] “秋七月乙亥，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本生之称。戊寅，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 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载张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02－403 页。
[5] 张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416 页。
[6] 张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5027 页。
[7]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78 页。
[8]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16 页。
[9]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541 页。
[10]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07 页。
[11]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9 页。
[12] 陈学霖： 《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7－53 页。
[13]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北京： 中华书局，1997 年，第 457 页。
[14] 张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5830 页。
[15] 司马迁： 《史记》( 中华历史文库本) ，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77 页。
[16]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语录》，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2 页。
[17]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语录》，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9 页。
[18] 黄宗明： 《处分家务题册》，载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8 页。
[19] 薛侃： 《同门轮年抚孤题单》，载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9 页。
[20]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7 页。
[21] 黄宗明： 《处分家务题册》，载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8 页。
[22] 黄宗明： 《处分家务题册》，载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9 页。
[23] 关于黄绾的保孤详情，参见钱明： 《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24]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6 页。
[25]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7 页。
[26]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8 页。
[27]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尺牍论议补遗》，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0 页。
[28]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尺牍论议补遗原辑计九篇》，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0 页。
[29]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尺牍论议补遗》，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1 页。
[30] 束景南、查明昊辑编： 《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243 页。
[31] 束景南、查明昊辑编： 《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241 页。
[32] 明代安丰场是淮南 30 个盐场之一，属泰州司，有灶户 4712，灶丁 10314 人。参见 《重修两淮盐法志》卷 27 《灶丁》，光绪 三十一年，扬州书局重刊本。
[33] 《新唐书》卷 54 《食货志四》，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378 页。
[34] 陈沧来： 《中国盐业》，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9 年，第 11 页。
[35]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卷 3，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7 页。
[36] 《明世宗实录》卷 108，嘉靖八年十二月甲戌，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 2548 页。
[37] 潘同生： 《中国经济诗今释》，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年，第 197－198 页。
[38] 潘同生： 《中国经济诗今释》，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年，第 226 页。
[39] 《御选明臣奏议》卷 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45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年。
[40] 潘同生： 《中国经济诗今释》，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年，第 10 页。
[41] 周庆云： 《盐法通志》卷 42，1914 年，文明书局铅印本。
[42] 《明英宗实录》卷 343，天顺六年八月戊寅，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第 6947－6948 页。
[43] 林云程、沈明臣： ( 万历) 《通州志》卷 2，载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203 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7 年，第 70 页。
[44] 吴甡： 《柴庵疏集 记忆》卷 4，秦晖点校，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84 页。
[45] 史起蛰、张榘： ( 嘉靖) 《两淮盐法志》卷 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274 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7 年，第 201 页。
[46]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82 页。
[47] 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