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指斥叶适事功之学为“舍道义之涂”的“功利”学说，但从叶适思想的“致用”指向看，事功之学实是对“道义”的追崇与践行。叶适思想成长于理学诸派共同主张经世致用而又对“用”持有不同认知的时代语境，其“效果”优于“动机”思想内核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南宋社会政治现实。叶适作为南宋官员的政治身份，使其“致用”思想不只局限于哲学范畴而且转化为了切实的政治实践。尤其开禧帅守建康期间，叶适以个体作为有力地扭转了北伐战局，对南宋社会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叶适；事功之学；“致用”；政治实践
叶适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仕孝、光、宁三朝；亦是知名的理学家、文人，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为学，主张学以“致用”，与同期理学诸派多有不同，被朱熹讥为“骇人听闻，坏人心术”“经世之意者未离乎功利术数之间”[1]的“功利”学说，全祖望却言：“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2]那么，叶适事功思想的历史定位究竟如何？
对于叶适的事功思想，漆侠、潘富恩、周梦江诸位先生皆指出其反对空谈、重实效的特点；孙金波关注到该思想对清初诸儒的影响和现代启示，但均未在叶适事功思想于南宋现实的意义与价值层面有所展开。①本文基于朱熹等人的说法，试提出解读叶适“事功之学”的新路径，即在学界广泛认可的尚务实、重实践基础上，深入探察叶适思想中的“致用”指向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及与其相关的评价问题。本文拟结合叶适思想特征、政治经历、文学作品，考察叶适思想“致用”指向的表现、内涵及成因，并探寻叶适事功之学在南宋的社会现实意义，以期更合理地揭示叶适思想的本来面目与真正价值。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叶适落职回水乡村居住，开始了著书讲学的晚年生活。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去世，叶适将其一生的研学凝结为《习学记言序目》。孙之弘序云：“初，先生辑录经史百氏条目，名《习学记言》，未有论述。自金陵归，间研玩群书，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3]该书成于叶适去世前夕，用时16年，辑录经史百氏，各为论述，包括经13卷，史27卷，诸子7卷，文鉴4卷。经又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等类目；史分《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唐书》等类目，而下又按史书体例细分条目。可以说，《习学记言序目》对叶适的学术思想有着较为系统的呈现，从几个关键概念入手，能更明晰地厘清叶适思想之特性。
首先，治国“勿虚”。叶适“务实勿虚”的理念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有具体的阐述。叶适认为礼乐律书本是措之于治：“礼乐律书皆已亡，大意犹可见，往往飘乎草略，使后有愿治之主无所据依。孔子曰‘行夏之时……’此教颜渊以为邦之目也。……自春秋以来，儒者论礼乐何可胜数；虽无谬于道，而实知其意可以措之于治者绝少。”[4]礼乐律书早已亡佚，据其大意，主体功用在于措之于治，但知之者少。礼乐制度的终极目的是国家治理，叶适主张的政治实践色彩由此可见。
当然，叶适也指出，“务实”首先要认清现实。学者不可“轻信往事，异时自处不审，无与建功，趋向日以卑下”[5]。“儒者执空尺度以准量当世，行今而不可，复古而不能。”[6]在叶适看来，时移世易，古法、古道与当下现实早已产生难以逾越的鸿沟，务实必须求实。
治国必须重民、安民。叶适提及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得天下，感慨：“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之性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犹可以为功乎？”[7]民乃立国之本，治国必先安民。叶适由唐代的藩镇割据联系本朝的夷狄之祸，不无深重忧虑。他担忧当今国家“安乐无虞，引日玩岁”[8]，而不知“倾坏常临于目前”[8]，呼吁加强沿边防守：
故余素论，常欲于沿边牢作家计，壮固藩墙，以保堂奥之安。且汉淮沃壤，形胜控扼，直以并塞视为弃物。今若取五十里间，比其室庐，时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虏来必捍于垣堑之上，长劲弩，持满以待，则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卧晏起，无朝夕之忧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9]
有鉴于当时的严重形势，叶适主张在“汉淮”两千里范围广泛建立堡垒，形成牢固防线。叶适论史，不作空言，始终关联时事、政治。
其次，治学“务实”。叶适强调治学要以实践为前提，反对空谈，这与其治国思想一脉相承。基于此，他认为学者治学修身，首先应务实。谈及“克己复礼”，叶适云：“今世说此，游词甚多，而无克复之实，盖理本不虚立尔。”[10]脱离践履谈性命，自然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叶适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叶适明言孟子“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11]对宋代甚嚣尘上的“人欲”论，叶适反诘：“程氏又有‘三代天理，汉唐人欲’之论。嗟夫！人必逼父杀兄而后为欲，则其所恶又将若何哉！”[12]认为极端的“人欲”说无异于纵“恶”；将程氏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等同于“老佛庄列常语也。”[13]叶适不喜佛老，因为“佛老”对于救亡图存没有实际效用。在他看来，佛老不可入周孔圣人之道，因为周孔圣人以建德为本，以劳谦为用，故其所立能与天地相终始。而佛老处身过高，以德业为应世，其偶可为者则为之，所立未毫发，自夸甚于丘山，甚至起到坏败丧失的作用，使南宋为夷狄所侵。国将转为沦亡而不能救，却不以为己责也。这正是佛老最致命处，而二程、张载却“自坐佛老病处，而揭其号曰‘我固辨佛老以明圣人之道者’也！”[14]叶适通过一个自洽的逻辑，以辛辣之语尖刻地言明“天理人欲、道德性命”之学的缺陷，虽然与时俗大异，但叶适坚持治学以实践为前提，为实践服务的用意不言自明。
再次，文以致用。为文层面，叶适坚持文以致用的作文准则。“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15]叶适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主张文章不能脱离政治现实孤立存在。“虽幼以文显，无纤巧轻艳之作。既长，益务关教化，养性情。”[16]“文章高下，未有不与事称者。”[17]“文之废兴，与治消长，亦岂细故哉！”[18]所谓“事”即现实政事，为文必有益于教化、关乎时事。
叶适强调文章的内容需备义理，尤其是科举之文、制策、诰书等应用性文体，必须坚持质实的导向。叶适认为科举、制策要言之有“物”，“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举……皆取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19]“古人约义理以言……其后俗益下，用益浅……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秾损华，然往往在义理之外矣，岂所谓文也！”[20]叶适对宏词科的四六文尤其不满：“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21]即或带有明显礼仪色彩的制诰类文章，叶适也以“质实”为准绳，加以衡定：
余尝考次自秦汉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词人，虽工拙特殊，而质实近情之意终犹未失；惟欧阳修欲驱诏令复古，始变旧体。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尝直指正言，但取经史见语错重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于三代之文，何其谬也！自是后进相率效之……因吕氏载诏诰训词，略叙大指如此，盖大道既废，等为虚词，则今之号称摸拟典雅以求配合复古者，固未必是；而昔之率然突出质实近情者，亦未必非。[22]
叶适文学思想灌注了崇实抑虚的精神。叶适在评吕祖谦《皇朝文鉴》时大加称颂：“合而论之，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23]但对程氏兄弟的文章深表不满：“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24]叶适强调为文应有实际意义，反对赋体文学的空洞乏味：“然后世犹继作不已，其虚夸妄说，盖可鄙厌，故韩愈、欧、王、苏氏皆绝不为。”[24]更见叶适对“质实”之文的肯定与追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治国、治学还是为文层面，叶适的思想主张都鲜明地以“致用”为导向。明确的“致用”性是叶适事功之学一以贯之的坚守准则，而这一主张也颇为人所认可，从世人对《习学记言序目》的价值评判中即可探察一二。
《习学记言序目》语多出新，不袭前人。对此宋人褒贬不一，如陈振孙云：“务为新奇，无所蹈袭，其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也。”[25]汪纲则曰：“一自《书》《诗》《春秋》三经历代史记讫《五代史》，大抵备史法之醇疵，集时政之得失，所关于世道甚大；一自《易》《礼》……大抵究物理之显微，著文理之盛衰，所关于世教者尤切。”[26]但该书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后，获得颇为客观的评价，四库馆臣称：“论唐史诸条，往往为宋事而发，于治乱通变之原，言之最悉，其识尤未易及。”[27]《温州经籍志提要》亦称：“至于诸史自《战国策》《史记》……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未可以陈伯玉所论遽讥其偏驳也。”[28]晚清黄体芳序文曰：“水心之才识，最长于论史事……其论唐史诸条，陈古刺今，尤有殷鉴夏后之意。盖朱子曰‘永嘉之学偏重事功’……若务以事功为不足重，则国家安赖此臣子？”[29]论史治国是叶适事功思想的精华所在，这也是其学说“致用”性的最直接体现与现实指向。总的看来，世人对叶适论史、针砭时事的实用价值十分肯定，叶适整个学术思想中对经世救国最切实际意义的地方也恰在此处。
叶适思想具有较强的“致用”指向，主张为学贵在“致用”，重践行、轻空言。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时代语境孕育了叶适事功之学的这一特点？
理学②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和衍变，成熟于南宋。南宋理学诸家分立，虽不同时期各派学说的地位和影响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不外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金华之学、张栻的湖湘之学，以及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各家学说在共通的学术渊源、时代背景以及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经世致用”价值观。
首先，各家学说大抵承自北宋，受洛学影响颇深。程门高徒杨时为“南渡洛学大宗”[30]，众多弟子在南宋理学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罗从彦传李侗再传朱熹成闽学；胡宏兄弟传张栻成湖湘之学。而以周行己、许景衡为代表的“元嘉九先生”，则对薛季宣、陈傅良的永嘉之学有开启之功。全祖望有言：“龟山独邀耆寿……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30]所以，南宋理学诸家虽各有偏向，但其源始却有着共通性。
其次，南宋理学各派，成长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之中。宋人高举复兴儒家传统的旗帜，排佛老、抑章句训诂之学，以期建立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体系。③然两宋祸乱，宋室南渡，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现实，促使更多的儒学之士思考如何获得重建国家、驱逐外敌之力量。这些儒者志在经邦治世，治学关联历史兴亡。如胡安国便希冀通过治《春秋》学实现经济之志。正如《宋元学案》所称：“盖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讨乱贼，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术，未尝不屡书而致详焉！”[31]
再者，各学派代表人物大都有一定的仕宦经历。乾淳年间，叶适的事功之学与朱子之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④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人政治地位或有高低，但都曾入仕为官。而略早于他们的吕祖谦、张栻，亦不例外。
“经世致用”趋同，但各家对“用”的理解与认知却存有很大差异：朱熹既不认同“言而不行”，亦不赞许“只行不知”，而是主张“知先行后”，否则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熹的“经世致用”说以格物穷理为前提。基于此，陆九渊将朱熹的“格物穷理”称之为“支离事业”。陆九渊的主张简洁明了：“发明本心”，自称唯如此方为名至实归的“简易工夫”。[32]
与朱、陆学说不同，湖湘、永嘉之学则指向践履躬行。张栻务实、重行，但并不认同只“行”不“知”的过度践履。这与朱熹的主张不无相通之处。朱熹《答詹体仁》云：“湘中学者之病诚如来教，然今时学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种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钦夫往时盖谓救此一种人，故其说有太快处，以启流传之弊。”[33]朱熹认为湘中学者“言而不行”固有不妥，但一味践履而不穷理，更是为学之“大病”。朱熹与张栻为至交，二人曾会友讲学，相互之间也常有书信往来。可以说，朱张二人正是在相互探讨、辩难中不断校正、完善各自的学说的。“钦夫往时盖谓救此一种人”，朱熹认为张栻矫枉过正导致湘中学者之弊，说明张栻同样反对“只行不知”。但与朱熹不同，张栻认为应在“行”中获“知”，“知”是指导，“行”是目的。比较而言，朱熹侧重理论建构，张栻则更倾向于政治实践——看重文化价值以及实际的政策问题。[34]
虽同属浙东事功学派，吕祖谦金华之学的特色是注重研究古今历史和文献典籍，借观史以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35]。漆侠指出，吕祖谦是浙东事功派中最接近于理学家的人物，他处于理学转向事功之学的中间环节。[36]叶适永嘉之学亦属浙学一支，在经世致用、躬行践履上与湖湘学派相近，但较之湖湘学派更重现实需要。叶适也主张“道不离器”，但“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37]。这是对薛季宣、陈傅良事功之学的发展。与激进的事功派代表陈亮相比，“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38]。叶适以“经制”言事功，注重从制度层面讨论问题，其事功思想更为系统、理性，所涉领域也更为广泛。[39]
叶适事功之学正是在理学诸派共同主张经世致用而又对用持有不同认知的时代语境中形成的。叶适事功之学是时代哲学的产物，虽与朱子之学、九渊心学并峙于时，但对“致用”有着特别的认知，其“致用”指向也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及渊源。
在诸派同主经世致用的时代前提下，叶适事功思想以“致用”为指向，更重践履，强调务实。在宋儒看来，道学与政术本是一体两面，不可截然分开，“道”与“治”终须合一。[40]叶适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双重身份，使其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天然地受到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因此将叶适思想特点置于广泛的政治实践中予以关照，才能得到合理的描述与阐释。
叶适的主张与朱熹的“天理、人欲”观不同，他在上孝宗皇帝劄子中明确表示：“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精论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为无辨。”[41]朱熹则一再以“格物致知”“天理人欲”“三纲五常”相戒：“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42]甚至自言：“去年应诏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说陈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实在于此。”[43]可见，叶适反对离开现实谈性理，其“经世”更倾向直接的“功业”，也就是说叶适的主张更重实际效果。长期以来，学界将叶适等人归入宋代哲学中的“功利主义”派别。美国学者田浩称叶适的“功利主义”为事功伦理——对效果的关注。“通常功利主义似乎只意味着走入现实或关注社会政治结果，其实功利主义者的涵义更广”。“《哲学百科全书》将‘功利主义’定义为：认为行为的对错由结果的好坏决定的一种学说。”[44]若以此角度看叶适之学，其“致用”的主张便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这恰好是他关注“结果”的直接表现。相较于“结果”，朱熹更注重“心性”，认为“发心”是决定行为好坏的标准，所以他更强调“明理”“天理”的重要性。或者说，叶适以“致用”为指向的思想内核是强调“效果”优于“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叶适思想特质与普泛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有所区介，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功利主义”。叶适“事功之学”，虽一部分来自永嘉学统，⑤但更多成长于南宋特殊的政治生态，是在一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从家国利益出发，针对政治现实所形成的特定的思想主张。因此，叶适“致用”之学思想内核的获取，与南宋政治社会密切相关。
叶适曾连续三次上书宁宗皇帝，以“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45]为中心，系统论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方略。他认为当今朝廷必须审时度势，“修实政、行实德”，方可变弱为强。而朱熹在上宁宗的劄子中，却反复要求帝王要“动心忍性”、浚发德音等，并一再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46]朱熹认为：“为君者不知君之道，为臣者不知臣之道，为父者不知父之道，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皆由此学不讲之故也。”[47]朱熹希冀通过治学、明理而达经世致用；叶适却清楚道德至上未必有错，但无益于当下的严峻现实，这在叶适早期的奏议中有着明显体现。
叶适针对南宋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南宋偏安一隅，内忧外患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叶适的“求实谋”主张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求实自然要息虚，在《外稿·息虚论》中，叶适直指“亲征”“待时”为“虚论”[48]。亲征姑且不论，所谓“待时”，朱熹的提法具有代表性：
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49]
朱熹是在直面王朝内部问题的前提下谈“守”的，但落到实际操作层面，则可能蜕变为“待时”。叶适却坚持：
时自我为之，则不可以有所待也；机自我发之，则不可以有所乘也。不为则无时矣，何待？不发则无机矣，何乘？陛下姑自为其时而自待之，毋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岁月，前者既去，后者复来，不过如此而已也。[50]
他认为，自我不为则无时可待，自我不发则无机可乘。“不战不和”的结果可能就是误国荒时，徒增老大之悲。他提醒帝王吸取吴越战争的历史教训：“自古两敌之争，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运谋。”[50]质疑完颜亮殒弊、女真内乱，而皇帝“按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时可待而伺机可乘乎？”[50]在《外稿·实谋》篇中，叶适还从财、兵、法度、边境等角度详论了“实谋”的具体措施。叶适立足现实，要求朝廷在宋金关系方面有所作为。文章思路开阔，感情激越又不乏清醒与理性，叶适思想主张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也因此得到凸显。
叶适“效果”优于“动机”思想内核的形成，得益于南宋社会政治现实。叶适事功之学以“致用”为指向，故其更关注实现后的结果。反过来，社会政治的现实需要又是叶适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基石，为其“经世务实”的“致用”之学注入来源，催动其发展。
身为南宋朝廷官员，叶适的“致用”思想主张不只局限于哲学范畴，也指导了他的政治实践行为，事功思想与客观现实做到了真正的辩证统一。而现实世界对其政治行为的反馈，亦使叶适思想的内涵变得更加深刻，现实性更为具化、有说服力。尤其在开禧帅守建康期间，叶适有力地扭转了北伐战局，对南宋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切实效用。以“致用”为指向的思想特征，不断地促使叶适思想向社会实践转化，并具有更为直观的现实意义。
叶适的“致用”性思想贯穿其整个仕宦生涯。帅守建康之前，虽然早期的任官职权限制了他的政治行为能力，表达思想与政见的《外稿》诸篇被留置箧中，《进卷》亦未能发挥作用，但叶适的政治实践及思想却伴随这些履历一路成长。基层的政治环境让叶适在处理政务的同时，既实现了他政治实践意义的微小积累，也为其建康帅守的作为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孝宗淳熙五年（1178），叶适登进士第，授平江节度推官。旋丁母忧。淳熙八年（1181），改武昌军节度判官，擢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此为叶适初期为官阶段，然相关史迹无多。据考证，干办公事乃临时委派，处置各府司的一般与紧急事务。[51]淳熙十三年（1186）叶适改太学正，十四年升任太学博士，十五年转奉议郎、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除秘书郎，后调任荆湖北路安抚司参议官，张镃有诗《送叶正则秘书郎参议湖北帅幕》。安抚司参议官为幕府僚属。⑥宋代参与军事谋划的幕僚有参赞军事、参谋官、参谋军事，参议官、参议军事、计议官、详议官、谘议军事等，其中参赞军事、谘议军事等地位较高，而参议官、计议官地位一般。[51]有资料显示当时的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阎苍舒，曾请叶适执笔《江陵府修城记》，叶适也有诗《题阎才元喜雪堂》等。
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适差知蕲州。绍熙三年（1192）除淮西提刑，转盐铁冶司公事；四年转朝散郎，任浙西提刑，八月奉召赴临安，十一月内引，除尚书左选郎官；五年七月，升国子司业，转朝请郎，十月兼实录院检讨官，十一月除太府卿，淮东总领。庆元二年（1196），遭御史胡竑论，降两官放罢。嘉泰元年（1201）复起，除湖南转运判官等。
在不停地仕宦迁转之中，叶适也在不间断地践行着“致用”思想。例如绍熙三年（1192）叶适除淮西提举兼提刑，转盐铁冶司公事。在淮西路处理铁钱问题，叶适奏《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云：“臣昨在蕲州目见利害，询采吏民，颇为亲切。今暂领兼司，所当随时补缉，务使淮人迄臻安静。”[52]冶铁钱之事，即属经世济民之实举。任提举，叶适又巡幸所部，东至含山，西至六安，北至广州，南返蕲州，[53]亲历亲为的实地巡查，亦是“致用”之学在无形中导引的结果。因着叶适思想的实用倾向及其来源于社会现实的思想内核，其“致用”思想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叶适的政治行为并转化成了政治实践。入仕以来，叶适在长期的仕宦经历中沉潜、积累，直至帅守建康——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叶适思想践行实效及其社会现实意义也在这一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
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促成北伐。由于吴曦叛乱以及多种因素交合，南宋不得不又一次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叶适临危受命，于当年六月除宝谟阁待制、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后又兼沿江淮制置使，在建康开幕府辟僚属。叶适帅守建康，北抗金兵，南行屯田，以个体作为有力地扭转了战局。
江淮流域为南宋中心防线，防淮亦防江。南宋以临安为“行在”，以建康为行都，[54]建康城有着良好的地缘优势，占据着关键的战略位置。若行都建康失守，那么都城临安也将岌岌可危。叶适在《除知建康府到任谢表》中提及：“内参从橐之华，外付帅垣之重。盖人以为宠，而臣之所忧。伏以行宫蒙高宗临御之频，建业为六朝都邑之旧。”[55]建康帅守任务之艰巨，不难想见。帅守建康固然为叶适带来了空前的政治挑战，但也为叶适思想行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紧迫的军务需求促使叶适寻求理论的指导，深处前线重地，让叶适更切实地感受到治学与治国合一的重要性，且非常时期的特殊授权，也使得叶适有能力主导更为丰富的政治实践。此时叶适的“致用”之学与民族利益融合为一体，落实为真正的现实之“用”。
叶适守建康，参与宋金战争，其指向“致用”的战略战术、治国理政思想尽数付诸于实。北伐期间，四川副宣抚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叛国，西线失守，金兵全力进攻长江下游。金人自清河口渡淮，围困楚州，屯兵十余万于定山，建康吃紧。叶适令左领卫中郎将门人厉仲方破定山之敌，解六合之围，建康人心始定。[56]期间，叶适也得到僚属蔡任的有力支持。蔡任字子重，平阳（今浙江）人，为叶适故人蔡必胜之子，在幕府“专治军事”。据叶适《叶岭书房记》：“当是时，子重专治军事，昼夜不得休息，而余听讼断狱，从容如平常，不然则建康之人，未见敌而先遁，堕建、绍覆辙矣。”[57]叶适叹其才曰：“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57]此外，叶适还招募民兵，巧出战计、偷营劫寨，有力地抗击了金兵入侵。
经营两淮，建堡坞防敌寇，此为叶适早年治国思想的实践。叶适《安集两淮申省状》重点述及堡坞的作用：“故堡坞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强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坚，毋徇空言而妨实利……伏乞照会指挥施行。”[58]作为固定的军事防御设施，堡坞既可以安置流民，又可抵御金兵、保卫江淮。然而，之前此状所述的战略举措并未为朝廷所采纳，更有甚者被视为儿戏。[59]实际上，这一战略正是叶适现实哲学的具体体现。他希望这一措施能够产生护卫江淮的效果，事实也确实如此。
开禧三年（1207），叶适兼沿江淮制置，专一措置屯田。借此机会，堡坞策略终于得以实践，江北定山、瓜步、石跋堡坞遂成。他自言：“某欲因屯田堡坞之立，收兵民杂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层，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59]堡坞建成后，叶适上《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具陈三处堡坞的图本以及47处团结山水寨的居民户口性命账册于朝廷。堡坞战略既印证了叶适“致用”思想主张的正确性，又解决了两淮地区的实际问题。
虽然由于多种原因，开禧北伐以宋、金签立“嘉定和议”告终。但叶适在宋军败退、金兵全力进攻江淮的情况下，有力地扭转了战局，既保住了南宋行都建康，也护卫了两淮百姓安危。帅守建康，使叶适思想的“致用”指向落于实战，效果立竿见影，也使其事功之学获得了服务现实的机会。
综上所述，叶适指向“致用”的事功之学，非如朱熹所言“舍道义之涂以趋功利之域”[60]，从其对南宋社会直接、具体的作用看，叶适事功之学是对“道义”的追崇与践行。叶适与朱熹基于各自的学说立场，学术观点及意义自不相同。然而在面临民族危亡之时，朱熹的动机伦理观念受哲学先决条件限制，未必能如叶适思想般直接投入政治实践、关注践行实效。叶适哲学思想的实践性以政治上的经世济民、军事上的直接行动作为具体诠释，对南宋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漆侠指出，浙东事功派重实际、讲实效，所以他们对理学家们尽心言性的空谈、无补于社会的实际，表示极大的不满。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J].文史哲，1995（1）：3-24.潘富恩、刘华认为，叶适承继和发展了薛季宣的“通世变”“务通于今”的思想，高举“实事实功”的旗帜，勇于正视社会现实，反对清谈误国。见潘富恩，刘华.论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49-54.周梦江也指出，叶适吸收永嘉众多学者之长，集永嘉学术之大成。重视实际问题，研究实用之学，是叶适永嘉学术思想特点的一个显著表现。见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02-304.孙金波认为，政治上的现实是促使叶适提出事功思想的直接动因，亦指出了清初诸儒对叶适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及叶适思想的现代启示。参见孙金波.叶适事功思想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9、209-241.
②对于宋代学术称谓，学界主要有“理学”“道学”“宋学”“儒学”等。冯友兰认为“理学”专指程朱学派的独家学说；邓广铭认为应当用“宋学”概括两宋学术之全部；而陈植锷则对“道学”与“理学”进行考辨，认为这两个称谓在宋儒中已演变为门户意识。本文在常规意义上沿用“理学”概念。
③据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宋人反对训诂之学，并不是一概抛弃传统传注的形式，而只是认为传统经学的繁琐（‘博’）妨碍了治学者与儒家经典文本之间的精神实质（‘心’）上的沟通；宋人反对文章之学，也不是排除将文章作为表达思想（‘质’）的工具，而只是认为前代诗赋过分地追求辞章华丽（‘文’）。恰恰相反，宋学的产生，正是继承并创造地发展了前此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而将它们统合在所谓古之学者一的儒学这一旗帜之下。”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④据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按语：“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龂龂其间，遂称鼎足。”见（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中华书局，1986：1738.
⑤叶适曾问学于薛季宣。薛氏《答叶适书》云：“投以尺书，望我以急难，扣我以学问。”“不耻下问，一日千里，吾知方发轫焉。”见（宋）薛季宣.薛季宣集[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28.叶适与陈傅良关系更非寻常可比，从青少年时代起至嘉泰三年（1203）陈傅良去世止，叶适与陈氏保持长达40年的交往。在为陈氏所撰墓志铭中，叶适称：“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参见（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M].中华书局，2010：300.
⑥宋代设置都督、宣抚使、招讨使、制置使、经略使、安抚使、转运使、发运使等府司，均被允许开设幕府。尤其南宋，为防止金人入侵，更于一些军事要处设置置使，即“制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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