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起了2000年与东吴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林继平先生结缘的情形。当时在人民大学读博的我，召集中国哲学方向的博士生，聆听林先生讲解阳明学奥义。第二年林先生回台后根据我等整理的录音稿，在兰台出版社印出《王学探微十讲》。受林先生影响，我博士论文作《李二曲心性实学研究》，首提“心性实学”一语，不能不说与阳明学渊源颇深。近年来，阳明学成为国学普及中的显学，“心学”“知行合一”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常用语。我亦曾通读阳明全集，粗浅梳理其后学，但对阳明学的发展历程并不十分清晰，翻阅社会上的一些传记和演义，常常陷入治丝益棼的境地。《十讲》篇幅不大（版面字数仅17万），思想表达、条理线索非常简洁，这方面让我十分解渴。
如《十讲》“后记”所言，这本小书是广播讲稿改成的，听众是一般人，所以尽量做到了口语化，把事说得平易近人。有时不得不引用原文，也要选明白易晓的。全书没有做烦琐的注解，亦少引证时下学者的说法，显得十分清爽，极有利于大众阅读。作为普及读物，作者力求将阳明学还原于生活实践，认为“阳明学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一种简单的做人哲学”。他奋劲为普通人打开一扇通往修养堂奥的入门，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具有实践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地方官，在乱世中仍能有所作为”（杨渡序言）的儒者形象。
周先生说，他自己受的学术训练，不容许在没有根据的情形下“杜撰”一个“新”的阳明，因此受限于材料不容易探到阳明人格的“纵深”。这既是谦辞，同时又反映了做学问严谨的一面。周先生是文学博士、中文系教授，在《十讲》中却很少发挥文学构词的想象力，表现更多的是史家的求真精神。搜“广”才能索其“精”。从周先生对历史上最著名的对阳明学的评断论述中，端可显示出这一深度。正面的评价如黄宗羲在《姚江学案序》中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这使得中国传统最高的理想“做圣人”，不仅限于读书人，更向大众迈进了一大步，连一般人都可以做到。这是阳明学高迈的精神，也是他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贡献。反面的评价如顾炎武、王夫之甚至把明亡的责任推到阳明与阳明后学上，这就大有问题了。良知心学，为理学注入新的源头活水，这是有很大贡献的；以事功论，阳明一生评定三个国家级的乱事，功业彪炳，岂如一般读书人只在书室徒呼救国而已？如以知识界轻视闻见之知来指责王阳明，还可以说有些道理，但以明代亡国之责（大部分应是政治、军事或经济上的原因）追究阳明，其实完全是找错了对象。阳明平乱之后，会在当地立社学、兴书院，用教化与组织（新设与调整地方行政的县、巡检司等）来改变原本落后的社会，这就使得平乱不只停留在军事阶段。化民施教，使民众知礼守法，即深深影响到一地的长治久安，而不求治理的表面成绩——这是之前名将也好、地方官员也好，未能做到的事。对阳明的致知格物说、“心即理”、“四有”“四无”等关涉心性幽微诸论，周先生的评价不限于古论，精辨区分，持正中议，体现了大家般平实深厚的学养。
周先生认为，研究一个人，还需要一些“私”领域的资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饮食起居的习惯，以及人际关系或与人相处的细节等，就算是缺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后的阴影来衬托，所以阴影是重要的。如此，叙述出来的传记，才是一个活生生的高矮胖瘦、会思考、有行动的人，而非一个薄薄的抽象的“纸片人”。我们看到，一些推重“心学”者，往往笔下显露出来的阳明形象高岸、雄伟，普通人仰慕得难以企及。就连亲炙弟子钱德洪也这样想，“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阳明却驳说“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周先生在书中极力把阳明作为普通人独特性的一面、在别人看来似乎是“不可理喻”的方面写活了。《年谱》形容阳明自小个性“豪迈不羁”，既可理解为自由奔放，又可理解为不受约束、任性而行。在评定宸濠之乱后，武宗亲征，阳明公然不顾皇帝颜面，不愿配合演出荒诞的闹剧，毅然将虏获的宸濠交给宦官头目张水之后便匆匆离职。和大弟子相聚，竟说出“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这席话，颇有你说我狂，我便狂给你看，语气倔强得像一个赌气的孩子。阳明写《朱子晚年定论》，罗钦顺指陈其所引朱子之话不见得皆出自晚年，一般学者顺势更正可也，但阳明也知道自己考证不周，却不去更改，强作“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的辩解。这些偶尔呈现的“意气”，显得更为鲜活，更具有生存感与说服力，思想便是非分明而又坚强有力了。“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未及孔子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里这段精彩文字，充分代表了阳明对学术的真诚及生命中极具爆发力的血性。正如周先生书中指出的，阳明对学生的影响与感格，不光在学术层面，更在于整体的人生。
阳明讲学爱说“愚夫愚妇”“匹夫匹妇”，高深的心学寻常男女也可入门，一般平民经过努力也可以成就圣人。这是有理论根据的，就在于要从“良知”的第一念入手而行。基础的判准点在心，而不在外“理”——“理”是圣贤做主，心是我做主；真正的“理”源于“心”，故阳明主张“心即理”。良知心学一开始确实显得明快有力，可以说直截又根本，给长久以来笼罩在迷雾中的心性之学，注入了一种崭新诠释力量。阳明并没有兴趣引领群众运动，但他的良知学，确实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在社会上所形成的作用远盛于官方的学术。它孕育出了一个特殊的门派：泰州学派。该派人物有盐丁、樵夫、陶匠等，普遍出身于较低下的阶层。这些人对阳明的良知学感兴趣，即便一知半解，却行动很快，二话不说就把良知“致”了起来，并且又照“知行合一”那一套“行”了起来。他们把本属于学术领域的东西，拿到社会上“使用”起来了。阳明本人就说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本意也有把良知推向社会的倾向。“良知说”让所有的人都“重拾”做人的信心，不受地位或知识之所限，只要努力，没人能阻挡你成为圣贤。它为下层民众设想，强调“自我”的革命性作用，是一种平等的含有觉醒意味的心灵活动。
阳明学的主要观点以及后来的发展流变、在东亚的传播及其影响，书中皆有钩玄勒要的讲解，通俗易懂，脉络清晰，引人入胜。听张彦武君介绍说，周先生20世纪80年代就募了大笔款捐赠支持大陆经济文化发展，拳拳爱国之心让人感动。这使得我除了对周老师的学问敬仰之外，更加重了一份对他人格、品质的敬重。
*本文载《宁波日报》阳明诞辰550周年特刊2022年10月11日， 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