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是“孔孟之道”的重要构成，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大力倡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要光大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脉，离不开对孟子思想的理性把握，离不开从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层面对于孟子思想的开掘。而要做到并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有志者长期的潜心钻研，需要研究者具有开阔的知识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合符理性的方法论。

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是我的学生杨海文多年沉潜、精心钻研的成果。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以洋溢着传统士林风范的“文以载道”理念为视角，以孟子文化精神为对象，对孟子思想做了别开生面的阐释。全书共计十章，多层面多角度地研讨孟子文化精神的内容、特质、价值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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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这本书，一方面涉及既不以西释中，也不片面否定西而独扬中，而是如何真正做到援西固中、为我所用的方法论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史的性质及其方法论原则问题。“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思想文化史”并非同等概念，但又实实在在地相即相入、相连相融，在研究实践中如何把握？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里，希望《新编》“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并强调说“是我求之不得的”。质言之，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史，是可以而且应当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正当追求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海文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史著作，值得充分肯定。

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在我看来，就中国学术传统和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而言，学术与思想密不可分。任何学术都有其一定的思想，任何思想都有其学术的表现。从孔、孟、老、庄到程、朱、陆、王，从王国维、陈寅恪到冯友兰、冯契、张岱年，都是学术承载思想、表现思想，思想寓于学术、范导学术。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认可“文以载道”的传统学术观、文化观，就能够从文化自觉的层面赓续它、转化它、升华它，进而坚持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优秀传统——追求崇高。在我的学术视野和文化价值观里，追求崇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统。坚忍不拔的从道精神，“三不朽”的事业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守正创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以及仁爱精神、家国情怀等等，都可纳入“追求崇高”的价值范畴，都是引导社会向上、向善、向前的崇高精神的反映。在某些人反对文以载道、批判崇高、躲避崇高的今天，追求崇高的精神有其值得大力倡导并躬行实践的重要价值。扩而言之，孟子思想研究与文以载道、追求崇高的价值观直接关联，因而值得我们从更高的文化建构、文化发展的战略层面去努力探讨。海文这部著作，正是学术与思想交融，坚持文以载道理念，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光大中国精神，追求崇高，守护传统智慧，贯通中华文脉，守正创新，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学术力量、学术智慧的优秀成果。

海文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研究孟子思想，由我担任指导教师。从1993年考取我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当下的2022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海文由一个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中年学者，成为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教授，历经艰辛，实属不易。《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这部确有独到见解、自成一格、风格显著的学术专著即将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我期望并相信他会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作者《后记》节录

这本三十多万字的书究竟讲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孟子文化精神是其思想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孟子智慧的活的灵魂。所以，这本书将从以下四大方面给予论证：

（一）历史背景分析（第1—3章）

礼乐文明与诗书文化的历史性统一驿动了“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的逻辑性统一彰显了“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类型；宗周时期的社会生态由“文以载道”的历史学类型整合而成，孟子的文化精神由“文以载道”的社会学类型整合而成。

孟子认同并转化礼乐文明传统，其内在动力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精神；强化道德理想主义的现实感召功能，其基本目的是为了更快、更全面地消除礼乐文明的现实困境，重建“定于一”的理想人伦社会。

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转折关头，巩固诗书文化所以能够再现礼乐文明的基础本身，此乃孔子的主要目的；在儒墨相争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重视认同、转化诗书文化传统，则是孟子的主要目的。

（二）孟子道德理想主义研究（第4—6章）

“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孟子全面展开道德理想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人禽之辨凸显人的绝对优越，心性之辨追求人的普遍平等，性命之辨发见人的相对局限。孟子认为完整的人性结构包括义理当然性之性、生物性之性两个部分，前者居于关键地位。性善论具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性本善”涉及本体问题，解答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性向善”涉及工夫问题，解答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孟子原创性地开启“以心善言性善”的基本思路，并揭示“四心”与“四德”的微妙关联，最后将“本心”既解释为本体论的实在，又解释为存在的过程。

孟子“士则仕”的政治诉求，强调儒者坚守义仕派立场，发挥让君主安富尊荣、使人民孝悌忠信的社会功能，由此介入国家管理、社会运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孟子器重师道，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内圣。

孟子经权观由背反于经的激进权智、返归于经的温和权慧两部分构成。激进权智的实质在于以权抗礼，温和权慧的实质在于以权行礼；激进权智的使用范围极其有限，温和权慧的作用空间无边无际。行权是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不可让渡的权利，一般情形下同样需要权变智慧，这是孟子经权观不同于而且高于传统经权观的所在，亦是孟子经权观在传统经权思想史上彰显出的独特理论价值。

（三）孟子文化守成主义研究（第7—9章）

孟子从“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出发，构建孔子与《春秋》的文化关联，在残酷、现实的权力斗争之外发展出冷醒、理想的政治批判传统，承诺并敞开了传统儒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政统视界。《孟子》末章以“见而知之”“闻而知之”为关键词，揭橥儒家道统论的先声。孟子以内圣外王的原始综合构造直面“七百有余岁”的长时段，以内圣统摄外王的儒家进路审察“百有余岁”的短时段，孔子成为尧舜之道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分水岭，实现了道统与孔子的内在性贯通。

孟子“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既强调切入事件之前要“知其罪”，投身事件之中要“距其非”，结束事件之后要“恕其过”；又将“杨墨”当成变项，所有背离孔子之道的异端思想均可填入其中，并将距杨墨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联系起来，确立起“距杨墨”在儒家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

孟子“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显示了事件（与体验）、作品、读者三方之间的立体互动：首先，“知人论世”不仅是“在事件中理解事件”，更是在“友”中同情地了解；其次，“不尽信《书》”旨在高扬自身的阅读主休性，有所“取”就是有所选择；第三，“以意逆志”是作品之志与读者之意展开真正的对话，是“友”与“取”的综合与升华。

（四）思想影响分析（第10章）

理想人格的自觉追求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本质，儒家一统取向的执着向往是文化守成主义的精髓，但孟子文化精神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因其不乏空想性成分、独断性因子，要从历史主义、多元主义角度予以评析；另一方面，因其蕴含道德激励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又有助于对治当下的道德滑坡、传统失落，丰富并发展当代的人文精神理论。

任何一本用过力、尽过心的书，都关联着许多难以忘怀的人与事。此时此刻，有关这本书的无数往事浮现在我的心头，就像当初一样让我心存无比的感激。

始于1993年秋天，我在李宗桂教授指导下，先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然后就留守康乐园，再也没有远离过这个园子。将近三十年来，我在治学上每有一点进步、在做人上每有一分成熟，无一不是业师的关照与指点使然。业师这次抱恙而且熬夜地赐序，提携之意溢于言表，我在诚惶诚恐之外，更加明晰了未来为学、为人的目标与方向。

将时间定格在1999年夏天，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得到五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好评。其中一位专家写道：“该文文风甚好，朴实无奢华，笔端见感情，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的道德追求。只有在中国哲学史浸润多年，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方能达到如此境界。”5月13日，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时的恩师郭齐勇教授（同时是匿名评审专家）来信鼓励我，也希望我加深对于出土文献郭店简的认识。5月29日上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假座文科楼5楼哲学系会议室举行，答辩委员会由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主席）、李锦全（中山大学）、曹础基（华南师范大学）、李维武（武汉大学）、黎红雷（中山大学）、李宗桂（中山大学）教授组成。座师们谆谆教导、耳提面命，我如坐十里春风之中，拥有了一笔终生受用无穷的宝贵财富。（当天有四位同学答辩，上午为邓思平、我，下午为惠吉兴、夏英林，答辩委员会成员有所不同。）我还将博士学位论文寄给邹城孟子研究专家刘培桂先生，至今一直铭记着他在回信中说的一段话：“孟学是海：读《孟子》像看海一样，是享受；而研究《孟子》是下海，是玩命。”

这本书得到过一些学术基金资助。我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工作期间，承蒙所长刘烈茂（1934—2010）、研究室主任陈永正教授的支持，1999年11月申请到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桐山青年教师研究基金项目《孟子思想的人文内涵》（1999XQN0010），2001年11月申请到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2001年度古籍整理研究经费项目《孟子研究》（教古字[2001]027号）。我在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期间，承蒙陈少明与冯达文、陈立胜教授的支持，《孟子文化精神研究》连续多年（2010—2012）获得中山大学中国哲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专项基金资助；2013年7月《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无比感谢景海峰（深圳大学）、李承贵（南京大学）、张永义（中山大学）三位教授事先的鼎力推荐，毛克明（广东警官学院）、周春健（中山大学）两位朋友屈尊为课题组成员，以及我至今不知道姓名的评审专家们的大力提携。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本书有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由韩国茹女士担任责任编辑。立项以来的七八年间，韩国茹女士一直盯着书稿的进度，而且居然一再容忍我的拖沓。如今总算交了稿，她心里的石头落地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曾在不同的学术载体发表。依靠它们的助力，我一步步评上了副编审（2003）、编审（2011）、教授（2019）。我做过十六七年的职业编辑（2002—2018），深知今天这个时代发表一篇论文何其困难，所以我会永远记住不吝版面刊登我这些习作的编辑同行，感恩他们在“文以载道”的路上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