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王莽问题”
发表时间：2022-11-02 19:54:08 作者：周展安 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内容提要］本文着眼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新评价王莽新政的现象，特别选择蒙文通、吕思勉、钱穆在不同经史脉络中对王莽的重构进行研究。对于蒙文通，王莽是秦汉今文经学思想的实践者；对于吕思勉，王莽是先秦以来批判思想与古文经改制思想的实践者；对于钱穆，王莽是“齐学”和“鲁学”汇合之变法禅贤思想的实践者。在这三位经史学家笔下，传统经史的理想性、中国史自身的活力、革命与古典经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汇集在“王莽”这个符号上。本文将这些问题概括为“王莽问题”，由此分别梳理三位经史学家围绕“王莽”所铺展的知识脉络，挖掘这些知识脉络各自的思想和政治内涵，进而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古典经史激进重构的苦心孤诣，以及将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相勾连的可能与限度，为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文明与革命”这一课题提供镜鉴。
［关键词］古典经史 理想政治 王莽问题
一、引言
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但这革命并不是和过去的历史截然划开一条鸿沟，而是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整理和评估而展开的。革命的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被压抑的要素复归的过程。在晚清以来的改革乃至革命的潮流中，今文经学的复兴，诸子学尤其是墨学的复兴，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的复兴，法家的复兴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史传统的研究，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对大同思想和五斗米道的重视，“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的展开，毛泽东通过古典诗词对其革命的思与行的抒发等，都显示了“传统”的复杂面向及其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深隐关联。
在对传统的激进重构中，众多历史人物展现出新的面貌。有的人物被多种思想派别争相拉扯，比如孔子，从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开始，到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再到毛泽东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孔子时而被塑造为改革派，时而被塑造为革命派，时而被塑造为保守派；有的人物被转换了评价的坐标，比如戴震，在梁启超和胡适笔下，素来被视为考证学大师的戴震转而以“科学精神”和“情感哲学”而著称；1有的人物被从尘封的历史中掘起，比如王充，相比于在清代长期被湮没和贬低，从宋恕的《六字课斋津谈》2和章太炎《訄书·学变》中的表彰，到20世纪70年代“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3的徽号，均显示出对王充的评价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再发现和持续上升的过程；有的人物从传统文教的标杆位置跌落而面目尽失，比如韩愈，从严复的《辟韩》到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韩愈皆被指认为君主制的象征；还有的人物则是由正史论述中的异端或者乱臣贼子变成现代政治的思想资源，乃至成为理想政治的化身，在这一脉络中，最有代表性的，或当为代汉自立新朝的王莽。
自东汉以降，历代正史论述一律从“盗”“窃”“弑”等角度将王莽建立新朝视为“篡位”。《汉书》以远超《高祖本纪》和《武帝本纪》的篇幅详细记录了王莽跌宕的一生，文末“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4的论断，可以说贯穿了从东汉至清代的所有正史论述。没有“正王之命”，却欲行正王之事，这种有违天命和正统的举动不仅遭到官修正史的谴责，也为一般读书人所不齿。清朝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连写四篇札记以表曝王莽的僭逆之行，其中《王莽自杀子孙》一篇更表现出王莽乃是一心肠冷酷之人，所谓“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5于是，王莽在不忠不义之外，更兼以不仁。
只有在进入20世纪之后，对王莽的评价才逐步改观。首开其端的是1906年冯自由发表在《民报》第4号上的《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冯自由将民生主义追溯至三代井田之制，而以王莽为三代井田制之践行者。他高度评价王莽，认为“王莽乃于二千年前具有释奴之伟识，其贤于林肯远矣”。6 1907年，刘师培也在《天义》上连续发表《中国古代贫富之制》《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等文章，肯定王莽的“王田”制度，认为王莽立法，“亦欲均地权而尊人权，收国中之利，以分配全国之民”。7虽然刘师培此时立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政府”“国有”等均持批判态度，但他对王莽立法中包含的平等精神给予了积极评价。再往后，需要提及的是1922年胡适的《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如其标题所示，在胡适笔下，王莽乃是受了一千九百年冤枉的“社会主义者”。王莽的“五均之制”“六莞之制”都是秉持“均众庶，抑并兼”的精神而设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1928年，胡适发表《再论王莽》一文，追溯王莽新法的历史脉络，认为王莽改革田制和废除奴婢虽然在理论上袭自董仲舒，但“方法则比他更彻底”。8顾颉刚也积极肯定王莽的历史功绩。在1941年为《汉书·王莽传》英译本所做的序言中，其论王莽为“以大魄力开创新制度，平阶级，厚民生，裕国计，此实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9他在齐鲁大学指导的研究生孔玉芳也曾发表《王莽变法的背景》一文，从西汉的思想趋势、西汉的社会状况等历史背景来认识王莽的变法，称赞王莽“有高远的理想，有坚决的信仰，有伟大的魄力”。10至此，王莽的形象可谓实现了逆转。
上述对于王莽的重新评价的确呈现了一副崭新的王莽面相。但是，它们或者是偶一为之，附带论及，或者是就事论事，将王莽孤立对待。阅读这些评价，后来者固然会获得对王莽的积极认识，但未必会同时获得对王莽所从出的历史的积极认识。和这些评价相比，现代史上另有一种思想脉络，同样致力于积极重构历史上的王莽形象，但同时它又将王莽置于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当中，在一个整体的古典经史世界中来把握王莽，乃至将王莽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枢纽，作为中国古典经史世界的结晶来认识。因此，这一脉络对王莽的推重同时也就是对长时段的中国史和中国古典经史文教系统的推重。对王莽的激进重构，也同时意味着对中国古典经史世界的激进重构，乃至对整个中国史的激进重构。正是这个脉络，将现代史上对于王莽的重新评价提升为一个包含更多思想和政治内涵的“王莽问题”。
这种在长时段的历史脉动中、在古典经史系统中重构王莽的脉络，依本文管见，主要体现在蒙文通、吕思勉、钱穆等人的著作中。11这些经史学家对于王莽的评价不尽一致，但在将王莽视为中国史之枢纽、中国古典经史系统之结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对于蒙文通，王莽是秦汉今文经学思想的实践者，而秦汉今文经学思想乃“超绝于诸子”，也因此“新室倾覆，学者乃嗒焉丧其所主”；12对于吕思勉，王莽是先秦以来志士仁人的批判思想与古文经改制思想的实践者，因此“王莽一个人的失败，实在是先秦以来谈社会主义和政策的人公共的失败”，王莽而后，“无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13对于钱穆，王莽是“齐学”和“鲁学”汇合之变法禅贤思想的实践者，与其老师吕思勉一样，他也认为“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14由此可以说，在“王莽”这个点上，汇集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多条脉络。对王莽的阐释，同时也就是对中国古典经史思想和政治潜能的阐释，是对中国史之内在脉动的阐释。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王莽的论述，不只是将王莽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来描绘，也不只是将“王莽”所连带的古典经史作为已然逝去的历史旧物来进行史学考辨，15而且是带着强烈的现实感来认识王莽和“王莽”所担负的古典经史的。其文形似怀古，其意实在求新。因此，在这三位经史学家笔下，关于王莽的历史论述同时成为包含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论述和政治论述。这一现实关怀的具体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古典经史和20世纪的最大课题即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文明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如果立足于古典经史，这一问题的表述将是：中国古典经史中是否包含着革命的潜能，是否包含着构想和推动一种理想政治的可能，甚至说，古典经史中是否包含着超越20世纪革命的潜能。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发问，则问题还包括：古典经史之革命潜能的限度何在，古典经史所构想和推动的理想政治的实际存在形态如何、前途如何，革命如何吸纳古典经史的资源、如何接续中国史的脉动，等等。在这三位经史学家／思想家笔下，所有这些问题都汇集在“王莽”这个符号上。“王莽”可以说展现了中国历史的临界状态。基于此，本文将这些问题概括为“王莽问题”。
本文将分别梳理三位经史学家／思想家围绕“王莽”所铺展的知识脉络，挖掘这些知识脉络各自的思想和政治内涵，同时辨析这些知识脉络及其内涵的相互交汇与差异，进而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古典经史激进重构的苦心孤诣，以及将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相勾连的可能与限度，为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文明与革命”这一课题提供镜鉴。
二、今文经与“王莽问题”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在今文经的脉络中把握“王莽问题”，即致力于抉发今文经学的革命潜能及其与理想政治的深刻关联，并将王莽视为今文经思想之实践者的代表性思路，出自蒙文通。
欲把握蒙文通对王莽的重构，需首先阐明其今文经学思想。
今文经学在近代中国的变革过程中扮演了光辉的辟路者的角色。一般而言，这主要可以追溯至刘逢禄为今文经学复兴所做的努力。如梁启超所说，正是从刘逢禄开始，“‘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盖嘉道以降，常州学派几天骄矣”。16刘逢禄的努力经龚自珍、魏源经世之学的过渡而以康有为总其成。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接续刘逢禄对刘歆的辨伪和批评，对“六经”和孔子做了更为激进的解释，造成“晚清思想界一大飓风”17，并由此在理论上引发了作为“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18的戊戌变法。但是，这条从常州学派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线索在蒙文通看来并非清代今文经学的全部内容，所谓“在汉之今文学惟一，而清代言今文则有二”。在从常州学派到康有为的脉络之外，另有从福建学者陈寿祺、陈乔枞到陈立、皮锡瑞的脉络。蒙文通对此两条脉络略有轩轾，但均不满意：“近世二庄、刘、宋、龚、魏之徒，习而称之，鲜所阐发，益滋人疑，是谓知空言而不知行实，蔽在言《春秋》而不能言《礼》。左海父子、卓人、鹿门，为能知礼制之略，而未能明制作之原，质僿无义趣，是谓知行实而不知空言，蔽在能言《礼》而忽于《春秋》。”19在他看来，能够综合以上两派，将“礼制”与“礼制之原”做整体考察从而真正解明今文经学之枢极的则是其师廖平：“惟井研廖师，积劬于《春秋》，乃会心于礼制，以今古之分流，决于《王制》、《周官》之异同，一为从周，一为改制，百年谈之而不得其宗者，至是适海适岱各有涂归。”20有人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本于廖平的《今古学考》，而《孔子改制考》本之廖平的《知圣篇》，蒙文通则明确指出：“康氏之学实以龚、魏为依归，而未穷廖师之柢蕴。”21
蒙文通继承了廖平以礼制为枢纽划分今古文经的做法，特别发挥了廖平“孔学大要，在经史之分”22的思想，以“从周”之学为古文经学，又以古文经学为史学，以“改制”之学为今文经学，又以今文经学为哲学。但蒙文通还不止于此，他将研究的视角从廖平所重点依据的《春秋》《王制》《谷梁》等扩大到《齐诗》《京易》，伏生的《尚书》，戴氏的《礼》等，赫然提出“革命”之旨以为今文经学之核心：“苟不省礼家之新制已大异周人之旧规，独张皇于‘三科’、‘九旨’，而昧忽于‘五际’、‘三期’，抗董、何之浮文，以概六艺之宏义，孤树《公羊》，欲张赤帜，以召非常可怪之讥，是欲尊之，适以窒之，斯皆不解儒家‘革命’之旨”。23从而，上文所言之“改制”，也并非晚清康有为等人所从事之“改制”：“晚清之学，急于变法，故侈谈《春秋》，张改制之说，而《公羊》之学显于一世。然改制之义才比于五际之革政，而五际革命之说，未有能恢宏之者。”24“五际”之说出自《齐诗》。蒙文通推本《齐诗》，认为：“《齐诗》之义有‘五际’：‘卯酉之际为改政，午亥之际为革命。……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者，牧野之事也。”25牧野之事即武王伐纣之事，以午亥之际为革命，即以武王伐纣为革命，从而呼应了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蒙文通又说：“《齐诗》言‘五际’、言‘四始’，以‘改制’、‘革命’为依归，而原本于孟、荀，舍是则‘王鲁’、‘素王’之说无所谓。”26
蒙文通既继承了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的做法，所以在阐明今文经学“革命”之旨之后，必然要论及体现此“革命”之旨的各种具体的典章制度，从而更详细显示今文经学“革命”的内涵。这些典章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是井田，其目的在于加强经济上的平等；其二是辟雍，其目的是实现教育上的平等；其三是封禅，其目的是实现最高权力转移问题上的平等；其四是巡狩，其目的是实现诸侯选贤制度上的平等；其五是明堂，其目的是实现官员乃至民众参政议政上的平等。蒙文通指出，所有这些制度并非历史上的陈迹，而是秦末汉初的儒家人物基于对周代和秦代历史的总结所提出的理想政制。井田制并非《周官》所记录之古代井田制度，而是“通国皆助，通国出兵出车，通国立学，而君子野人之割泯”27的新制度；辟雍制不是周代仅及于所谓“国子”的教育制度，而是打破贵庶之分，普及于全民的教育；封禅不是《礼记·礼运》里说的“禹、汤、文、武、周公、成王”等所奉行的“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既有制度，而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尧舜之“大道”；巡狩不是周代实际存在的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分封制度，而是包含选贤和黜陟在内的新的制度设想；明堂也不仅仅是授课的教室，而且是包含政治权利平等开放意义的议政之所，所谓“明堂大学之制行，则贵族替而政归平民无惑也”。28
以“革命”为主旨的今文经学固然和先秦诸子之学不无关联，但并非先秦某家学说的翻版，而是汉代儒生如大小戴（戴德、戴圣）及伏生、韩婴、陆贾、董仲舒等人左右采获以相融会的结果。蒙文通就此提出“汉代新儒学”来概括：“经与传记，辅车相依，是入汉而儒者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醇，益推致其说于精渺，持义已超绝于诸子，独为汉代之新儒学，论且有优于孟、荀，讵先秦百氏所能抗行者哉？”29而“汉代新儒学”之所以能超越于诸子，除知识上的出入百氏以外，更由于汉代诸儒基于深刻的现实感而对前代政治和社会经验所做的总结：“周之制为封建，而贵贱之辨严；秦之制奖兼并，而贫富之辨起。先汉经说者，固监于二代之败，显然反对其阶级之政者也。商贾盛于周，君权极于秦。先汉经说者，固显然摈抑商贾与君权者也。”30因此，今文经学也就取得了和先秦之学并立，乃至拔乎其上的地位：“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为三；《春秋》师说者，一王之空言，《礼》家师说者，《春秋》之行实也，所谓‘《春秋》经世’、‘为汉制作’者，正以鉴于周、秦之败，而别起‘素王’之制，为一代理想之法。”31
可惜，汉代今文经学家所构想的理想之法在西汉并未取得充分发展的机会。这见于辕固生以肯定汤武受命之说而遭到汉景帝制止，见于赵绾、王臧以上书讨论恢复古明堂制而被下狱，见于眭孟上书提议汉昭帝禅让而被处死，也见于董仲舒之变“革命”为“改制”，变“素王”为“王鲁”，变“井田”为“限田”，正所谓“董生变其所学，以委曲于汉”，32但即便如此，董仲舒仍因言灾异之事而险些被杀。因此，“迄于中叶，儒者于辟雍、封禅、巡狩之仪，皆幽冥而莫知其原，学困于章句而微言永绝”。33后来班固曾对此总结说：“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讬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34西汉今文经学家政治理想之落空，于此可窥一斑。
于是而有蒙文通对王莽新朝的高度评价。在蒙文通看来，在汉代未曾实现的政治理想乃一转而实现于王莽新朝，王莽所实行之政策，正是西汉今文经学家所想望：“自儒者不得竟其用于汉，而王莽依之以改革。余尝三复《莽传》，而知居摄之政，其可得而言者，皆今文之师说。故博士之伦，亦发愤而颂仰之。逮莽以纷更致乱，新室倾覆，学者乃嗒焉丧其所主。”35所以，王莽建立新朝，绝不是历代正史所批评的“篡位”之逆行，而是顺应具有革新和革命思想的今文经学者的政治要求，顺应民意的举动：“卒之王莽代汉，一世士大夫翕然归美，固自有故，殆数百年来，师师所口授而面命者，皆以抑于汉家不得伸，亦所以积怨而发愤者也。”36如果同时考虑到“汉代新儒学”正是周秦政治激发的结果，则亦可以说王莽新朝是基于高度自觉的危机意识主动承接既往历史大势的产物。
鉴于康有为等人将《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皆归于王莽新室之创制，蒙文通特别发挥其师廖平关于“王莽刘歆，以《王制》通《周官》”37的说法，立足《王制》而致力于对《周官》和王莽新制之差异的辨析，并径直以“平等”为衡准：“其甚者至以《周官》、《左氏》，凡诸古文经传，皆作于新室，狂论一倡，举世为靡，岂思周人之旧规，翻足以开王莽之新治耶？夫王莽之为社会改革，而《周官》为封建制度，宜在近世，夫人而知之，即平不平等之间，乖隔已远，周与莽政，冰炭难谐，苟并为一谈，则岂徒昧经，亦闇于史”。38蒙文通进而遍考《周官》中所载田制、兵制及学校诸端，认为“由兵制、田制知周代君子与小人之殊，由学校更见贵族与编民之别，此周世截然不平等之三阶级，而其所以为封建社会者也”。39与之相对，在奉行今文经学的王莽新朝，则有针对汉代实际税负过重而颁行的“王田”制和不得买卖奴婢的规定：“至王莽亦缘饰经义，厉行井田。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40他甚至认为王莽针对工商业阶层，目的在于“齐众庶、抑兼并”的“五均”之制、“六筦”之令也应从今文经学之影响的角度来认识，从而说“此亦献王推其说而王莽遂其事。儒者抑富之说，影响于后来之政治，大率如此，而王莽所为，又一切无不本之经说也”。41蒙文通亦注意到汉代经济政策对商贾之患和土地兼并之患的救正，乃至认为“自汉世帝王接受儒家之学说，于经济政策殆全用之”。42但是，正如上述所引王莽诏令所显示，汉代实际的经济政策并未达到预期，“三十税一”的政策只能落实为“十税五”，而对工商之患的救正也需要由王莽“遂其事”。从而，王莽成为西汉今文经学家理想政治之真正实践者，所谓“新室所述颂推行者，莫非儒家最高之理想，周秦汉新制事，若可大明”。43这些政策虽然因王莽新政是“纷更”而致乱，但影响深远，以至于可以说“循是以往，重农抑商遂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之国策”，并且“自汉至清，亘二千年，经济社会无大变化，岂非以均富思想之故欤！于是节制资本，亦遂为中国长期传统之政策。而中国之历史遂表现为一种独具特色之历史也”。44
蒙文通以“革命”“素王”之旨来把握今文经学并借以表彰王莽，目的不仅在于抉发历史之隐覆，更是着眼当下，乃至着眼未来：“今学虽久蔀，若起其沉废、假其末光，犹可以为建国之规、致治之术。”45他立足革命、民治、平等的角度来阐释今文经学和王莽，显示了其不同于一般复古论者的倾向，但他同样自觉区别于同时代的疑古学派，认为“晚近疑古之论起，学人莫不知秦汉所陈三古之盛，皆非史迹，而未尝思及其言三古必如是者，正有其哲学之究竟耶？！”46蒙文通因此就以一种“横站”的姿态重新沟通了“民治”与“儒学”，也即沟通了“今古”。在其心血所凝之《儒学五论》中，他说：“斯则明先哲之绪，以拯万方之饥溺，固儒者之所有事，而今其时也。是则所愿以此编拥篲前驱而俟乎来哲者也。若曰于汉学析今古之同异，于宋学明朱陆之是非，考马班之得失，辨管韩庄墨之乖违，是区区者固儒者之所事儿非其义之至者也。”47也正因为有此探求“义之至者”的文明担纲者的自觉意识，所以蒙文通才能将其对王莽的表彰深化为一个包含更多政治意蕴的“王莽问题”。
三、古文经与“王莽问题”
和蒙文通一样将王莽新政归于今文经学的人少，认为王莽新政乃是基于古文经学则是常见的成说。在这后一方面，康有为的看法颇有影响力。他在《新学伪经考》中将王莽之“篡汉”与刘歆之“篡孔”并举，认为“篡汉则莽为君，歆为臣，莽善用歆；篡孔则歆为师，莽为弟，歆实善用莽，歆、莽交相为也”。48曾深受康有为影响，且同样将王莽和古文经学归于一处，却一转康氏对王莽的抨击，积极高扬王莽的历史地位，挖掘王莽所依托之古文经内部包含的理想性并由此上溯到“先秦志士仁人”变革思想的，或首推吕思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要论吕思勉对王莽的评价之高、之热切，管见所及，无人出其右。在吕思勉看来，王莽不仅乃“一代之大革命家”49，而且是“社会革命家”50，王莽之改制甚至可与孔子之改制并立：“古代之学术，进化颇迟，托古改制，前惟孔子，后惟王莽与刘歆，其余皆不过谨守师说，递相传述”。51前人往往以王莽的折节恭俭、勤身博学为虚伪，但在吕思勉看来，所谓虚伪处正见出其“精神之诚挚”52；前人往往以王莽之杀子为寡恩，吕思勉则认为这正见出其“廓然大公”53。王莽新政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吕思勉并非无见于此。他看到新政整体上显示了理想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所谓“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虽亦欲行督责之术，而不知社会组织不变，党类利害相违，弊端终将百出无已，断非督责之术所能补救也”。54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实际”并非全部是民情的“实际”，而更多是执行者或者说各级官吏的“实际”，所谓“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55因此，吕思勉虽意识到新政的失败，但并未全然否定王莽的改革用意，他明确指出：“莽所行者为革命之事，其利害与官吏根本不能相容，故虽严于督责，而卒弗能胜也。”56他将王莽视为“开非常之原，立百年之计”的人物，将新政之败置于社会情势之中：“故莽之败，究由所行之事，与社会情势不合者居多，其身之失，薄乎云尔。”57
不仅如此，在吕思勉看来，王莽的新政乃承接孔子改制而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改制，因此需要在西汉乃至孔子以来更长时段的历史脉动中加以把握和评估。吕思勉认为孔子改制是基于春秋时期贵贱、贫富之阶级剧烈对抗的历史形势而提出的举措：“当此剧烈变动之时，而社会贫富之阶级，乃日益显著。孔子托古改制，特提出救济之策，其救济之策，则仿行古代社会之共产组织是也。读《小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言，及《王制》篇，可见其略。”58但他又认为，孔子所提出的救济方案，只能适应于各国分立之时，却不能适应秦汉大一统的形势。而西汉时期的儒者并不能基于对新社会的观察，就孔子在《王制》等篇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加以改进，因此也只能托之于空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改革者王莽出现了：“西汉儒者，殆无一不以救济社会贫富之不均为目的，然此本甚难之事。西汉儒者迄未有瑰伟绝特之大思想家，及大实行家，亦未有真得位乘时者，故武昭宣元之世，终徒托诸空言，迨哀平之际，而瑰伟绝特之王莽出焉，耳席可以实且之势，故终至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一部失败的社会革命。”59换言之，孔子是在列国分立的情况下提出改制方案，西汉儒者的思考乃孔子方案之余绪；而王莽是在历史上未有过的秦汉一统的情况下提出改制方案。和蒙文通类似，吕思勉也是将王莽放在西汉社会问题之解答者的位置上；但又和蒙文通不同，吕思勉并非将王莽视为西汉儒者同一思路的延续，而是在后者山重水复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来把握王莽的改革举措。这不仅更加凸显了王莽的独特地位，同时也提出了改制者所依据之原理性经典的差异问题，亦即“王莽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问题。
吕思勉通常以史学名世，即便论到其经学，也基本上是在今文经学的脉络中来认识的。比如和他共同编著《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就称他为“今文学的大师”60。但从整体来考察则可以发现，说吕思勉倾向今文经学不是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今文经学所曾发挥的历史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和肯定。所谓“今文学大师”的称呼强调的毋宁是他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致力甚远，所得甚深，而不是指他对今文经学的墨守。“历史之真事实”，亦即史学脉络上的研究，才是吕思勉的真正用心：“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也。”61而既然是以探求“历史之真事实”为首要任务，则必然有对同样作为历史之一幕的古文经学做客观的考察。
具体来说，吕思勉对古文经学的态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其一，古文经乃出于作伪，孔壁得书的事件实际是刘歆的伪造：“此事见于《汉书》者，惟《艺文志》及《楚元王传》两处耳，移让太常博士固歆之言，即《志》亦本诸歆之《七略》者也，然则二者皆歆之言也，以如此大事而终前汉之世惟歆一人言之，他人曾不齿及，岂理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