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表时间：2022-12-05 17:05:59 作者： 来源：
“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一、开幕致辞
2022年12月3日上午8:30，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哲学系主办的“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在腾讯会议线上开幕。本次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丁四新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文明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朱鸿林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作为嘉宾致辞。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回顾了学术史上对东林学派研究的特点及不足，他指出，东林学派重建理学正统的努力引领了对王学批判的潮流和中晚明的思想转折，抓住了阳明学的核心思想议题并关联了明末的三教思想关系的发展，促成了王学学者和反王学学者的深度论辩，这些对明代后期心性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东林学还有很多具体的方面和细节需要我们再加以深入的研究。
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提出自宋代理学形成以后，理学不仅改变了儒学的形态而且重塑了中国士大夫的官僚政治文化，东林学派因其参与政治活动持久，并形成了较大的思想及政治影响力，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典范性案例来分析理学主导下的士大夫官僚政治。唐老师还提出在当代儒学复兴、书院复兴的时代要求下，东林书院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教化思想，甚至是广义上的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讲座教授朱鸿林老师提示我们要注意中晚明思想的复杂和精微，尤其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些大的问题，譬如顾宪成、高攀龙及其学派存在时的政治与社会、乃至一般士人的知识与情感世界，朱子学、阳明学、蕺山学和东林学的统一与分歧。朱教授还指出东林学术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仁人志士，但却救不了明朝的衰败和灭亡，也并没有实际引领清初的政教关系，其中的原因也值得学者继续探索。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强调东林学派与江右王学的关系是晚明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尤其东林学派以朱子学为宗，对左派王学有激烈的批判，却又对江右王门的修正派王学有理论高度上的肯定，是否意味着东林党人的思想是在心学的延长线上推衍发展的？以及东林党人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否也影响了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转变？都需要研究者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来对晚明思想作出整体的考察。
二、主题演讲
在会议的主题发言环节，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复旦大学何俊教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钟彩钧教授、中央党校乔清举教授分别发言。
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高攀龙的格物知本之学》，他认为高攀龙有纠正王学的愿望，所以特别表彰程颐、朱子的格物致知。高攀龙认为在物上可以见出心,在心中可以见出万物，并以这样的心物关系为格物论的基础，此外高攀龙还指出理与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相通的，在工夫层面高攀龙反对重悟不重修，特别提掇“敬”字为功夫首务。
复旦大学何俊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东林对阳明学的纠弹》，他认为晚明阳明学与禅学合流，学术思想与社会意识发生迷离与衰颓，致使学者们在思想上进行纠弹，其代表是东林学者。比如顾宪成指出阳明学造成了“空”和“混”的问题，返归朱学之格物穷理是唯一的出路，而目标是要使学术能整肃人心、开物成务。但是东林学者没有亲自来推进，而只是扭转了风气，拓宽了论域。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钟彩钧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东林前驱薛应旂》，他认为薛应旂的哲学思想在朱子、阳明之间，继承朱子知行、博约，但没有明显的理气二元说，而是回归戒慎功夫；欣赏阳明心学指直本原，却批判阳明后学当下为善、脱略工夫。同时薛应旂还强调士人要有通天下之志，努力为社会建立轨范、畅遂民生。而这种建立规范的要求和当时社会转型时的价值流失问题相关。
中央党校乔清举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湛若水生态哲学思想研究》，他认为甘泉的生态哲学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系统化和深化，包括“生生，天地之仁”的生态本体论、“人心即天地之心”的生态德性论、“体物不遗”与“参赞化育”的生态功夫论和“万物同体”的生态境界论。他指出研究甘泉生态哲学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中国哲学，也有助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三、第一分会场上午
主题发言过后，“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第一分会场于10点50准时在腾讯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高攀龙‘格物’论及其《大学》诠释”，由圣凯老师主持，陈畅老师评议。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老师从经典再诠和思想创造两个方面分析了高攀龙的《大学》学。高攀龙十分熟悉历代《大学》文本，且其《大学》学与朱子、阳明、李材皆不同，高攀龙认为“知本”为《大学》主旨，这一对经典的再诠正是高攀龙的思想创造之处。最后，许家星老师认为，以经典诠释表达思想创造正是高攀龙《大学》学的特点所在。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老师的发言题目是《黄宗羲对东林的继承和发展》。孙老师指出东林是由讲学议政而形成的政治派别，具有学术派别和政治派别双重属性。黄宗羲的生涯也具有这样的两重性质，他从事社会活动时正直明末结社的高潮，其继承了东林以讲学而议政这一实践精神。同时，黄宗羲将东林的清议活动提升为制度化的政治力量，并且通过对东林与阳明的心性思想的统合，建立起了新的心学体系，所以黄宗羲也是东林政治思想的发展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高海波老师通过《戊午吟》对高攀龙格物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文本角度来看，高攀龙不接受朱子改本，认为《大学》格致不缺传，同时认为《大学》不分经传。高攀龙在诠释格物时，强调反求诸己、反躬、反身，同时强调内向的反省，即便外向的格物穷理，也要引向身心的修养上，这一反身格物说，受到了杨时“万物皆备”思想的影响，同时李见罗“修身为本”之学对高攀龙“知本工夫”起到了印证作用。高海波老师认为高攀龙的格物说融合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道南学派的理论及工夫，具有融合心学与理学的特点，就其心物观与心理观看，则更近心学一脉，若更进一步分判，高攀龙之学与甘泉一系更为接近。
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李卓老师从“格物与格竹”入手，讨论了高攀龙对朱子格物理论的辩护与发展。朱子的格物论主张“一草一木皆须格”，表面有“向外求理”的“姿态”，并启逐物不返的可能。这在经典诠释、理论思辨与工夫实践上，都引发了一定的误解、质疑和批评。在东林学人高攀龙与顾宪成的辩论中，对“一草一木是否所当格”的问题有较为深入的探讨。高攀龙积极为朱子辩护，他的论说既能紧扣朱子文本，阐释朱子原意，又有顺朱子哲学体系的逻辑可能，进一步推进，此外他还在吸收阳明学的基础上，做出的新的哲学诠释，故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敬峰老师指出高攀龙对《大学》的诠释在晚明清初思想史中的具有值得关注的地位。由《大学》而入回应“朱、王之争”是中晚明以来学者共享的学术方式。作为晚明东林学派的集大成者，高攀龙同样借助对《大学》的诠释介入到晚明的“朱、王之争”中，他以“尊奉崔铣改本《大学》”、“辩难阳明”以及“推阐朱子”的学术取向，开辟出根柢朱子、谴取阳明的回应模式，这深刻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学术和学风，表现出晚明“朱、王之争”已由王学独盛向朱子学复兴转进，为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起到了先导之功。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哲学系郑泽绵老师从意的三重障分析了明代理学的“诚意关”难题。郑老师将此三重障蔽概括为“私意”“任意”与“刻意”，并梳理了明儒如何在解决其中一“意”时又深陷另一“意”的困境。其中“私意”对应了自欺和朱子对陆九渊学派的批评；“任意”是杨简的不起意、禅宗的随缘任运无修或者是泰州学派的自然、现成有“任意”的危险；“刻意”则是对杨简和阳明后学的矫枉过正。最后郑老师也对比了阳明、东林学派与刘宗周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东林学派和刘宗周，提升了“意”，但削弱了王阳明良知面向经验的开放性。
四、第二分会场上午
与第一分会场相同，“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分会场于10点50准时在腾讯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明清易学”，由王硕老师主持，翟奎凤老师评议。
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老师分别从经学史的脉络、易学史的脉络和明清哲学的脉络上，对郝敬的易学思想做了简要的介绍。在经学史上，郝敬《九经解》以《易》为首，反对朱子“三圣分观”和邵雍先天之学。在易学史上，则同时对汉儒象数之学和王弼扫象之学提出了批评。明清哲学上，则顺应当时气学潮流，特别提出了“炁”为元阳之说。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张亦辰老师则对管志道“乾元性体”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特别讨论了“乾元”如何可以与“性体”相通的问题，然后通过将“乾元性体”说与经典本义、与理学大旨加以比较，对管志道思想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最终归于性体之无与善恶之分的讨论当中，且引入了顾宪成的批评。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韩盟老师则对高攀龙《周易易简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说，将高攀龙的注易原则总结为以孔子《易传》为宗、易简注易、以主爻为中心，强调易简义，是心易合一、人天合一、体用合一的心学易。最后，将《周易易简说》的思想归结为“生生”的本体论思想、“易即人心”的认识论思想、“易即体即用”的体用论思想和以注易继承“圣人之道”的哲人情怀。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张昭炜老师的发言围绕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对于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发展而展开。张老师指出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的做法，使得性善与性恶可在源处、流中、贯处统合。“无善恶”与“有善恶”交轮，从而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的龙溪学流弊，并且重新赋予性善论以新意。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无善恶”亦受到恶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胡海忠老师，以“船山易学中的彖爻关系”为题进行发言，胡老师指出船山易学的特点在于：基于“《易》之全体在象”的思想前提，提出彖爻一致、爻不悖彖等命题，认为各爻是在彖之统摄下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整体，爻对于象、二体而言更基础、更根源，从而凸显六爻的意义。胡老师又通过PPT分别从《易》之全体在象、“象在爻后”、二体的降格、爻与气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阐发。
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老师发言的主题为“略论儒门工夫的演变”。刘老师主张从身心修养工夫的角度重看经典，重新审视儒学发展的历程及三教的关系。刘老师将从孔子时代到宋明儒学的工夫变化概括为从浑融到精微，前者是孔子时代的特点，后者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刘老师指出，宋明理学弱化了情感和天人感应，明末清初时，儒家的主流有所回溯，由于纯任心性的弊端显露，出现从理学到礼学的倾向，儒学又有重新外转的过程。今天研究新儒家，回到工夫的视角很重要。
五、第一分会场下午（1）
“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第一分会场下午第1场会议于14点在腾讯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东林学派与阳明学”，由高思达老师主持，孙宝山老师评议。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卫红老师从创作背景及影响出发，介绍了阳明歌法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唱法，解释了何为九声、四气，指出这种唱法是以九种声调节奏与春夏秋冬的四季运作特点相应和，以此调适气机，涵养性情。张老师又对《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的歌法表予以解释。最后以杨鑫等人唱《韩乐吾诗》、《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为例更为直观地向大家展示了阳明歌法的特色。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翟奎凤老师着重梳理了《此日不再得》相关的和诗，表明其中所体现的儒家的惜时励学精神。翟老师指出杨时所作的《此日不再得示同学》在宋元明清时期流传很广，文章先是讨论了此诗写作于何时，介绍了此诗的内涵，之后对明代陈白沙的和诗以及列举了明代诸如来知德、刘宗周等人的《此日不再得》的和诗进行了解读，分析了东林学院与龟山此诗之关联，梳理了清代相关的和诗，最后论述了龟山此诗及其和诗流行的意义及所体现的“学道”的宗旨。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老师对于即用是体进行了阐释，进而对良知即用是体加以论述，之后对于良知这个作用表现何以能够成为本体加以解读，指出不能直接说良知是本体，强调不能忽视良知即作用这一层面。之后对于良知即作用是体的展开与回响进行了详细地阐释。最后又解释了这篇论文与此次会议的关联。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程海霞老师承其师张学智先生“大良知”的概念，从江右二传弟子王塘南的孟子观中加以探索承续“大良知”而来的良知学的走向。论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以心证仁’与良知学的‘展开’”，指出良知学由隐而显之过程，实是阳明心学产生与发生之过程。第二个部分集中讨论“‘以良知别情识’与良知学的‘转折’”这一内容，指出对于情作情识与良知的区分体现了良知学的转向。第三个部分论述了“以‘外’证‘内外中道之体’与良知学的‘调适’”。最后阐述了基于“大良知”中晚明王门的三个具体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朱雷老师的论文聚焦阳明和甘泉关于格物的辩论，亦即对二人的解释做一个辨析。朱老师认为阳明和甘泉二人对心外无物的具体理解是不同，并对此进行阐释，指出甘泉对此的理解是一种质直简单的理解，并对于二人的说法加以详细地辨析，最后得出甘泉“随处体认天理”是无根功夫的结论。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姚才刚老师讲述其文分四个部分。一是“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二是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第三部分论述了“反对轻视修养工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第四部分论述高攀龙对于王学末流“三教合一”论予以批驳，严辩儒、佛之异。之后姚老师指出高攀龙的思想基调是崇奉程朱理学而贬抑陆王心学，同时强调他并未将程朱与陆王完全对立，对程朱、陆王两派的学说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折衷与调和。最后姚老师阐述了高攀龙对阳明心学批驳、修正的意义，也指出高攀龙对于王学的批评亦有不尽合理之处。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吕铭崴老师首先指出其文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讨论高攀龙的思想型态，二是通过分析高攀龙对阳明良知概念的阐述进而讨论他与王阳明思想型态之间的距离以及高攀龙自己的思想型态归属的问题。吕老师指出本文以良知为角度切入是因为良知是阳明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随后就黄梨洲对高景逸思想型态的分判、高攀龙对于阳明良知概念的诠释以及格物的理解等内容予以阐释，指出景逸对阳明良知问题的回应并不中肯，反倒使得朱子的格物说在他这里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与深化。
六、第一分会场下午（2）
“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第一分会场下午第2场于16:05准时在腾讯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高攀龙的思想及著述”，由袁艾老师主持，方旭东老师评议。
上海大学文学院尹楚兵老师介绍了收藏在无锡博物院的《高攀龙书信录真迹》和上海博物馆的《明代高攀龙行书手札册》两份珍贵文献，并对其主要内容和收藏过程作出了详细说明。两份文献中一些书信不见于《高子遗书》《高子未刻稿》《高子遗书未刻稿》等高氏别集，系首次披露，这对《高攀龙全书》的修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厦门大学哲学系申祖胜老师通过对《正蒙集注》的梳理来重构高攀龙的学思脉络。申老师指出，高攀龙和张载一样，都表现出“高看”此气的倾向。高攀龙承继了张载以一气贯穿形而上下的思想，认为理气虽有分但又本非二，是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此说有别于朱子之析理、气为二相对立的结构形态，高攀龙着重构建理气关系的统一性，他的思想或可视为“气本论”。
上饶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黄晓荣老师通过解读《困学记》四个“实信”来考察高攀龙思想的来龙去脉。四个“实信”指实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旨、《大学》“知本”之旨和“中庸”之旨。黄老师指出第三个“实信”最终指向“知性”“复性”“尽性”之工夫，其他三个“实信”最后皆指向“性”之本体，这为高攀了晚年在本体与工夫两方面提出一系列性学命题从而建构出完整的性学思想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刘昊老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吴桂森编纂《真儒一脉》、陈龙正编纂《高子遗书》时对高氏手定的《就正录》的删减情况，以说明他们如何将高攀龙塑造为会通朱王而总体以朱子为宗的理学形象。刘老师指出经由这种删定而形成的《高子遗书》已经影响了后人对高攀龙思想的定位判断，这表明理学史或哲学史研究需注意文本本身的意图与编辑策略。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黄友灏老师利用《高子遗书》《高子未刻稿》和《高子遗书未刻稿》等文献，将高攀龙的朋党论说置于各时期朝廷局势和高攀龙自身处境中进行探讨，来揭示高氏朋党论说的特色与演变脉络。黄老师指出，高攀龙朋党论说都是因应时势局势而提出的，并随着时局变迁而改变。这既可以作为考察被视为“东林党人”的晚明士人如何因应时局变迁而提出不同朋党论说的生动案例，同时也是南宋已降儒学与“朋党”再度激烈碰撞而擦出新的思想火花的绝佳呈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阎秀芝老师从心与理的关系入手讨论了高攀龙的本体论。阎老师指出，高攀龙继承朱熹传统依然把理作为超越的绝对本体，但却着重强调“理”要落实在人的主体性上，突出了“性”的意义。在“心”的问题上，高攀龙以仁说心，目的在于由心入性、以性束心，他的学说的着眼点不落在外在超越的天理上，而是落实在性上。高攀龙正是以性作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连接的中介，来实现心与理为一。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小婷老师在多元文化交涉视域下，对关于明熹宗天启四年长兴甲子元日之变的三种叙事路径进行了对比考察，并借此窥视晚明天启年间的多番力量间的隐密的角斗。杨老师指出，高攀龙在此案背景下写作的《祭长兴令石云岫》的用意是想借甲子元日之变，树立石有恒的忠义之士的形象，达成挽救士风之期待，以扩大东林党的力量。而该案的社会背景又涉及多种宗教的博弈关系，其相互间的斗争又具有了文明冲突的性质。
七、第二分会场下午（1）
“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分会场下午第1场于14:00准时在腾讯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明清之际的东林学术”，由李震老师主持，李可心老师评议。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陈畅老师做了题为“东林学派的‘新心学’建构——论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的报告，借助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指引，从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角度，揭明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哲学成就和蕴涵的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内在机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孙钦香老师题为“明代理学‘惟顾泾阳先生’与‘辱大臣即辱国’”的报告，借助王船山对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评价和政治评价，对船山明代理学除薛瑄以外“惟顾泾阳先生”、顾高“已自有不同者”、“辱大臣即辱国”和“近者东林诸君子之力争福邸自出于不容已”等四个命题予以阐释，恰与陈畅老师的报告形成对照。
杭州师范大学哲学系张天杰老师以“静坐工夫背后的朱王之争——从清儒陆陇其的立场来看高攀龙的静坐之法”为题，指出高攀龙兼取朱王之长，而以静坐为常用方法，并主张以敬主静，陆陇其则从“近于阳明”“近乎杂禅”“异乎朱子”三个层面对高攀龙的静坐之法提出质疑。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少杰老师做了题为“朱子‘中和新说’与阳明‘四句教’的思想交融——以陆陇其和秦云爽的争论为中心”的报告，指出朱子的“中和新说”和阳明的“四句教”作为二人的思想大旨，在后世并没有成为二家相互攻击的武器，反而相互交融。而清前期的秦云爽和陆陇其对此问题的辨析和争论，对于我们理解朱子“中和新说”和阳明“四句教”的思想交融，则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黄湛老师做了题为“是仲明与锡山会讲——兼论康乾之际的学风转移”的报告，指出是仲明作为东林后学群体后期的领袖，其早年参与的锡山会讲，以及种种学术交游和书院讲学方面的经历，是考察康乾之际学术思想转变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他与戴震的论学，也是清中期学风转移过程中，新兴考据学与传统理学对峙碰撞的缩影。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梁诚做了题为“高攀龙的复性主静说——从知本谈起”的报告，指出高攀龙学宗程朱，其学以修身为本，以格物为先，以静为主，以践行为用，以复性为归，强调悟修并重的工夫路径，构建了复性主静的基本学说。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琦做了题为“东林学派佛教观初探——以东林学派对韩愈‘近佛说’的新见为中心”的报告，指出东林学派对于韩愈辟佛的观点与明代其他理学家有所不同，而是形成了一种体用并重为核心的辟佛论，其批判佛学的重要目的在于批判王学末流，整体呈现出对佛教包容的态度。
八、第二分会场下午（2）
“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分会场下午第2场于16:05准时在腾讯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明代哲学专题”，由郑博思老师主持，张天杰老师评议。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张星老师以“本体功夫与存在境界——从罗近溪、高攀龙看儒家的宗教意识”为题，首先考察了阳明后学罗近溪的宗教体验，以及良知信仰与本体功夫、存在境界的内在关联，并通过与高攀龙的对比，揭示中晚明儒学宗教化的共同特征与内部差异。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崔翔老师讨论了刘蕺山独体论之“无”的面相，揭明“心无本体”说内在脉络和义理，即任何心灵都是自知之独体，因而有自身之体知，即“独知”。独体并非一种抽象同一普遍性的本体，而是一种虚位；“无”的面相构成了蕺山“独体”之内在力量。
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扈继增老师以“生死困境与超越进路——论刘宗周的生死观”为题，从个体生命的有限与无限，超越生死的进路，以及勘破生死之后的生存状态三个方面阐释了刘宗周关于生死的讨论。要言之，德性价值让个体生命获得永恒，破除一己之私则是超越生死的法门，一旦勘破生死，则进入与理合一的本真生存状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廖璨璨老师“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一文指出，方以智通过“至善统善恶”为阳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之命题辩护，并将其置于“绝对”与“对待”的关系之中，乃远承朱熹与胡宏的争论而有所发展。方以智正是通过对“至善”的强调，来纠正阳明后学走空蹈虚之流弊，并开启推崇实学的工夫论指向。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包佳道老师以“指事明道：面向生活世界的儒家说理方式”为题，从说理之目的，具体方法，言说特点，以及当代启示等四个方面，对儒家指事明道作了系统的考察。要言之，切实指事、事上见道乃其目的，随机应变、能近取譬乃其方法，情境性、切实性、委婉性为其言说特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赵金刚老师以“何心隐‘友伦’诠释的哲学维度及其现代意义”为题，探讨何心隐对朋友一伦的诠释。何心隐抬升友伦的地位，并认为经由此成立“孔氏家”可以促进五伦的整体实现，这一论述不仅具有实践意义，并且背后有万物一体的形上学向度。这一思想通过万物一体的哲学前提，为陌生人之间交往的“再伦理化”提供可能。
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老师做了题为“儒学的身体转向及其文明史意义——重思晚明儒学中的泰州学派”的报告，指出儒学在晚明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是一种结构上的变革。以此重思泰州学派，可以凸显其在儒学史上的独特意义，以及在现代性叙事中的文明史意义。从以身为本的感应论中，或可发现关于人类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儒学方案。
九、闭幕式
会议的最终环节闭幕式为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访问学者李卓老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高海波老师做会议总结。李卓老师分别从东林学派的整体研究、东林学派的个案研究以及东林学派的文献整理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指出目前对东林学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很多具体方面和细节仍有待深入开展，这需要我们在细致阅读文本的基础上，精准客观地阐释东林思想的丰富内涵，为推进东林学派的深入研究共同努力。高海波把本次会议集中归纳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有”和“无”的范畴讨论（包括道德存在的关系问题，生与死的存在问题、三教问题等），功夫论的讨论（包括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本体与功夫之辨、诗教问题、身心关系等），中晚明易学问题讨论以及政教和经史问题的讨论，指出中晚明学术内容十分复杂并且多元，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不同角度切入来展现其中的多维面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最后，高海波老师与李卓老师共同感谢各位朋友在百忙之中参加今日的线上会议，也期待能与大家共同商议下一轮的议题。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整理者：叶乐扬 记录者：王安琪、孔维鑫、刘鎏、何明阳、刘大钊、安鹏、王天煜、王慧聪、李昕、高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