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丽博士、孟庆楠副教授、任蜜林研究员

第五场

第五场研讨会由徐建委副教授和孟庆楠副教授主持，发表论文4篇。

张涛副研究员、徐建委副教授

北京大学儒藏中心李畅然研究员发表了《〈孟子〉赵岐〈章句〉、朱熹〈集注〉和焦循〈正义〉的比较研究（其一）》的论文，从注释学的角度为汉学、宋学和清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语言层面上的个案。他认为赵注存在增字解经、前后不一的缺陷，这主要是章句体诸句为释，不易贯通的原因造成的。焦疏驳正了赵注之谬，但未能全面认识赵注体例，拘泥于训诂，失于发明孟子和赵岐本义。朱注则善审辞气，重视义诂，在赵注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教授发表了《弃其天伦：何休篡改〈公羊〉发覆》一文，以《春秋繁露·顺命篇》入手，探讨了何休对于《公羊传》的篡改以及相应的经义建构。“天伦”即天所定之序次和道理，只见于今本《谷梁传》中，而《顺命篇》“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五经异义》引“《公羊》说”言“武王为天诛纣”皆属“天伦”，却不见于今本《公羊传》。既然《公》《谷》本存在相同内容，且《公羊传》亦有用于宗教性主宰之“天”和哲理性超越之“天”，上述文本扞格便有可解之处，因此他得出了何休删削《公羊传》庄公三年的“天伦”之文并篡改其经义为“诛不加上”的结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讲师发表了《经史之间的冢宰形象》的论文。他认为，就史实而言，周代官制的行政中枢是司徒、司马和司空，宰作为君的私臣管家并不在官制体系中，西周末期才开始代行君命。以孔子“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为由，经学内部展开了不同方向的政制构想中，《王制》以冢宰为私臣而兼制国用，反映了尚贤重民、公私分际的精神；《周礼》则以冢宰统制诸侯、百官和民人，是绝对君权在官制中的符号化表达。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黎汉基副教授发表了《孟子是〈公羊〉先师吗？——检讨与反思》的论文，对近年来学界兴起的“孟子为《公羊》先师”的说法及其论证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辩驳。他的证据如下：其一，孟子的传经活动如《史记》所述，并不存在明证其曾传述《公羊》的直接证据；其二，孟子论说《春秋》存在与《公》《谷》二家类似的思想元素，不等于孟子就是某一说的先师，亦无法印证“公羊学的独占性”；其三，《公羊》命名和文本形成的过程，还存在着先秦时期是否有明确的标识和“公羊学认知”的疑问。因此，与其坚持不可证实的先师说，不如从公羊学吸收了孟子观念这一方向进行理解。

16日上午，共进行了两场研讨会，共发表论文10篇。

第六场

第六场研讨会由王楷教授和李震助理教授主持，发表论文5篇。

王楷教授

第七场

第七场研讨会由李若晖教授和郑博思博士后主持，发表论文5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王楷教授发表了《荀子的经典观》的论文。该文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荀子，认为荀子是以“六经”作为价值观念的根源，展开其思想创造和哲学建构的。荀子通过自己的思想创造使“六经”所表征的价值体系在自己时代“再生”，而他本人的思想也成为了新的儒学典范。他从荀子天人观所折射出的《易》之“三才观”，荀子政教思想中的“隆礼义而杀《诗》《书》”观念，以及荀子工夫论语境之下的礼乐观等方面入手，在荀子对“六经”的“化用”中，揭示了“六经”的价值体系在荀子这里的承续、展开及演进。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荆雨教授发表了《〈管子〉之“理”的思想内涵——以法的论证逻辑为线索》一文。他认为，战国中后期集中出现的、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理”，大多表现于稷下学者或与稷下相关的学者思想中，尤其在《管子》的相关篇章中，突出使用了“理”的概念和观念。他论述和总结了《管子》所见“理”观念的内涵与特征：《管子》之“理”具有天道、阴阳的超越向度，并为其政治哲学奠定了超越的根据；《管子》之“理”重视普遍性规则和法度，具有反私、抑情倾向及对于秩序合理性的追求；《管子》之“理”具有以法为主、融合儒道的思想特质。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张盈盈副研究员发表了《嵇康对儒家的“接着讲”——以人性论阐释为对象》的论文，对于传统认识中将嵇康的人性论归为道家的自然人性的看法进行了反思。她认为，尽管嵇康非薄仁义而崇尚自然，是儒家名教激烈的批判者，但嵇康的人性论实际上是对汉代儒家人性学说的“接着讲”。嵇康以“气禀”为论人性的前提，通过“气性”向“才性”的转变，使得人性有了先天的命定义；并以“中人”之性为焦点，强调教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另一方面，嵇康又突破先天的命限，使得个体道德实践突破禀气之初的偶然性。最后，他通过对安心与养性的双重建构，树立德性生命的价值，实现人格的自我提升。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李春颖副教授发表了《汉宋对〈孟子〉性命之辨解读的差异》一文，通过比较研究汉宋学者对性命之辨的解读，揭示了不同哲学体系下对性命的安顿，对诸家的解释思路进行了总结：以赵岐为代表者以“本性”和“结果”来划分性命，以戴震为代表者以价值判断来划分性命，以二程为代表者以是否“由己”来划分性命。他认为其中尤以朱子最具代表性，朱子对性命问题的深化主要通过阐发“命”来完成。朱子将命定义为“天命”，将命限、命运、所禀、所值等多种意涵都纳入到天理流行中：自天付之于人，是天命；人之禀赋，是性；自本体言是天命、性理，自流行言是所禀、所值。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陈绪平副教授发表了《说“慎终追远”：兼论孔孟视域中的“人间关怀”》的论文，对孔孟思想中的生死关怀进行反思。他认为，孔子的“慎终之规”在生死之间中建构与彰显了“我”之意义，以“孝”作为代际关系，将“我”置于过去和未来这一“伦理链”上，使得世俗生命获得了安顿、生命的当下性得以确认。孟子提出“无后为大”，以“孝”为“今人”最大的德性，使得血缘氏族在文化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链条。孔孟视域中的“伦理链”概念在哲学意义上安顿了人间，这也正是重世间伦理的孔孟之学具有超越价值的原因之一。

16日下午，共进行了三场研讨会，共发表论文13篇。
 

第八场

第八场研讨会由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陈石军讲师主持，发表论文4篇。

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黄开国教授发表了《从〈春秋繁露〉看董仲舒人性论》的论文。他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包含性同一说和性品级说两种基本理论形态：性同一说综合了孟子、荀子的人性论，认为天生人性、善恶皆有；性品级说也即性三品说，以上中下人性等级之分，为社会等级制作出人性的论证，还为王教的合法性、合理性制造了人性的根据。董仲舒人性论完成了对先秦儒学人性论的总结，又发展出适应时代的新的学说，处于整个儒学人性论发展史中承上启下的逻辑关节点上。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魏彦红教授发表了《董仲舒论〈春秋〉治世原则：“十指”》一文，阐发了“十指”的内涵与价值所在，并对其重要意义进行了总结。该文指出，董仲舒强调“十指”为释读《春秋》之大法，是《春秋》记载史实并论事议事坚持的基本原则，如果人们明了这些原则并遵循之，万物和谐，阴阳和顺，四方仁爱，道义畅行，万事万物循天道以从事，自然与社会便将呈现美好的状态。

西安外事学院张丰乾教授发表了《“感（应）”的哲学——以董子之论为参照》的论文，回溯并阐释了董仲舒的“感”“应”思想，探讨了“感”的发生、状态、成因和意义等诸多问题。他认为，董仲舒所提出的“圣人见端而知本，得一而应万”“以类相应”“感而后应”等思想史汉代经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而董仲舒提出的如“影所应非一形”“仁者无感愁之欲”“奉先之应”等独特而重要的思想，值得学界特别留意，予以贯通考察。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总结出叙事说理的“春秋笔法”，对诠释经典很有启发性。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白立强副教授发表了《元机：董仲舒“贵元重始说”之公羊凭依及其理论开显》的论文，阐释了董仲舒春秋学“天”“元”的范畴。他认为，“天”“元”内在统一而区别：“天”是结构性向度，“元”是功能性向度。“元”以生生之机为基础进而转分出“始”“正”等多重面向，并以当下兴发之势而通贯时空，涵摄万象而为一，所以“元”既是大化流行（“天”）的无形之机，也是“天”之时空展现的内在动力，是天道轨制之大原。“元”的意义在于，构成了天地运化的潜在根基、型塑了王道精神先天本正的内在制式和为人后天养成君子人格提供了条件。
 

第九场

第九场研讨会由温海明教授和张涛副研究员主持，发表论文4篇。

会议现场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发表了《董仲舒“义”说的意涵与特色》的论文。他认为，董仲舒把人道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义”，以“义”作为区别于天地万物的本质属性。董仲舒将“人”“我”与“仁”“义”这两对概念对举，指出仁的功能在于爱人安人，义的功能在于正我。董仲舒对“义”的理解体现了“义在正我，不在正人”的道德要求，他用利以养体、义以养心来回应义利之辨，并强调圣人的教化功能对民人由“利”至“义”的引导，把义利之辨从个人修身的视角引申到政治的视野，明确表达了官府毋与民争利的观念。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王文书副教授发表了《唐宋〈春秋繁露〉的流传与刊刻》的论文。该文认为，董仲舒的著作包括上疏条教和说《春秋》事得失两部分。魏晋时说《春秋》事得失的一百二十三篇被汇总在一起，是为《春秋繁露》，隋唐时期部分内容亡佚，成为十七卷本。北宋后形成了三十篇十卷本和八十篇十七卷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见于《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和胡矩收藏的十卷本罗氏兰堂本，后者见于南宋馆阁藏董某人进献本和晁公武收藏。后楼钥和胡矩合作利用胡矩萍乡刻本和潘景宪藏本相互参校，付楼钥兄江西转运使楼椝刊刻，形成江右计台本《春秋繁露》，成为后世一切《春秋繁露》的母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夏世华副教授发表了《董仲舒的宇宙论图式》的论文，借助双谷堆和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式盘来理解董子阴阳学说的宇宙论图式。该文认为董仲舒所论及的宇宙论要素不限于既往认识中的五行、四时、十二支等，还包括十干和四时之数、二十八宿与斗建之法和三才架构等。结合式盘的图式，文章还详细解读了董子对于阴阳出入与上下、阴阳合别与左右、阴阳损益与多少等阴阳布位和运行的法则，认为把握董子所依据的宇宙论图式，是理解董子的阴阳学说和宇宙论思想的津梁，对于理解秦汉之际的宇宙论也至关重要。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代春敏讲师发表了《救日与救君：董仲舒的“重异”思想——以〈春秋〉“日有食之”为中心》的论文。该文认为，《春秋》所记录的三十六次日食，皆为“记异”，“异”先于事而至，有预告和警示之用，董仲舒因此而“重异”，依照日食发生的时间、方位、状态等对其展开诠释。董仲舒强调以礼“救异”，以道“救君”，试图以天道的力量救护君权，稳定秩序，归于王道。在“异-事”的诠释系统中，人的主体性作用始终被强调、被肯定，董仲舒“重异”实则是“重政”，“救日”实则是“救君”，是董仲舒对王道的笃信和实践。

第十场

第十场研讨会是博士生专场，由张馨予博士后主持、陈乔见教授点评，发表论文5篇。

刘禹彤博士研究生、陈石军讲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赵乾男发表了《再论“孝”的起源与早期孝观念的思想内涵》一文。该文梳理了梳理有关“孝”观念起源的研究成果，认为朴素的孝行与“孝”的原始观念至少在商代晚期以前便已出现。西周时期，“孝”的词义与使用范围得到极大的丰富，围绕“孝”观念的理论已日臻成熟，作为衡量人道德品性的标准之一，“孝”成为了处理人伦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两周时期的“孝”主要有以下几个内涵：1.物质上的供养与侍奉；2.祭祀时将祭品献予鬼神、祖先；3.缅怀、继承先人之遗志；4.对于参与政事者的德行要求之一；5.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刘禹彤发表了《汉代〈春秋〉学中的元与气》的论文。该文认为，董仲舒和刘歆的春秋学皆以宇宙结构论为思考背景，但刘歆首次明确将元理解为元气，启发了以元气为本原的宇宙创生论。东汉起大兴图谶，何休以元为创生和分化出阴阳、天地、万物的源头，提出直线式的宇宙生成论构想，成为后世定论。两种宇宙论代表了对《春秋》和天下的不同认识。两汉今古文也在宇宙论层面产生分歧，东汉纬书在宇宙领域支持的元气创生论，在人世领域转化为一种历史溯源论，深刻影响了古文经学有别于今文经学的治学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窦建英发表了《兴彻体用：从〈论语〉引〈诗〉论〈诗〉看诗之为诗的本质及其工夫论意义——以海德格尔诗学为参照》的论文。该文指出，海德格尔论诗之本质包含的感通和兴发这两个面向，与孔子所论之“兴”极为相似。不过，海德格尔将诗之本质认作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更注重真理之发生；孔子则更强调“兴”对于诗之创作和发用的重要意义。文章认为兴、观、群、怨可以被理解为“兴”发用的表现，“兴”贯彻于诗之创作、持存和发用的全过程，是诗之为诗的本质所在，在人格修养上亦具有重要的工夫论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禹发表了《奉天以受命：董仲舒政治哲学中的权力正当性》的论文，指出董仲舒将天道视作人间政治的正当性根据。该文认为，“元”是天道之上的本源而不能被直接认知，天道需通过作为“天端”的“春”以把握。帝王布政施教的开端是“援天端”，而其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则需通过王位之正、诸侯即位之正与境内之治正来予以确定，同时董仲舒引入了灾异和符瑞理论，补充了对时王政治正当性进行批判的理论。对于汉王朝正当性的建立，董仲舒的“三正”说尤其重要，此说承认了三代政权的天命正当，借助“存二王后”的学说将时王与先朝圣王、远古明君的天命正当性勾连起来，通过历时性的王朝正当性串联构筑起政治权力的传承统绪。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唐艳发表了《董仲舒求雨止雨祝辞中“情”与“理”的张力分析》一文。该文认为，董仲舒求雨止雨祝辞背后蕴含着天道阴阳原理、天人互动的内在机制和人的性情意志等丰富内涵。《请雨祝》《止雨祝》超越了商汤祷辞中鬼神崇拜与血腥残忍的蒙昧面向，以“开阴闭阳”“开阳而闭阴”的天人感应原理来实施求雨止雨之术，更趋于理性化和人文化。“以身度天”是人通达天的独特体认方法，“无使阴灭阳”则表达了人对天的绝对遵从与崇高敬意。董仲舒的天道化改造，将人与神灵沟通的动力归之为其对天道的理性认识与坚定信念，天人之间互通互感的和谐关系成为君民共同的理性选择与信仰需求，这正是天发挥宗教作用的表现。
 

分组讨论会后，举行了本次研讨会的闭幕式，由赵金刚副教授作总结发言，“中国哲学视域下的汉代经学”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张馨予博士后和季磊、丁亮皓、王政杰、胡晓晓、周心仪博硕士生等参加了会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