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与中国哲学
——陈来学术研究文集
杨立华 赵金刚 主编
2022年8月出版 / 188.00元
978-7-5228-0470-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来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国际知名学者，从事哲学教学及学术研究数十载，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值先生七十寿辰之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共同发起举办“‘旧邦新命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特邀陈来先生师友及弟子就陈来先生的学术与教育贡献撰写相关文章，希望以此深入挖掘陈来先生的学术思想。
本论文集收入的文章主要包括三类：对陈来先生哲学史研究的评析（包括对陈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现代儒学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总结、评析）；对陈来先生哲学贡献的评价（包括对陈先生仁学本体论、儒学美德论等方面的评价）；与陈来先生交游的记述（包括师友辈同陈先生交往的印象，弟子辈对先生教诲的回忆及在先生门下的求学经历，陈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会的贡献等）。
书摘
旧学与新知的结合
中西知识传统的巨大差异在于基础性预设的不同。中国的知识传统近乎以历史为基础性预设的，经验构成了全部知识的可靠基石；西方则更近乎以哲学为基础性预设的，逻辑构成了知识的可靠基石。因此，现代中国学术建构之初，极具识见的王国维就高度意识到这点，并极力强调哲学为大学教育的首要学科，尽管他自己后来放弃了哲学而返归史学。
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学术已经牢固地建立起了哲学，但平心而论，现代中国的哲学仍然更多呈现为哲学史的知识形态。脱离了哲学史的哲学建构，似乎终究让热衷于此的中国学者自己也不太心安理得。论其原因，正是深受中国知识传统的影响，哲学应该呈现出哲学史的底色， 这成为一种潜在的诉求。在西方，论证并处理好哲学与哲学史则是一个问题，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阐述的那样。黑格尔关于哲学等于哲学史的断言，在西方实质上也可以反衬哲学并不必然与哲学史发生关联，自然也不必然需要呈现出哲学史的底色。对20 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代表。
以上分疏，我希望表明的是，虽然陈来教授近些年来在哲学体系的创构上取得重要成果，但这些成果是基于他的哲学史研究甚至直接从他的哲学史研究中内生出来的。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史专家，陈来教授的哲学史研究完全融入了他的独特的哲学思考中。这是我们今天乃至将来理解与讨论陈来的哲学思想中必须充分意识到的。
如前所述，限于我迄今为止的认知与思考，我对陈来教授的学术思想，更多的关注是在他的哲学史研究。而且，相对于陈来教授所涉甚广的哲学史研究，我囿于自己的逼仄，对他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中的几项具有典范性研究，即朱子、阳明、船山的研究，更为关注，并具更多的亲切体会。为了把握陈来的研究风格与特征，多年前我曾经在《师英录·自序》中通过比较加以说明。
比较起来，陈来教授的研究更具有典型的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风格，而中国近世哲学与思想史也是他极富创见的领域。所谓典型的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风格，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话，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哲学思想的内容形式、体系结构、来龙去脉，搞清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以及它们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根源或联系，包括考据、文字的训诂、说明，等等。”李先生这样的说明，旨在彰显他的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偏于哲学立场的特性。但是必须看到，李先生，以及杨（国荣）教授的偏于哲学立场的哲学史研究，并非完全不考虑实证知识的问题。只能说，偏于哲学立场的，更在乎历史中的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的呈现；而偏于哲学史与思想史风格的，更关心对历史中的思想其真实的历史面相的揭示。而实际上，两者在哲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中难以截然分开，不同的学者也只是各有偏重而已；而即便有所偏重，自然也仍以兼取二者而合一为最高境界，至于能否达到，则另当别论。
陈来教授关于中国近世哲学与思想史的研究，以朱子学、阳明学、船山学为三大标志。纵观他的中国近世哲学与思想史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研究方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思想分析基于坚实的实证研究，尤其是思想家的文献考订与细读。他的朱熹哲学研究即是显例。虽然他关注的是对哲学思想的分析，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表明他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与思想语境中加以分析的取向。这种取向，一方面使他力求心知古人之意的期望得以落实，另一方面则引导他由哲学史研究进入更广阔的思想史领域。
其二，借镜于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哲学与思想。无论是朱熹研究中的本体论、知识论，阳明研究中的存在论，船山研究中的诠释论，还是《师英录》所收书评（《师英录》所收评陈来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所讨论的由他和学生们共同进行的早期道学研究中的后现代哲学话语理论，他的近世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始终有着西方哲学的背景。由于他的研究基于坚实的文献考订与细读，他对西方哲学的借镜更多表现为工具的意义，而不影响到中国思想自身特性与气质的呈现。也正因为这种偏于工具性的借镜，他的研究并不拘泥于西方某一哲学理论，而是根据所面对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精神特性来选择相应有效的西方理论。可以说，有效借镜于西学而不失自身文化的特性与气质， 使陈来的研究既很好地树立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典范，又在典型的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中透露出哲学家的特性。
现在回头看，我依然持上述的认识，而且我以为这两个主要风格与特征同样呈现在他近些年来的哲学体系创构中。多年前的这一论述限于序文，我没有展开，这里再略做申言。
上述两个特点，虽然是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需要追求的目标， 但其实也为传统中国学术所标示，最直接的便是桐城派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姚鼐此文虽然是论文，但桐城派的文论亦非今人狭义的文学：往近处讲，仍然是宋代儒学赖以复兴的古文，是承载道义的言说；往远处讲，自然便归于孔门四教之一的文学。此前对陈来宋明理学研究风格与特征的概括，对应了考据与义理，而论辞章，陈来的风格与特征同样是值得肯定的，故我先就辞章而述之，并多说几句。
陈来的辞章可以概括为清晰质实而又不失理趣。清晰原本应该是一切口语与书面语的基本要求，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并不容易达到的标准， 尤其对于哲学而言。冯友兰先生论读书经验，尝概之为四点：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这四点中，除了第一点“精其选”是讲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后三点都是讲如何读的问题。为什么“如何读”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冯先生甚至要将此一问题细分为三层，由言而意而理；原因就在于哲学最终所要表达的是道理，而道理是无形的，表之于言语，言语之所指与能指之间又有一间之隔，这个一间之隔有时实难以道里计。因此， 辞章之清晰对于哲学而言，几乎可以说是自始即相伴而存在的挑战，以至于辞章与哲学所要表述的道理本身构成为某种紧张、张力，乃至冲突与不相容，如《老子》开篇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是， 陈来在辞章之清晰方面，一如冯友兰先生。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思想的建构，都可谓有明显的传承。
陈来辞章之清晰，主要呈现于三个方面。一是概念的准确界定。讨论哲学的论文须通过层层概念来展开，因此概念的准确界定成为论文清晰的基本保证。朱子、阳明、船山使用的概念并没有特别的自造，基本上还是属于赋新义于旧辞的类型，只是其往往比较多义，而且存在前后的变化。这样的概念，陈来总是能够非常明晰地逐次阐释，比如他关于朱子仁说的阐释。在这种逐次展开的说明中，陈来脉络是清晰的，这是他的辞章之清晰的第二个方面。思想的形成、确立、表达有自身的迭代性，因此在诠释与分析时，很容易陷于枝蔓，但陈来往往能够围绕着中心议题展开。第三个方面是遣词造句不生涩。如前所说，哲学论学的性质，导致既有语词不足以表达思想，故而容易别造生词。这一特征传统中即有，西学引入以后尤盛。无论是在传统还是在西学，陈来都不隔膜，但他基本没有营造生词僻辞的雅好，因此他的论著总是平易的。上述三点，除了第一点概念界定准确涉及识见，后两点要真正做到，不仅学术功力本身要达到相当的水准，学术品质上更要摆脱喜卖弄、好示炫的习气。
由于不喜卖弄、不好示炫，陈来的辞章呈现质实的特点。所谓质实， 就是言之有物。既不在言辞上绕来绕去，兜圈子，也不堆积材料，以示渊博。紧扣问题本身，运用适当的材料把问题讲清楚，如此即可。也因为有此特点，陈来的辞章仍然流溢出理趣。所谓理趣，便是思想展开中的环环相扣所带来的趣味。当然，对理趣有无体会，以及深浅，完全是因人而异的。就此而言，理趣对于辞章已是一个具有高度主观性的品鉴维度了。
哲学的论著虽然偏近逻辑的要求，但对于哲学史研究而言，由于面对的是前人的思想理解与阐发，而不纯是自己的思想陈述与建构，因此，辞章的清晰，尤其是质实，必然基于考证。陈来的研究事实上也起于考证， 他的朱子研究便是最明显的佐证。朱子的书信前人也有考证，只是没有做全部的编年考证。朱子的书信既多又涉甚广，平心而论，如果限于哲学思想的分析，并不一定要将全部书信做编年考证；而且从技术上讲，这项工作非常繁重而又高度细致。陈来的朱子研究选择了以此为基础工作，这一路径既充分表征了他的学术底色，也充分彰显了他的学术亮度。请让我举一个小例子加以说明。朱陆鹅湖之会，象山曾想向朱子质问“尧舜以前何书可读”的问题，此一质问颇为失礼，故被其兄阻止。象山后来多有提及，颇以此问为思想关键。这个问题及回答在朱陆之间没有实际发生，因此难以说明朱子对此问题如何回答，甚至也难以说明朱子对此问题是否想过。但是，在朱子《答陈明仲十六》一书中，朱子对此问题有着明确的思考与论述。如果不能确定这封书信的写作时间，便难以确定朱子在这封信中的论述是否与象山有关。由于陈来对朱子书信有全面的编年考证，他确认此信写于鹅湖会之前的乾道之中，故可断定朱子对此问题有过思考并有自己的分析。这意味着在此问题上，朱陆的思想异同并非来自彼此的碰撞，而是基于自己的思考，这便要求后续的相关研究必须在朱陆各自思想本身的意义上来分析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内涵。
当然，但凡考证，必内含着考证者的偏向与取舍，这种偏向与取舍虽然呈以主观，然也不可一概论定为主观，而可以视之为理证，尤其是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我同样举一例以见之。象山《语录》中有一段著名的问答：“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由于文本脱离了语境，难以确知象山的语气口吻。但以象山的思想与风格，自然很容易取“六经注我”，象山再传在《年谱》中便已将象山的回答改为“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陈来特意提醒我，他在《宋明理学》书中的处理，他是直接将《语录》所记引作“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陈来的处理并非全无根据，一则是以理推之，象山之意似更近如《年谱》所记的再传弟子改动语；二则《年谱》的记录虽引自象山再传弟子，但再传弟子说明此话得自象山的重要门人杨简。概言之，陈来的处理并非纯主观的。当然，从考据上讲，史料当以最接近当事者为重，故无疑应该取《语录》条，《语录》是当时的记录，《年谱》已隔了一层；况且，《语录》所记不仅经过杨简，而且更经过其他重要门人的审读，都没有改动，表明象山的原话是如此。此段问答后续的展开，更进一步证明不宜对象山在“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做简单理解。我举此一例子，旨在说明陈来对于材料的引用是颇经过一番考证的，绝非随手拈来便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证工夫，陈来的哲学史研究往往读来令人信服。
最后还是要归到义理。我以前曾讲，陈来在义理上颇“借镜于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哲学与思想”，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补充的是，除了借镜于西方哲学以外，陈来对哲学史的义理分析同样注重于传统哲学自身的思想脉络，确切地讲，他在传统哲学自身思想脉络的梳理基础上，借镜西方哲学，从而呈现出旧学与新知相融合的气象。比较起来，这一特点在陈来的哲学史研究中已形成，而在他近些年来的哲学建构中有更自觉与圆融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旧学与新知相融合的追求，大致是所有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的共同特性，但平实而言，实现这种融合却极不容易，它不仅需要坚实的旧学工夫与敏锐的新知感受，而且与研究对象也不无关系。陈来由朱子研究入手。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展开，既经过了佛老思想的浸淫，又深受宋学新学术的激荡，然后返转接续汉唐旧学，从而在思想内容、知识形态、经典系统实现了兼三合一的推陈出新。陈来在朱子的知识与精神世界中沉潜甚久，朱子的这种统合工夫恐不无潜移默化之工。
我第一次认识陈来教授大致是在1993 年宁波的黄宗羲与浙东学术会议上，屈指数来，也近一世。认识以后，曾言及我念大学时尝书信请教张岱年先生，陈来说那时段张先生的回信多半由他代复，我回忆笔迹，与陈来颇为相近。此外，我的硕士生导师之一陈植锷先生与陈来有关。植锷师也是温州人，他虽年长陈来5 岁，但1977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未毕业获准考研究生，南下杭州随夏承焘、徐规诸先生读书，后来又辗转回北大读博，师从邓广铭先生，都比陈来要晚几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宋文化史述论》选题是在与陈来讨论过程中获得启发而确定的。因此算来，陈来教授诚属我的师辈。这些年来，我也每每得到他的点拨与指教，获益良多。时值陈来教授七十寿诞，我写此小文以颂寿，更表达我对他进学与涵养的敬意。
作者：何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本文节选自《旧邦新命与中国哲学——陈来学术研究文集》，略有删改。
目录
中华文化复兴与儒学形上学的当代建构
——陈来先生新著《仁学本体论》评介
郭齐勇 廖晓炜
中国哲学登场：“接着讲”的“接着讲”
——读陈来《仁学本体论》
陈卫平
陈来《宋明理学》的几点贡献
张学智
“仁体”问题略议——读《仁学本体论》所思
向世陵
“爱的智慧”——陈来的“新原仁” 王中江
为传统正本清源
——陈来教授《儒学美德论》读后
陈少明
旧学与新知的融合 何俊
孔夫子与现代中国——陈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研究
干春松
道不远人
郑开
犹记风华满燕园
——贺又新师七十华诞
乔清举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
——略论陈来先生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丁四新
陈来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
彭国翔
罗尔斯之后政治哲学的儒家之声
——陈来政治哲学思想述要
方旭东
“接着讲”的朱子学——浅谈《仁学本体论》对朱子阐释的一个向度
郭晓东
为中国哲学新时代奠基——陈来先生仁体论述论
杨立华
陈来老师与中国哲学史学会
刘丰
思想、社会与文献——记陈来先生的明清儒学研究
高海波
推陈出新，继往开来，黄钟大吕，一代儒宗
——我所景仰的陈来先生
翟奎凤
元亨之际的文化思考
——陈来先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赵金刚
宋明道学视角下的王船山研究
——读陈来先生《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 李明友 李 锋
中华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干春松
新时期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
——陈来宋明理学研究介述
杨柱才
诠释中的道说
——评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
杨立华
儒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关怀
——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读后
彭国翔
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典范
——评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彭国翔
新道学开山之作——评《仁学本体论》
方旭东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评陈来教授《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
方旭东
“以哲学家的写法作古史的研究”
——陈来先生儒学及诸子学思想史前史研究述略
王楷
激活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评《儒学美德论》
叶芳舟 赵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