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日益得到重视。现在所说的生态文明，主要是指人类关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的文明，它体现的是人类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理念、向往和追求。在这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文化资源，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挖掘和整理。

从总体上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三教，文化表现形态相异，思想内涵也各有特色，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这就是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的和谐与人生的幸福。这种根本的价值追求，积淀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体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中华大道，它同时也表现在儒佛道三家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之中，并成为三家生态思想能够异辙同归、相异互补的重要现实基础。儒佛道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儒家继承发展了殷周以来的人文传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面前，选择了重建以德性伦理为本的礼乐文明制度、以仁义礼乐教化为主要特点的文化发展方向，奠定了中华主流思想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向。从总体上看，儒家崇尚的是“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在政治上，则主张推行德治、仁政和王道。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构成了儒家学说的重要特色。儒家的生态思想，也体现出了天人合德、仁爱为本的特色。

儒家生态思想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以“人”为关注的重心，以“仁爱”为基本出发点，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儒家认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即以从“人”从“二”的“仁”来规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并提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求仁而得仁”，“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同时，儒家又从人伦关系中来揭示人之本质的社会性意义，提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强调从社会伦理关系中来把握并呈现人的本质。由此出发，儒家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要求以“礼”的社会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以实现人的本质和最高价值，从而最终实现　“天下归仁”（《论语·颜渊》）的道德理想。儒家还特别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充分肯定了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以及人在天地之间存在的重要意义，并进而萌发了“为天地立心”（载《近思录拾遗》）的人生担当和“推己及物”（《明道先生语》）的仁爱情怀，提出了对中正和谐之境的向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儒学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最终形成了以修身为本、以“人”的实现为中心、以“中正仁义”为根本准则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的“人学”体系。

儒家“人学”重视人和人的社会，重视德性伦理，强调人的独特地位和价值，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但儒家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而是认为“天地人之才等耳”。从天道“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和“天地与吾同体，万物与吾同气”的一体观出发，儒家清楚地认识到人不但生活在社会中，而且也生活在天地自然中，人必须同时协调天与人的关系，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其生命的意义才能真正得以呈现，自身的价值也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因此，儒家“人学”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角度，既注意到了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也对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将“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推至生生不息的天地人整体世界。

在历史上，儒家对人与天的关系有许多探讨和不同的学说，既有敬天论，又有畏天说；既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说；既有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也有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天人之分，天人相类，天人相交，天人相合，天人合德……说法虽然各异，但它们都同样体现出了儒家从天人一体的整体结构中讨论人及人与环境问题的基本特色。儒家的“天人合一”，在先秦时主要还是以“人道”贯通“天道”，发展到宋明理学，则进一步发展出了“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这种将天人看做一体的观点，不仅实现了思维方式上的极大变革，而且是传统生态思想的重要发展。

从天人合一的根本观念出发，儒家始终结合着天地来探讨人的问题，它将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认为“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周易·系辞下》）。由于“天地人为三才，……天地既位，人居其中”，而天地万物皆各有理，从“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的“理一分殊”出发，人道必与天地之道合，故应“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礼记·中庸》），“顺阴阳明教化”，“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孝经·三才章》）。因此，儒家特别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与协调，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并把“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卦·文言》）视为人生的理想境界，透露出儒家的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是贯通天地人的。

以仁爱贯通天地人的重要路径是将“仁体”与天道的“生生不息”相沟通。程颐曾提出，“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朱熹对此解释说：“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朱熹的学生陈淳也曾发挥说：“盖仁是心中个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彻始终无间断。苟无这生理，则心便死了。”王阳明则更直接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由此，儒家基于“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瑏瑠而将仁爱推向了事事物物，并将自觉、自然地仁爱万物视为圣人之至仁：“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瑏瑡由此可见，儒家的仁义忠恕之道不仅推己及人，而且推己及物。二程的“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贯之”瑏瑢，以及王阳明的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瑏瑣，都是最好的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仁民而爱物”不仅有理念，而且有对理念的具体落实。如王阳明曾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这里的仁爱已经由对孺子的恻隐之心扩大到了对鸟兽、草木乃至瓦石的悯恤之心和顾惜之心。诚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在儒家哲学中，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本来就包括动物和植物，直至无机物如泥土瓦石之类”。这种通过“心之仁”构建起的天地人“一体之仁”的道德共同体，从哲学思辨的高度看，其思维框架和路径与道家的“道无所不在”和中国佛教“无情有性”的真如佛性遍在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儒家的仁爱更体现出了其生态思想的伦理特色。

儒家仁爱万物的思想萌芽，从孟子对牛山之木被毀而发的议论就已初见端倪。随着思想理论的展开和发展，儒学的生态伦理思想日渐丰满，到了宋明理学（心学）而趋于成熟。在这过程中，儒家的生态思想也有不同的发展路向。例如荀子有“天养”说，认为“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荀子·天论》，唐杨倞注：“财与裁同。”）人类可以对自然界的万物裁而用之，但仍应该遵循自然法则，取之有度，若超出正常的生活需要则将是祸患：“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荀子·天论》），故要求“斩伐养长不失其时”，例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并提出节用的原则：“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荀子·富国》）董仲舒也曾提出过“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的说法，但他同样认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并提到了“恩及草木”“恩及鳞虫”等，要求善待动物和植物。认为自然万物可以为人类所用而又提倡仁爱万物，反对滥杀滥伐，是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属于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保伦理”重要原因。但需要强调，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观，具体观点虽然各有不同，其仁爱万物的基本理念则都是贯穿一致的，都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和人生的幸福，充满浓厚的道德情怀和生命关怀，这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生态学话语体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不一样的。

从历史的发展中可见，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从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乾称篇》）、“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张子正蒙·大心》），到二程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和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无不充分体现出了儒家从人及人性（仁）出发，从人生境界而达致天、地、人“一体同仁”的天地境界所表达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天地宇宙和谐共生、仁爱万物、保护环境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贯穿了儒家“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儒家仁爱思想中包含着的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儒学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为我们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儒家强调“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家的生态思想即偏重于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去加以发挥。道家认为，玄之又玄的“道”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道”的最根本特性是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在万物中的体现即为德，“德者，得也”（王弼《老子》第38章注），得道也，故道家尊道而贵德：“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51章）由于“天与人一也”（《庄子·山木》），天、地、人同道，“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因此，天道自然无为，人道也应该效法天道而自然无为，所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圣人则“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64章）。道家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故言“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原道训》）。道家的“因天地之自然”（同上），充分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

道家重天道自然，曾受到荀子的批评，荀子在评说先秦各家思想时曾认为庄子道家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其实，道家虽然重天道自然，但并没有“不知人”，道家的着眼点从未离开过“人”，也没有忽视人的作用，它强调的只是人不应以自己的好恶去改变天性自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去破坏外部环境，“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而应“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庄子·天运》）、“安时而处顺”（《庄子·大宗师》），即以顺应自然的态度来处世和生活。所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２章），这是需要通过“辅万物之自然”来实现的。“辅万物之自然”的“辅”界定了人的行为的边界，不能超越“天”道的自然，故“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１７章）。这里的思想核心仍然是追求一种符合“人”性自然的理想社会和人生，“人”并没有离开天地人的中心地位。

老子曾明确地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25章）显然其对人的地位给予了足够的肯定。只是道家与儒家强调从社会关系中实现人因而重视伦理道德不同的是，道家“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郭象《庄子·大宗师》注），因而更期望通过效法天道自然来实现美好的人生。因此，道家主张返璞归真，返归自然，“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庄子·大宗师》），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地人和谐之境。庄子甚至提出要回归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所渭“至德之世”。这些论述其实都透露出了道家对天人一体、顺应自然、尊重万物、生物之间和谐相处的追求和向往，展示了天、地、人和谐共生、共存的美好图景。美国著名学者Ｆ·卡普拉曾评论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慧。”

中国道教奉老子为教主，神化老子和老子之道，虽然融会吸收了儒、墨、阴阳、神仙、方技、养生等诸家的思想，但主要以老子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依于道家效法天道的自然论和“贵生重己”的人生论，将“长生久视之道”进一步发展为长生不死的成仙之道。为了实现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理想目标，道教提倡并从事各种“杂而多端”的道术修炼活动，例如炼丹、服气、守一、存神等等，这些道术修炼秉承“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的理念，大都是模拟自然，“以天地为父母”、以“天人一体”为其理论基础。在道教看来，天地人通于一气，本于一道，事实上，人体本身也是一个小天地，它是大天地的一个缩影，天地人是相通的。因此，通过效法天道自然的修炼，就能够“人与天合”“神与道合”，人便能与天地一样永恒长久———其中所表达的仍然是天人一体、和谐共生的理念和追求，只是它将道家的效法自然推向了神学的轨道做出了宗教性的发展而已。既然“天地人一体同道”，那么，人就应该尊重天地万物，以平等之心来对待之，所以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就特别强调：“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

值得注意的是，道家道教还提出了道生万物、天父地母、天地人共同体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要求和方法。关于天父地母，先秦《管子·五行》中就有“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的说法，《周易·说卦传》中也提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道教《太平经》则从天地人统一于“道”的角度做了独特的发挥，认为“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不能化生万物者，不得称为人父母也”，故“天地者，为万物父母……天、地、人民万物，本共治一事，善则俱乐，凶者俱苦”，这种天地人共同体的思想，强调了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必要性和同苦同乐的一致性。因此，《淮南子·精神训》明确提出了“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思想。道教则进一步从修道成仙和天地赏罚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认为欲“学道得仙”，必须“慈爱于物”，如果不能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过分地破坏环境，就会惹怒天地父母而受到惩罚：“慎无烧山破石，延及草木，折华伤枝，实于市里，金刃加之，茎根俱尽。其母则怒，上白于天，不惜人年。人亦须草自给，但取枯草不滋者，是为顺常。天地生长，如人欲活，何为自恣，延及后生。有知之人，可无犯禁。”道教认可人在天地之间生存有时是需要向大自然有所索取的，但强调要取之有度，不能伤及万物的生长。例如“须草自给”时，要“但取枯草不滋者”，这叫做顺天道之常，是为善；若“不顺天道而不为善，常好杀伤者，天甚咎之，地甚恶之，群神甚非之”。道教通过它特有的宗教化的天道赏善罚恶论，表达了善待万物、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并希望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事与生活。

道教的“天地人一体同道”与儒的“天地人一体同仁”虽然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和文化品格，但都为生态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哲学智慧。道家道教的许多基本理念，“与现代生态学的基本理念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性和互通性”，“道教强调的顺之以天道，应之以自然，以普遍生命为关怀中心的生态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促进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和有效方法来保护人类栖居的自然环境，使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系更加和谐。”道教独特的“洞天福地”理论和实践，更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一个鲜活的历史借鉴。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化儒佛道中的佛，是指外来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长期融合发展并融入中华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华民族在坚持佛陀创教本怀的同时，以其独特的智慧，丰富发展了外来的佛教文化。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并不是外来佛教的简单移植或复制，而是经过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说并不否定中国佛教的印度之源，禅宗“以心传心”传承佛陀的心法而又在与儒、道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得以创立，并“一花开五叶”，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这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国特色”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中华“人学”的传统中，日益面向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而这正成为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虽相异而又能融合互补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也由此而得到充分阐扬和张显。

中国佛教的生态思想是对外来佛教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创立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讲求出世的宗教，追求超脱生死轮回苦海的涅槃解脱，因而其生态思想表现出了与儒、道很大的不同。但佛教的根本教义学说，如缘起论、无我说、有情世间和器世间的依正二报论等，都表达了对人类与世界万物之间和合共生、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的深刻洞见，并从宗教的角度对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富有哲理的智慧启迪。佛教所蕴涵的生态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在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过程中，中国佛教大力弘扬“生死与涅槃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的大乘精神，一步步入世而面向了现实的社会人生，在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的价值追求中，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

以中国化比较典型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和禅宗为例。天台宗“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的圆融思维，论证众缘和合而起的现象之间以及心与缘起现象之间的相互涵摄、圆融互具，揭示了众生“一念心”乃至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与三千世间之间存在的本然的整体性的关联，所谓“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由于一念心起的缘起总体即于空、假、中的中道实相，因此三千中任举一法，必然同时具备三千的全部，在这个圆融互具的全息性的缘起总体中，天台宗的中心理论“性具实相说”得到了澄明，“故知一法具一切法，即圆义也”。天台宗从哲学的高度肯定了具体事物与存在整体之间相即互融的有机整体性联系。华严宗的法界缘起，则以“一真法界”（或称“一心法界”）为万法的本原，认为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一真法界”随缘而生起，缘起的各种现象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处于重重无尽的联系之中。它在《大乘起信论》体用不二、理事无碍的思想基础上，通过“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门”等来进一步阐发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不一不异、相互贯通的关系，说明宇宙万有事法，既有差别性，又有共同的理体，事的本体是理，理的显现是事；因此，差别的事法与同一的理体相互依存、交融无碍，同一理体之体现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之间也都相即相融、彼此无碍，这种“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哲学，揭示了事物整体与部分之间，每一个具体事物与其他所有事物及存在整体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从而更突出了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世界、关注世间之用的入世特征。中国佛教缘起论中体现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在突出世界存在的整体性、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整体性关联等方面，与当代生态文化世界观是相一致的。同时，中国佛教“一念三千”“法界缘起”等所揭示的全息整体观还包含有生态世界观中所没有的独特内涵，对当代生态世界观的建构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佛教还特别重视修心，集中体现在禅宗的修心论中，故禅宗也被称为“心宗”，无论是神秀北宗强调的“息妄修心”，还是惠能南宗强调的“顿悟心性”，都主张去除贪欲，破除烦恼，息灭妄念，自净其心。禅宗的修心论其实是对人的无明、贪欲导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性揭示及相应的对治。禅宗提倡并践行的“农禅并重”，依山傍水，农耕种田，植树造林，将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既推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推动了近现代中国佛教逐渐走上建设人间净土、人间佛教的道路。从“心灵环保”到“生态环保”，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强调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根本追求，也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解脱是它不变的根本追求。中国佛教从论证解脱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入手，突出并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认为一切众生烦恼身中都蕴藏着自性清净的如来法身，均具有修行成佛的可能，这既从宗教信仰和生命同一体的角度阐明了众生的平等，又从德性修养、道德完善的可能性上论证了生命的平等，这种生命平等观，以佛教的慈悲精神，劝诫世人关爱生命，戒杀护生，对推动当代动物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深层理论依据。

佛教讲的慈悲，是给予一切众生欢乐，拔除一切众生苦难，这是大乘佛教最根本的情怀。这种情怀在中国佛教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近代著名高僧圆瑛法师强调：“我佛设教，以慈悲为本……慈者与乐，悲者拔苦……佛教大乘菩萨，视大地众生皆为一子。慈运无缘，悲含同体，平等普渡。”这种慈悲精神与儒家的仁爱“教殊而道契”：“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但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基于平等无二的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中国天台宗的“无情有性”和禅宗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更把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推及至草木瓦石、自然万物。这种对一切生命乃至草木瓦石的平等相待、慈悲仁爱，既对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思想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丰富了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也推动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乃至有宋代张载“乾坤父母”“民胞物与”思想的提出，并且对今天的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上可见，中国儒佛道思想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智慧，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天地人一体同仁”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道家道教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提倡“因天地之自然”，以实现“人与天合”“神与道合”，其“天地人一体同道”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则以缘起论阐发了心与物、理与事、天地与人之间的圆融互具、相即相融的整体关系，提倡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

儒佛道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虽然各具特色，但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分别从人的本性、道法自然、缘起净心出发，又异辙同归地指向了天地人的同体与和谐共存，其共同体现的就是中华大道的根本精神。这就是北宋道士张伯端所言的：儒佛道“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三家宗要“混一而同归”（《悟真篇·自序》）。对此，儒和佛也有“万殊一贯，三教同归”和“明三教圣贤之因缘”“广示异辙同归大道”等类似的说法。这里的三教同归之“道”或“大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向往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正因为此，所以儒佛道三教在历史上既能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中华文化中彰显各自独特的价值，发挥不同的作用，又能共存并进，相异互补，融合发展，分别对传统生态思想做出不同的特殊贡献，共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生态智慧。这种三教之间的交互融合本身也体现出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圆融和谐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态，同时也提示我们对儒佛道任何一家生态思想的理解，都需要有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观照，需要有三教关系的视域，还需要关注三教生态思想相异互补的历史演变。

儒佛道三家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都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于我们在今天认识人、人的社会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联，人如何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相处，以及对于我们保持纯朴之心，树立尊重生命、关爱万物的伦理观念等，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儒佛道的生态思想并不能直接用来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但它们却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哲学智慧。当然，三教的生态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例如偏重自我道德完善、心性修养，而缺乏现代的科学精神，对认识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生态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与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关系等，都缺乏必要的关注；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对之进行适应时代进步、适合时代需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到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去。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Jr）教授曾提出“科技统治世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最好的结果是要有多种多样的生态文明”，“而若西方也选择生态文明并与中国生态文明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们期待着以儒佛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 18ZDA233) 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