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东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研究在日本江户时代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朱熹《太极图说解》偏离了《太极图说》的本义,周敦颐以无极为理、太极为气, “无极而太极”即“理生气”之意。“太极”“阴阳”本质上皆为一气, “太极生两仪”之“生”是指分化而非创生。朱子则基于理气论释“太极”为理,释“太极”与“阴阳"为体用关系。另一方面,《太极图说》亦有违儒家经典本义。宇宙论、本体论皆非原始儒学内容;《太极图说》明言“五行”,而五行并不见于《周易》经传; “主静”工夫源于道家,与《周易》崇阳抑阴的精神不合。伊藤东涯的研究充分反映了“古义学派”的特点,但他的解读也不能尽合《太极图说》之本义。 

伊藤东涯；古义；周敦颐；朱熹；《太极图说》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9ZXZ007）

     伊藤东涯(1670-1736),名长胤，字原藏，号东涯，京都人，日本江户中期学者。其父伊藤仁斋是“古义学派”又称“堀川学派”的创始人。“古义学派”认为，从汉代到宋代，中国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读、阐释大多偏离了本义，故而提倡撇开后人注解，直达经典古义。由此出发，伊藤东涯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了研究，著有《太极图说十论》和《太极图说管见》。他认为，朱熹《太极图说解》偏离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义，《太极图说》又偏离了儒家经典的本义。伊藤东涯的这一看法，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古义学派”的特点。

朱熹《太极图说解》认为，“太极”是本体，是“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底也”,“无极”则是对“太极”的修饰，形容“太极”无声无臭、无形无象。“‘无极而太极’就是指‘无形无象的太极’。朱子解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把太极解释为‘本体’。”1对此，伊藤东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太极图说》的“无极”与“太极”是生化关系，即“太极”生于“无极”。“太极本无极也”的“本”是“本于”的意思，而非“本来”的意思：“其‘本’云者，犹人本乎于祖，万物本乎于天意，推‘太极’元气之所以然，而‘本’之于‘无极’之理也。倘若朱子之说，则言‘太极即无极’可以矣，不须著‘本’字。故知周子所谓‘无极’者指‘理’……《图解》乃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此非周子之意矣。”2假若朱子解说即是周子之意，则周子理应直言“无极即太极”,何必说“太极本无极”?据此，伊藤东涯认定周子之“无极”才是本体之理，却被朱子曲解成“太极”为理。

关于“太极”,伊藤东涯说：“太极二字，《庄》《列》之书屡言之，而其于儒者之书，则始见于《易》之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正义》云：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是也。汉《律历志》曰：太极元气……是古者之言太极者，皆做一元气说，而未尝有以此为理之名者也。”3从《易传》《周易正义》《汉书·律历志》等文献看，“太极”的确切含义就是“元气”。伊藤东涯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仍然沿用了“太极”即“元气”的传统观念，并非如朱熹所言太极即理：“所谓‘太极’也者，仍指一元气之混然者，而加‘无极’二字，以说一理，盖言理生气也。”(《太极图说管见》,第1页)“‘无极而太极’,首提起一句，言理之生气。无极理也，太极气也。《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即元气也。而其所以然，则无声臭之可言，即所谓理也，故曰‘无极而太极’。宋国史旧传作‘自无极而太极’,其意也同，岂周子之旧本欤?”(《太极图说管见》,第1页)既然无极为理、太极为气，且太极生于无极，则《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即是“理生气”之意。依此观之，朱熹的解释完全脱离了周敦颐的本意。

关于“太极”与“阴阳”,周敦颐《太极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4朱熹《太极图说解》释之曰：“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5在《太极图说十论》中，伊藤东涯对朱熹的解释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有违周敦颐的本意：“天地之间，一气之屈伸往来耳。其动之谓阳，其静之谓阴，合而言之，则曰‘太极’,分而言之，则曰‘阴阳’,故曰‘是生两仪’。其下继之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盖‘仪’与‘象’皆气也。而谓之生者，以渐分渐细而言焉耳。然则太极生两仪，亦何容疑。”(《太极图说十论》,第2页)概言之，“太极”“阴阳”“两仪”“四象”的本质都是一气。气动称阳、气静称阴，乃是分而言之；若合言一气，则称“太极”。究其实质，横贯天地之间者唯有一气。“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生”非谓从无到有的创生，而是对气之分化渐分渐细的描述。《太极图说》所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无非是指浑然一体的元气分化为阴阳两仪的过程。

职是之故，伊藤东涯明确反对将“太极”与“阴阳”解释为体用关系：“《图解》云：‘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可见太极之为体而动静之为用也……盖古者无体用之说，而其修为之方，皆就用处而言之。《易·彖》屡言‘时用’‘义用’,皆唯言卦之材用，而非对体之用也。其曰‘《易》无体’者，亦形体之体，而非言理也……盖其学专以理为主，则亦自不能不言体用之说，亦自不能不倡主静之说，而不觉与《易》《论》《孟》等书相枘凿也……或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安得谓‘古者无体用之别’乎哉?不然也。夫形者，方圆，大小，轻重，多寡，手可持，足可履者，在目为色，在耳为声，《大传》所谓形而下者，盖指蓍龟之类而言，故谓之器；而吉凶悔吝之所以为道者，乃非方圆多寡之可言者，故谓之形而上，安得以卦爻阴阳为器，而其理谓之道乎哉?又安得有一个无形无影物为之主宰，而谓之道乎哉……至于《论》《孟》,则素无此说。然则体用之说，学者不讲可矣。”(《太极图说十论》,第15-16页)伊藤东涯认为，《易传》当中的“体”乃是形体之体，“用”则指卦之材用，与朱熹等人所言之“体用”相去甚远。《系辞》虽言形而上下，但“器”实指蓍龟之类，“道”则指吉凶悔吝，亦非本体论性质的概念。至于孔孟儒学，根本不曾论及体用。由此可知，宋代理学擅长的体用思维出于自造，并不符合儒学本旨。朱熹以之解读“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既与周子本意不合，又背离了传统儒学。

由是，伊藤东涯进一步对朱子基于理气关系解释《太极图说》的思路予以驳斥。《太极图说》曰：“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6朱熹解之曰：“‘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阳而健者成男，则父之道也；阴而顺者成女，则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7伊藤东涯则认为：“‘太极动而生阳’一节就阴阳造化上而说所以动静之理，未尝及人物化育之事……至‘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后始说万物生生之理。而《图解》于‘动生阳’下既言人物禀受之理，其说似早计矣。而其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者，乃语气也。若言其所以然之理，则曰‘无极而太极’……此周子说‘气’,而朱子以‘理’释之也。”(《太极图说十论》,第5页)在他看来，朱子于此不仅论及万物化生，更据其理气关系论阐发禀理为性、气聚成形之说，殊不知《太极图说》始言阴阳动静皆围绕元气展开，且尚未涉及人物化生。朱熹的解说之所以偏离了周敦颐的原意，一是因为将“太极”元气误认作理，二是因为不知道“太极”与“阴阳”并非体用关系。

伊藤东涯不仅对朱熹多有批评，对周敦颐亦有所非议。他指出，《太极图说》中明言“五行”,然五行并非《易》之本旨：“今观《洪范》所叙……皆就其见于用者而言之，而未尝有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之说也……且《夏书》说六府三事，则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则是五行可六而府之；《礼运》曰‘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则是五行可四而时之……则亦其语民用，而非言人物之生受此气而生也可知已……而至后世，以《易》范图书，引而一之，牵搭搀合，强求其合，而其语相生相克运行之序，则亦穿凿矛盾，有不必合者，则固不暇举也……故《易》言阴阳，而未曾言五行也。”(《太极图说十论》,第6页)五行并不见于《周易》经传，五行与易学的关联乃是后人建构的结果。因此，伊藤东涯认为，周敦颐引入五行论述万物化生的过程，不但有违《易》之古义，也缺乏儒学经典文献方面的依据。

伊藤东涯还对周敦颐的“主静”工夫及朱熹的相关解说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易》之取象也，因阴阳消长之变而名世道升降、人事之得失，阳为动、为善、为君子、为治世；阴为静、为恶、为小人、为乱世。故其于乾坤否泰剥复夬姤之际，每寓抑阴扶阳之意，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可见《易》以阳动为天地生物之本心，而取象于善也……周、朱之旨，以虚静为之本……《易》虽不废阴，而其所贵则常在于阳。朱子固不舍动，而其所主则必于静，则其本旨总脑处，已大不同。”(《太极图说十论》,第11-12页)伊藤东涯认为，从阳为善、为君子、为治世，阴为恶、为小人、为乱世等基本取象来看，《周易》崇阳抑阴的倾向非常明显。阳为动，阴为静，唯有动方能合乎《易》之大旨。动具有创生的力量，元气活动化生万物，故阳动乃天地生物之本心；人伦交感、接人待物、修齐治平也都离不开动。与此相反，周敦颐提倡的“主静”和朱熹“无欲故静，立人极焉”的说法，“与《周易》之旨，不啻天渊矣。夫推动之本，则故归于静，寻元之始，则必在于贞，然再泝而求之，则不可不归于动兴元。而天地化育，人事之设施，皆在动可见，而静不与焉，所以程子曰：阴阳无端，动静无始，而以动之端为天地生物之心，真合《周易》贵阳之意也。老庄之学专贵乎静，王辅嗣祖其说以解《易·复·彖》曰静见天地之心，故程子之所深非其说云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图说》之意，自符于王辅嗣之说，而程子之所深斥之者，其皆出于老子，而与《周易》之旨背驰矣”(《太极图说管见》,第4-5页)。在伊藤东涯看来，理学的主静工夫充满了虚静意味，乃是源于老子、王弼，而与孔孟之教有着天壤之别。

成书于日本江户后期的《先哲丛谈》高度评价了伊藤东涯的人格与学术影响：“东涯声动四海内，四方后学多辅凑……敢问东涯先生之为人如何?曰温厚之长者也，博识洽闻。”8可见《太极图说管见》和《太极图说十论》在日本江户时代影响很大。日本著名儒学家大田锦城(1765-1825)说：“太极之妄，毛奇龄《河洛原舛编》《太极遗议》、朱彝尊《经义考》,辨之具矣。晦庵解《太极图说》舛于茂叔原意者，近时伊藤东涯先生《太极管见》,辨之具矣。”9伊藤东涯对《太极图说》的研究，推动了日本学界对《太极图说》的关注，促进了江户时代日本易学和儒学的发展。

伊藤东涯属于“古义学派”,其思维方式具有“古义学派”的特点。在《太极图说管见》中，他曾自述研究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缘起：“甲申之秋，今刑部尚书藤公请先君子讲《太极图说》。予时受其说，作论十篇，以演其旨。今兹豫州学生义准就予求讲，为告予所得于家庭者，既而辑著其说，名曰管见，直述周子之意。其《图解》之说，乖周子之意者，亦稍见其下。若夫周子之说，戾圣人之旨者，亦不无也。”(《太极图说十论》,第4页)总体而言，伊藤东涯的研究追求呈现“古义”即典籍的原义。一方面，他认为朱熹的《太极图说解》偏离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义。汉唐古注可证“太极”的本义是元气，周敦颐以无极为理、太极为气，朱熹却以理本论释太极，从而演绎为“太极即理”,并把“太极”与“阴阳”解释为体用关系。另一方面，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有违儒学本义。伊藤东涯认为，原始儒学中并不具有宇宙论思想，宇宙论在汉代以后才受到儒者们的重视。至于宋代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本体论，更加不是原始儒学的内容，《周易》原典中也没有理、气、体用等范畴。此外，《周易》经传未见“五行”之说，扶阳、尚动而反对“主静”,讲“仁义”而未及“仁义礼智信”。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江户时代“古义学派”注重本义的学术特点。

尽管伊藤东涯的著作为“古义学派”所推崇，亦为日本易学界、儒学界所认可，但他的解读也不能完全符合本义。具体地说，伊藤东涯误以为理气论是宋代理学的共同思路，周子也有意建立理气论，以至于将朱熹的理气论框架套用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上，从而得出了“无极为理、太极为气”的结论。事实上，这种解读与《太极图说》的意思截然不同。不仅如此，伊藤东涯虽然排斥体用思维，但“无极为理、太极为气”和其他一些论述仍然没有摆脱本体论的框架；他虽然宣称宇宙论并非儒学原旨，且论述“太极”“阴阳”、“动”与“静”时也没有直接讨论宇宙生成，但其还是部分涉及了宇宙论的相关问题。另外，伊藤东涯对周敦颐、朱熹的某些批判，也存在证据不足、主观臆断的缺陷。不过，在探寻本义的过程中，学者们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个人的想法与见解，故所谓“本义”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伊藤东涯对周敦颐、朱熹著作的误解，也应作如是观。无论如何，伊藤东涯和“古义学派”认真钻研、严谨治学的态度值得赞扬，其研究成果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注释：

1. 陈来《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日]伊藤东涯《太极图说管见》,东京:早稻田大学,2010年影印版,第1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3.[日]伊藤东涯《太极图说十论》,东京:早稻田大学,1927年影印版,第1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4.[宋]周敦颐《太极图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

5.[宋]朱熹著,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6.[宋]周敦颐《太极图说》,第8-9页。

7.[宋]朱熹著,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三册,第74页。

8.[日]原念斋《先哲丛谈》卷四,江户庆元堂、拥万堂文化一三年(1816)庚寅本,第7-9页。

9.[日]大田锦城《九经谈》,载[日]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6卷,东京:凤出版,1978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