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开端
发表时间：2021-10-23 15:15:17 作者：黄开国 来源：《人文杂志》2021年第9期
摘要：经学的开端一直异说纷纭，但都没有确立经学开端的标准问题。从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出发，五经是经学得以成立的根据，因此，五经的确立就是经学开端的标志。在中国文化史上周公是五经的初创者，孔子是五经的最终删定者，所以，经学开端于孔子的删定五经，而不是长期流行的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关键词：经学 开端 周公 孔子
任何学术思潮都有一个开端。对开端的确定不仅关系到时间的定位，还会引发相关的诸多认识问题。对经学的一些误解，就与长期流行经学始于汉武帝的认识有直接联系。所以，这个看似根本没有问题的问题，依然值得重新审视。本文只是正面讨论经学开端，而不涉及对经学始于汉武帝之说的评析。
经学的起点在哪里？古文经学以周公为经学的起点，今文经学以孔子为经学的开端。在清代以来的相关的经学史著作中，江藩、马宗霍认为经学的起点在三代，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现代多数论著都以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为其开端。各种异说，至今没有定论。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缺乏对经学开端标准的确定。只有正确确定经学开端的标准，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五经与周公
要解决经学开端的问题，必须对经学的本质有准确的认识。根据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经学的本质在于教人如何做人的常道。而五经的元典是经学常道的文本载体，经学的成立与发展都是以五经元典为根基。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早就提出：“经学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构成的。”所以，经学的开端应该以五经的确立为标志，这是我们判定经学开端的标准。
五经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古代多位圣哲集合中华先民思想智慧的结晶。一个民族的圣哲是植根于该民族的文化沃土而养成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又通过他们得到集中体现。中华先民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五经根本精神的源头。五经经过历史的选择，最终被确定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就在于五经是中华先民思想智慧的总结。
由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古代中华先民的思想智慧，可以追溯到伏羲、黄帝、尧、舜等圣王。而五经的形成与这些古代圣王密切相关，如《易经》的起源，常常被追溯到伏羲，并有《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尚书》有《尧典》，《诗》多赞美文王之词，《礼》则与周公制礼作乐密不可分等。后来经学中有经为圣作一说，中国文化这一特有的观念，无疑是对五经形成源头的某种合理说明，是圣人—经典—常道—中华民族精神之根内在关系的历史认同，有着远古历史的背影。孔颖达说：“经字虽起于后，其称经之理则久在于前。”就是对经学与古代思想文化联系的合理说明。先有古代圣王所代表的先民思想智慧的积淀，才有其后五经的出现，完全可以说，五经是古代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晶成果。
与五经形成有直接关系的第一人，无疑是经学史上被古文经学家极为推崇的周公。周公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五经元典形成带有初创意义的人物。先秦汉初的文献，多有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左传》《国语》就记载了数则春秋时期的人们关于周公制礼作乐，及其与五经关系的论说。如文公十八年，周公的后人季文子就明确讲道：“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命》。”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闻乐工歌《诗经·豳风》，而有“其周公之东乎”之叹；《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引《诗经·周颂·清庙之什·时迈》诗句，明确说出自周文公之《颂》；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发出这样的赞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哀公十一年，季孙氏欲行田赋，征询孔子意见，孔子对以“周公之典在”。这些记载明确说到周公制礼、周公之典，并言及周公所作的《誓命》、《诗经》的《豳风》与《时迈》、《易》象与鲁《春秋》。《誓命》，孔颖达疏或以为是周公制礼时所作誓词，或以为周公所定的刑法，似不可取，从文体说，“命”为《尚书》文体十例之一，很有可能为《尚书》的一篇；此外，《尚书》的多篇文章、《诗经》的诸多诗篇也被春秋时期的人们认为出自周公。春秋与西周在时间上最为接近，这些说法较后人之言具有更大的可信度。此后历代皆有周公制礼作乐，及《易》《书》《诗》《礼》《春秋》出于周公之说。
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通过考辨证明，周公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制礼作乐，还与《易》《春秋》有关系，也是《书》《诗》部分篇章的作者。并特别强调周公的著述与史书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带有“义理而来的教戒”意义，他批评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歪曲了经之所以为经的基本意义；把经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复观还根据《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的记载，认为经学发端于“周公及周室之史”，这实际上已经将周公所著的《书》《诗》《礼》等典籍视为经学的经典，而与史书区分开来。而《左传》等证明，自周公以后，《诗》《书》等典籍不仅是周王朝及其诸侯国贵族的教材，也是楚国等中原以外国家贵族的教材。春秋时期随着周王朝权威的失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这些典籍流落民间，得到广泛的传播。我国古代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的文化积累，发展到春秋时期就已经有大量文化著述存世，这是世界上任何文化史都没有的奇迹。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五经被全社会所重视与普遍流行，是孔子能够删定五经的文化土壤。
从《左传》《国语》看，被当时人们所称引的著述就有《懿戒》《训语》《西方之书》《虞箴》《前志》《周志》《军志》《说》《记》《言》《训》等数十种名目；而单襄公在论陈必亡时就引用到了《先王之教》《夏令》《时儆》《周制》《秩官》《先王之令》六部著述；楚灵王许左史倚相为良史时，称赞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汉代各家对三坟五典等的训解各不相同，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切知道这些著述的原本内容，但从汉代诸家的训解可见，除少数以九州解读九丘，是从地理学的解读外，其余都是从大道、常道、天地人之礼，或是五行、八卦来解读，而这些内容无不是经学的内容。汉代学者的这些解读，明显受到当时经学的影响，未必完全合于本义，但却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汉代学者对先秦文献的解读，带有力图经学化的倾向。但汉人所做的这些解释绝非毫无根据的臆说，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汉代学者的解读多少带有远古时代的印记。这至少可以证明，春秋时期丰富的存世文献，绝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中国远古文化发展长期积累的成果。在关于春秋文献的史料中，与经学相关最值得重视的是《国语·楚语上》的一段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征询如何教育好太子，申叔时回答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此处列出了九种教育太子的教材，后来经学所尊为经典的五经，除《周易》之外，《诗》《书》《礼》《乐》《春秋》都在其中。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周易》，但是《周易》在春秋时期是十分流行的。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由《左氏》、《国语》所表现的春秋时代，《诗》、《书》、《礼》、《乐》及《易》，成为贵族阶层的重要教材。”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讲到九种教材有一个中心，就是以道德、教戒为归宿，所谓耸善抑恶、昭明德、广显德、知上下之则、疏其秽而镇其浮、明其德、知废兴而戒惧、行比义，无不是围绕道德、教戒为说。
楚庄王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申叔时至少早于孔子半个世纪。申叔时讲话时提到的这些著作，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因为能够成为教育太子的教材，必须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验证。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楚国在这个时间段还不属于中原华夏诸国，而是被列为蛮夷之国的范围。一个南方的蛮夷之国不仅有熟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左史倚相，还有申叔时这样通晓《诗》《书》《礼》《乐》《春秋》的名臣，而且还用这些典籍作为教育太子的教材，足见《诗》《书》《礼》《乐》《春秋》等典籍的影响已经通行夷夏，并不只限于周王朝分封的中原各国。这也说明，五经在春秋时期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中原，也通行于当时四周的蛮夷之国，这说明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华夏民族与周边各民族相互交融而不断发展的。
在春秋人们记载的众多古代著述中，所谓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等都没有保留下来，更没有成为经学的经典，而只是《易》《诗》《书》《礼》《春秋》被继承下来，并成为经学的典籍，这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的历史选择。这一过程由周公制礼作乐、初创《易》《书》《诗》《礼》开其端，而由孔子最后完成。孔子能够担负并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固然与孔子的个人人格与文化素养有关，同时也与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飞跃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际遇有紧密联系，是二者交互作用的天人合一。如果没有自周公以来数百年以重德为核心精神的礼乐文化在春秋时期的大发展，即使有孔子这样的天纵之才，也难以完成五经经典的定型。
孔子删定五经
周王朝经过西周近三百年的演变，到春秋时期，开始走向礼崩乐坏的衰落境地，但同时也导致了和而不同、言论自由的政治局面，出现了打破学在官府，学术下移的新文化格局，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大飞跃。春秋以前，虽然有周公的重德观念，及其制礼作乐，但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处于原始迷信与天命观的笼罩下，即使是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也是以承认天命为前提的。春秋时期则开始了天人二分化，神灵之天与自然之天的二分化，突破天命观的束缚，而形成了普遍崇尚道德与赞美人的理性自觉为主的新观念，周公开端的重视道德教戒的意义得以被整个社会所认可，从而被发扬光大。孔子承继这一传统，以义解《易》，作《十翼》，将原本卜筮的著作改造成经学的经典；他整理《诗》《书》，以礼乐教化；据史书的《春秋》，改写成以礼义为准则，使乱臣贼子惧的《春秋》，循着周公的方向，对五经做出突出道德教戒意义的普遍化诠释，而完成了五经的最后定型。
皮锡瑞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对孔子完成五经整理的意义。他说：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元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或征礼（详见王应麟《困学纪闻》），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订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穆姜明随卦之义，何与《文言》尽符；季札在正乐之前，岂能雅颂得所？
这里所言孔子以前的经说，皆为春秋时期不同国度人们的言论，虽然皮锡瑞认为《左传》的记载不可尽信，但他明确肯定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就已经有与经义相合的经说。这说明合于经说的各种学说，在春秋时期不是单独的个别现象，这是周公重视德义精神在春秋时期的发扬光大，孔子能够完成五经的修定工作，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是其丰沃的现实土壤。只有在文化积累到一定深度与高度时，古代中华文明精髓才会通过孔子实现集大成，最终完成五经的删定。
但孔子自道述而不作，历史上的古文经学就据以否定孔子对五经的著作权，今文经学却以五经全出于孔子，以至皮锡瑞说“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先秦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出土文物的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在孔子之前五经中的《易》《书》《诗》《礼》就已经大致形成，《易》《书》《诗》还是春秋时期最流行的典籍，《春秋》则是不少国家的史书，这些文献都为孔子删定五经提供了直接准备。
五经中的《易经》原本为卜筮之书，经过孔子著《易传》，以德义的解读，才真正成为经典。传世许多文献都有《易经》历四圣所成之说，即始于伏羲画八卦，中经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著卦辞，周公作爻辞，最后由孔子著《十翼》而成。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而简帛文献如《缪和》等文，经过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今本《易传》出于孔子的结论。没有孔子著作《易传》，只是六十四卦的《周易》就不可能最终成为经典，更不会被列在五经之首。《尚书》则由孔子删定，《尚书纬》称，相传从黄帝玄孙帝魁之书到秦穆公有《书》3240篇，孔子“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此处《礼记》有误。先秦所称《礼》，皆为《仪礼》，《礼记》出于西汉二戴编篡先秦论礼的文献而成，司马迁时尚无闻其书，故此《礼记》非司马迁原文，系后人不明三礼先后之别的误改或增补，原文疑当为《礼》或《仪礼》。这是说《尚书》《仪礼》皆出于孔子。《诗经》也经过孔子的整理，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孔子时古诗是否有三千篇，今存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是否一定经过孔子删定，并不能确定，但孔子曾经自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说明孔子对《诗经》一定有所整理。司马迁在论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后接着说“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明确肯定五经成于孔子之手。至于《春秋》，春秋公羊学有西狩获麟为孔子受命制《春秋》之说；孟子多次有孔子作《春秋》之说，不仅提到孔子的自道“其义丘窃取之”，而且给予前所未有的极高评价，以至将孔子著《春秋》与大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甚至称之为天子之事：“《春秋》，天子之事也。”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还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杜预也在《春秋序》中说，《春秋》是“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汉代以后，关于孔子删定五经，著作《春秋》的说法，更是不绝于书。五经完成于孔子之手，是中国文化史公认的历史事实。
孔子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删定五经。孔子之前数千年文化积累的延续，孔子之后二千余年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一承上启下就是通过孔子修定五经而实现的，孔子也因此受到了历代的最高推崇。《孟子·公孙丑上》：“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司马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谈先祖曾任周代的太史官，自己又在汉王朝做太史官，其子更是被誉为史圣的司马迁，他的话可以说是汉代人对孔子修定五经意义最准确的说明。孔子修定五经不仅是对王道的承继、礼乐的再兴，更重要的是五经是古代通过历代圣贤而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结晶，是常道的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者。司马迁在《史记》，列孔子为《世家》，极力表彰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称孔子为“至圣”：“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序》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熊十力《原儒》的《原学统》，从三个方面论述孔子的历史地位：“一、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来圣明之绪而集大成，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二、论定晚周诸子百家以逮宋、明诸师与佛氏之旨归，而折中于至圣。三、审定五经真伪。”而无论是集远古以来圣王之道之大成，还是成为其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所折中的至圣，都与孔子的审定五经相联系。没有审定五经，集大成就是一句空话，孔子更不可能成为后世折中的至圣。春秋以前的数千年，春秋以后的两千多年，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能够得到承上启下的不间断发展，孔子开创的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都应该归功于孔子审定五经的历史贡献。
自孔子删定五经后，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就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核而流传至今。而五经本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结晶，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从古到今，数千年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其根源就在于经学依托的五经，存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常道，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没有五经为元典的经学，就没有流传至今依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中国文化。而离开五经为元典的经典，就无所谓经学。
若从五经最早的出现论，经学当始于周公，这是古文经学的观念；若从五经的定型论，则孔子是经学的鼻祖，这是今文经学的观念。在经学史上，今古文经学在五经的著作权上一归周公，一归孔子，以至于观念完全对立，不可调和，但那只是学派正统之争，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就在于其直接承继周公而来。没有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制作经典，就没有孔子的删定五经。所以，只要不囿于今古文经学的偏见，就得承认孔子是周公的继承者。孔子自己就多次以周公的继承人自居，《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在经学史上，周公与孔子并称，更是不绝于书。孟子有“周公、仲尼之道”之说；《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扬雄在《法言》说：“孔子习周公者也，颜渊习孔子者也。”东汉经学家边韶自谓：“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王充《论衡·书解篇》说：“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赵岐《孟子注》说，“孔子之门徒颂述宓羲以来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这些史料充分说明从先秦的孟子到东汉末年的赵岐，皆以孔子承周公而发扬光大，周孔并称为说。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一再申论孔子著《春秋》是继承周公之学：“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又说：“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唐代韩愈作《原道》，以“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自此以后，言道统的论著无不以周公、孔子相继为说。而且从汉代开始，周公、孔子就一起被学校祭祀，《后汉书·礼仪志第四》载：“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章学诚说：“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周公与孔子的联系，不在别的，就在于圣人之道的一脉相传，常道的传承创新，具体体现在五经的制作与删定。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称为“周孔教化”：“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而他所讲的周孔教化的具体内容，就是道德教化、礼义教化，这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孝悌的提倡、礼乐的实施，都是经学所说的常道内容，这也是对周公、孔子崇高地位的认可。可以说，古往今来只要不囿于学派之见，都承认孔子与周公在思想文化上的一脉相承。
抛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派之争，可以这样来认识经学的开端，五经初创于周公，经学的正式开端则始于孔子。因为孔子删定五经，使五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经典，中国文化的基因由此得以确立。从此以后，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流传，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删定五经也是中国文化定型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孔子以五经教育弟子，其创立的儒学也以发扬五经常道为使命，说明孔子的儒学一开始就是传承五经常道的经学，我们长期以儒学为子学，不是经学，实是对孔子开创儒学的误解。所以，经学的正式开端是孔子。
但我们讲经学开端与孔子，与历史上的今文经学是有所区别的。今文经学讲经学始于孔子，是以不承认孔子对周公的继承，是以神化孔子为前提的，而我们讲的经学开端于孔子，是承认孔子继承周公为条件的。确定经学开端于孔子，但孔子是继承周公，周公的初创五经又是中华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有这样来认识经学的开端，中国文化的数千年传承才能够得到合理的理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