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姚黄氏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代表,黄宗炎的易学受其兄黄宗羲影响颇深,然而亦有青出于蓝之处,即在于对易学的阐释,以及一以贯之的六书释《易》方法的建构与创新。黄宗炎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字训诂的传统,也对明代易学和清代考据学、辨伪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六书学；解经学；易学；黄宗炎
基金资助：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浙东学派黄宗羲、黄宗炎易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9BZX061）的阶段性成果。
浙江余姚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核心人物，其弟黄宗炎亦为浙东易学之代表。黄宗羲易学究极象数，撰著《易学象数论》传世，而黄宗炎则专研义理、辩驳图书，所著《周易象辞》《周易寻门余论》《图书辩惑》三书皆收入四库全书，二人易学各有所重、相互补充，堪为浙东易学双璧。黄宗炎擅诗文、能绘画、研医术，虽学专多门，但归本于易学，而其对《周易》经传释读与掘微之基本方法在于六书学；依据六书学及相关文字之学，黄宗炎形成了一以贯之、风格鲜明的解《易》方法，可谓清代通文字以诂经的探索者。黄氏曾有六书学著作《六书会通》,惜已失传。笔者就目前所集黄氏诗文遗篇1,及所录具体释《易》文辞，窥显其文字观点与六书学概要，进而观其解经之核心理念。
一、文字与《易》同源
黄宗炎是具有追及根源的问题意识和积极建构方法体系的易学家。他对语言文字与经书文本的解读有比较鲜明的刨根问底习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问题，并立足经典回应现实。这便体现在他解读《周易》时对文字起源的思考上。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经典系统对文字的起源的重要解释是“仓颉造字”和“伏羲造字”。《易传》提出了“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说法，并且有其他较早文献支持，如《尚书序》云：“八卦之经，谓之八索”,有些学者由此提出了从结绳记事到书契符号(卦爻)的次第产生说。到了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叙》,总结出了古代文字演变的历史系统，他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他提出的“伏羲—神农—仓颉”三阶段，显然突出了伏羲在文字创造历史上的首要地位，黄宗炎进一步阐述道：
伏羲欲以文字教天下、传后世，创为奇偶之画，使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象之在两间者，焕然移于方册之上，正所谓文字也。后圣师其大意，变成斜正纵横之状，而文字日增，是卦画者文字之根原，文字者卦画之支流也。八卦者，六书之指事、象形；六十四卦者，六书之声意、转借也。(《图学辨惑》)
黄宗炎认识到文字的产生有着由简到繁、从源头到支系的逐步系统化过程，继承了古代诸多文献对汉字表意特点的思考，但尤为瞩意许慎将八卦符号与文字起源联系的观点，力图廓清文字的源流、卦画体系与文字系统的关系。当然，对文字起源于伏羲的强调，可以说是黄氏在诸多解释中更为维护“圣人创造与传承”的古代认识习惯，即把文字创始、六书形成、圣人作《易》三者紧密关联，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作为儒学次第，尤其易学一体相传的重要脉络，其云：“吾夫子学《易》,韦绝穷思，极其拟议，必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推原上古，探所由来，渐及中古，考其穷变，一一著明，昭然旦昼。独近摛糟粕，遗向上根原而不顾，尚得为至圣否?”(《图学辨惑》)
这种对文字起源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他对《周易》的解读，形成一整套层层递推、逐步演绎的讨论系统，最后凝练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结论。如解《乾》卦道：
天字稍穹，其体无有增损。下一画，凡人以上皆天也；中一画，日月星辰所系之天也；上一画，寥廓而不可极之天也。但可名之为天，未可命之为乾，必以天错天，六画皆奇，始得谓之乾也。已经摩荡而来，又从二体而合，上覆临乎下，下承载乎上，上下皆健，升降不息，则其气普遍圆满，无所不到；前倡率而开来，后接续而继往，前后皆健，周旋莫间，则其力悠远久长，无时不行。(《周易象辞》卷一)
从天的字形来看，即为三个拱形半弧形构成，分别象征天的三个不同层次，但这只是象形之模拟，不能称为乾，必须以天错天，构成六画之卦，方能称为乾。上覆下载，上下皆刚健，升降不息而无所不至，有继往开来之象。表明黄氏更重视从卦画、字形上推阐发掘经典文辞之意蕴，并尽可能熨贴二者，求取字形、卦画、卦义三者圆融之解。宗炎进一步说：
自此以往，裁成辅相之功，尽归于人，其苍苍者反退处而无权。故元、亨、利、贞，以天道该人事；六爻系辞，以人事法天行。言其暂，则上、下二天迁转如昼夜，呼吸如寒暑；言其久，则上、下二天相代如治乱、相隔如古今；言其分，则一画为一开辟之运数；言其合，则六画为一刻之神明。(同上)
从乾卦刚健不息，即可看到乾卦所表示的是裁成辅相，体现天的价值源头和人作为最终目的之意义，概括起来就是，乾的元、亨、利、贞四德。圣人所作的六爻、系辞也从人事的角度来阐发天道，法天之行，天人交互，其暂、久、合、分都代表天道、人事的运数变化，“而其枢机之运，主宰之神，则又非形气所可测度者，故以四德发其理，以六爻呈其象，以万物资始窥其端”(同上)。他还从与乾有密切关系的几个卦来分析卦辞与卦象在人事上所具有的意义：
自重本卦，外错为泰，天交于地，万物亨通之象；错为大壮，雷行天上，长子代父之象；错为小畜，风行天上，风高云散之象；错为需，云上于天，田畴待雨之象；错为大有，火在天上，普天共照之象；错为大畜，天在山中，岁时迈往之象；错为夬，天上有泽，物极必返之象，此与他卦相错之大略也。其位西北，指其高也，其时秋冬之交，为其气严肃，天色光明也，三奇天也，天生圣人，继天而出治，是又一天也，故辞象皆兼天人。(同上)
这段话从重卦出发，得出一系列具有一定意义相连和符号相关的其他几卦，卦辞之意与卦象可谓融为一体，乾卦由上、下三奇画组成，乃是重天之象，有健而又健之意，寓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而可以说乾卦之象与辞即昭示出天道之循环变化，也深刻全面地概括人事变化与特点，换句话说即“辞象皆兼天人”,这是黄氏解《易》的核心观念。
所谓“辞象皆兼天人”,首先是说《周易》的“辞”与“象”在形成上就是前后相贯的，可以追溯至文字起源；而“既有卦爻辞象，便有《十翼》以发明之”,前后圣人一以相贯。故而先天之学与河洛之学往往强调“不必彖、爻、辞、象便能达圣人之堂奥”之说遭到宗炎严辞批评，认为即使象孔子这样的圣人还必须要观彖辞，方能思过半，而“今将尽掩六十四彖辞，一观图即知存亡吉凶，不亦高出夫子?”(《周易寻门余论》卷上)
其次，宗炎认为辞、象二者是都是圣人参悟天地之造化而留下的宝贵财富，蕴藏天地至理，只要潜心研究，即可见其穷神知化之理，无论智愚贤不肖，俱可持可效，循道而行。外之则治国平天下，致斯世于雍熙；内之则穷神知化，尽性以至于命。通过“辞象兼天人”之说，可见黄氏深深把握了《周易》文本与卦爻符号两种话语体系，并试图将二者综合并上升到天人一体的理论。无论文字还是卦画都不单单是某种特定的符号、记号，文字也不光是表音和表意的结合，可能是中国文化对文字起源与历史的特殊理解，也是一种固有的文字学传统，将小学长期作为经学之辅助、纳入经学之范围或许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黄氏的文字与《易》同源之见，意在为文辞、经意与解经实践寻求圆通之法，六书学便是其中的方法或桥梁。
二、六书学基本观点
六书之说，由来已久，《周礼》即有“六书”之言，而其内容一般以许慎的说法为主。许慎总结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序》)许慎之六书也即一般所认为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古代造字的方法，围绕它们形成中国传统的六书学理论。
据全祖望言，宗炎曾作《六书会通》提出自己对语言文字及其发展历史的认识，并再三致意其关于六书和文字的观点，批评扬雄等人在文字分析、辨释上所犯的错误。遗憾的是，此书已不见于世，全氏等人亦未能见。不过，在宗炎易著中有多处论及六书并广泛用于解读经文，反映他对古代字体、字形、字义均有比较深入之研究，有较为全面、成熟的理论认识。《与友山讲六书，彼有执贽受业之语，因作八十韵示之》2一诗亦为显证。该诗以凝练的语言表达他对六书学及其历史的看法。鉴于其一向不为学者所识，故在此完整呈现并稍加剖析。他说：
六书古小学，诸艺厕其一。古文改篆籀，大概尚茂密。每于事形借，反嫌太简率。乃从声音注，骈赘重叠出。咄哉斯高敝，师心非纂述。西秦俗习专，同文义尽黜。独使小篆行，苍史散庆霱。征调滥往还，狱讼繁法律。吏苦点画拘，创隶省刀笔。将此文字原，荡然不可诘。
造字之说上古即已有之。六书的概念最早应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后经刘向、许慎等完善，小学与六书成为古代文化教育、技艺学习的基本内容。宗炎又言，古代文字向篆字、籀文转变，还基本能完整保存其形貌，并借声音之注以补指事、形声、假借简率之失。秦国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使丰富的文字之义尽遭废黜；为使用方便，继小篆之后，又发展为隶书。在此期间，文字经过了多次的形态变化，原初状态发生很大改变，因而宗炎认为文字之原“荡然不可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和文化政策，如“汉祖昧考文，萧相俗吏骘，仅尔循名位，古道未遑悉。总括历代遗，因革贵专壹。”一方面是学术自身传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即使公认的学问大家也有比较大的缺陷，宗炎认为“扬雄识奇字，立论已失实。书契贵日用，惟常始亲昵。奇者士缩三，常者十踰七。所识亦几何，望望成荼桎”;而许慎在文字方面虽成绩卓著，却也没有避免汉代繁琐学风及时代所限，他说“未央集诸儒，辨难参得失。独留许叔重，巍然装缃帙。《说文解字》中，雅俗半相匹。所收不盈万，尚觉多喧唧”;不过，总的来说，宗炎看到汉代师法传承的正面作用和注疏训诂的实际效果，客观地评价汉代学术，认为“特以有师承，训诂实万镒。艰涩味隽永，深奥体朴质”。
不过自此而后文字发展与研究问题颇多，黄氏通过评述历史上诸多文字学大家表达自己对六书学历史与理论的思考。他说：
南唐产二徐，变易许谷率。破碎七襄锦，文木施髤漆。遗书千年后，遭兹竖儒叱。野王作玉篇，自谓收罗毕。增许二十倍，烂漫无统帅。愈觉挂漏多，钩吻杂崖蜜。不思简御众，徒夸穷虮虱。夹漈列大端，构厦甫础踬。永嘉怒气号，求故每侵轶。杨氏博不精，采搜颇洋溢。伯琦寻径窦，彼犹草出茁。说理遗名物，庄渠趋安佚。邯郸步宋儒，止可云清潏。明斋广师门，颇操截颖铚。每喜事改窜，反古成锢疾。吾里赵古则，绝世登屼嵂。声音文字通，神骏琼超越。考证千卷富，济民类秔秫。惜乎甫脱稿，竟使毁宣室。(所著文字通，取入中秘书，家无副本。)乡人生也晚，莫能窥甲乙。
南唐“二徐”即是徐铉、徐锴兄弟二人。徐铉(916-991)字鼎臣，历官五代吴校书郎、南唐知制诰、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后随李煜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曾受诏与句中正等校定《说文解字》。徐锴(920-974)字鼐臣，又字楚金，精通文字学，仕于南唐，秘书省校书郎起家，后主李煜时，迁集贤殿学士，终内史舍人，今仅存《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韵谱》。二徐校订《说文》,以《唐韵》为依据为《说文》之字加注反切，并对当时文字作了整理，成绩颇多，也存在较多缺陷；顾野王(519-581)字希冯，为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所撰《玉篇》是中国古代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长处在于增加了文字收录数量，缺点是无检字目录难以查验、注解繁琐、字词古今混同没有考查细分等，故而宗炎批评颇多；永嘉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而名之，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永嘉学派提倡事功之学，反对虚谈性命，曾与理学派、心学派鼎足而立，黄宗炎认为该派在学问上仍有援轶为实、不事考索之病，其解经即着力寻找客观通达之法；所谓“杨氏博不精，采搜颇洋溢”,杨氏可能是元代著有《六书统》《书学正韵》的杨桓(1234-1299),桓为兖州人，字武子，学博研精，精通古文字，著有《六书统》《书学正韵》等书。伯琦即周伯琦(1298-1369),饶州(今江西鄱阳)人，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坚白居士，博学多闻，工文章，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著有《六书正讹》《说文字源》及诗文稿若干卷。庄渠即指魏校，字子才，号庄渠，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弘治十八年进士，累迁国子监祭酒等职；庄氏贯通诸儒之说，著《大学指归》《周礼沿革传》《六书精蕴》《春秋经世》《经世策》《官职会通》《庄渠遗书》等，是以宗炎称其“说理遗名物”之长；“吾里赵古则”指的是明代余姚学者赵古则，学述六书之旨，精义入神，得于图像言意之外，尝言读书必贵识字，故曰：“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著《六书本义》。通过对自汉代许慎至明代赵古则在文字学方面学问得失的研究，结合历代儒家经典的解释问题，宗炎得出结论：“小学荒不讲，汲古乏绠繘。六书别不详，穷经殊足咥”。
古代文字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转变，给文字学研究带来诸多困难，文字研究与六书之学的发展在宗炎看来不甚乐观，给经书的理解带来障碍。他从易学研究方面，总结文字解《易》的心得——从大小篆通达古文辞之奥义。宗炎论曰：
吾当学易时，奇偶叩凶吉。得遇文字祖，子母鲜碍窒。苗裔大小篆，讲求会通术。古则嗣瓣香，应非过淮橘。饥寒久缠帛，忧患复仓卒。口走四方，焉得握管日?豫游访故人，同声叶琴瑟。栖迟古刹下，晨霜瞻鸢鴪。支公飘然来，杖履咸静谧。负连离纰纸，寒芒先凛冽。探手得诗篇，咀嚼领芳苾。若暍逢凉飙，如虺得参术。不嗤色相偏，乐与翰墨尼。钟王真俗媚，旭素树棘蒺。追玩彝鼎铭，鸟鷇窥罅栗。独体生合体，纵横陈舞佾。听我矢口谈，我亦忘沐栉。公叹绝学存，不继宁勿恤。把茅具区滨，由来非远蹙。先生却屠酤，伊蒲聊取泌。起草终洗砚，去来三鸿鳦。书生固百千，冠盖颐秩秩。未见好事者，援手施匡弼。翻从出世人，灵鼍奏蟋蟀。吾闻西方教，声音破尘沕。文字滞迹象，障蔽增意必。支公乃爱此，气求孚璅蛣。重来阅藏地，胡床陷当膝。万物互短长，难可齐斧锧。知雨惭蚁蚓，知风愧鸠鹬。苟欲知力兼，齿角总坎嫉。向苦世网窄，触处惟震栗。献公以嚼饭，遥夜剔燔鳖。完我百年愿，差胜守圭荜。证盟指谁氏?仲冬岁壬戌。
黄宗炎对于文字、六书解《易》的认识，体现其对《周易象辞》一书的著述，非为虚语。这种研究理路在历史上也一直有所延续，如宋代王安石也在《熙宁字说》中说：“(文字)与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异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临川文集》卷八十四)但纵观古今儒家经典注疏，能把六书文字之学缜密运用如黄氏者，实为罕见。诗的最后还传达出乱世学人对学问与人生的无奈与慨叹，这种罹难的情绪始终贯穿在黄氏文字之间，既深重郁结，又荡气回肠。
宗炎不仅以六书论字之形，他还认识到了古今字声、字音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必然会对该字的理解和注释造成困难。于是，他认为这就要借助于与字义紧密相关的物象，提出其易学的最重要的“辞象”理论。黄宗炎之所以对《周易》经传文辞的极端重视的原因，既受到交游文化圈的影响，也是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与其理论构建和批评对象有着紧密的联系，即寻求固定、可靠的说理证据以正本清源，由小学通而文字通，最后达到对经义的准确理解、阐发经传之思想。
三、明六书以通经
正确的解读儒家经典、汇通儒门学问是黄宗炎毕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他有着对儒家思想的信仰与秉持，却也没有迂腐盲从，而是设法寻找可靠的方法途径予以实现。从文字、六书学解释儒家经典的理念与做法并非黄氏原创，许慎、郑樵、赵古则等人皆已为之，然其将之普遍推广于解释《周易》的具体实践确为独创。
黄宗炎明确指出六书学在文字研究上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经书字句有精确的理解，进而对经典文意有全面深刻的把握。他说：“古者文字，不若后世之浩繁，入小学而习六书，以至精御至简，故经传之中，无往而不妙合。如窞之一字，夫子赞曰：‘习坎入坎’。汉注窞，则曰：‘坎中小坎’,岂不若合符节确有授受者哉?迨及晋唐，去圣渐远，其道荡然矣，郑渔仲曰：‘六书明，六经如指掌’,其言大而非夸，惜乎荆卿未讲于剑术也，吾于渔仲亦云。”(《周易象辞》卷九)他认为古代经学教育就是以六书之学为基础，通过精确把握文字来理解经传之言。宗炎认为这种方法往往能达到“无往而不妙合”的效果，但是没有被后世很好继承而逐渐废弃不用。
宗炎对儒家历史发展的批评、总结，指出魏晋以清谈玄学、唐代佛老思想和宋代程朱理学大都脱离文字的本义，背离经书的精神，以致儒家大道骀荡而无所归宿。他说：
《易》为文字之祖，于六经之中尤宜先讲六书。夫不知字义而读他经，所失犹有二三，以之读《易》,十不得其二三矣。然泥于古篆更多不可通晓之处，是又自增一重障蔽也，虫书鸟迹翻改，数十人流传数千季，其义多希微矣，使欲尽据金石而为，是正宁保锺鼎之无真赝，型范之无良枯，镌铸之无剥蚀乎，反不若就小篆之近古而义可通者则取之，其缪误而俚俗者则反古而辩证之，此中之因革损益，有百世可推者在也。羲皇六画与文王卦名确乎一体，或取形象，或取画象，或取上下二体交错之象，其文字与卦画俨然画一，不容移易，学者于此得其会通，六爻无不迎刃矣。(《周易寻门余论》卷上)
宗炎寄意于六书，是他对经学研究方法的关注总结之结果，从其对郑樵之言的认同即可看出。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溪西遗民，世称夹涤先生，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他在小学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尔雅注》《六书略》《七音略》等，是“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专用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这是文字学上一个大进步。”3《六书略》包括六书图、六书序、六书列字和总论四个部分，涉及到六书理论、子母理论、书画同源理论等文字学理论，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六书学体系。不惟如此，郑樵研究六书，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他说：
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借六经。六经之作，惟务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经之有六书，犹弈之有二棋、博之有五木。弈之变无穷，不离二色；博之应无方，不离五物。(《六书略·序》)
郑樵在这里从古代语言发展的脉络和语言在表达意义及其功用的角度出发，特别强调了语言对于研究经学的重要作用，把六书看作是通经致用的唯一道路，黄宗炎深深赞同郑樵对六书和经学之间关系的认识，说：“郑渔仲曰：‘六书明，六经如指掌’,其言大而非夸，惜乎荆卿未讲于剑术也，吾于渔仲亦云。”郑樵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全面的学者，他不仅在文字学上有所建树，在经史之学亦有成绩，并且一再以自己的文献考证和文字学来批评朱熹的《诗集传》,所以在精神气质上，宗炎也与之相似，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此外，不独郑樵对黄宗炎产生影响，宗炎尝言：“小篆废象形指事，如此之缪误未易枚举，仲舆留心字学，作读通书，何亦有此失耶?愚故曰：‘不知六书者不可以觧经，实非虚语。”(《周易象辞》卷七)此处及诗中对赵古则等人的评述，说明文字学和六书理论在明代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继承和运用，黄宗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分有价值和对清代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是为清代汉学、考据学之先声。
四、结语
黄宗炎以文字与《易》同源，对文字与经典予以统一，将二者视为圣人法天设教的产物；通过批评总结经学与小学的历史，提出由六书明了字之音、形、义，并以此来理解经典之文辞，准确理解圣人作经之奥蕴，认为这是学者读经书明经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获得真正意蕴的根本保证；辞象合一的另一重点在于象，宗炎紧紧把握《易传》对象的叙述和阐发，认为易象是圣人之意的集中表达，也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因此不知象则无以解《易》,知象即可明理，理在象中。由此可见，宗炎继承和发挥了易象派的解《易》观念和方法。
综合而言，无论辞、象都是《周易》不可分离、紧密相连的两个部分，它们的联系不仅是文字起源、文本形式，更在于它们表达的对象是一致的，即天道与人事的统合。宗炎的辞象理论是明清之际具有自身特色的易学理论，如同方以智父子重视以“时”论《易》作《周易时论合编》一样，代表了明末清初易学发展的新路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黄宗炎对许慎、郑樵的推崇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而其独特的六书释《易》方法尽管独特，却也并非没有缺陷，毕竟六书及大小篆等传统文字学，对曲尽古老的中国文字而言并不全面，黄氏的某些看法也失之偏颇，清初顾炎武之后至清中期以音为训的研究与应用大显其道。
注释:
1.参见胡士颍：《黄宗炎诗文著作考述》,《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
2.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200-201页。
3.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