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陇其的独尊朱子论 ——兼谈其对东林以及蕺山、夏峰等学派的评定
发表时间：2021-07-12 10:47:52 作者：张天杰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3期
内容摘要：陆陇其是清初程朱理学一系的代表人物，其学术主旨即“尊朱辟王”。与对其有影响的张履祥、吕留良、能赐履等学者相比，陆陇其明辨道统，形成了更为完整而独特的“独尊朱子”论。一则辨析为何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尊朱子即尊孔子，一则辨析为何顾宪成、高攀龙与黄宗羲、孙奇逢等调停朱、王之不可取，正是因为他的深辟与严辨从而在“由王返朱”思潮，也即朱子学再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卫道”之功。
关键词：陆陇其；清初儒学；独尊朱子；由王返朱；东林学派
自宋以降，程朱、陆王之争时隐时现，成为宋、元、明、清儒学史的一条主线。晚明的东林、蕺山两大学派都有一定程度的“由王返朱"，然尚不彻底。梁启超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1]推尊朱子的运动，到了清初则逐渐形成大趋势，由民间发轫，再与官方互动而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将朱子从祀孔庙的地位加以升格，则可以看作“独尊朱子"的标志性事件：“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遵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2]
对于地位尊崇的清初朱子学，学界却一直比较冷漠，陈荣捷先生早已有注意：“大多史家，均以程朱学派为钦定正统，而不以此派有其重要性。"[3]钱穆与冯友兰置此段程朱学派于不顾，梁启超仅提及少数程朱派儒者，还有张君肋、蒋维乔以及日本的森本竹城之等等，都是因为理学被朴学所取代而认为此一阶段仅为过渡期，故几无讨论之价值。因此，陈先生还指出：“诸学者中，从无一人视程朱运动有何积极之贡献。此实一严重之疏失，不仅曲解程朱学派之真象，亦曲解十七世纪一般中国思想之真象。"事实上，十七世纪的程朱学派自有其独立之价值，在儒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值得作进一步的探析，而其中的最关键一环，朱子学何以成为独尊，就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陆陇其(1630-1693)，原名龙其，字稼书，谥清献，浙江平湖人，曾任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御史。他是清初的理学名臣，在康熙朝被称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4]，到了雍正朝又成为第一个从祀孔庙的本朝学者。作为一个中下层官员，之所受到清廷的诸多礼遇，就是因为在“卫道"上的突出贡献，特别是通过著作的刊行与学术论辩等，将民间学者的“尊朱辟王"思想加以发展并传播于官方学者之间，从而推动了朱子学的“独尊"。所以说，以陆陇其为研究中心来看清初学者的“独尊朱子"论，则对于研究十七世纪的儒学史有着重要的意义。[5]
一
清初朱子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当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推动，或者说是他们共同所愿，虽然其目的有异有同，其异一在反思明亡，一在重建官方意识形态；其同则在端正风俗、人心，整顿社会秩序。后来成为官方学者的陆陇其对于朱子的推崇，究其思想之来源则是受到民间的、前明之遗民学者张履祥(1611-1674)、吕留良(1629-1683)的影响。就“独尊”朱子而言，关于为何“独尊”、如何“独尊”等问题，则陆比张、吕二人论述更加具体、详实。
陆陇其认为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尊朱子即尊孔子。为什么是朱子？在阐明朱子在儒学史上的重要性之时，他有两个重要论断：其一，在孔子与朱子之间，还有北宋诸儒作为中介，而朱子则是集诸儒之大成；其二，朱子之所以当独尊，则是因为其“所述诸经之传注”，“去今未远，遗文具在”：
《六经》未作，道在天地；《六经》既作，道在《六经》。自尧、舜以来，众圣人互相阐发，至孔子而大备。……然汉儒多求详于器数，而阔略于义理，圣人之遗言虽赖之以传，而圣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历唐及宋，至廉、洛、关、闽诸儒出，即器数而得义理，由汉儒而上迵洙泗。
自尧、舜而后，群圣辈出，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汉而后，诸儒辈出，集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6]
从孔子到朱子这一道统传承的逻辑，在陆陇其那里有着非常详尽的论述，特别是作为中间一环的北宋诸子，他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文、武、周公损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伤夏、殷之礼不足征，盖惜文、武、周公损益之妙，不得见于后世耳。今孔子之道虽垂于《六经》，而其所以损益群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详。独朱子去今未远，遗文具在。其所述诸经之传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损益之妙，又往往见于《文集》《语类》之中，学者其可不宝而传焉。[7]
他还说：“非周、程、张、邵，则洙泗之学不明，非朱子则周、程、张、邵之学不明……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张，邵，即所以尊孔子。[8]孔子集文、武、周公等群圣之大成，朱子则集北宋濂、洛、关、闽等诸儒之大成，故推尊朱子就等于推尊周、程、张、邵诸儒，也就等于推尊孔子。进而言之，因为汉儒“详于器数”而“略于义理”，故仅仅传下了圣人之遗言的《六经》，圣人之道的精微却被湮灭，后世难以通晓孔子损益的文、武、周公、三代之制的详细节目；然而经过了周、程、张、邵诸儒对孔子洙泗之学的发明，再经过朱子，则圣人之言的精微得以彰显，于是乎“明道于天下”了。而且朱子还留下了详细的“诸经传注”以及《文集》与《语类》，他是如何评判、抉择周、程、张、邵之学，也即其中的“损益之妙”也可得而知之，“去今未远”的朱子遗文则为后世学者明道、传道提供了方便。
在阐明了为什么必须“独尊”朱子之后，还要阐明如何“独尊”朱子。陆陇其指出，当于学术混淆弊病滋生的明清之际，唯有“独尊”朱子(紫阳)，“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阳”[9]，这种“独尊”的意识，在清初诸儒之中表现最为突出，而且也是论证最为详实的。他说：
尝以为近世学术之弊，起于不能谨守考亭，故救弊之法无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夫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也。学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户也。[10]
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阳明之学不熄，则朱子之学不尊。[11]
所谓“近世”当指中晚明以来，因为阳明之学的兴盛，以至于学者们不能谨守朱子（考亭）之学，于是弊病丛生。故而想要“起弊扶衰”则必须“罢黜阳明，独尊朱子”，使得“是非明而学术一”，于是人心可以端正、风俗可以淳朴。也就是说，朱子之学是通往孔、盂圣人之学的唯一孔道，故阳明、朱子二学，在陆陇其那里已经势同水火，不可并存了。进一步又说：
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学者庶乎知所从矣。[12]
既然“朱子之子即孔子之学”，“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那么学者也就必须“宗朱子”，“宗朱子”才是“正学”。陆陇其还提出效仿汉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今则“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值得注意的是，陆陇其还有更为严苛的主张，以及更为具体的“独尊朱子”的措施，他说：
汉之世，当尊孔子，而今之世，当尊朱子。……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四书》《五经》之注，固学者所当奉以为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极图》《通书》《东西铭》《皇极经世》诸书，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于学宫，俾学者肆而习之。而又选敦厚有道术者，为之师表。使之惟诵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则天下晓然知宋儒之学，为天下之正学，为洙泗之真传。[13]
一方面，陆陇其要讲明如何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一是确立新的经典，朱子注释的《四书》《五经》必当奉为经典，朱子表彰的北宋诸子之书也当奉为经典；一是遴选“敦厚而有道术者”作为老师，也就是说能够笃实讲明并实践朱子之学者方才可以作为学宫之师。另一方面，还要禁绝似是而非之学，不但要将“不宗朱子之学者”“绝其道”，还要将“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也“绝其道”，也就是说表面上表示尊崇朱子之学，而实际并非真正从事朱子之学者，也都要将之禁绝。他接着还说：“向之嘉、隆以来之学，得罪于圣教，得罪于国家，有君国子民莅官临政之志者，当摈而绝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也就是说“摈而绝之”的，主要就是指阳明后学，其次则是诸如下文所论及的东林、蕺山、夏峰等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学派了。
为了进一步阐明朱、王二学之“不可凋停”，以及朱学与王学其根本性的不同，陆陇其又提出必须明辨学术之源与流，也即明辨“立教之弊”与“末学之弊”。他说：
至论正、嘉风俗之坏，非姚江之过，学姚江者之过。此今日调停朱、王者，大抵如此立论，然仆则以为不可调停者。风俗之坏，实始姚江，非尽其徒之咎也。若徒归狱龙溪辈，而谓与姚江无干，则非惟不足以服龙溪，且将使天下学者，不见姚江之失，复从而学之，其害可胜道耶？大抵学术之弊，有自末流生者，有从立教之初起者。如学考亭不得，则流于腐，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则立教之初已诞矣，何待学之不得，而后流于诞？此不可同日而论也。[14]
当时就有人认为，正德、嘉靖时期风俗的败坏，以及王学的种种流弊，不是阳明本人的过失，而是学阳明的那些后学诸如王畿等人的过失。陆陇其认为不可将王学的流弊都归之于王畿，就应该追究到王阳明本人。故在对当时“调停朱、王”者加以再批判之时，提出要去区分学术的源与流，也即“立教之初起者”与“末流生者”。再以此来看朱学与王学，那么朱学即使有弊病，也是因为后学不得其法，故为“末流生者”；而王学则是“立教之初”就有弊病，不必等到王门后学。所以说朱、王二学“不可同日而论”。对此问题，陆陇其在《学术辨》中则说得更为清楚：
失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如源清而流浊也;立教之弊如源浊而流亦浊也。学程朱而偏执固滞是末学之弊也。若夫阳明之所以为教，则其源先已病矣。是岂可徒咎末学哉！[15]
陆陇其于是强调，必须区分“立教之弊”与“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则如水的源头清澈而其末流则浑浊，程朱之学就是如此；立教之弊则如水的源头浑浊，那么末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清澈了，阳明之学就是如此。
陆陇其通过源与流的分辨，使得朱、王之“是非”更加明显了，他的这些分辨，就是为了反对明清之际诸如东林之顾、高以及黄宗羲、孙奇逢等对阳明心学持有回护态度或持有朱、王调停态度的学者。最后，陆陇其留下的学术之正途只有一条了，也即“独尊”朱子学而已，无论王阳明本人或是王门的诸后学，乃至顾、高与黄、孙都当“深辟”，即便他们也“尊朱子”且是“君子”，也当“严辨”。
二
在陆陇其看来，明清之际尚有两类回护王阳明之学术者：“今之回护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此不过欲宽姚江，其病犹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大。”[16]也就是说，诸如刘宗周等属于王学一系的学者，往往用程、朱之意思来解释王阳明的语录，以朱学修正王学，其影响主要在王学内部，故“罪小”；至于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则标明“宗朱”，属于程、朱一系的学者，然而对王学虽有批判但不彻底，甚至也有暗用王学的某些思想来解读程、朱语录的，这就是在混乱程、朱，诬陷程、朱，故“罪大”。他还说：“必使考亭、姚江如黑臼之不同，勿有所调停其间，则大指可得，而世道其庶几矣。”[17]朱学与王学，如“黑臼之不同”，如“调停其间”则即便其“大指可得”，也对于“世道”意义不大，所以说陆陇其在清初倡导朱子学“独尊”，并未在“尊程朱黜阳明”议题上止步，而是进一步发展到了对“回护姚江”“调停其间”的批判。
在两种回护、调停之中，陆陇其最为担心的是宗朱而又不够彻底，表面看似朱学，而实际仍旧未曾越出王学范围的东林之学。他对东林顾、高学术的得失，也即“阳尊而阴篡”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辨析，下面则分四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就晚明学术而言，陆陇其认为东林学派最为近于“学术之正”，顾、高二人使得天下学者重新关注于程朱之学，且痛陈阳明之学的弊病，学风为之一变，这些功绩不可不加以肯定：“泾阳、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向之邪说诐行为之稍变。然至于本源之际，所谓阳尊而阴篡之者，犹未能尽绝之也。”[18]顾、高二人起来振作学风，虽说批判王学亦可谓“深切著明”，“扶植纲常之念，真可与日月争光”[19]。但还是不够彻底，特别是在“本源”上头依旧有着“阳尊而阴篡”，故不能算作真正的程朱之学。
其次，在《学术辨》之中，陆陇其曾围绕“本源地”问题，将顾、高之学与王学、朱学作了细致的比较：
泾阳、景逸深惩其弊，知夫知觉之非性，而无善无恶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击阳明者，亦可谓得其本矣。然其学也，专以静坐为主，则其所重仍在知觉，虽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当穷究，然既偏重于静，则穷之未必能尽其精微，而不免于过不及。是故以理为外，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阳明之学也；以理为内，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高、顾之学也。阳明之病，在认心为性；高、顾之病，在恶动求静。..夫静坐之说，虽程朱亦有之，不过欲使学者动静交养，无顷刻之离耳，非如高子《困学记》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而目，然后有以为下手之地也。由是观之，则高、顾之学，虽箴砭阳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地仍不能出其范围。[20]
顾、高虽然已经指出了王学的两大弊病“知觉之非性”与“无善无恶不可以言性”，但还是因为在工夫论上是“静坐为主”，于是其所重者依旧在知觉。陆陇其还指出，即使顾、高也强调“事物之理”的重要性，且认为“吾性所固有”也需要去穷究，然而就是因为偏重于“静”，所以他们的格致“事物之理”做不到精微，或过或不及。王阳明之学，讲的是“心即理”“心外无理”，其弊病在于“认心为性”而高、顾之学，则讲的是“理为内”，理在“吾性”，还是以心笼罩理，也即以静坐的方式在心上做工夫，所以陆陇其认为东林之学并不是程朱正学。当然静坐之法，在程、朱那里也曾讲到，然而只是要学者注意“动静交养”，至于顾、高所讲的静坐，诸如高攀龙《困学记》所说的“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还是在走阳明学者的老路，甚至近于禅宗的路子。陆陇其还说：
我观高子之论学也，言一贯，则以为入门之学；言尽心，则以为尽心然后知性；言格物，则曰“知本之谓物格”。与程、朱之论往往龃龉而不合者，无他，盖欲以静坐为主，则凡先儒致知穷理、存心养性之法，不得不为之变易。[21]
在他看来，高攀龙讲“一贯”则作为入门之学，讲“尽心”则作为“知性”的功夫，讲格物则强调“知本”等等，都与其“静坐为主”的修养工夫相关，其实还是偏向于内在证悟本体，而对致知穷理、存心养性等偏向于外在的践履工夫则不够重视，甚至变易得似是而非了。也就是说，高攀龙以静坐求得性体之证，乃是在心上求，故近于“心即理”，故于程、朱之“即物穷理”有“大异”，“又阅其《静坐说》，乃知高子所谓性体，亦是指心，亦大异于程、朱矣。”[22]所以说难免重蹈阳明学的覆辙。陆陇其也有直接指出高攀龙的“主静”与佛家的坐禅相近：
盖《乐记》之人生而静，《太极图》之主静，皆是指敬而言，无事之时，其心收敛不他适而已。非欲人谢却事物，专求之寂灭，如佛家之坐禅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专力于静，甚至坐必七日，名为涵养大本，而不觉入于释氏之寂灭，亦异乎朱子所谓静矣。此用力于静者，所不可不知也。[23]
陆陇其认为《乐记》与《太极图》说的主静，其实都是指“敬”，也即收敛人心不使其放逸，并非“谢却人事，专求寂灭”，与佛家说的“坐禅”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高攀龙治学所讲主静，所谓“坐必七日”的“涵养大本”之方法，则与佛家坐禅的讲求“寂灭”比较接近，也就与朱子的“动静交养”“敬该动静”则比较远了。所以，陆陇其认为高攀龙与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都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24]，而高攀龙讲求的“主静”之学则“大体本于”罗洪先(1504-1564，念庵)，因而难免近于佛禅外道。
再次，针对高攀龙对王学得失的辨析，陆陇其也作了详尽的辨析，指出其对王学的认识有误以及“辟王”的不彻底性：
余尝闻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杰，妙悟良知，一洗支离，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扫见闻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念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斯言似乎深知阳明之病者，然余不能无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谓孔子之学乎？学与教有二道乎？阳明之所谓良知，即无善无不善之谓也。是佛、老之糟柏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离之弊，正由见闻未广、善恶未明耳。扫见闻、扫善恶以冼之，支离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见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谬。比之龙溪、海门之徒，抉阳明之诐者，虽若有间，而圣人之道终未明也。[25]
高攀龙肯定王阳明“良知”之学，认为“一洗支离，其功甚伟”，他反对王阳明也有两点：不讲闻见之知只讲明心，最终导致“任心而废学”，也就是说轻视了读书明理，也就难有实悟；讲求“无善无恶”，最终导致“任空念而废行”，轻视了名节忠义，也就难有实修。高攀龙还有为王学辩护的一面，他将孔子之学与孔子之教区分开来，说王学属于孔子之学，其学术还是正确的；但不符合孔子之教，其教人之法则有弊病。陆陇其则是一贯的严苛，他的辨析则可以分为四点：第一，认为学与教不可区分为二；第二，进一步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讲求“无善无恶”，所以不是盂子所说的良知，所以“良知”之学谈不上什么“妙悟”，反而是佛、老之学的糟粕；第三，所谓的学术“支离”，陆王一系学者常常说朱学重闻见之学故而支离，陆陇其恰恰相反，认为正是闻见不广、善恶不明，所以才会支离，所以王阳明的学说只会导致更加支离，而何来“一洗支离”之功？第四，高攀龙未能顺其流之弊而探其源之谬，所以高攀龙之学虽然与王畿(1498-1583，龙溪）、周汝登(1547-1629，海门）之类不同，但还是不能真正有助于圣人之道的讲明。
最后，陆陇其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之中，专门指出高攀龙之学与朱子之学的不同之处：
而考其用力所在，质之紫阳，亦有不能无疑者。姑取高子书中数端言之，其《困学记》所谓“旅舍小楼，见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状》所谓“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遗疏》所谓“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者，朱子有此等语乎？
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尽于《大学》”，而“格致”一章，则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冢，所最不满于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为是，以不分经、传为是，以格物为知本，此何谓也？
又，阳明“无善无不善”之说，渊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却又云：“无善之说，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夫性与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乱教，而谓不足乱性，又何为也？此皆大纲所在，而相左如此，学者将何所取舍乎？[26]
此段文字论述较为完备，其一，指出高攀龙之学诸如“旅舍小楼，见六合皆心”“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就修养工夫来说是以静坐为主，与王门后学中的某些学者类似，也与佛家的坐禅类似；而“君恩未报，愿结来生”则明显带有佛教的轮回思想，难怪刘宗周也对此有所批评而辨正了。[27]其二，高攀龙既然标榜朱子，而朱子《四书》学用的是《大学》改本，且强调“格致”一章为“教人起手之所在”，王阳明最不满朱子也就此处，故而主张用《大学》古本，淡化“格致”一章，也就是说《大学》的改本、古本之争是朱、王异同的标志，然而高攀龙“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为是”等等，则体现了在朱、王学术选择上的矛盾。其三，高攀龙“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的说法，与上文将“孔子之学”与“孔子之教”区分其实是一贯的思路，在陆陇其看来，在辨析“无善无恶”说的时候，像高攀龙这样仅仅指出在“教法”上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够的，要从“性学”的根本处入手，将“无善无恶”列为告子一系的异端，从而彻底驱逐出估学的“道统”。
因此，陆陇其对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的评价就是虽然在“由王返朱”之路上有功，但学术都不纯正，非“朱学之正脉＂，也“未能脱姚江之藩篱＂[28]，他还说：
景逸、泾阳，病痛无多，其于阳明，虽毅然辟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实，则有未能尽脱其藩篱者。其所深恶于阳明者，无善无恶一语，而究其所谓善，仍不出虚寂一途。言有言无，名异实同。[29]
顾宪成与高攀龙辟王不够彻底，留下了“不少假借＂，即便是他们被后人评价最高的“无善无恶＂之辨，也即保存于顾、高文集的二人与管志道的著名论辩书信，在陆陇其看来仍就不出“虚寂一途＂，也就是说顾、高反对“无善无恶＂捉摸本体，然而他们自己的治学还有讲求虚无、寂灭之类近于禅学的一面，似乎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三
在两种回护、调停之中，陆陇其批评之另一方面，也就是“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也就是如刘宗周之类学术主旨原本就偏向王学、又以朱学修正王学的学者。陆陇其考察了清初学界之后指出，当时持调停态度的主要有夏峰学派的开创者孙奇逢(1584-1675，征君、锺元）与蕺山学派的传人黄宗羲(1610-1695，梨洲、太冲）二人，他说：
阅孙征君年谱，叹近年来南方有一黄梨洲，北方有一孙锺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被他教得不清楚。[30]
黄宗羲、孙奇逢二人，在道德践履上都做得不错，所以说他们都是君子，而且门人众多，一南一北影响都很大，但在学术上却主张调和于朱、王之间，所以说“天下学者被他教得不清楚＂，于是陆陇其只得多加批评了。关于黄宗羲，他说：
黄太冲《学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谓有功，而议论不无偏僻。盖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断诸儒之同异，自然如此。……若蕺山先生者，以为兴起之师则可，以为成德之师则不可，而太冲尊之太过，所以多费周旋。[31]
黄宗羲(太冲）是刘宗周的传人，故而陆陇其说他尊师太过，因为以刘宗周一家的学术史观编撰《明儒学案》，臧否有明一代学人，虽然有功但是议论却难免有所偏僻之处。此处所谓“偏僻＂具体指什么没有明说，据理推测则当是因为整部《明儒学案》本以王学的发展为中心，且对王阳明以及多数王门后学都有较高的评价，只对泰州王门等少数有所批评。刘宗周及其蕺山学派还是属于王学一系，刘宗周虽然对王学有所辩难，但还是未脱离王学，只能说以朱学来加以调和而已。陆陇其认为从学术上说，刘宗周只能称为兴起之师，对王门后学流弊的救治远远没有完成，所以还不能称为“成德之师＂。此处所谓“周旋＂，就是在说黄宗羲因为尊崇其师刘宗周，故而调停于朱、王二系之间。另外在陆陇其的日记之中，还有以朱学批评黄宗羲的记载：
太冲《与姜定庵书》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发之体，……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体，由澄然而发见，发见者，无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说，则朱子＂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一语，如何解乎？[32]
黄宗羲对于致知的解释也偏向王学，故而讲求捉摸未发之体，这也是陆陇其所不能认同的，因为朱子讲致知重在已发，在已发之中辨明其理。关于孙奇逢，陆陇其称赞其人品值高，堪称“一代伟人＂，但为学则“不虚心、不细心＂[33]。正好孙奇逢也著有学术史的著作《理学宗传》，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样该书对王学有所回护，其书主张程、朱、陆、王皆收，且象山、阳明后学也有附上，故陆陇其对此书大为不满。
他说：
容城孙奇逢《理学宗传》一书，混朱、陆、阳明而一之，盖未知考正晚年定论也。但慈湖、龙溪、近溪、海门则列在末卷《补遗》之中，盖亦知其非矣。[34]
在《理学宗传》卷二十六《王龙溪畿》之中，孙奇逢说：“龙溪独持四无之说，于是龙溪之言满天下，后传龙溪之学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阳明之学。嗟乎!岂阳明之过哉？亦由于传阳明者之过耳”[35]也就是说，孙奇逢认为王畿“四无”说有过错，然而其过错在于传承王学的王畿，而不在于创立王学的王阳明。将王阳明与王门后学加以区分，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极多，然而陆陇其却认为这种态度就是调停朱、王，故而极力反对：
大抵昔之为王学者，乐其病；今之为王学者，掩其病。
姚江一派学术，日异而月不同。正、嘉之际其词诐，嘉、隆之际其词淫，万历以后其词邪，至今日其辞遁。[36]
在他看来，晚明之时从事王学的直接表现为喜好王学的那些弊端，到了清初之时从事王学的不敢明目张胆，则表现为掩饰王学的弊端，所谓“今日其词遁”，也就是指调停、回护之类。
此外，需要补充的还有两点。一是陆陇其还将陆世仪(1611-1672，桴亭）归入东林一路，由此来提出批评：“桴亭极尊程、朱，而亦不敢深辟象山、阳明，盖亦梁谿之派也。”[37]另一是关于“主静”以及心性之辨，陆陇其曾将高攀龙与刘宗周一并讨论：
大约自罗整庵痛言象山、阳明之后，如高景逸、刘念台，皆不敢复指心为性。但心性之辨虽明，亦不过谓心为气，而性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尔。其欲专守失心，以笼罩失理则一也，特阳明则视理在心外，高、刘则视理在心内，高则以静坐为主，刘则以慎独为主。而谓无动无静，高则似周子主静之说，刘则似程子定性之说，及朱子中和初说，而皆失其真。[38]
高攀龙与刘宗周(念台）都不敢直接“指心为性”，认为“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但还是像王阳明一样，守着“心以笼罩夫理”与“理在心内”等观点，高攀龙的“静坐”等学说近似周敦颐；刘宗周的“慎独”等学说则近似程颢《定性书》、朱子“中和初说”，这些在陆陇其看来则都不是朱子集大成之后的定论，所以高、刘之学“皆失其真”，不是正学。
四
“由王返朱”本是弥漫于清初的时代风气，在民间学者那里发端，而在官方则又将之意识形态化了。陆陇其之所以提出“独尊朱子”且“辟王”特别严苛，乃是受到了张履祥、吕留良这两位民间学者的直接影响，也与熊赐履等官方学者的影响，以及康熙帝对朱子的推崇有一定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今天子敦崇正学，程、朱之说复行于世。”[39]若一定要说，通过陆陇其的努力，将民间学者的“尊朱辟王”思想“收编”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不为过，然而他毕竟还是出于学术选择的自觉。
至于是否如当时有些学者所指摘的，亦出于“门户之见”，方才显得过于严苛，则似乎也不可简单论定。陆陇其的后学张履(1792-1851）为其日记作序时说：“公确守程、朱，其贬斥阳明及论梁谿、蕺山之偏，或颇以为过，然理之至当，不容有二。是非同异之界，辨之必明，而持之必力，乃公卫道之志，则然非有门户之见存也。”[40]张履为陆陇其辩护，认为至当之理必然只有一种，就必须在“是非同异之界”明辨之，可说“卫道之心”然不可说“门户之见”。后人还有评价说：“程、朱之统，自明薛敬轩、胡敬斋后，惟陆陇其能得其正宗。”[41]“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与先生同时诸儒，以及后之继起者，间多不及先生之纯。”[42]这些身后定论，则恐怕是陆陇其所最希望得到的了。
梁启超曾说陆陇其“不惟攻击陆王，乃至高景逸、顾泾阳学风介在朱王之间者，也不肯饶恕”[43]，确实在清初学术史上，陆陇其就是以“卫道”而著称的学者。从其时代来看，则对顾、高与黄、孙等明清之际学者的深辟与严辨，维护学术的纯正性也是有必要的，从而将朱子学更多地引向道德践履一途，则也是有意义的。到了雍正朝，陆陇其成为清代本朝第一个从祀孔庙的儒者，也是因为其《学术辨》等著作之中的“独尊朱子”论，对于朱子学的繁荣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第九章，《梁启超全集》第十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6、397页。
[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九，《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466-467页。
[3] 陈荣捷：《（性理精义〉与十七世纪之程朱学派》，载《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9-272页。
[4] 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卷首，《陆陇其全集》第十三册，中华书局，2020年，第1页。
[5] 关于陆陇其的学术渊源，参见拙作《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学界相关研究值得注意的有陈来：《陆陇其的实学思想》，载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下卷)，齐鲁书社，1990年；林国标：《清初朱子学研究》第五章第一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于陆陇其的“独尊朱子”论相关研究停留在指出其“尊朱”的宗旨，而对“尊朱”的思想来源、具体特点等问题都还语焉不详。
[6] 陆陇其：《经学》，《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1-463页。
[7] 陆陇其：《松阳钞存》卷下，《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328页。
[8] 陆陇其：《道统》，《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6页。
[9] 陆陇其：《答秦定叟书又》，《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36页。
[10] 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1-113页。
[11] 陆陇其：《上汤潜庵先生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5页。
[12] 陆陇其：《经学》，《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4页。
[13] 陆陇其：《道统》，《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6页。
[14] 陆陇其：《答同年藏介子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29页。
[15] 陆陇其：《学术辨上》，《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7页。
[16] 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5页。
[17] 陆陇其：《答秦定叟书又》，《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37页。
[18] 陆陇其：《学术辨上》，《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6页。
[19] 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2页。
[20] 陆陇其：《学术辨中》，《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9页。
[21] 陆陇其：《学术辨中》，《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9页。
[22]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七，《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241页。
[23] 陆陇其：《答秦定叟》，《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34页。
[24] 陆陇其：《松阳钞存》卷下，《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310页。
[25] 陆陇其：《王学质疑序》，《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254-255页。
[26] 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2页。
[27] 刘宗周：《书高景逸先生帖后》，《刘宗周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页。
[28] 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2页。
[29] 陆陇其：《答徐健庵先生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22页。
[30] 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3页。
[31] 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0页。
[32]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六，《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218页。
[33]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九，《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310页。
[34] 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七，《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70页。
[35] 孙奇逢：《理学宗传》卷二十六，《孙奇逢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5页。
[36] 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4、85页。
[37] 陆陇其：《问学录》卷四，《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247页。
[38] 陆陇其：《三鱼堂剩言》卷七，《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72页。
[39] 陆陇其：《周永瞻先生四书断序》，《三鱼堂文集》卷八，《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246页。
[40] 张履：《三鱼堂日记序》，《三鱼堂日记》卷首，《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5页。
[41] 章梫：《康熙政要》卷四《任贤》下，光绪刊本，第22页。
[42] 唐鉴：《清学案小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
[43]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九章，《梁启超全集》第十二集，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