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朱子文献的史料批判，特别是对于《朱子语类》的批判研究，考察了朱子哲学中“仁义体用动静”关系的变化过程。在乾道七年与吕祖谦、张栻等的辩论中建立了“仁用义体”的新模型，以区别于传统的“仁体义用”。庆元二年在与董铢的讨论中为了协调扬雄和周敦颐的矛盾提出了“仁体刚而用柔”的命题。通过史料批判解决了《朱子语类》中关于这一命题的矛盾表述。同时在庆元三年又在与辅广的讨论中提出了“仁体静而用动”的命题。而在面对更复杂的经典间的矛盾时，又持各自分说、并行不悖的态度。展现出朱子基于经典解释所建立的哲学命题的复杂面向。

     关键词：朱子，《朱子语类》，仁义体用，史料批判

南宋道学特别是朱子学的材料堪称浩繁。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必然应该从各类材料的批判研究开始。历来研究朱子思想特别重视《朱子语类》，但《语类》材料编辑过程颇为复杂，本文即通过对《朱子语类》材料展开史料批判，试图解决“仁义体用”这一命题中的问题。 

仁义体用的关系问题是朱子体用观中重要的一环，可事实上《朱子语类》及其他材料中对于“仁义体用”的关系前后抵牾，以至于朱子的命题本身究竟为何都没有定论，遑论从中研究朱子的体用思想。本文即基于史料的考证与批判考察朱子“仁义体用”的表述的转变，特别是晚年与门人讨论的过程。

在己丑之悟后，朱子对于《太极图》中仁义礼智与体用的分配，提出过两种不同的方案。先是依循传统的仁体义用，后又改用原创的仁用义体。但前后两种解释在体用分配上恰相反，显然造成了一些困难，因此为了协调两种在不同场合下所说的四德与体用的关系，建立更完整自洽的体系，朱子晚年在与弟子的讨论中提出了“仁体刚用柔，义体柔用刚”的命题，并且延伸到其他相关文本的讨论中。

朱子对仁义中正分动静体用的方案有一转变过程。对于这一问题李丽珠曾注意到并分析了互动过程，而彭荣进一步考察了辩论中吕祖谦对朱熹的影响，注意到了仁义中正分体用问题前后的变化，也就是从“仁体义用”变成了“仁用义体”以及吕对于朱这一问题的最终定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他们虽然注意到了这个转变，但对于转变的具体时间尚付之阙如，本文认为转变的时间在乾道七年秋。

朱子在乾道七年五月之前给吕祖谦的信中提到，“今指其未发而谓之中，指其全体而谓之仁，则皆未离乎静者而言之。至于处物之宜谓之义，处得其位谓之正，则皆以感物而动之际为言矣。”这是以中仁为静，正义为动，即“仁体义用”。此书是答吕祖谦的《与朱侍讲》六书，而六书中说“《遗书》建本未到，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束景南考郑伯熊刻《二程遗书》于福建漕司在乾道六年秋，当是朱子将刊刻底本同时寄予东莱，而正式刻本尚未到，东莱姑用朱子之底本刊刻。故此刻当在乾道七年春以后。而朱子的《答吕伯恭》八书尚未闻吕妻韩氏之讣，故当在五月前。因此，朱子此书在乾道七年春至五月之间。

朱子在答复吕祖谦的书信之后，经过思考，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改。其中就有“《太极说》近看儘有未精密处，已略刊正。其大者如……又主静是指正与义而言，盖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学所谓至善是也。”（《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四十三书，第4682页。）这就是今天看到的《太极图说解》定本的方案，以正与义为静，中与正为仁。

这封书信中说到“前此相聚两日”乃指朱子与蔡元定相聚，这是指蔡元定来助修书之事，“俟到此，更商榷之。但修书功绪尚广，若得数月全似此两月无事，则可以小成矣。”（《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五十书，第4685页。）其中说到“此两月无事”，束景南认为是乾道七年七月、八月，朱子自五月立社仓后，至九月东下政和展墓，皆无事。朱子此时在家修《通鉴纲目》，并修改《太极图解》。蔡元定于八月来朱子处助修《纲目》，朱子并告以修改《太极图解》。因此四十三书中的“前此相聚两日”在乾道七年八月，此书作于此时，而仁义体用分配的修改即在此前后，即乾道七年秋。

因此在乾道八年八月的《记论性答稿后》也特别纠正了原来错误的说法。“又所谓周子主静之说，则中正仁义之动静，有未当其位者。当云：以中对正，则正为本；以仁配义，则义为质。乃无病尔。”（《文集》卷75《记论性答稿后》，第3636页。）即认为原来分配的位置不妥当，应当以正与义为主静的对象。从此以后，仁义中正分动静的方式，就变成了后世一直流传的“仁与中为动”，“义与正为静”。

总之，朱子在乾道七年春与吕祖谦辩论后，在乾道七年秋改变了仁义中正分动静的方案，从“仁静义动”（“仁体义用”）变成了“仁动义静”（“仁用义体”），并同时据此完成了新的《太极图说解》。又在乾道八年八月《论性答稿序》中重申了他的新的“仁用义体”的看法。

“仁体义用”本来是伊川的命题，因此朱子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谈到了仁与中为静、正与义为动之后，说“故程子曰：仁体义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语道矣。”（《文集》卷33《答吕伯恭》八书，第1432页。）可见朱子的这个方案的理论依据是程子的“仁体义用”（“仁静义动”）。朱子早年也是坚持这一结构的。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与东莱、南轩的讨论中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提出了“仁用义体”（“仁动义静”）的命题。这两个基于不同传统、在不同时间提出的命题给朱子的理论体系带来了需要协调和讨论的问题。

扬雄有“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的说法，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却主张仁阳义阴，朱子早在淳熙十五年就注意到了这个矛盾，

如扬子说，“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今周子却以仁为阳，义为阴。要知二者说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属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阴。若是阳时，自有多少流行变动在（柔）。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刚）。㽦。

但朱子此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二者，以天理的实现展开活动的“活动性”为阳，成就为具体的事物之性为阴。而展开活动流行变动所以是柔，成就事物后分定不易，所以是刚。并没有要将二者放到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下的意图。

朱子是在董铢的提问下正式提出“仁体刚用柔，义体柔用刚”这一命题的。

（董问：）然仁为阳刚，义为阴柔，仁主发生，义主收敛，故其分属如此。或谓杨子云：“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盖取其相济而相为用之意。

（朱子答：）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文集》卷51《答董叔重》九书，第2374页。）

仁为阳刚为流行之用，义为收敛为一定之体，这是朱子诠释濂溪的说法，即仁用义体。但董铢注意到了扬雄法言中的说法“于仁也柔，于义也刚”，恰与仁刚义柔相反，朱子于是提出了“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的命题。对于这一命题，辅广也进一步请教，朱子也更明白地展开了他的论述：

先生答叔重疑问曰：“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广请曰：“自太极之动言之，则仁为刚，而义为柔；自一物中阴阳言之，则仁之用柔，义之用刚。” 曰：“也是如此。仁便有个流动发越之意，然其用则慈柔；义便有个商量从宜之义，然其用则决裂。”广。（《朱子语类》卷6，第122页。）

“太极之动”是就“体”而言，仁刚义柔，也即朱子发挥濂溪的仁用义体；“一物中阴阳”是就“用”而言，仁静义动，正与程子的仁体义用相合。这样，朱子就是以周子为体，程子为用。另外，朱子给袁枢的回信，以及与黄子耕、万人杰等人的对话中，也提到了扬雄的这个问题。

阳刚温厚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此刚柔之所以为仁义也。……而彼扬子云之所谓“于仁也柔，于义也刚”者，乃自其用处之末流言之，盖亦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固不妨自为一义，但不可以杂乎此而论之尔。（《文集》卷38《答袁机仲》五书，第1673页。）

仁礼属阳，义智属阴。袁机仲却说：“义是刚底物，合属阳；仁是柔底物，合属阴。”殊不知：“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朱子语类》卷6，第106页。）“以仁属阳，以义属阴。仁主发动而言，义主收敛而言。若扬子云：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又自是一义。”（《朱子语类》卷47，第1185页。）因此朱子认为，仁为阳刚，是指其发动、舒畅的意思；义为阴柔，是指其收敛的意思。给袁枢的信中所谓“其用处之末流”就是指扬雄的这句话是从“用”上讲，仁之用柔，义之用刚。“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就是仁义各自分体用阴阳。因此这里朱子也是主张仁之体刚用柔，义之体柔用刚。

可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在《语类》中，有两条董铢所录，恰与书信所说相反，

问“于仁也柔，于义也刚”。曰：“仁体柔而用刚，义体刚而用柔。”铢曰：“此岂所谓‘阳根阴，阴根阳’邪？”曰：“然。”铢。（《朱子语类》卷6，第122页。）

问：“仁是柔，如何却属乎刚？义是刚，如何却属乎柔？”曰：“盖仁本是柔底物事，发出来却刚。但看万物发生时，便自恁地奋迅出来，有刚底意思。义本是刚底物事，发出来却柔。但看万物肃杀时，便恁地收敛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间阳胜，却有懈怠处；秋冬间阴胜，却有健实处。”又问：“扬子云：‘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如何？”曰：“仁体柔而用刚，义体刚而用柔。”铢曰：“此岂所谓‘阳根阴，阴根阳’耶？”曰：“然。”铢。（《朱子语类》卷77，第1970页。）

同样是扬雄的仁柔义刚，朱子却以扬雄为体，濂溪为用，也就是“仁体柔而用刚，义体刚而用柔。”

对这一现象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以书信为准，取仁体刚用柔之说。贺瑞麟便怀疑叔重此段文字记录有误。 二是认为朱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今查李道传池录，董铢实际只录了《说卦》这一条语类，但是从“又问扬子云”以下别为一段，而与前文相邻。此为池州所刊之原本。之所以又多出《性理三》所录之文，可能是后半条因为命题新奇，被单独辗转流传，收在后来的饶录中，而后半段文字与三才章无关，黎靖德编辑入了《性理三》。实际是董铢只记录了一次，且为丙辰春（庆元二年）所录。值得注意的是，池刻本此下小注云：“上二条恐记误。”这是黎靖德编《语类》所没有的文字。而这几个字极有可能是董铢自注。看来董铢在整理时对这条记录提出了否定。

再考朱子所答董铢的书信的时间。朱子答此信之时，辅广正在精舍。而辅广所录在池刊本中未见，应该在丙辰冬丁巳春后半残缺部分。因为辅广所录绍熙五年都下所闻的部分没有残缺，而黎靖德编辑辅广语录全部源自池州录。可见朱子答复董铢的信应该在庆元二年冬至三年春。

根据时间推算，最可能的情况是，董铢在庆元二年春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做了记录，但记录有误，把刚柔顺序记反了。离开沧洲精舍之后，自己也对当时的记忆不很确定，遂在书信中（答董叔重九书）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朱子就亲笔明确提出了这一命题，果然董铢记忆有误。日后董铢整理语录时并没有删除这部分记录，而是在下面注出了“恐记误”。黎靖德在编辑时，删去了“恐记误”的小注，又把这段材料辗转流传的后半部分重复收录，就使得“仁体柔而用刚”的错误说法在今本《语类》中出现了三次。

而朱子答复董铢的书信大概在庆元二年冬或三年春，此时辅广正在精舍学习，看到了董叔重的这封书信，并就这一问题与朱子进行了更深入地分析。这就是今本语类中看到的辅广的记录。

如果以上推理不误，那么“仁体刚而用柔”就是朱子确定的命题，朱子思想并没有变化，而董铢庆元二年春乃属误记。

朱子又有仁者体静而用动的说法。这是因为《论语》中有“仁者静，智者动”的说法，而这恰恰与《太极图》中仁动而智静相反。这个直接的矛盾，朱子显然需要加以解释。

朱子早年没有直接对这个矛盾进行解释，但对仁者静、知者动已经提出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说法。

“仁者静”，或谓寂然不动为静，非也。此言仁者之人，虽动亦静也。喜怒哀乐，皆动也，仁者之人岂无是数者哉！盖于动之中未尝不静也。静，谓无人欲之纷扰，而安于天理之当然耳。谟。（《朱子语类》卷32，第824页。）

通老问：“仁知动静，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荡！要之，安静中自有一个运动之理，运动中自有一个安静之理，方是。”可学。（《朱子语类》卷32，第824页。）

知者动而不静，又如何处动？仁者静而不动，又死杀了。是则有交互之理。明作。（《朱子语类》卷32，第826页。）

周谟所录不晚于绍熙二年，据《语类姓氏》郑可学所录在绍熙二年，周明作在绍熙三年以后。因此总体上属于绍熙以前的想法。这实际上是太极动静问题中“动中之静”、“静中之动”的意思。从这些说法看来，仁是静为主，但这是为了更好地动，即有“运动之理”。动时也保持静定状态，安于天理。而知则虽是动，却保持“安静之理”。这个解释暗示仁者静体而动用，知者动体而静用。不过朱子尚未有类似的提法。

与董铢问“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差不多同时，有学者提出了《论语》与《太极图》之间的这个矛盾。

学者疑问中谓：“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动，智却是静。”曰：“周子《太极图》中是如此说。”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书云：‘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人杰。（《朱子语类》卷6，第108页。）

其中“前提答一朋友书”当指上文董铢之信，已在庆元二年冬或三年春，那么此问题当在此时提出。但此时朱子没有详细回答何以仁智动静相反，只说了“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这句话。如果按照这个解释的话，仁应该是体动而用静。可是之后万人杰和曾祖道的记录都是说仁之体静而用动，智之体动而用静。

然仁主于发生，其用未尝不动，而其体却静。知周流于事物，其体虽动，然其用深潜缜密，则其用未尝不静。祖道。（《朱子语类》卷32，第823页。）

或问：“‘知者动，仁者静’。如《太极图说》，则知为静而仁为动，如何？”……良久，曰：“这物事直看一样，横看一样。（儒用录云：“道理不可执着，且逐件理会。”）子贡说学不厌为知，教不倦为仁。子思却言成己为仁，成物为知。仁固有安静意思，然施行却有运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祖录作“潜伏”）、渊深底道理，至发出则有运用。然至于运用各当其理而不可易处，又不专于动。”人杰。（《朱子语类》卷32，第823页。）

据《语类姓氏》曾祖道所录在庆元三年，李儒用所录在庆元五年，这两段记录对这一问题做了较详细的解答，可以理解为朱子在庆元三年春因为弟子的提问而仔细思考的结果。朱子强调这里的“仁”、“智”指“仁者”、“智者”，指人而非理。所以他说“仁者敦厚和粹，安于义理，故静。知者明彻疏通，达于事变，故动。”（《文集》卷49《答滕德粹》，第2277页。）仁者在具体的施用中是主于发生，也就是动的，但就仁者本身而言，他的体段是安静的。即体静而用动。知者虽是思虑通达，但在具体的思考活动中又是缜密渊深，而实现在事物上则是具体的事理不可移易。即体动而用静。朱子的这个配合方式，等于是以《论语》为体，而以《太极图》为用。

朱子还把这个说法推广到仁义体用上，

仁义互为体用、动静。仁之体本静，而其用则流行不穷；义之用本动，而其体则各止其所。无名氏。（《朱子语类》卷6，第122页。）

这就是主张了仁之体静而用动，义之用动而体静。与仁智体用之说一致。

朱子以仁静知动为体，是有其深刻的渊源的。这就是作为道学的旧传统的“仁体义用”论。这个结构既是早期道学的一贯传统，也主导了朱子早年关于仁义体用关系的思考，直到乾道七年才发生改变。因此，这一以仁静为体的结构在此时成为解决《论语》与《太极图》之间矛盾的方案，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种提法与“仁体刚用柔”可谓针锋相对，而且几乎同时提出，这就需要进一步推测其间的关系。

对于这些现象，本文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首先是把两种说法拼接，构成“二重体用”。以仁为例，就其本体而言，体静用动，体段本是安静底意思，但却是发生运动之根据。就阴阳施用而言，其未发之体段是发越之阳刚，具体实现到事物上，却是慈柔底意思。

第二，则是认为两者并行不悖，并不需要在体用上作更大规模的整合。而这正是朱子对待其他类似命题的做法。

总之，尽管朱子在绍熙以前对《论语》的“仁智动静”章就有关于其中动静关系的思考，但真正思考《论语》与《太极图》的矛盾却是几乎与答董铢书信论体刚用柔的同时，即庆元三年由其门人提问。而在此后对此问题加以详密地思考，在庆元三年以后与门人的问答中得出了“仁体静用动，智体动用静”的结论。

至此，仁义体用的关系已经相当复杂，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经典当中还存在一个矛盾，就是《中庸》中的“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和《孟子》中的“教不倦仁也，学不厌知也”。这两者之间主要的矛盾在于前者以仁为己，知为彼，而后者以仁为彼，知为己，恰好相反。不过，与上述两个问题朱子试图调和不同，在这一问题上朱子一开始就采取并行不悖的方针。

中正仁义，如君子时中，顺受其正，仁者爱人，义以为质之类。他处有不同者，各随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贡以学不厌为智，教不倦为仁，而《中庸》则以成己为仁，成物为智，此类亦可推矣。（《文集》卷44《答方伯谟》四书，第2013页。）

此书作于乾道七年。可见朱子很早就注意到这之间的差异，而且与《太极图》中的“中正仁义”也构成关联。不过，朱子此时的处理仅仅是认为需要把不同的问题分开考虑，不必要把两个文本牵扯到一起。对于这两个文本的矛盾，朱子的这一态度是一贯的。

诚虽所以成己，然在我真实无伪，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尽己而无一毫之私伪，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当，故曰知。此正与‘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圣贤之言活，当各随其所指而言，则四通八达矣。铢。（《朱子语类》卷64，第1581页。）

如扬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须是各随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碍。淳。（《朱子语类》卷11，第192-193页。）

这物事直看一样，横看一样。（儒用录云：“道理不可执着，且逐件理会。”）子贡说学不厌为知，教不倦为仁。子思却言成己为仁，成物为知。人杰。（《朱子语类》卷32，第823页。）

董铢此录在庆元二年，李儒用录在庆元五年，可见朱子直至晚年仍持此态度。不过另一方面，朱子对于这两个文本仍然作了体用、动静的区分。

首先朱子在《中庸章句》和《孟子集注》中对这两段做了明白地解释。

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

学不厌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

在“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中，仁是天理存主在己之体，知是此天理流行至物之发用。而在“学不厌”中，知是在己自明之体，仁是此理及物之用。这样的两种体用关系并行不悖，

“成己，仁也”，是体；“成物，知也”，是用。“学不厌，知也”，是体；“教不倦，仁也”，是用。闳祖。（《朱子语类》卷64，第1581页。）

问：“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复礼为仁’，岂不是成己？‘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岂不是成物？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焘。（《朱子语类》卷64，第1581页。）

李闳祖所录在绍熙间，及庆元三年，据《语类姓氏》吕焘所录在庆元五年。朱子对两种解释并没有作调和，仍是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不过虽然看似矛盾，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共通之处，就是以天理之在己为体，发用在物为用。只是仁有时在己上说其存主，有时在物上说其发用，也就是“体静而用动”的意味仍可以贯穿其中。而且似乎朱子是以“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也就是仁己知物、仁静知动作为更基本的模式，

仁知动静。自仁之静，知之动而言，则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动，知之静而言，则是“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恪。（《朱子语类》卷32，第824页。）

《中庸》说：“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说：“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见得这样物事皆有动静。泳。（《朱子语类》卷32，第824页。）

林恪所录在绍熙四年，汤泳所录在庆元元年。在这两个对话中，都是先提到《中庸》之说，再提到《孟子》之说的。这种理解一方面与上文的“仁体静而用动”保持了一致，另一方面，又可以上溯到其早年“仁体义用”的结构。虽然朱子没有强行加以调和，而采取了“各有所主”的态度，然而“仁体静而用动”的原则仍是可以贯穿其中的。

综上，朱子在庆元二年因为董叔重的提问，开始协调两种仁义体用以及仁义刚柔说的矛盾，而在庆元三年以后对“仁体刚用柔，义体柔用刚”的命题加以确认。同时又因为门人提问，开始思考《论语》与《太极图》关于仁智的矛盾，在此后提出了“仁体静用动，义体动用静”的命题。而对于“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与“教不倦仁也，学不厌知也”两章则始终持各自分说、并行不悖的态度，直至庆元年间。同时也有以仁己知物、仁静知动作为更基本的模式的倾向。

本文考察了朱子“仁义体用”说展开的复杂过程，而史料批判在本文的考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利用早期的朱子语录文本进行史料批判和考证，命题的真实性和思想展开的复杂性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因此，今后对于朱子语录材料的批判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