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宋代经筵制度的完善，为经筵官通过讲学活动中的经典诠释与互动交流，促进君臣在思想意识与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契机。通过对《孟子》在经筵进讲过程的全面梳理，可知帝王出台系列“尊孟”“升孟”措施的背后，离不开其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与认同。而经筵《孟子》讲读，则是帝王与士大夫合力形成，推动孟子升格运动完成的关键环节，这与经筵设立的目的、经筵官的职责与经筵讲学的特点密切相关，促进了《孟子》的官学化与社会化。
关键词： 经筵官；帝王；经筵进讲；孟子升格运动
孟子升格运动作为宋代儒学复兴及“四书”新理学经典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徐洪兴、周淑萍、郭畑等学者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其兴起、发展不仅与《孟子》思想内涵及时代需求等密切相关，而且得益于士大夫与帝王的合力推动。[①]然而对于这种合力形成背后的内在动因则少有学者涉及，更没有学者注意到《孟子》经筵进讲与帝王“尊孟”“升孟”之间的内在联系。经筵作为专门的帝王经史教育之地，为经筵官通过讲学活动中的经典诠释与互动交流，促进君臣在思想意识与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影响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契机。[②]通过对《孟子》在经筵进讲过程的全面梳理，可以发现，帝王出台系列“尊孟”“升孟”措施的背后，离不开其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与认同。而经筵《孟子》讲读，则是帝王与士大夫合力形成，推动孟子升格运动完成的关键环节。
宋代出于秩序重建及儒学复兴的需要，孟子的思想资源被重新认识与挖掘，在士大夫们的推动下，掀起了一股“尊孟”思潮，并在神宗时获得了回应与支持。哲宗时《孟子》开始在经筵进讲，各项“尊孟”措施相续出台，《孟子》逐渐普及化、社会化。
1.真宗至神宗之“尊孟”与孟子地位的提升
由唐代杨绾、韩愈、皮日休开其端的孟子升格运动，在宋初虽有柳开等续其绪，但影响并不大。真宗时，《孟子》开始进入帝王的视野。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诏国子监校勘《孟子》，直讲马龟符、冯元，说书吴易直同校勘”，孙奭等负责编撰《孟子音义》，同年书成，送国子监“镂板”。[③]从而为研读《孟子》提供了标准版本。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又将新印的《孟子》赐辅臣，[④]开帝王重视《孟子》之端绪。仁宗时随着庆历新政的浪潮迭起，在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石介等推崇下， 孟子升格运动被重新唤起。嘉祐八年（1063），仁宗从夏国之请，“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⑤]从中可见《孟子》社会影响力的逐渐提升，以至夏国等外邦也有耳闻，并请赐书。
在程颢、程颐、张载、王安石等学派领袖的推动下，孟子升格运动获得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进入了勃兴期。并随着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入侍经筵、位至宰执，《孟子》地位提升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熙宁四年（1071），神宗从王安石之议，改革科举，“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⑥]《孟子》与《论语》并为兼经，成为科举科目。熙宁五年（1072）规定科举考试“试法分四场，除第三、第四场策论如旧，其第一场试本经五道，第二场《论语》、《孟子》各三道试。”[⑦]元丰二年（1079），又诏“宗室大将军以下愿试者，本经及《论语》、《孟子》大义共六道，论一首”。[⑧]使得《孟子》成为下至士子，上至宗室的必读、必考科目，无疑促进了《孟子》的普及与地位提升。元丰六年（1083）神宗诏封孟子为邹国公。[⑨]元丰七年（1083），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⑩]孟子配食孔庙，与颜回同爵，一跃成为“亚圣之次”。虽然其间司马光、苏轼、晃说之等人“非孟”声不断，但在王安石、陆长愈、林希等士大夫们的推动与神宗的支持下，孟子升格运动蓬勃发展。[11]从真宗至神宗，孟子升格运动是由士大夫首先发动，并伴随着政治改革运动而终获帝王支持。
2.哲宗朝《孟子》经筵进讲与徽宗之尊孟
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全面废除“新政”，《孟子》升格运动遭遇了短暂挫折。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奏请改革科举，立《论语》为“九经”之一，而以《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12]主张将孟子由“兼经”贬为“诸子”，且不列入科举必考科目。司马光去世之后，元祐二年（1087），三省奏请“考试进士分为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13]以《孟子》入选考之列。
之后，随着《孟子》在经筵进讲及哲宗对《孟子》的研习，《孟子》再次回到科举必考科目。元祐四年（1089），司马康上书哲宗：“《孟子》书最醇正，陈王道明白。诏进讲，讲官为节解十四卷。”[14]请以《孟子》进讲，并编写《孟子节解》作为经筵教材。范祖禹进劄子曰：“臣等准入内供奉官徐湜传宣奉圣旨，令讲读官编修《孟子节解》一十四卷进呈，臣司马康、吴安诗、范祖禹、赵彦若、范百禄”。[15]元祐六年（1091），哲宗诏侍讲吴安诗、侍读冯京赴经筵，“讲官讲《孟子》不为管、晏事”，并令中书、密院、执政等侍听。[16]经筵官们对《孟子》的讲解与推崇，加深了哲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与认同。其以一国之尊研习《孟子》，无疑对天下人读孟、尊孟具有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元祐七年（1092），哲宗诏“秘阁试制科论题，于《九经》兼正史、《孟子》、《扬子》、《荀子》、《国语》并注内出，其正义内毋得出题。”[17]要求科举考试从《孟子》中出题，可见经筵进读对哲宗产生的影响。哲宗亲政后，将表彰孟子视为绍续神宗未竞之业的重要内容。绍圣元年（1094）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第一场试大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 第二场试中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18]绍圣二年（1095），从国子司业龚原之请，命取王安石之子“王雱所撰《论语》、《孟子义》”，下国子监“雕印颁行”。[19] 元符元年（1098），从太学录邓珫之议：“选官刊正《五经》、《论语》、《孟子》音义，诏《三经新义》与旧音不同者，令本经讲官编纂音义”[20]，表彰“新学”与孟子。可见，至哲宗时《孟子》开始与“五经”“九经”、《论语》并列成为科举考试及世人研习书目，而官方对《孟子》等经典诠释著作的选择、刊正与编撰，实则体现了官方以何种“学术”指导“政治”之动向。
宋徽宗时，大力推动《孟子》的社会化与普及化。大观三年（1109），提举黔南路学事戴安仁言：“今欲乞立劝沮之法，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能诵《孝经》、《论语》、《孟子》及一经略通义理者，特与推恩。中等为能诵《孝经》、《论语》、《孟子》者，与赐帛及给冠带。下等为能诵《孝经》、《论语》或《孟子》者，给与纸笔砚墨之费。” [21]请求依据对《孟子》等经典的背诵及理解程度，将学子分为上中下三等，获得了徽宗支持。政和四年（1114），徽宗诏从国子监状：“检承小学令，诸学并分上、中、下三等,能通经为文者，为上；日诵本经二百字、《论语》或《孟子》一百字以上，为中；若本经一百字,《论语》或《孟子》五十字者，为下。”[22]提倡并鼓励小学生研习《孟子》等儒家经典。重和元年（1118）徽宗又诏“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徳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其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23]将《孟子》列为“小经”，即使是“学道之士”也必须研习。经过徽宗的推动，《孟子》成为下至小学上至帝王，乃至学道之士，都必须学习的经典，大大推动了其社会化。但总体而言，此时孟子还未能完全取代颜回“亚圣”的地位，[24]其地位的巩固与最终确立，有待南宋诸帝的支持与表彰。
南宋随着经筵《孟子》进讲次数的增多，帝王对孟子的认同不断加深，不仅从政治与政策上“尊孟”，而且借助皇权对“非孟”之士予以打击。尤其是高宗时形成了“以孔孟为师”的圣训，为其后帝王所遵从，孟子地位进一步稳固。
1.《孟子》经筵进读与高宗以孔孟为师
高宗曾自言“幼习《孟子》书，至成诵在口”，[25]从小便十分喜爱《孟子》。在南宋政权还未完全稳固之时，高宗即于建炎元年（1127）诏“以侍从四员充讲读官”。[26]十二月，置讲读官，并“取《孟子》论治道之语，书之坐右。”[27]绍兴元年（1131），除程俱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讲《孟子》。[28]绍兴五年（1135）开讲筵，以“孙近、唐怿仍讲《论语》、《孟子》。”[29]绍兴七年（1137），高宗以崇政殿说书召尹焞侍讲经筵，“首解《论语》以进，继解《孟子》，甫及终篇而卒”。[30]绍兴八年（1138），高宗命“侍讲吴表臣讲《孟子》[31]，拉开了历时八年之久经筵讲《孟子》的序幕。其间，中书舍人王鉌曾于绍兴十年（1140）“进讲《孟子》”。[32]绍兴十六年(1146)，经筵《孟子》进讲终篇，高宗“特遣中使赐讲官段拂鞍马、牙笏、金砚、水瓶、笔墨等。越三日，赐讲读官御筵于皇城司，遣中使宣勅，第赐香茶”。[33]可见高宗对经筵讲《孟子》的重视。
随着经筵进讲的深入，高宗对《孟子》喜爱与认同的加深，他不惜借助皇权对“非孟”人士进行排斥与打击。如晁说之对太子先学《孟子》而后《论语》，“设科以《孟子》配六经”等提出非议后，[34]高宗不满地说：“孟子发挥王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其致仕。[35]而对郑厚，高宗将其诋孟之作《艺圃折衷》“诏建州毁板，其已传播者皆焚之”，令其“自今不得差充试官及堂除”。[36]力度不可谓不大。同时，高宗还确立了“以孔孟为师”的原则，以平息各派纷争。绍兴六年（1136）陈公辅请禁程学，主张士人读书当“参考众说，研穷至理，各以己之所长而折中焉”，为朝廷所用，防止党争。高宗下旨布告中外：“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37]这一“圣训”成为南宋一朝诸帝遵循的“祖宗家法”。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叶谦亨请开学禁说：“程、王之学，时有所长，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皆可以为学矣，又何拘乎？”高宗宣谕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王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是。”[38]在庆元党禁时，“以孔孟为师”的圣训依然是道学与反道学人士灵活运用的理论武器。[39]绍兴十三年（1143），高宗诏曰：“第一场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以诗赋；第三场以子史论并时策一道。永为定式。”[40]确定了《孟子》在科举中永久性地位。同年，高宗将自己所书写的《孟子》诸经“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41]这些“尊孟”措施背后，折射的是经筵《孟子》进讲对高宗的影响，以及高宗对孟子思想与价值的认识与理解。高宗成为南宋诸帝尊孟、崇孟的典范，进一步提升了孟子的地位。
2.孝宗至理宗时孟子升格运动的完成
高宗之后的帝王们也十分重视对《孟子》的研习。如孝宗曾请魏杞为皇太子“讲授《孟子》”，[42]并在经筵赞扬“孟子之言最切近（孔子）。”[43]宁宗做太子时也曾研读过《孟子》，登基后更是诏经筵官两读两讲孟子。“《孟子》一书，自绍熙五年（1194）八月十七日，诏读潜邸所讲之章，至今年（嘉泰元年，即公元1201年）十一月三日讲徹”，[44]共计历时七年。宁宗是继高宗之后，在经筵学习《孟子》时间最长的帝王。嘉定五年（1212），宁宗诏从国子司业刘爚之请“以朱熹《论语》、《孟子集注》立学”。[45]宝庆三年（1227），理宗表彰朱熹：“朕每观朱熹《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解，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46]在士大夫所著《孟子》中，宁宗与理宗最终选择了朱熹的《孟子集注》作为士子们学习的钦定版本,程朱理学也逐渐成为了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理宗曾亲撰《道统十三赞》，称孟子为“亚圣之贤”，而颜回则变成了“步趋圣师”，[47]其中措辞的微妙变化，透露出了南宋之时孟子取代颜子而成为“亚圣”的信息。其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开始以《论语》《孟子》同入经类，曰：“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而语。今国家设科,《语》《孟》并列于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48] 从中见《孟子》“经书”地位在南宋的稳固，且成为“四书”之一，至此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至顺元年（1330），元文宗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49]从此孟子“亚圣”的地位完全确立。
如果说从真宗至神宗时孟子升格运动的勃兴是由士大夫首先发动而获得了帝王的支持，那么哲宗时经筵进讲《孟子》则开启了帝王研习之先河，不仅为天下读书人学习《孟子》做出了表率，而且加深了帝王对《孟子》思想内涵的认识与理解。高宗时确立了以孔孟为师的“圣训”，为孝宗、宁宗、理宗等诸帝谨守，从而促进了孟子地位的稳固与升格运动的基本完成。
宋代经筵官通过对《孟子》的诠释与讲解，深化了帝王们对孟子思想与价值的认同和理解，从而使得君臣“尊孟”意识与合力的形成。同时这种发自内心对孟子的认可，则又成为了帝王尊崇、维护孟子的内在意识与动因。可以说，经筵进讲是孟子升格运动发展与完成的关键环节，这与经筵设立的目的、经筵官的职责与经筵讲学的特点密切相关。
1.经筵设立的目的：“学”以求“治”。经筵之设，本就是在宋代以文治国政策下，帝王“无不典学”的产物，[50]寄寓了他们崇儒重道，学以求治的理想。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出于“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求人以备顾问”的需要，[51]任命了宋代第一位侍读吕文仲。真宗时又置侍讲、侍读学士以质问经义、“召对询访”。[52]仁宗“日御经筵”，“于是崇政殿始置说书，天章阁始制侍读，中丞始预讲席，宰相始预劝讲，旧相始入经筵以观讲，史官始入经筵以侍立。而经筵之上，文物宪度始大备矣。”[53]经筵制度至此基本完备，既为帝王学以求治提供了制度与组织保障，又为士大夫以学术介入政治提供了有效平台。仁宗在位四十多年，其任命的经筵官有姓名考者就多达70余人。[54]神宗元丰时，允许“侍讲官于进读书内或有所见，许读毕具劄子奏陈”，[55]进一步拓展了经筵的政治功能，使之成为与“内朝”、“外朝”并重的政治空间。[56]经筵往往成为士大夫们争夺发言权以影响时局的重要场域。如熙宁变法时，为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行，了解神宗的动向，王安石将自己的姻亲及学生王雱、沈季长、吕惠卿、陆佃等引入经筵。南宋后期权相辈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除言路，必预经筵。朝廷动息，台谏常与之相表里焉”[57]。宰执通过操纵参预经筵人选来控制言论导向，并进而影响帝王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决策。[58]
2.经筵官的职责：成君德立圣治。宋人认为帝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59]“经者所以载道，而道者适治之路也”[60]。要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重构政治社会秩序，就必须以正确的“学问”指导“政治”，引君于道。经筵制度的定型，则给了经筵官们通过经筵讲学，借助经典诠释影响帝王与政治的机会。[61]由于“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尔。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德政；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62] 要确保儒家王道理想与治道的实现，就必须以仁义之道教化帝王，成就君德圣治，致君尧舜，也即程颐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则经筵。”[63]君德成就乃是经筵官最重要的职责，所以朱熹在经筵不愿“碌碌随群，解释文义”，[64]而是希望通过讲学以正君心立纲纪，[65]引君“跻之尧舜之盛”[66]，“仰裨圣治万分之一”。[67]同时经筵官作为帝王师，“非天下第一流不在兹选”。[68]入侍经筵，往往被认为是士大夫得君行道最重要的机会，备受世人瞩目，并受到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如张栻在任侍讲时，常与朱熹有书信往来，讨论如何感悟君心，革新政局。张栻向孝宗进言的内容，吕祖谦也曾参与讨论。[69]因而经筵经义的诠释与阐发，往往代表了士大夫群体的集体意识。此外，经筵官们多为某个学派的领袖或代表人物，如程颐、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杨时、胡安国、张栻、朱熹、真德秀等，在学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孟子》在经筵的进讲，无论是帝王，还是经筵官，均会对天下人读孟、尊孟起到示范与带动作用。
3.经筵讲学的特点：义理解经，关切时政。[70]帝王学以求治的政治诉求，决定了经筵官在讲学时，不能仅限于字词章句等知识传授，而是要“发明正理，开启上心”[71]，以经典中所蕴含的修齐治平之道启沃君心[72]，以经义劝诫帝王、针贬时政，“有为”而发。如绍熙五年（1194），陈傅良任中书舍人兼侍读，利用为宋宁宗讲《孟子》之际，[73]通过“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的经文诠释，[74]凸显尊君父之义，强调“人所以相群而不乱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则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定；有父在，则长幼、嫡庶、亲疏之分定，定则不乱矣。苟无君父，则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苟有争心，不夺不餍，是人心与禽兽无择也。”[75]警醒宁宗汲取光宗不敬孝宗，以至失去皇位的经验教训，当恪守君臣父子之伦而为天下之典范。同时，在经筵讲学中，经筵官与帝王之间存在着有问有答，相互切磋交流的互动机制。如英宗在经筵“未尝发言有所询问”，司马光即“乞赐诘问”。[76]真德秀在经筵讲读之际，也多次请求理宗，凡“有切于身心，关于政治者，时发玉音质问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对。如有未谕，即乞再三诘难，必圣心洞然无疑而后已。”[77]经筵讲学因其有固定的时间与场域，使得帝王与士大夫可以就学术与政治等问题进行比较充分的交流与探讨，有利于君臣在思想观念、价值理想与治国理念等方面达成共识，进而影响其政治选择与决策。《孟子》在经筵的进讲，无疑加深了帝王对孟子的认同与理解，从而“尊孟”、“升孟”。
顺应帝王学以求治需要产生的经筵制度，不仅为帝王在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学习经史提供了制度与组织保障，而且为经筵官借助经典诠释，以学术影响政治，感格君心，得君行道提供了平台。[78]帝王在经筵对《孟子》的研习，无疑会对天下士子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而经筵官对《孟子》的经义诠释，则加深了帝王对孟子思想与价值的认同，有利于君臣之间“尊孟”共识的形成，进而促进了《孟子》的官学化与社会化。可以说，经筵进讲是推动孟子升格运动发展与完成的关键环节。肇始于唐而成于宋的孟子升格运动，在帝王的大力支持与士大夫们共同推动下，至南宋末年基本完成。孟子开始配享孔庙，成为“亚圣”，得以“孔孟”并称；《孟子》其书由“子”入“经”，成为“四书”之一。其尊道统辟异端、言性善扬王道等思想也成为历代王朝及知识分子们治国理政、建构学术思想与文化体系的珍贵宝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建构、文化心理与生活方式。
[①] 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中的四种关键力量》，《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4期；郭畑：《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2016年第5期；武勇：《宋型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现代哲学》2016年第2期；宋冬梅：《儒家道统中的孟子升格与孔孟之道》，《中国文化论衡》2017年第2期。
[②] 王琦：《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讲读为例》，《湖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③]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17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中华书局，2004年，第186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8，第4802页。
[⑥] 陈邦瞻：《学校科举之制》，《宋史纪事本末》卷38，中华书局，2015年，第372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4,第5677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第7198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0，第8186页。
[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5，第8291页。
[11] 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 5 期。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1，第8976页。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第9899页
[14] 王应麟：《元祐绍兴讲孟子》，《玉海》卷2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朱彝尊：《司马氏等孟子节解》，《经义考》卷23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5，第10901页。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第11284页。
[18] 刘琳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第5314页。
[19] 刘琳等：《宋会要辑稿•崇儒五》，第2851页。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3，第11981页。
[21]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二》，第2769页。
[22]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二》，第2774页。
[23]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93，中华书局，1957年，第2401页。
[24] 赵宇：《儒家“亚圣”名号变迁考：关于宋元政治与理学道统论之互动研究》，《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25]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中华书局，1988年，第354页。
[2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第247页。
[27] 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1，中华书局，2014年，第12页。
[28] 程瑀：《宋左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新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致仕赠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状》，《新安文献志》卷9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程俱《北山集》卷29《进讲》，今存《孟子》《论语》经筵讲义。
[29] 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4，第81-82页。
[30] 朱彝尊：《尹氏孟子解》，《经义考》卷23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第1960页。
[32]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第3194页。
[33]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第2888页。
[34] 《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邵博：《闻见后录》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9，第2394页。
[37] 李心传：《陈公辅谕伊川之学祸乱天下乞屏绝》，《道命录》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26页。
[38]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四》，第5332—5333页。
[39] 关于南宋时期各学派与党派之间运用“以孔孟为师”的圣训进行斗争的事例，可参看赵宇：《儒家“亚圣”名号变迁考：关于宋元政治与理学道统论之互动研究》，《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40]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9，中华书局，1957年，第3229页。
[4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0，第2416页。
[42]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9，第3712页。
[43]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45，第3888-3889页。
[44]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第2898-2899页。
[45]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59，第4316页。
[46]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64，第4458页。
[47] 宋理宗：《御制御书道统十三赞并序》，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 朱彝尊：《孟子》，《经义考》卷231，文渊阁四库全书。
[49]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06，第5599-5600页。
[50] 脱脱等：《文苑传》，《宋史》卷439，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97页。
[51] 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4-75页。
[52] 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78-80页。
[53] 吕中：《仁宗皇帝》，《宋大事记讲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 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第67-107页。
[55] 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第3193页。
[56]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第2529页。
[57] 脱脱等：《职官志二》，《宋史》卷162，第3813页
[58] 董文静：《南宋台谏“必预经筵”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浙江学刊》2012年第5期。
[59] 范祖禹：《上哲宗论学本于正心》，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60] 吕陶：《策问》，《净德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 王琦：《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62] 王十朋：《经筵讲义》，《梅溪后集》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 程颐：《论经筵第三劄子》，《二程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540页。
[64] 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79页。
[65] 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0页。
[66] 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1页。
[67] 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9页。
[68] 吕中：《仁宗皇帝》，《宋大事记讲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 关于张栻在经筵进对的事迹及其与朱熹、吕祖谦的讨论，可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第442-451页。
[70] 王琦：《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2期。
[71] 徐鹿卿：《清正存稿•辛酉进讲》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2] 王琦：《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73] 脱脱等：《陈傅良传》，《宋史》卷434，第12888页。
[74] 方勇译注：《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2010年，第121页。
[75] 陈傅良：《经筵孟子讲义》，《止斋集》卷2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 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第139页。
[77] 真德秀：《经筵讲义》，《西山文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 王琦、朱汉民：《论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鹅湖月刊》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