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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研究员访谈（三）│学术追求与学术兴趣
发表时间：2021-11-17 18:32:37 作者：王琦 来源：屈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2020年9月李存山研究员应邀到湖南汨罗屈子书院讲学，王琦教授从“我与张岱年先生”“内蒙古十年岁月”“学术兴趣与治学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转型”“从民本走向民主”“我眼中的好文章”六个方面，对李先生进行了学术访谈，以《实事求是 学以致用——访李存山研究员》为题发表于《哲学动态》2021年第10期，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向学术道路的人生历程，展现了一代学者成长的时代画卷、精神风貌与学术成就。其直面社会现实，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与学术追求，值得后辈后者们学习与借鉴。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将按照文章小标题，分六篇依次退出，以飨读者。
（2020年李存山在屈子书院讲坛）
王琦：请问您是如何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李存山：我真正对学术感兴趣，认识到学术的价值，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本科以后。当时我们对“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普遍比较重视。因为我之前就读过几本马列著作的书，所以对哲学原理并不感到生疏。在我写关于老子的“道”“气”与现代物理学的场论相通时，我还写过一篇关于萨特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文章。在我读研究生后，因为得到张岱年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所以选择写《先秦气论的产生和发展》的毕业论文。当时选择写这个题目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前学界大多重视秦以后的元气论，认为先秦的精气论与秦以后的元气论是两个形态，而我认为先秦气论与秦以后的元气论是一脉相通的，先秦气论是汉代元气论的源头；二是先秦时的著作毕竟有限，我可以把关于气、阴阳、五行的史料“竭泽而渔”，写起来比较有把握。我后来出版了《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的著作，其中“探源”主要是写先秦气论，“发微”是就整个中国气论的问题及其与仁学的关系、与西方哲学的比较进行阐发。张岱年先生曾写信对我的气论研究给予了鼓励和肯定。我至今仍然坚持张岱年先生把气论或气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的观点。2020年孔学堂召开“2020夏季论辩会”，题目是“张载的思想世界”，我在会上也高度肯定张先生把张载、王船山作为气本论的代表，他认为宋明理学中不仅有理学派、心学派，还有以张载、王船山为代表的气本论，这应是得到学界多数肯定的正确观点。
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李存山
我在本科听“中国哲学史”的课时，还较多参考了《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其中“宋元明分册”选录了邓牧《伯牙琴》的《君道》《臣道》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篇，对秦以后的君主集权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由于我本人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所以这几篇文章对我的思想有很深的触动，乃至对我以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6年，我参加了在宁波召开的黄宗羲国际研讨会，就提交了关于明清之际儒家批判君主专制的论文。以后我也陆续写过几篇关于黄宗羲思想的论文。因为黄宗羲提出了从制度上节制皇权的思想，所以我把《明夷待访录》作为中国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现在有学者肯定“三纲”具有普遍价值，而我认为“三纲”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巩固君主集权制度而提出来的。君主集权制度在当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经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这个制度的弊端和祸害已充分显露出来，所以有邓牧和黄宗羲等人对这个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三纲”在中国近现代已失去了其历史合理性的价值，所以我赞成牟钟鉴先生提出的“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的观点。
我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一个原因是做中国哲学编辑的赖永海（他也是“文革”以后第一届的硕士生）考上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生，要离开杂志社；另一个原因是搞编辑工作的学者中也有一些卓有成就的大家，如人民出版社的金春峰先生、《历史研究》的主编庞朴先生等。庞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我曾到杂志社给他送过答辩论文。当时《历史研究》主编和副主编的办公室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编辑室同在一个两间大的房间里，中间只用三合板做的墙门隔开。我到杂志社工作后，受到了庞先生较大的影响。当时“文化热”正在兴起，庞先生是推动“文化热”的大家之一。杂志社提倡“编研结合”，环境比较宽松，一周有两天坐班，一年有两个月的读书假，后来改成一个月的读书假。因此，我在努力做好杂志社编辑工作的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哲学史研究。在“编研结合”方面，庞朴先生无疑是我的一个表率。1985年我发表了从事编辑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即《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与气论》。1985年由汤一介先生等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我是学员之一，聆听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庞朴、李泽厚、杜维明等二十几位学术大家的讲座，并写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荟萃中国文化讲习班》的报道，作为学术动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未定稿》上。1986年在黄山召开全国性的中青年哲学新成果交流会，我写了一篇《先秦气论与古希腊伊奥尼亚哲学》，被选入会议交流论文，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同年我到内蒙古开过一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学术会议，回京后我把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成了一篇论文，即《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此文先发表在《未定稿》，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两天转载。虽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我有一个逐渐加深理解的过程，但是在大的方向上基本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我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致思方向。
李存山在张岱年先生家中
王琦：您是一位为学为德都令人十分景仰的学者，请问您的学术理想追求是什么？有什么治学心得？
李存山：我的学术理想追求就是“实事求是”“学以致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且要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联系起来。因此，这种研究一方面在学术上要“实事求是”，另一方面要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上“学以致用”。这个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乾嘉学派有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将其学风归纳为“实事求是”，而康梁学派的主要特点则是“学以致用”，他说“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这意味着离开实事求是去搞学以致用还是不行的。但如果回到乾嘉学派的“为学问而学问”，也只是学得“半个亭林”（梁启超认为顾炎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因此，正确的方法还应是把实事求是与学以致用结合起来。
其次，要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学者，你不能光说一些大胆的话，宏观的见解需要有微观研究作为基础。《清代学术概论》引段玉裁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我认为从文化研究上说，“先正底本”就是要对史料作实事求是的具体深入的研究，这样才可“不诬古人”；“断其立说之是非”就是要结合社会的现实及今后的发展，对其立说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样才可“不误今人与后人”。这里在“今人”后面加上“后人”，是说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汉代王充曾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我们既要对古人有实事求是的同情的理解，又要“通古今之变”，对古人的思想有所继承和“损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需要从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角度来分析其长短，评价其价值，切不可夜郎自大、急功近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兼容并包，广泛汲取外来文化，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与追求的学风和研究方法。
李存山老师与张岱年先生在北京西山合影
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学术主要是讲道理，作为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来说，实事求是包含着说话要有史料根据。我的写作文字比较死板，因为我总是想，如果大家在某个问题上有分歧，那么你就不能老是空讲一些大道理，而是要有史料根据。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以前有崇古派和疑古派，而他的方法主要是“析古”，这里涉及史料的真伪之辨、理论的是非之辨，以及对其评价的古今之辨。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首先就表现在以史料为依据，论证要符合逻辑，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不能“自语相违”。
李存山研究员简介
1951年生于北京市，1978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2001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主任。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儒家文化，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王琦教授简介
王琦（1976-），女，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98）、文学硕士（2001），湖南大学中国哲学博士（2017），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中国书院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核心作者，chu出版了《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论语探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师承》《春风桃李百世师：梁启超和他的弟子》等专著。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鹅湖月刊》《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四十多篇。
（2020年李存山在屈子书院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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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追求与学术兴趣
学术追求与学术兴趣
王琦：请问您是如何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李存山：我真正对学术感兴趣，认识到学术的价值，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本科以后。当时我们对“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普遍比较重视。因为我之前就读过几本马列著作的书，所以对哲学原理并不感到生疏。在我写关于老子的“道”“气”与现代物理学的场论相通时，我还写过一篇关于萨特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文章。在我读研究生后，因为得到张岱年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所以选择写《先秦气论的产生和发展》的毕业论文。当时选择写这个题目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前学界大多重视秦以后的元气论，认为先秦的精气论与秦以后的元气论是两个形态，而我认为先秦气论与秦以后的元气论是一脉相通的，先秦气论是汉代元气论的源头；二是先秦时的著作毕竟有限，我可以把关于气、阴阳、五行的史料“竭泽而渔”，写起来比较有把握。我后来出版了《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的著作，其中“探源”主要是写先秦气论，“发微”是就整个中国气论的问题及其与仁学的关系、与西方哲学的比较进行阐发。张岱年先生曾写信对我的气论研究给予了鼓励和肯定。我至今仍然坚持张岱年先生把气论或气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的观点。2020年孔学堂召开“2020夏季论辩会”，题目是“张载的思想世界”，我在会上也高度肯定张先生把张载、王船山作为气本论的代表，他认为宋明理学中不仅有理学派、心学派，还有以张载、王船山为代表的气本论，这应是得到学界多数肯定的正确观点。
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李存山
我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一个原因是做中国哲学编辑的赖永海（他也是“文革”以后第一届的硕士生）考上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生，要离开杂志社；另一个原因是搞编辑工作的学者中也有一些卓有成就的大家，如人民出版社的金春峰先生、《历史研究》的主编庞朴先生等。庞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我曾到杂志社给他送过答辩论文。当时《历史研究》主编和副主编的办公室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编辑室同在一个两间大的房间里，中间只用三合板做的墙门隔开。我到杂志社工作后，受到了庞先生较大的影响。当时“文化热”正在兴起，庞先生是推动“文化热”的大家之一。杂志社提倡“编研结合”，环境比较宽松，一周有两天坐班，一年有两个月的读书假，后来改成一个月的读书假。因此，我在努力做好杂志社编辑工作的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哲学史研究。在“编研结合”方面，庞朴先生无疑是我的一个表率。1985年我发表了从事编辑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即《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与气论》。1985年由汤一介先生等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我是学员之一，聆听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庞朴、李泽厚、杜维明等二十几位学术大家的讲座，并写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荟萃中国文化讲习班》的报道，作为学术动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未定稿》上。1986年在黄山召开全国性的中青年哲学新成果交流会，我写了一篇《先秦气论与古希腊伊奥尼亚哲学》，被选入会议交流论文，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同年我到内蒙古开过一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学术会议，回京后我把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成了一篇论文，即《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此文先发表在《未定稿》，后来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两天转载。虽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我有一个逐渐加深理解的过程，但是在大的方向上基本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我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致思方向。
李存山在张岱年先生家中
王琦：您是一位为学为德都令人十分景仰的学者，请问您的学术理想追求是什么？有什么治学心得？
李存山：我的学术理想追求就是“实事求是”“学以致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且要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联系起来。因此，这种研究一方面在学术上要“实事求是”，另一方面要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上“学以致用”。这个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乾嘉学派有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将其学风归纳为“实事求是”，而康梁学派的主要特点则是“学以致用”，他说“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这意味着离开实事求是去搞学以致用还是不行的。但如果回到乾嘉学派的“为学问而学问”，也只是学得“半个亭林”（梁启超认为顾炎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因此，正确的方法还应是把实事求是与学以致用结合起来。
其次，要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学者，你不能光说一些大胆的话，宏观的见解需要有微观研究作为基础。《清代学术概论》引段玉裁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我认为从文化研究上说，“先正底本”就是要对史料作实事求是的具体深入的研究，这样才可“不诬古人”；“断其立说之是非”就是要结合社会的现实及今后的发展，对其立说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样才可“不误今人与后人”。这里在“今人”后面加上“后人”，是说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汉代王充曾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我们既要对古人有实事求是的同情的理解，又要“通古今之变”，对古人的思想有所继承和“损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需要从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角度来分析其长短，评价其价值，切不可夜郎自大、急功近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兼容并包，广泛汲取外来文化，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与追求的学风和研究方法。
李存山老师与张岱年先生在北京西山合影
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学术主要是讲道理，作为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来说，实事求是包含着说话要有史料根据。我的写作文字比较死板，因为我总是想，如果大家在某个问题上有分歧，那么你就不能老是空讲一些大道理，而是要有史料根据。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以前有崇古派和疑古派，而他的方法主要是“析古”，这里涉及史料的真伪之辨、理论的是非之辨，以及对其评价的古今之辨。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首先就表现在以史料为依据，论证要符合逻辑，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不能“自语相违”。
（访谈人：王琦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
文章转载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10期
图片来源：感谢李存山老师为本公众号提供的珍贵图片
文章转载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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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研究员简介
1951年生于北京市，1978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2001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主任。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儒家文化，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王琦教授简介
王琦（1976-），女，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98）、文学硕士（2001），湖南大学中国哲学博士（2017），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中国书院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核心作者，chu出版了《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论语探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师承》《春风桃李百世师：梁启超和他的弟子》等专著。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鹅湖月刊》《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四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