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郭齐勇主编大型《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陆续出版
发表时间：2021-06-26 18:18:50 作者： 来源：
江苏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的先秦卷、秦汉卷、宋元卷、古代科学哲学卷。这四部著作扎实厚重，装帧精美，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这套丛书中的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少数民族哲学卷等六部著作将陆续出版。
此套丛书的撰稿人都是中国哲学史的专家，主编为郭齐勇教授。自2006年启动以来，经过作者们十多年的撰写、切磋、打磨、修改，又经过责任编辑们数年的严格把关，终于在十五年之后得以出版。这是目前我国最完备、最系统、最详实的一部中国哲学通史，是精专之作。
总策划、江苏人民出版社前总编府建明编审及他领导的编辑团队为本丛书的出版付出很大，贡献尤多。
在经典诠释的现代氛围中，本丛书作者以健康的文化心态，正确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来自觉架构、梳理并创造性地解读、撰著了学术性强、高品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本书增加了近百年来各种《中国哲学史》未曾写过而实际上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并真正有历史影响的哲学家，又增加了少数民族哲学与古代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容，深度建构、阐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较为完备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身心修炼、言说论辩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不同。本书吸收、借鉴并超越了海外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与本土前辈中国哲学史专家的已有成果。
一、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自觉。主编郭齐勇教授在第一卷前的两万多字的《导论》中论述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分期、特质与研究方法论等。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贯穿全书。
二、内容丰富，通贯百家，着力梳理了历史上不同流派、著名哲学家的主要典籍与范畴系统，并予以建构。
三、重视重释老材料，发现新材料，并以新观念与新的诠释方式作新解读，突显理论创新，可谓新老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统合出的新成果。
四、言说与体验的统一。强调逻辑、理论系统的建构，又对哲学史上诸家的生命、生活有平情的理解，设身处地，转换时空，把生活与哲学打成一片，减少现代人对往哲的隔膜。
作者们自觉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别，借鉴思想史的方法，补哲学史之不足，真正重视对当时的观念世界与社会生活世界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及其生活场景，同时又重在哲学提炼，因为毕竟是哲学史而不是思想史、学术史。作者们自觉哲学史的范围与对象问题，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尤其重视对史料作哲学的分析。
作者们坚持两个继承：一方面，继承胡适、冯友兰以其各自的哲学史著作而为这门学科的建立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另一方面，也在更高的层面上辩证地继承1949年以来有关哲学史的工作，如张岱年、任继愈、冯契、孙叔平、萧萐父、李锦全、汤一介、李泽厚、陈来等等，几代专家们的耕耘，值得我们借鉴。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思想是自己发现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思想的发展有不受外在控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哲学史既然是对哲学发展的历史描述，就应该重视一些系统性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对历史流派进行系统反思的思想，这是我们写作的重点。
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对它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的知识背景已经与以往不同，相应地，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也有不同。我们在回应西方的同时，注意展开与西方的对话，因为人类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反映到我们的哲学史的重新创作的过程中。作者们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哲学问题或范畴，并将之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
在方法上，我们采用解释学的方式与追问的方式。解释学的方式是我们同情地理解前人的思想，置身历史情境中去理解；追问的方式是我们的价值观念要在其中有所体现，之所以追问，是因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有意义。
写哲学史面临着内在矛盾：一方面，哲学史创作应该注意釐清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追求文本的真实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评价系统，就不可能架构起哲学史，而只会陷入到史料之中。作者们谨慎处理这对矛盾，力求做到既体现出我们研究的深度，又尊重哲学史的客观发展进程。
我们的《中国哲学通史》力求做好材料的甄别，如实地表述，同情地理解，中肯的评价。在如实地表述和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对于对象予以评价，体现我们这部哲学史对于前人的发展和超越。我们的评价力求中肯，要言不烦，点到为止。
这部通史肯定有不尽人意处，错误与缺失在所难免，请读者们不吝指正。
附录：大型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各卷简介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源头。先秦时期是中华人文价值理性的奠基期，中国哲学的创立期。本卷讨论以下问题、学派、思想家或著作：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西周的天命论与礼乐文明，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孔子、老子、墨子、孙子、子思、孟子、庄子，名辩思潮与惠子、公孙龙子，后期墨家，《易经》与《易传》，管子与稷下学宫诸家，《礼记》、郭店与上博楚简及荀子代表的战国时期儒家，法家传统与商鞅、韩非子的哲学，战国阴阳家等，并由此讨论中国哲学的突破，先秦哲学的问题、发展、特色。先秦诸子的本体论、宇宙生成论、道德形上学、社会政治哲学、人生论、知识论与逻辑学都非常发达，本卷努力揭示其特色与精神价值，展示中国哲学的活力与魅力。
孔子与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终极信仰，以礼乐文明为背景，以“天人性命”问题为枢纽，创立了“仁”学系统。与之并行的是老子与道家。道家继承上古与春秋思想家有关“天”的叩问以及弥沦无涯的“气”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他们创立了“道”学系统。墨子与老子、孔子一样，反思文明源头，思考天人性命问题以及文化制度对于人的限制问题。儒家之有孟子与荀子，犹如道家之有庄子。法家商韩之学从道家转出而成一家之言，名辩思潮与阴阳家等更是自成一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的天地人三材系统，其宇宙生命、气化流行、继善成性、德业双修论，是儒道思想的大综合。
《中国哲学史》秦汉卷包括秦朝和两汉的哲学。秦朝的哲学主要是法家思想，商鞅、韩非、李斯和秦始皇是形成秦国、秦朝法家思想的关系人物，从秦国到秦朝，法家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一发展和变化既导致了秦国统一天下，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又最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瓦解和灭亡。同时，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和统一的日趋临近，以吕不韦为代表的一派统治集团也在努力寻求一种综合和融贯诸家思想的新哲学来指导天下统一后的新朝代的统治，这包括新王朝合法性的论证和如何维护和治理天下。
秦朝的迅速灭亡为汉代特别是汉初哲学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反思的前提和动力。西汉的哲学是围绕王朝的合法性以及政体和治道展开的。汉得水德还是土德，再或者是得火德？这是整个西汉围绕汉朝的合法性根源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进而影响到具体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的设计。与此同时，经学家也在利用三统说对于汉朝的合法性作论证，及对其历史存在本质进行刻画。西汉的哲学从初期崇尚黄老思想到中期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建立儒家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诸家竞争的结果。从西汉中期到西汉末季，哲学形态经历了从经学化的哲学到谶纬化的哲学的巨大转变。同时，黄老哲学在西汉中后期仍然在发展，天道观（宇宙论）获得了突破，医学哲学理论达到了高峰。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安、司马谈父子、刘向父子、严遵和扬雄，黄老哲学、易学哲学、医学哲学和宇宙论哲学都是西汉哲学的重要论述对象。
东汉哲学一方面是西汉哲学的继续和批判，另一方面它发生了宗教性的转向。桓谭深化了形神问题的讨论，王充建立了自己的批判哲学，特别是以“自然”概念为基础建立了所谓自然哲学，而张衡完善了浑天说及其理论表述。《白虎通》总结了汉代经学和儒学的成就，是汉代儒家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最为系统、完善而简明的表述。东汉后期的哲学以易学哲学和道教哲学为代表。易学哲学的象数化及象数的繁琐化，这为《周易》经学的未来解释提供了反思的理由，于是王弼批判汉代易学的方法论，开创了易学的义理之学。在汉末，以汉代元气论的哲学发展成就为基础，综合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内容，形成了所谓道教哲学。此外了，王符、崔寔、仲长统、徐干等人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而荀悦推进了儒家人性论的发展。
本卷主要涵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历程。受梁启超“时代思潮”理论的启发，本卷主张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个哲学发展进程视作一个完整的“时代思潮”。作为“时代思潮”，自然有其缘起、初显、高潮、延展、平复、余韵等一系列阶段，同时不乏主流、旁支等复杂系统的演进。玄学无疑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主流；正因为如此，学术界通常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历程化约为“魏晋玄学”。玄学的主流地位，一方面表现为自汉末至东晋时期不断有伟大的玄学家涌现，推动着玄学持续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代表了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最强音；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玄学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开来，不仅深刻地塑造着这一时期的精神气质与社会风尚，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本时期的佛教、道教以及儒学。
就横向的线索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的主要形态有三种，即：作为时代思潮主流的玄学、作为旁支的玄学化的佛教，和同样作为旁支的玄学化的儒学。三者有主有次，相互影响、彼此竞争，共同推动了魏晋玄学思潮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漫延。因此，本卷在整体结构上包括以下三篇：“《易》《老》《庄》会通的玄学”、“佛学之玄化与佛教哲学之传译”、“玄化的儒家哲学与儒家经典之梳理”。
就纵向的线索而言，无论主流、抑或旁支，在时代思潮的涌动下，均展现出各自的缘起、初显、高潮、延展、平复、余韵等不同发展阶段。所以，本卷通过对三者的动态思想过程的描述，揭示“魏晋玄学”这一时代思潮在不同阶段的转进及其特质。
本书系统阐述隋唐时期中国哲学史的诸多面向。该书分别以儒、释、道三家为基本纲宗，根据内容的需要，以人物或主题为中心，就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进行全面阐述。隋唐儒家哲学思想创造相对薄弱，而该书分别以颜之推、王通、韩愈与李翱的作品思想为中心，分析了隋唐儒学如何会通佛、道来开展心性之学，以及重建儒家的道统。隋唐佛教在哲学思想的组织与创作方面形成了隋唐哲学史上最为灿烂的一页。隋唐佛教思想的创立，可以看做是在延续与解决六朝佛教思想中的遗留问题，而又融合了新的经教，并有系统地统合而成的思想宗派。本卷以三论、天台、华严、法相唯识等宗派哲学思潮为主，分别阐明各家学说重要的哲学观念与思想特色。对于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哲学，也从不同以往研究的视角与问题意识，作出了新的阐发。如对于顿渐、游戏三昧等思想问题的研究都别出新义，在哲学史论述方面有新的突破。中国道教的思想至隋唐可谓枝繁叶茂，恢廓宏通。这一时期解老注庄之学辈出，形成了唐代新的老学和新的庄学。本卷阐明了隋唐五代的道教经历的由自然物理及其宇宙本体的关心转向对生命现象及其本体论的转向，也就是外丹道教向内丹道教的转变。同时，也对隋唐道教的“重玄”学进行了新的哲学讨论。书中分别对成玄英、李荣的重玄哲学、王玄览的《玄珠录》、司马承祯的道性论与修养论、吴筠的道治论与神仙学、杜光庭与罗隐的道教思想，乃至唐玄宗的道教重玄思想等都作了系统的介绍与辨析。
宋、元时期，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曾经得到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历史文化的进步，使得宋、元哲学特别是两宋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个波峰。宋、元哲学，不论其学术追求还是其理论建构，都是以复兴与拓展儒学的形式完成的。这种复兴与拓展，既涵括哲学家们对儒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涵括哲学家们对佛学、道家、道教理论的批判、借鉴与吸纳。北宋道学的兴起，即是这种以融会儒、佛、道之学为特征的宋、元哲学成型的标志。因此。本卷考论宋、元哲学，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时代条件、思想趣向、学术渊源与理论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既注意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范畴来概括宋、元哲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系统，也注意从本体、功夫，或发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学的理论得失。在这种考论与辨析中，作者既注意借鉴已有的宋、元哲学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来宋、元哲学的研究成果，又注意突显自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宋、元哲学经典的考论诠释，以及自己与对宋、元哲学理论价值的理解评断。鉴于本书的学术版性质，作者在对宋、元哲学的考察论析中，对于宋、元哲学指称的流变、派别的区划，以及各家思想源流的解析、历史地位的评断之类在学术界尚存歧异的问题也不取回避态度，而是尽可能地阐释自己的理解；以求对读者深入地了解宋、元哲学的历史发展，能够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高峰，但在宋明之间，又存在着“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不同追求。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宋明两代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宋代皇室尊士，前越汉唐，后逾明清，因而宋代士人也就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表现在理论上，这就成为朱子的天理本体论体系；明代皇权则一直将士人作为防范与打压的对象，因而从肩负“道统之传”的曹端起，就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并将理学引向“造化之理”的方向，继起的薛瑄则终生检点于言行之间；待到吴与弼、陈献章，则只能以林下讲学的方式另拓生存空间。明儒的这一格局，也就表现为在总体继承朱子学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内在化走向：聚焦于朱子理气关系的一系，通过对理先气后的反复辨析，最后形成理之内在于气的气学，并通过罗钦顺、王廷相与吴廷翰的继起探讨，将天理演变为天地万物的生存演化之理，这就形成了一种认识论的走向；而聚焦于朱子格物致知的一系，则通过不断地探讨“吾此心与此理”的“凑泊吻合处”，因而又形成了以主体性著称的心学，但由于其主体精神不得不受挫于明代的政治生态，最后则只能通过“本心即理”的方式走出一条“自觉觉他”的“觉民行道”之路。由此之后，又经过阳明后学之浙中、泰州与江右学派的相互批评与继起纠偏，从而将儒家心性之学推向高峰。至于东林学派之朱王互救其失、刘宗周之总评明代学术，则又构成了心学与气学的一种历史性总结。
清代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清中叶与鸦片战争前后三个阶段，其中清中叶时期的哲学，即学术史上所说的乾嘉时代的哲学为清代哲学的典型形态。而清初与鸦片战争前后的哲学，均属于清代哲学的过渡阶段。
本书认为，清初哲学在哲学性质上属于“后理学时代”的哲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学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哲学命题、范畴概念主要都来自于宋明理学，但往往是以反命题的形式出现的，有些范畴、概念的具体规定与内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后理学时代”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都是气一元论的哲学家。
本书认为，乾嘉时代的哲学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经学家戴震与史学家章学诚是该时代哲学的两面旗帜。戴震开创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章学诚开创了历史文化哲学学派。“后戴震时代”的哲学主要在锻造哲学思考的语文学（Phiology）工具，在哲学思考的规模与深度方面反而有所弱化。章学诚的哲学在当世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对龚自珍及近现代历史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书认为，龚自珍是清代哲学转折的关键人物，他既是乾嘉哲学的终结者，也是新哲学的开创者。他的“农宗”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的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魏源是近代中国初期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位思想家，他不只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其实也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系统主张。
本卷所涉时段上起晚清改良维新之际，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论述了这一时段最能代表时代精神或哲学成就最高的近三十位哲学思想家，诸如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毛泽东、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东荪、金岳霖、洪谦、张岱年、李石岑、方东美、朱谦之等，表现了这些哲学思想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强势的现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构，以及采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立场的哲学思想家之间具有深远启迪意义的思想论争，由此凸显了这一时段哲学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历程，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橥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应然走向。
写出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中国哲学史》学术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卷即是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本卷的基本诉求即是为了在“中国各民族内部的哲学关系”上写出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也就是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反映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本卷以“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为基本出发点，谋求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开拓中国哲学史的未来之路，以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统。为此，本卷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方法”，并强调了“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少数民族哲学自觉”，从而概观“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类型、起源的历史文化基础、起源期的主要成果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相关问题；从宇宙与人类起源的本体探索、个体与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终极选择等方面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思维内容；从哲学起源的漫长历史过程、哲学与原始文化的接榫点、文化精神与哲学特质、历史跳跃与哲学转型方面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民族特色。以此为基础，具体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形成期的主要特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思想渊源等。鉴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特别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哲学，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及其哲学观念、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哲学、中国藏传佛教哲学与因明哲学等。在此基础上，特别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选择，并对壮族、土家族、傣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哲学进行了具体探讨。本卷还根据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基本精神是探讨全球变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历史进程，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问题与思潮，并对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转型进行了个案分析，解剖了壮族、回族、满族、白族等民族的近现代哲学转型。
中国古代知识或科学向度与哲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绝大部分著作对于哲学思考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知识或科学活动中的哲学认识或关心同样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正是本丛书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本书所考察和探讨的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知识或科学的关系，这既包括知识或科学对哲学的影响，也包括哲学对知识或科学的影响，具体来说，它涉及到科学活动中的哲学内容，也涉及到哲学思考中的科学内容，还涉及到哲学与科学共同使用的观念、概念以及思维、方法。当然，本书也涉及知识、理性与神秘主义的关系，这同样是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是在原始三代到春秋战国及秦汉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中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在其中展开。具体来说，本书将古代中国知识与观念或哲学的关系分成六个时期，分别是：原始与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宋元、明清。在此期间，涉及自然、知识或科学的观念、概念与思想从无到有，然后蔚为大观，其中仅概念就包括：类、象、数、阴阳、五行、气、宜、因、地、时、天、天人、天象、天数、天道、道、中、和、象数、力命、故、理、穷理、格物、致知等等。不难看出，这些观念或概念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但事实上它们中的许多是在知识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有理由说，离开了知识视角，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