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颁奖仪式）

我最早知道张世英先生的名字，是在“文革”中的1973年，当年秋天一期红旗杂志上登有张世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具体内容我忘记了，好像是作为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句话，说“我是搞哲学史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其实，那时我的专业是地质，与哲学没有关系，与哲学史更没有半分关系，可是这句话就莫名其妙地清楚埋进了我的脑海中。后来，我真的走进了哲学史的行当，一发不可收拾，追根溯源，张世英先生的这句话，好像命中注定地给了我某种导引。

1978年我如愿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在准备考试时，中国哲学史方面我用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欧洲哲学史方面我用的是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的北大编写组的《欧洲哲学史》，是比较厚的一本；但我也买了一本比较薄的《欧洲哲学史简编》，是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编著，与厚的一本对照阅读，这加深了我对张世英先生的印象。秋天入学，我先到陈葆华老师家聊聊学校和系里情况，她是我母亲的表妹，50年代初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分在哲学系工作。她跟我说了北大的一些情况，其中特别说到，有些老先生，像周一良、张世英其实跟“梁效”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早予解脱。按理说，在北大，这两位先生要和冯友兰先生比不算是“老先生”，就和张岱年先生比也还不算“老先生”，但陈葆华老师这么一说，反映了哲学系老师对张世英先生的看法，也提高了张世英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1979年秋天，我选定了朱熹作为研究生论文的对象。我记得这一年冬天，有一天吃完晚饭，我按在系里查到的地址，去张世英先生家请教。那时张世英先生住中关园平房，我去时他们全家还在吃饭。想来在北大，学生到老师家来请教问题这种情形也属常见，所以张师母和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反应，照常吃饭。我主要请问张世英先生，朱熹的哲学和西方哲学史上哪个哲学家较为接近。我们那时知道张世英先生是黑格尔专家，以为张世英先生会说朱熹与黑格尔哲学接近，没想到张世英先生说，朱熹的哲学还是跟柏拉图接近，而不是跟黑格尔接近。这就给了我一个定论，一个方向性的指示。因为那时报纸上就有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比较朱熹理学的文章，经张世英先生这么一说，我写论文就不会再往黑格尔那边去花费力气了。

2001年与张世英先生在友谊宾馆

大约是1980年春季学期，张世英先生给哲学系学生作讲座，题目我已经忘记了，但重点我记得很清楚，讲黑格尔哲学中纯概念和自然界的关系，是逻辑上在先，不是时间上在先。而这正是我们在处理朱熹哲学理气观中要面对的关键问题。与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不同，也与当时其他院校所讲的不同，197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虽然是以1972年在文革中写文本为基础，但对朱熹哲学的分析，是沿用冯友兰先生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的讲法，认为朱熹哲学中的理在气先，不是时间上在先，而是逻辑上在先。而经张世英先生这么一讲，我们也就清楚理解了所谓“逻辑在先”理论分析的由来。张世英先生的讲座，很有条理，也非常清楚，我当时感到他是我们北大哲学系讲课最有水平的老师之一。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应该说，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我没有再跟张世英先生有多少直接接触。1995年春天我曾在《东方》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九十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对当时文化界对“国学”的种种质疑，给予了较为全面的回应。结果有一天在系里开会，忘记是什么会，张世英先生见到我，对我说，“你的文章是批评某某某的。”他指的就是《东方》上的这篇文章。我大为吃惊，首先，我没想到张世英先生会关注这份新的思想文化刊物（后来知道张世英先生的学生参与这个刊物的编辑）；其次，更没有想到他认为我的此篇文章是批评某先生的。我的文章对多方面意见作了回应，其中也隐含了对某先生说法的辨析，但并非专对某先生的批评。虽然如此，张世英先生的这一解读，却也使我深感这老先生眼光的独到，和理解的智慧。而且，我觉得张世英先生对我说出他的这种理解，也不是对我文章的批评，所以我只是笑笑，未细加解释。1998年，张世英先生的《北窗呓语》出版，在北大开座谈会，我记得张岱年先生、人民出版社的薛德震社长也都来参加，我也被邀参加。我不知道我为何被邀请，我只记得我在会上的发言中说了我对张世英先生的印象：“张先生是很有智慧的人”。我相信，这句话给张世英先生留下了印象，此后张世英先生见到我，总是亲切地跟我打招呼。接下来几年里，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国文化书院每年的例行祝寿会上也见过他，可能是他八十岁的那年，还一起照了照片。

再一说，就是我转到清华国学院以后了。与在北大一样，张先生凡有活动，总会叫我参加。我觉得，张先生和我之间有一种忘年的相知和信任。2013年12月我在北大受邀参加张世英先生新书发布会，并作了发言。我已经记不得我发言的具体内容了，我只记得，我到会场跟张世英先生见面握手，他笑着对我说“你现在是国学大师了！” 2016年5月我受邀在北大中关新园参加张世英先生九十寿辰庆祝会，我进门后在大厅见到张世英先生，他握着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会场，我在会上也作了发言。2017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举办“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首届颁奖仪式，我领取了首届张世英哲学学术奖，郝平校长、张世英先生都参加了仪式。

我在仪式上发表了获奖感言如下：

尊敬的张世英先生、郝平书记、叶朗先生，

尊敬的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学术委员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在北京大学设立的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是我国第一个涵盖哲学全领域的学术奖，在此以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的哲学奖项，这与哲学学科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占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哲学系，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现代中国大学最重要的哲学系，因此现代中国学术的第一个哲学奖，也是迄今为止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奖在北京大学设立，是理所当然的，具有代表性的标识意义。

张世英先生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诸领域具有卓越的理论造诣和学术贡献，张先生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历程之后于晚年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值得大力表彰。他的学术追求和成就真正体现了北大哲学系的精神传统，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一重要的哲学奖项，对于北大哲学系珍视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对于全国哲学领域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我个人在70年代末研究生时代即曾受教于张世英先生，90年代以来我多次参加过张世英先生著作的发布会，在理论和思想上受到张先生学术的恩惠，也始终保持着对张先生的高度智慧的特别尊重。特别是，我自己的哲学写作，也是在吸取了张世英先生等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基础上所开展的。因此，有幸获得首届张世英美学哲学奖，对我个人而言，是感到非常荣幸和亲切的。

为此，我要向设立这个奖项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中国泛海公益基金会，对奖项评委会及各位评委给予我个人这一厚爱，表达我个人深切的感恩和致谢！

2017年12月在北京大学

我在感言中说，获得此奖，“对我个人而言，是感到非常荣幸和亲切的”。这是我真实的感情，多年以来，张世英先生对我总是十分亲切的，我觉得“亲切”二字最能形容张世英先生和我的关系。我相信，对张世英先生而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首届哲学奖颁发给我，他的内心也是欣慰的。

2018年2月在张世英先生家

2014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仁学本体论》，书的扉页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写的书名，我请饶先生题名时他年高97岁。2018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儒学美德论》，出版前我想到了书名的题写，当年张世英先生也是97岁，于是我就想请张世英先生为我的新书题写书名，来沾沾百岁哲学家的福气。我给张世英先生的公子张晓崧写了微信，寄了饶公题名的照片，说：“这是我上本书请饶宗颐先生题写的书名，下本定名为新原德，讲伦理学的，请张先生没事时为我题写。”他回信“好的，放心。”过了半个月，他把张先生写好的书名照片用微信发给我：“新原德  张世英题”。又过了两周，2018年2月1日我携内人去张世英先生家拜访，去取他为我的新书题写的书名。作为西南联大的老学生，张世英先生问我，“你的书名是学冯友兰的书名？”我说是，他说：“在西南联大，我最佩服的就是冯友兰。”他说，冯友兰讲课既清楚，又合理，他的《中国哲学史》是理论性最强的。我们与张世英先生愉快地谈了一个多小时，才告辞。

《儒学美德论》2019年秋出版后，我就想把书亲自送给张世英先生，由于当年十月我出访爱沙尼亚塔林、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地、十二月又出访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中间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年会、国际儒联第六届大会等，活动安排太密集，我就想等过年再去看望张先生。没想到，过年前新冠肺炎开始流行，老年人属高危群体，一时间也不敢去看望他，更没想到他老先生在夏天刚过就走了。

2016年我在张世英先生祝寿会上说过，同为湖北人的余敦康先生在他80岁祝寿会上曾不无愤懑地追问，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不少与余先生同时代的哲学学者，往往都把这归因为时代和环境，归因于政治、文化的时代环境限制。张世英先生比余先生大将近十岁，经历过的困难时代更多，却在晚年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万有相通和美在自由的哲学。这个例子最有力地证明，大家经历的时代环境是一样的，能够成为哲学家，具有哲学的智慧毕竟是最重要的。

张世英先生是1950年代以来真正代表了北大哲学精神和传统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家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追念。

202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