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
一体论与周期论:早期中国的循环思维
发表时间:2020-05-01 11:24:01    作者:李巍    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第3期
【摘要】把循环当成解释世界的认知图式,这是早期中国的说理思维之一,并能被视为中国古人缔造世界观的基本策略,内容包括:(1)循环图式提供了一种将世界整体化的策略,即设想某种一元复始的循环,可以消弭差异,视万物为一体;(2)循环图式也提供了一种将世界规律化的策略,即设想某种多元更替的循环,可以预判周期,视变化为重演。因此用循环解释世界,这种说理思维支撑了中国古代以一体论与周期论为基本主张的世界观。
 
【关键词】循环;说理;一体论;周期论;世界观;


 
早期中国作为思想源头的意义,不仅要从其间学说在后世的传承来看,也应该从当时形成的说理思维对于后世的影响来看。这里,我用“说理思维”所指的不是任何形式的心理活动,而是人们实际运用的说理策略,或者借用语言学的说法,是特定语言共同体在历史中形成的说话方式;而此种意义的“思维”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就在于不同时代的说理素材总能以相近的说理策略组织起来,从而令思想的传承成为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流行于早期中国的说理策略,如依据感应机制来讲道理(见李巍)、依据类比关联来讲道理,还有本文要谈的依据循环图式来讲道理,都是影响深远甚至能够形塑中国思想的基本思维。而这其中,诉诸循环的说理思维值得关注,就在于用某种循环图式解释世界,是中国古人构造基本世界观的方案之一。因为形式上,世界观的建立,也即对世界意义的总看法的形成,关联于对决定世界秩序的最高法则的说明。而在早期中国,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代表最高法则的“道”或“天道”往往被赋予周而复始的圆环形象;这意味着,人们谈论世界秩序的意义框架很可能是来自对某种循环图式的想象。而其所以如此,我将论证,是从循环的角度看世界,能够提供将世界整体化和规律化的策略——这不但使中国古人有可能对世界秩序作总体性的思考,更提供了构造基本世界观的理论主张,那就是一体论与周期论1,其内涵正是:
 
A.以循环图式解释世界,万物构成不可分的一体。
 
B.以循环图式解释世界,变化具有可预判的周期。
 
当然,这两种理论包含着对循环图式的不同想象,如后所述,一体论来自对一元复始这种循环图式的想象,周期论则来自对多元更替这种循环图式的想象。但总的说来,二者都是诉诸循环的说理结果,因此都有循环论的性质。而这,就意味着早期中国的世界观正是建立在循环思维的基础上,本文正欲对这个尚未得到关注的方面作出论述。2
 
一、循环图式:呈现与应用
 
循环思维既是用循环图式解释世界的说理思维,因此,首先要说明的,就是何谓“循环图式”。如前所述,它是一种言说世界的意义框架;但既然叫作“图式”,就意味着具有能被想象的样态,因而具有特定的认知意义,可被视为一种理解世界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以下所述,就是此一认知图式在中国思想中的呈现与应用。
 
1.呈现:从“天行”到“圜道”
 
直观上,以循环为核心的认知图式在道家文本中非常显著,如“道”或“天道”具有周而复始的圆环形象,其例子如下:
 
有物混成,……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庄子·齐物论》)
 
道无终始,……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庄子·秋水》)
 
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穷。(《庄子·田子方》)
 
天道三千五百岁,一治一乱,终而复始,如环之无端。(《越绝书·外传枕中》)
 
天道圜,地道方,……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吕氏春秋·圜道》)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淮南子·天文训》)
 
唯道无朕,……轮转而无穷。(《淮南子·兵略训》)
 
以上关于圆环无端的比喻,以及终始反复的界定,都是对循环图式在样态上呈现为一种闭合回路的描述。但严格说来,这还不是循环图式的原型(prototype),原型的发现与早期中国的天文经验相关,如《尚书·尧典》开篇所说的: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这段文字错讹虽多,但大意能明白,就是追踪太阳在南北回归线的循环运动,能依据某个位置的星象(如鸟星、火星、虚星、昴星)来确定节气、安排农事。据此就能设想,中国古人对循环图式的原初想象可能来自“历象日月星辰”的天文观察。
 
但要注意,“历”与“象”所代表的天文观察在类型上并不相同:“象”是描摹天体在夜空中呈现的纹路或图像,遂有“天文”或“天象”之说;“历”则不同,不是描摹天体的静态图案,而是计算天体的动态运行。因此与“历”相关的不是“天文”“天象”,而是通常说的“天行”,循环图式的发现正与此相关,比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
 
终则有始,天行也。(《周易·蛊·彖传》)
 
天行不已,终而复始。(《文子·上德》)
 
“天行”即天体运行,实质就是循环运动。3对此类运动的计算,则会得出关于运动轨迹的概括,这就是最初的“天道”或“道”,比如: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周易·复·彖传》)
 
天行道者,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巧,击之不中。(《文子·道德》)
 
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管子·心术上》)
 
如上,“道”作为“天行”运动所经行的“道”,就是“行其所行”的轨迹,因此就能视为从观察“天行”得来的经验概括。此时,初始的循环图式就被发现了,因为“天行”既然是“反复其道”的圆周运动,其轨迹之“道”就只能表现为闭合回路的样态。
 
然而,从天体运动中发现的循环图式还不具有和经验素材相分离的抽象性,换言之,这一图式的认知意义尚不清晰。而真正清晰化的认知图式,如下所述,与“道”或“天道”从轨迹概念提升为法则概念的过程相关。还是回到“天行”来看,它既以循环为“道”(轨迹),就能视为有规律的甚至精确不易的运动,比如:
 
天行一不差,故无过矣。(《文子·上德》)
 
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吕氏春秋·贵信》)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把“天行”说成没有误差、恪守约定或自有常规的运动,已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这是遵循某种法则的运动;而作为运动轨迹的“道”或“天道”,最适合被视为约束“天行”的法则,因此就有从轨迹概念到法则概念的提升——但不仅是被提升为规定天体运动的事物法则,更被提升为贯通天人的最高法则。正如早期文本所见,相对“天行”被视为自有常规而与人事无干的运动(见《荀子·天论》),“天道”则被说成“人道”的目标(见《礼记·中庸》)或批判“人道”的依据(见《老子》第七十七章),可见“天道”从描述性的“天行”轨迹发展为规定性的“天行”法则时,其法则义又进一步超出了天或事物领域,成为贯通天人的最高法则,也才被更抽象地表述为“道”。(见王博,第52页)而此法则义的确立,结合《尧典》对“敬授人时”的论述看,大概就在于吃饭问题能靠观天解决时,人们会期待从上天获得更多指导(尤其在行动与秩序的方面)。关键是,正因为“道”首先是循环轨迹,则被确立为最高法则时,循环轨迹的形象也会跟着凸显出来,因而能被清晰化为一种认知图式。
 
而此认知图式,如下所见,正是被用于解释最高法则的规定性。如前引道家文献中,“道”或“天道”被赋予周而复始的圆环形象,其实就是这种用法;以下例子则更直接,作为法则的“道”被说成“圜道”,“圜”所指涉的循环图式就是“道”对万事万物的规定所在,即:
 
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圜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圜道也。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圜道也。(《吕氏春秋·圜道》)
 
不难看出,“道”被说成“圜道”的意义,就是万事万物遵循“道”的规定,就是在某种循环历程中成其所是,所以用循环图式来说明的,就是“道”的规定是什么。
 
2.应用:直观性与便捷性
 
循环成为解释“道”之规定性的认知图式,已然摆脱了经验素材的限制,也就是说,这一图式不再是对某种现象(比如天体运动)的经验概括,而是能被当成抽象典范(paradigm)应用到不同领域中,最终成为一种认知世界的视角。不过,仅此还不足以说明诉诸循环的说理思维在早期中国的流行,因为图式的发现是一回事,其应用是另一回事,所以紧接着要谈论的,就是用循环图式解释世界有何优势,才能令此说理思维广受青睐。
 
为此,先要考虑基于循环图式的说理有何倾向。质言之有二:
 
(1)反区分:循环图式的首要特征是闭合回路没有终始,那么从这个角度讲道理,就会否定终始之分的绝对性。但因为区分终始是一切划界的前提,所以消弭终始就等于取消一切区分。后文将指出,早期中国的万物一体论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证成的。
 
(2)重预判:循环图式的另一特征是闭合回路中只有重复,那么从这个角度讲道理,就意味着一切变化皆可预判,因为即将发生的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便没什么在意料之外。后文也将指出,这是早期中国的变化周期论得以成立的方式。
 
基于此,理解循环思维在早期中国的流行,就要看这种“反区分”和“重预判”的说理思维对于达成某种说理目的有何优势。如下所述,其优势主要有二:一是直观性,一是便捷性。它们尤其有助于为决定世界秩序的最高法则提供论证,那就是,某项法则R能被视为最高(无论称为“天道”还是“道”),至少意味着其效力具有无封界的普遍性和无例外的必然性。如何证成这一点呢?或可用“普遍”和“必然”这两个抽象概念来界定R,但基于循环图式的说明却更直观,因为这种说理既然是“反区分”的,就意味着只要用循环图式来比拟R(如用圆环无端来比拟“道”并宣称“道无终始”),闭合回路的“终始无分”就象征了无封界的普遍性;此外,因为这种说理也有“重预判”的倾向,那么同样用循环图式来比拟R(如“天道……,一治一乱,终而复始”),闭合回路的“终而复始”也能象征无例外的必然性。而这两种直观象征,又尤其意味着依据循环图式说明最高法则,具有绕开抽象语言的便捷性。因为只要引入“普遍”和“必然”来界定R,就必须先界定这两个概念是什么;但用循环图式来作象征,既能谈论最高法则的普遍与必然,又不必陷入烦琐的概念辨析,因而避免了抽象语言。这当然是非常便捷的,所以是利于推广的,比如后世理学和术数学中还有广泛运用(见后述)。当然,无论直观性还是便捷性,都不等于逻辑上的有效性。但即便在逻辑成为科学的今天,直观和便捷仍是人们实际采纳何种说理策略的主要考虑,所以按逻辑的标准作评价,恐有苛责古人之嫌。况且当下重要的还不是评价问题,而是用法问题,即循环思维如何服务于对最高法则的说明。
 
这时就要再次强调,人们关心最高法则,通常就是对世界秩序作总体解释的诉求使然。所以在早期中国,用循环图式表达最高法则首先是一种解释世界的说理策略,并正如最初提及的,是将世界整体化和规律化的策略。但在讨论此类策略前,先要指出当循环图式从天文观察中被发现,并随着“道”作为最高法则的确立而成为言说世界秩序的认知图式时,至少被想象为两种形式,即:
 
(1)一元复始:单一项目在相反状态间终始往复。
 
(2)多元更替:两个项目终始交替,更多项目终始传递。
 
我将指出,从前一图式来看世界,是一种将世界整体化的策略,并最终走向一体论;从后一图式来看世界,则是一种将世界规律化的策略,并最终走向周期论。
 
二、从一元复始到一体论
 
现在,先来论述从一元复始的循环图式到一体论的构造。要点有三,首先是这一认知图式本身的意义,进而是借此构造一体论的说理策略,最后则是这一说理策略的效用。
 
1.循环图式
 
一元复始的循环图式,如文本所见,其典型是“气”在聚合与离散两种状态间终始往复: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
 
庖人羹蟹,遗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遗足尚动。是生死者,一气聚散尔。不生不死,而人横计曰生死。(《关尹子·四符》)
 
不难看出,“一气聚散”正具有一元复始的特征。倘使生灭现象是这种循环使然,就能在“通天下一气”的材质意义上断定“万物一也”。不过,早期文本中除了以“气”为核心的一体论,还有以“道”为核心的一体论,前者是材质义的,后者则是法则义的: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庄子·齐物论》)
 
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又)始。(《庄子·秋水》)
 
从“道”的法则高度看,万物的特征之分乃至最根本的终始之分(“成与毁”)并非绝对,这也能得出万物为一的结论,即万物按“道”的规定“通为一”。但要点在于,这还是在循环或“复”的历程中“通为一”;并且,如果“复”式循环指的是膨胀/收缩(“消息”)或充实/空虚(“盈虚”)的状态往复,就意味着“道通为一”很可能是对“一气聚散”的法则的表述。
 
因此就能说,一元复始的循环图式展示的正是“道”作为最高法则的规定性,那就是:倘使万物在“一气聚散”中成为一体,“道通为一”又是“一气聚散”的法则,则万物遵循“道”的规定——实质就是在一元复始的循环图式中成为一体;也正因此,“道”作为最高法则的意义就能从这个角度被明确为万物一体的形成法则;而正因为“道”作为最高法则代表的是人们对世界秩序的总看法,所以此时呈现的仍然是用循环图式来解释世界的说理思维,只不过,重点是用一元复始的循环将万物整体化。
 
2.整体化策略
 
在说明此一整体化策略之前,先要指出它并非唯一,因为万物除了能被看成不可分的一体,也能被看成可分割的总和,这取决于如何理解整体化。
 
不过,从《庄子·齐物论》的这段著名论述看,总和式的整体化似乎行不通: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
 
虽然“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断言了一个整体,即万物与我为一,却不是“至大无外”的“大一”(《庄子·天下》),因为在这个整体之外,还有一个将之断言为整体的语句,也就是说:一个整体并不包含断言该整体的语句。所以只要有所言说,就会把世界分割为两部分,一是被断言的万物与我为一,另一是断言它的“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由此就会导致无穷倒退,因为要确保万物与我为一是“至大无外”的整体,就必须把断言该整体的“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加入其中,此即“一与言为二”。很明显,作为新整体的“二”正是总和,但仍然不是“至大无外”——因为在“二”之外,还有另一个将之断言为整体或大一的语句,所以还要有“二与一为三”的叠加。以至于,只要断言一个整体S,就会生成一个更大的整体S',它是S和断言它的语句“S”相加之和。这意味着,代表最大整体的大一若是叠加形成的“总和”,就永远把握不到,是谓“巧历不能得”。那么,真正的大一就只能是不可分(因而超出言说界线)的“一体”;且正如《齐物论》说的“道未始有封”,“一”的不可分又能归于“道通为一”的“道”不可分。
 
关键是如何说明这种“不可分”?或者说,如何理解“一体”?从循环思维具有“反区分”的倾向看,“道通为一”或“万物一也”所代表的一体,作为不可分的整体,最适合被表现为终始无分的循环;因为消弭终始,正如前述,就等于取消了一切区分;而在一元复始的循环图式中,终始无分的特征最显著。所以按此认知图式讲道理,“循环”就是“一体”的最佳说明,甚至可以说,“循环”就是“一体”的代名词,比如:
 
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荀子·礼论》)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荀子·王制》)
 
字面上,“终始如一”就是一体,指涉的却是终始重合的循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一”绝非纯粹抽象的数字概念,而是具有圆环形象的“一”;此外,道家经常说的“抱一”(见《老子》第十章、二十二章,《庄子·庚桑楚》),似乎也暗示了“一”的圆环形象。因此就意味着,“一”最适合被当成同样具有圆环形象的“道”的对等物,比如:
 
黄帝曰:“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长乎?”力黑曰:“一者,道其本也,胡为而无长?……一之解,察于天地;一之理,施于四海。”(《黄帝四经·成法》)
 
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淮南子·原道训》)
 
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不仅是数目上的“一而已”,更代表了“道之本”。如何“代表”呢?就是用取义于循环的“一”来指涉“道”,因此“道”的特征就能描述为循环义的“一”,即事物往复于相反状态(“全/散”“清/浊”“冲/盈”)的“终始如一”且“若环之无端”。所以无论从“道”还是从“一”来看,“道通为一”作为万物一体的形成规则只能解释为万物按循环或“复”的轨迹“通为一”,这就是循环思维作为整体化策略的运用。
 
当然就文本来看,该策略的运用除了针对“道”与“一”的直接论述,也包括一些辅助性的描写,如《庄子》所见: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
 
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则阳》)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寓言》)
 
这些,就是将事物在循环图式(“卒始若环”)中“通为一”描述成无封界的形态转化。但描述这种循环-转化的词汇,除了“化”和“禅”,还有“反”和“复”,比如:
 
反(返)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第十六章)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第五十八章)
 
反覆终始,不知端倪。(《庄子·大宗师》)
 
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
 
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鹖冠子·环流》)
 
由上可知,万物在循环轨迹中发生转化,基本方式是“物极则反”,即相反状态的往复。这当然属于一元复始的循环,所以又能比拟为不可分割的“环流”。可见,“化”“禅”“反”“复”这类道家印迹非常显著的术语,本质上是循环思维的说理语言;其功能则是作为描述词,说明万物如何在一元复始的循环历程中被整体化。
 
3.“一体”象征“普遍”
 
以上,是从整体化的角度说明循环思维是一种怎样的说理策略。现在,要进一步考虑的是此项策略为何受到青睐。对此,如前所述,要从循环思维作为一种象征式说理在效用上的直观性与便捷性来看。基本情况是,万物能被整体化,这取决于成为整体的形成法则,而若法则正是“道通为一”的“道”,就要有范围万物的普遍性,比如:
 
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庄子·天地》)
 
万物变化,合于一道。(《文子·自然》)
 
对此,当然可以引入一个抽象的“普遍”概念来作论证,但相对于概念辨析的复杂性,以一元复始的循环图式来比拟“道”,则可提供更直观、更便捷的说明。因为除了定义何谓“普遍”,也可以用“万物”作为整体接受“道”的规定来象征后者的普遍性。恰好,循环思维提供了这种可能,即倘使“万物”是以循环形成一体,“道”又是规定循环的法则,“万物”必定是作为整体——并且是不可分的一体——接受“道”的规定。当然,这种说理并非严谨,但就其直观性和便捷性来看,操作上却更易推广。因此在后世,尤其是宋代理学中,仍能看到类似做法。4
 
 
三、从多元更替到周期论
 
回到早期中国,以循环为解释世界的认知图式,除了一元复始,还有多元更替,之前说明了从前者到一体论的构造,现在要说明从后者到周期论的构造。要点同样有三:首先是这一认知图式的意义,进而是借此构造周期论的说理策略,最后是这一说理策略的效用。
 
1.循环图式
 
根据文本,多元更替的循环图式同样能用于说明“气”的运动,但重点不是“一气聚散”的状态往复,而是“分阴分阳”(《周易·说卦》)的特征更替,比如: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同上)
 
阴进阳退,……阳上而复下,……故能终而复始。(《文子·上德》)
 
故积阴不生,积阳不化,阴阳交接,乃能成和。(《文子·上仁》)
 
如上,“进退”“交接”就是“一阴一阳”的更替循环。但此认知图式除被用于解释事物,也被显著地用于解释人事,比如: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
 
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六韬·盈虚》)
 
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三王术如循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说苑·修文》)
 
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以上所见人事领域的循环,无论治乱循环还是更晚出现的文质循环(夏商循环),都与事物领域的阴阳循环一样,是“一A一B”的形式,即交替出现的二元循环。
 
不过,二元交替只是多元循环的一种样式,此外还有两个以上的项目按次序传递。典型如“五行”循环,那或是五种精神形态的“回环不已”(《关尹子·四符》),但更常见的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元素的序列传递,如所谓“五行毋(无)常胜”(《墨子·经下》,《孙子兵法·虚实》),不仅是说五种元素没有绝对主导,更是说会更替成为主导,即“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黄帝内经·素问》)。但与二元交替相比,早期中国对传递循环的思考并不充分,一方面表现为“五行”传递具有多种次序(见李约瑟,第316页),并非都是循环5;另一方面是“五行”循环本身也很晚才被用于说明人事,比如:
 
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孔子家语·五帝》)
 
这是到秦汉才真正成型的五德终始说,由此还衍生出另一种序列传递即三统说。(见顾颉刚,第456、490页)但早期中国以多元更替的循环图式解释世界,二元交替才是主流,典型如:
 
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字,而一不可待。(《庄子·天运》)
 
以上虽然涉及序列传递,但事物与人事的变化主要被解释为“一A一B”的二元交替。此外,序列传递是指“四时”而非“五德”,且“四时迭起”也能被视为交替循环(详见后述)。
 
2.规律化策略
 
那么在早期中国,多元更替的循环为何主要被想象为交替图式(阴阳或治乱循环)而非传递图式(五行或五德循环),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就是“一A一B”具有最显著的周期性,这使得用循环图式解释世界时,既能将之整体化,也能将之规律化。当然,传递循环也有周期,但似乎不够显著,以至于其周期在有些情况下是转化为交替循环才得以呈现的,比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见的“五行”配“四时”,后者固然具有显著的周期性,但与其说是传递循环,不如说是交替循环,比如: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庄子·天道》)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系辞下》)
 
以上,正是把春夏归为一组、秋冬归为一组,按“寒暑相推”的二元交替解释“四时之序”。可见“一A一B”的循环最能表现周期,因此它就是将世界规律化的核心策略。
 
但说明此项策略前,先要指出规律问题的实质。显然,无论怎么理解规律,说世界是有规律的,至少意味着其中的变化并非随机;也就是说,只要具备条件,变化在一定时间内是可重复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规律问题即周期问题。那么,要将世界看作有规律的,首先就要提供一种谈论周期的方式。恰好,循环图式可以满足此一目的,即所谓变化周期可被解释为“一A一B”的循环周期。而这,首先能从经验观察中得到印证,比如:
 
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管子·乘马》)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说苑·辨物》)
 
如上,日夜更替、四时变换,这些自然界中最明见的变化就是循环。当此循环被解释成阴阳交替时,很明显,因为自然周期确定不易,就能认为“一阴一阳”具有不可损益的规律性。而若这正是“道”的规定使然,就意味着“道”除了是万物一体的形成法则,还是“物动莫不由道”的变化法则,这是其作为最高法则的另一面向。但要点是,“道”作为变化法则的规定性同样是以循环图式为其内涵,比如:
 
凡物有朕,唯道无朕。所以无朕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轮转而无穷,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莫能得其纪。制刑而无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淮南子·兵略训》)
 
表面上,“道”之于“物”的规定是以无形制有形,但作为规定性根源的“无刑(形)”,其实质就是“终而复始”“轮转而无穷”的循环;其图式则正是“日月”“春秋”“昼夜”所代表的二元交替,后来则被更抽象地表述为“一阴一阳”的二元交替。
 
所以很明显,将变化置入交替循环的认知图式中作解释,提供了一种言说周期因而能够将世界规律化的策略。但此策略,如下所见,不仅被用于说明自然领域,更被扩展到人事领域,即在循环图式的解释框架内,人事变化也有周期,因此也有规律,比如:
 
夫阴阳错缪,即为恶岁;人生失治,即为乱世。夫一乱一治,天道自然。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言乱三千岁,必有圣王也。(《越绝书·外传枕中》)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孟子·公孙丑下》)
 
但明显的是,以上关于人事周期的说法并非出于观察,而是出于想象,并且孟子已经表达了对周期之“数”的困惑。但“必有……”一语足以表明,古人并不是对“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本身有怀疑,而毋宁说是在抱定规律信念的前提下,对把握周期之“数”的方式有疑惑。
 
但不管怎么说,相信人事变化也存在规律,正在于把变化纳入循环图式中作解释,提供了一种言说周期的方式。因此从多元更替尤其是二元交替的图式出发,将世界规律化的策略必将给出面向自然和人事的周期论;而当一切变化被视为在循环历程中发生的周期重演时,就意味着用循环思维讲道理,必定有“重预判”的倾向。
 
3.“周期”象征“必然”
 
由上可知,从多元更替到周期论正是循环思维的另一运用。但其所以受到青睐,仍然要归因于这种思维作为一种象征式说理在效果上的直观性与便捷性。因为基本情况是,变化是不是周期性重演,这取决于变化的法则;而若法则就是“道”,必须说明其效力的必然性,如《庄子·知北游》所见的:“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这四个“不得不”指的就是“道”在效力上的必然性。对此,当然可以引入抽象的“必然”概念来作说明,但相对于概念辨析的复杂性,用多元更替的循环图式作象征,即设想天地万物的变化都处在无例外的周期重演中,显然更直观也更便捷,因为无需诉诸抽象语言就能迅速建立起一种规律信念。而这,将使构造世界观的任务变成在某种规律信念下预判未来的技术探索。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术数之学在中国古代盛行不衰的原因。6
 
综上可知,循环思维在早期中国的运用,就是:
 
A.作为一种整体化策略,用一元复始的循环图式说明万物一体。
 
B.作为一种规律化策略,用多元更替的循环图式揭示变化周期。
 
因此就能认为,中国古代以一体论与周期论为基本主张的世界观,是出于以循环为认知图式的说理策略,故所谓一体论和周期论,确切说都是基于循环图式的循环论。当然,这并非说只有中国思想看重循环,但只有先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其他文化作对比才能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古籍:《传习录》《春秋繁露》《淮南子》《黄帝内经》《孔子家语》《吕氏春秋》《孟子》《尚书》《史记》《荀子》《周易》《庄子》等。 
[2]顾颉刚,2011年:《古史辨自序》(下册),商务印书馆。 
[3]金观涛、刘青峰,2011年:《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 
[4]李巍,2017年:《早期中国的感应思维——四种模式及其理性诉求》,载《哲学研究》第11期。 
[5]李约瑟,1999年:《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6]阮元校刻,2009年:《十三经注疏》第1册,中华书局。 
[7]王爱和,2018年:《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金蕾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8]王博,1993年:《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文津出版社。
 
【注释】
1、兹举数例,如“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二程集·遗书卷第二上》)、“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中》),这是一体论类型的表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终始五德之运”(《史记·封禅书》)、“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白虎通·五行》),这是周期论类型的表述。 
2、虽然人们认识到中国心灵对于循环的青睐,但关于这个议题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范畴上,将循环看作一种事态,而非解释世界的意义框架。典型如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系统假说”,从主张者将其论题译为“The Circle of Growth and Decline”看,针对的就是作为事态的循环,即所谓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周期性演变。(见金观涛、刘青峰,第13-14页、第219-221页)但一类事态被说成循环的,意味着说话人已经理解了循环的概念;换言之,已经是从循环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循环”与其说是世界本身的一种事态,不如说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角度,故本文称之为“循环图式”,指涉一种言说世界的意义框架。另一个问题是在论域上,人们更多关注的不是中国思想对循环本身的思考,而只是某一类型的循环,比如在宇宙论名义下探讨的五行循环,还有论者将此类循环视为早期中国以循环解释世界尤其是替换“四方-中心宇宙观”的典范。(见王爱和,第115-125页)但本文所述将表明,早期中国关于循环图式的想象远非五行循环所能涵盖,它只是一种循环图式的尚不成熟的形式。 
3、《周易正义》孔疏:“‘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见阮元校刻,第24-25页) 
4、比如张载,也是把万物的生灭归于“气之聚散”的一元复始;而此循环被说成“不能不聚”“不能不散”,正是就“理”的规定性来说。(见《正蒙·太和》)所以和早期中国的情形一样,除了材质义的万物为一,更有法则义的万物为一,而后者除了能就“理”来说,也能就“性”来说,如所谓“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但无论怎么说,正因为万物是以循环的方式成为一体并作为一体接受“性”或“理”的规定,自然象征着后者是普遍的。 
5、如《淮南子·地形训》所见的三种次序:(1)木→土→水→火→金→木,(2)土→木→火→云→水→土,(3)水→土→火→金→木→土。只有(1)能被视为真正的序列传递,即“五行”是以自然相克的作用终始传递。
6、因为术数的核心就是计算周期之“数”。但无论怎样的算法设计,前提就是用循环图式来象征最高法则的必然性。
 
Copyright © 2015-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国哲学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