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20-10-23 21:30:04 作者：姚莺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 来源：《哲学与文化》第556期（第四十七卷第九期）2020年。
摘要：马相伯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宗教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大学》有非常详尽的论述。借助《大学》文本，他展现了科学观、哲学观、政治观和宗教观。在“格物”、“致知”的阐发中，马相伯融入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分析精神；他将民治、民生的诉求植入《大学》“有土此有财”“生财有大道”的诠释中，展现出强烈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取向。为了救亡图存，拯救世乱，他特别发挥《大学》“絜矩之道”，强调忠恕而行，破私立公，匡正人心。马相伯止于天主的至善观，透显出以天主为中心的思想特征和深厚的宗教信仰。他的《大学》新诠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本诠释，但有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既充满爱国精神，又有天下情怀。
关键词：马相伯；《大学》；格物；致知；絜矩之道；至善；
《大学》原为《礼记》一篇，宋代时独立出来成为“四书”之一。因其思想纲领性强、气象规模宏阔，被推为“四书”之首，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近代以来，儒学在社会主流体系中逐渐遭遇解构，经学也面临瓦解，但儒家经典的一些话语仍通过多种方式发挥着影响力，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如《大学》“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等，在新的话语中获得新的诠释和意义，甚至被多所著名高校奉为校训。
马相伯（1840—1939）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抗战爱国老人”，同时又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曾与好友英敛之谋划兴建中国第一所天主教会大学：北京公教大学（1927年改为辅仁大学），西学和神学素养深厚。马相伯的百年人生传奇不断，虽然他与同时代许多人一样对儒学有批判，但对儒学的普遍价值多肯定、发扬，对“四书”中的《大学》多有引述、讨论。马相伯出生于天主教世家，接受过系统的耶稣会教育，他对《大学》的诠释难免受到自身以神学系统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更是一个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人士。在屈辱感始终萦绕着中国人的时代里，马相伯的《大学》诠释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在爱国救民的思考中展开的；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经学诠释，但透过马相伯关于《大学》的相关讨论，确可以看出儒学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精神。
一、“格物致知”与科学、哲学分析之精神
历来《大学》诠释中，“格物致知”讨论最多、争议也最大。马相伯也认同“‘致知在格物’这一句话，在哲学问题上，非常要紧”，1但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没有人真切懂得格物的真意，多是囫囵吞枣、不着边际的空话。他认为：“所谓格物，第一步工夫就是把各种事物下一个Definition。这个字，徐光启这个先生译作‘界说’，真是恰当之至。所谓界说，就是‘分析’，就是把事物分成各种类别，使它有一定的界限。”2“界说”也就是常言的下“定义”，在马相伯看来“不根于界说，是无标准也。不根于部分，是无阶级也”。3严确的界定不仅能使事物自身特性得以彰显，还能清晰地区分不同种类间的事物，正是基于对事物类别和特性的强调，他认为格物之格“可诠为分格：分格事类物类品类，而穷至其理”，4而《礼记·学记》所说“知类通达”、《荀子·儒效》“知通统类”皆可取格物之义。马相伯甚至还将格物与科学贯通起来，“明德之明，一格物，殆今所谓科学欤”？5朱熹的“即物穷理”说重在一件一件地于事事物物上去格，穷尽天下之理，马相伯以为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致知浅说》本为马相伯在震旦学院授课时所用的哲学教材，1924年出版付刊时，他在序中说“欲一探希腊、辣丁人震古铄今之爱知学”，6“爱知学”即英文philosophia中译名，日本人译以“哲学”二字。马相伯认为，译为“哲学”不是很恰当，不如用《大学》“致知”二字，不仅兼含为学工夫，而且与西文更贴切，他说“中国的古书上有许多名词，实与西洋哲学上的名词相吻合”、“我们自己本有适当术语，何必拾人唾余？”7马相伯一再强调“所谓‘致知’就是哲学，即西人所谓Philosophy，所以Philosophy应译为‘致知’，‘哲学’二字实不妥当。”8将“致知”与西语Philosophy对等，这在“致知”诠释史上也是首次。关于致知，马相伯也认同朱子推极其知说，9但不同的是，他认为致知的“知”关键在“知类”，他说“知何在？在品类万汇，依类以研索其所以然也”。10
科学与哲学、格物与致知，在马相伯是贯通的，都有分别分类、追寻其所以然的特点。但科学与哲学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他说“哲学之可重，重在事事物物，根寻其所以然而已。科学之有用，用在各本固然，踪迹其所以然，既得之后，辗转引伸，无不奏有固然之效而已”，11“能明一类之较大原因者，曰Scientia知类学”、“兼明万物最上之原因者，曰Philosophia 致知学”。12这也可以看作格物与致知的不同，即格物是明了某门类的知识规律且具有实践的普遍有效性，而哲学在科学的基础上，试图从总体上明了存在整体背后的根本原因，“哲学的任务在追求Being的整体”。13借用《礼记》所言，“知类”多为“格物”事，而格物达至致知，还需要“通达”。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马相伯这种科学哲学观，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很大，14他说“亚理斯多德之所以为西方哲学的开山老祖，其功也就在于‘分类’，在于创定‘界说’，给后人指出致知格物的门径”，15他认为东方学包括中国大都注重道德一边，16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哲学，“希腊哲学则不然。柏拉图已发其凡，到了亚理士多德，便给我们形成一个研究哲学的方法，即逻辑学，因此也就第一次给我们形成一个哲学体系”。17逻辑、范畴、分类、分析，这些为严格意义上西方哲学的特点，这方面确实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弱点。马相伯说“致知章既亡，则礼失而求诸野，正可取西痒之说以补之”，18传统儒家注重道德生命，人伦和谐，人文教化浓厚，马相伯以重分别的西方哲学精神贯注格物致知并由此导向认识论一面，在某种程度上言其实也是对传统儒家学说的一种补充。
二、“絜矩之道”与破私立公
“絜矩之道”见于《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19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指出，“絜矩”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20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其实也含摄此义。陈来先生谈恕道时说：“要解决每个‘己’怎样对待其他的‘人’的问题，不要只想到自己要对人做什么，而要想到这样对人是不是正确的。这个立场始终是考虑别人、他人的立场，所以叫做恕。”21可以说，孔子所言“恕”道与《大学》所言“絜矩之道”都是强调道德实践要优先考虑他人，以他人为先。需提及的是，《大学》言“絜矩之道”基于“孝弟慈”的道德品质，而犹以孝为先。马相伯也很重视孝道，他在给徐景贤《〈孝经〉之研究》一书作序时，专门从絜矩之道的角度论及孝爱与治国平天下贯通的道理。他说：“孝者报恩还爱。圣多玛言孝爱：一对于造物主万有真原，二对于生身父母，三对于父母之邦。此《大学》老老幼幼絜矩之道也。不曰规者，规有大小，而矩则无。故自家国至天下，以孝为矩可絜之。”22受宗教信仰的影响，马相伯也将天主纳入孝爱之内，而儒家每每立论无不从孝入手。《论语》以“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以“孩提爱亲”的良知良能为王政达之天下之基，王阳明悟道时更以去孝为断灭种性之事。孝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孝的基础之上人性的充实光辉和参赞化育之功才得以开展，而马相伯以孝为“絜矩”之首的观点可以说体察到了儒家思想的内核。
1933年，马相伯在为纪念《大晚报》周年所作《本人道主义而努力》文中指出，祸害国人数千百年的罪恶有三，一贪财，二贪势，三政府欺压无辜百姓，并认为惟絜矩之道可祛除遗毒、挽救世弊。他说“此先知先觉，尝有《大学》絜矩之道，教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大圣大哲，将欲挽救世乱，必自匡正人心始”，23絜矩之道何以匡正人心、挽救时弊？马相伯说“一切祸乱之根源，皆在于私之一字，一切之所以颓废不举，亦由于私”，24人人若能自觉地以絜矩之道律己责己，敬己敬人，严守道德律令，慎独修省，诚意正心，那“人人能体天下为公之意，人人能以国家与人民为念，止乱兴国，是即其基”25“事事以己度人，全无彼我之分”。26换言之，敬持“絜矩”自然能够“破私立公”。《大学》论“絜矩之道”时还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戮矣”，27马相伯言“破私立公”之意正与《大学》相互呼应。他接着说：
大家想想，絜矩之道，上下四旁，彼此忠恕；治国能如此，自然很太平！试看以前专制官吏，鱼肉人民，毫无顾忌：结果一个朝代换了。……所以我现在将唤起同胞，注重絜矩古风。故要人民急公好义，必须人民自己来治；因为谁都爱自己的，希望大家各本良心，并以此心往前后度量一下。28
朱熹说“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29以他人为先的“絜矩”之道不仅能促成人与他人关系的和谐，以此为基还能促成人与家、国、天下的和谐，但“絜矩之道”绝非可简单地概括为他者为先，更是一种尊重己身、敬待他人以及严守人性而达至的无私无我、廓然大公、至善至仁之境。
日本江户后期的朱子学者古贺精里（1750-1817）在《大学诸说辩误》中引清吕留良语指出“絜矩之道，从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恶为好恶，公之极也”，30此与马相伯“絜矩之道”可以导出公心公德的看法是一致的。马相伯同时且交好的梁启超、孙中山也非常关注公德的概念，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31陈来先生认为梁启超的公德说以爱国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把个人对群体的自觉义务看成公德的核心，这是和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受压迫而欲自强的时代要求——救亡图存密切相关的。32马相伯倡导《大学》絜矩之道可以说也是此义，希望人人能敬己敬人，相爱相助，共挽世乱。
三、“土、财、用”与民治、民生、民主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扶持建立以溥仪为“元首”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难当头之际，九十多岁高龄的马相伯大声痛呼：“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 33他在《国难人民自救建议》中慷慨陈词、反复强调民治是国难人民自救的根本，“民治云何？曰整个人民自体自身，自出财力，自出心才，以自治”，34而民治需要大众“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先识我有‘天赋人权’，与一切君主同”、“先学孔孟救正人心”。35在马相伯看来，民治与民生又是密切关联的，他说“民治者，民生主义也，其义在《大学》之生财与《鲁论》之富之教之”。36“生财”之说见于《大学》“平天下在治其国”章：“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朱熹注曰“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37“有土有财”还见于《大学》此章：“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这里本是强调“德”的重要性，而马相伯借此发挥并强调土地与民生的重要性，他说“泥土比黄金更有用，因为黄金只为少数人所有，而且饥不可饱肚，寒不可以取暖。土则万物生焉，人类的生活完全取给于此，古人所谓‘有土此有财’就是这种意思”。38
《大学》“德、人、土、财、用”、“德本财末”之义，传统上多强调德行的主体为君，强调君德可以吸引、感召人民、土地和财用，国家、土地和财用均为君属。马相伯的阐释与此不同，他在《民国民照心镜》一文中说“民为主也者，兼主其国土财用，即《大学》‘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之谓也”、39“国土财用，为人民所固有”。40国民于国土财用，有物主权、管理权，而“管理权非他，即政治权也。新学亦言国家之要有三：土地、人民、政事。政事非他，董率人民利用土地而已。否则，尸位素餐，盗食而已”，41与“民为主”相对而言便是君为主。在他看来，人民作为执政者，是国土财用的主人，而民主政治“乃先天之义理”，42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与大势所在，因此他抨击君主专制，以大君主为天下大盗，而那些欲复辟之人不过是自取灭亡。其弟子徐景贤曾指出马相伯撰《民国民照心镜》所用“民国民”三字为自撰之词，以表示非帝国之臣民，43马相伯主张民治，抨击专制，意在倡导民主，正如他说“民治为民主政治之结晶”。44基于此，他借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之言赞美民治主义说“民治主义……其主义之纯洁与精神之魄力，实大无穷！”45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取向是作为政治活动家马相伯一生的起点，46但其形成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马相伯晚年回忆说“我因宗教的启瀹，又知道天子也和我们一样，同为造物主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并没有什么神奇”，47他论述民治时也说先识人人一切与君主同，可以说正是凭借“上帝之前，同是平等”的朴素信念，他开始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产生疑惑。48时外交官凌其翰称马相伯主张民治，即以宗教为出发。49
马相伯还联系当时时势，指出“中国所以弄到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和土地不能发生直接的关系，热河被攻了，住在上海的人民，仍旧醉生梦死的没有一点同情心！这就是因为我们住在上海，热河离上海这么远，就算热河给日本拿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50因此，“必须使人民知道政治是自己的事，土地是自己的土地，然后可以养成爱护国土的观念”。51国土不仅是国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是家园和故乡的存在。可以说，只有人民对国土财用有主宰权、管理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守土有责的观念才可能真正地树立起来。马相伯对“土”、“国土”的强调，明显是针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国土沦丧而发，矛头直指无能的国民政府，他说“国家先有土地，有土地然后人民才有饭吃，所以土地是第一，第二才是人民。所谓政治，就是引导人民，利用土地。人民自己决不愿失掉土地，政治更不能丧失掉一寸土地；政治不能引导人民以利用土地，反把土地丧失了，那还能算政治吗？”52马相伯的这些相关诠释，实际上已脱离《大学》文本，但从中能体念到老人家的爱国赤诚！
四、“止于至善”的宗教学诠释
马相伯关于《大学》“至善”的诠释，主要集中在1916年所作《〈圣经〉与人群之关系》一文里。马相伯认为至善具有独一无上性，他说“至善也者，不独无出其上，而亦无与伦比焉”，53又说“若谓万事万物，各有一至善，善而万，则非独至而无上”，54显然，这是批评朱熹“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的观点。55在他看来，宋儒所说的能够内在于万物之中的太极、天理皆不足以称为至善，众人所见万善只是造物主流露出的部分之善，并非真正的至善，只有造物主，即天主，才可称得上至善，他说“独一而无上，至善而无穷者，唯造物主足以当之”、56“造物主为我人之终向，为万物之根源”。57除了至善的独至无上性，马相伯还格外地强调至善的具体性，他说“至善若为所止之地，必具体，非抽象”、58“《大学》之‘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性道也。三在，三件事。止于者人之究竟也，归向也，至之而不可迁也；止于立隅。立隅是有具体之实物，其有在己，不在他”。59这里“立隅”当为“丘隅”，“丘”误为“立”，“丘隅”见《大学》原文“《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他所言“具体之实物”即指天主。其弟子徐景贤在《马相伯先生百岁生活》中说“师讲‘止’字后面必系‘实’字,如微菌乌所止,必有实物栖止! ”60即是强调马相伯言“至善”的具体实在性。作为万善之源的天主同时具备至善的独至性和具体性，《大学》所言“止于至善”即止于天主、归向天主，天主为独立超然至善实体，自立、圆满、自足，不依赖于他者。
马相伯认为“《大学》工夫，首曰‘知止’，而终之以‘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1《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句历来多被看做心性修养的重要途径，如清人唐文治在《大学大义》中将此视做“止至善之本，明明德之功”。62不过，与《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单向度地强调“此在”的德性修养不同，马相伯的知止更偏于双向度的解说，更注重生死之间的互动和融通。在马相伯，知止是止于天主，人若能真正归向天主，生时听受天主训诫，与人相处以诚，相见以心，积善行善，如此死后才可永居天主怀中，与圣父同在，他说“听受福音而知所止者……生前相助，立德立功，光荣圣父，死后带着领赏的文凭，承受救世主所遗家产，永居圣父怀中，同享圣父光荣于无穷世，这便是这端知止的作用，知止的效果”。63“此在”的积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死后能否与天主常在的问题，而人只有生死皆以天主为归，才能泰然而自足。他说“生寄也，死归也”“在生信奉造物主者，死得归于造物主”、“《记》曰：‘在止于至善’。至善惟造物主，得之如鱼得水，如羊得草，泰然满足”。64这种“视死如归”、把死亡看作回家的死亡观也见于《庄子》、《列子》，“造物”一词也见于《庄子》等道家文献，马相伯非常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文化的资源来宣说其宗教精神。
马相伯认为世情万变应以至善为一生的归宿，万行的终向，他说“人之所恃以行者，曰明悟，以辨明义美好，利美好。曰爱欲，以亲爱所当亲爱者，二者之行，皆当以至善为归，即《大学》所谓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也”。65徐景贤说“师尝为我口讲《大学》之道，略谓，‘在明明德’，系对自己修养工夫；‘在亲民’系对他人博爱工夫；‘在止于至善’，‘至善’即天主，故系对天主昭事工夫。” 66明德主要对己而言，重在明悟己心；亲民主要对他人言，意在“亲爱所当亲爱”，这二者皆当以至善为则，即对天主尽心尽责，而天主教的思想也是马相伯一生思想的核心。67总体上来看，他以天主为至善之归，与传统以天道、天理为至善之本体有很大不同，在早期中国，如《尚书》中上帝、天也具有人格性、意志性，高高在上，这类于马相伯所说的至上性、具体性、实体性，不过后来“天”逐渐内在化、本体化、抽象化、理性化。
结 语
从以上讨论来看，马相伯更多是借助《大学》话语来表达自己对民族与时代的思考。朱维铮指出“他熟读过《四书》，时常引用其中所载的孔孟言论，但只是以王阳明式的态度拿来为‘我’所用”，68“他对传统的儒学倒没有晚清在传教士那种常有的偏见，而是如晚明的利玛窦、徐光启那样，对儒学抱着尊重而同情的态度”。69同时，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态势的影响，马相伯对《大学》的解读呈现出深沉的忧患爱国意识。虽然其论述的背后某种程度上反衬出天主信仰对一个虔诚基督徒的影响，但比之作为其精神归宿的宗教信仰，肫肫煦煦的救国思才是其《大学》阐释的根本主旨。邵力子说“先生精神学问的最高目标在救国”。70他以科学分析精神来诠释格物致知，也是想以科学来图国家民族之富强。但与马相伯以天主指示至善不同，儒家的“止于至善”整体而言是对人生精神境界的追求和探索，是对生命无止息的追寻和叩问，是与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大化合流、同为一体的神境妙境和圣境，更是人作为三才之一能与天地参赞化育之主体性的凸显和显现。这种对理性精神的强调，对人文特性的推崇，对慎厥身修、日进其迈道德意义的彰显，是儒家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万古常新而常存的根源所在，而文短字少的《大学》也正因承载着儒家这样的传统才能够绵延千古而又随时变新。
纵观马相伯的诠解，他以西方哲学、神学思想的精髓灌入儒家传统经典《大学》，与传统儒学相互阐发，不仅别开生面，还具有鲜明的精神人文主义色彩。比如他对絜矩之道、至善甚至明德、亲民的论述，角度虽异，但都一致地指向发掘隐存于人内心深处的灵泉和良善。这种对人性美好光辉的坚信，对每个个体以及整个宇宙，一切生灵的尊重、敬畏和怜惜，这种对超越财富、权利、整个人类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不仅是其《大学》新诠的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儒学、哲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而他以天主指示至善，不仅对于宋明理学家稍显抽象化、理性化的至善观有所补充，同时为传统儒学增添了些许西方宗教的神性之光。这为加强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进一步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且有利于儒学宗教性、超越性的思索与探讨，人文神学的展开与建构。
参考文献
书籍
马相伯，《马相伯集》，朱维铮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日）古贺精里，《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大学诸说辩误》，关仪一郎编，东京：凤出版，1973。
梁启超，《新民说》，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徐景贤，《徐景贤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黄书光，《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太极图说·朱熹解附》，北京：中华书局，2009。
唐文治，《四书大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期刊论文
陈来，〈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8.1（2013.1）:57。
书中论文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宗有恒等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注释
1. 马相伯，《马相伯集》,朱维铮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页1082。
2.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082。
3.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642。
4.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640。
5.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738。
6.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635。
7.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138。
8.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082。
9.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致知”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5。
10.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77。
11.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77。
12.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638。
13.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139。
14. 马相伯年轻时在上海徐汇公学接受过长达十九年的天主教耶稣会神学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被整合在天主教中，对天主教的经院传统影响深远。
15.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082。
16.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638。
17.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140。
18.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636。
19.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10。
20. 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页36。
21. 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页23。
22.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17。
23.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953。
24.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56。
25.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56。
26.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201。
27.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10。
28.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973。
29.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10。
30. （日）古贺精里，《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大学诸说辩误》，关仪一郎编（东京：凤出版，1973），页35。
31. 梁启超，《新民说》（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页19。
32. 陈来，〈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8.1（2013.1）:57。
33.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900。
34.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914。
35.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914。
36.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71。
37.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13。
38.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136。
39.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310。
40.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316。
41.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315。
42.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311。
43. 徐景贤，《徐景贤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页543。
44.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921。
45.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922。
46.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编，《马相伯集》，页1175-1176。
47.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136。
48. 黄书光，《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页8。
49. 徐景贤，《徐景贤文存》，页525。
50.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066。
51.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43。
52.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96。
53.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212。
54.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212。
55.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太极图说·朱熹解附》（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6。
56.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213。
57.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63。
58. 马相伯，页213。
59.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51。
60. 徐景贤，《徐景贤文存》，页545。
61.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552。
62. 唐文治，《四书大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8。
63.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218。
64.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158。
65. 马相伯，《马相伯集》，页212。
66. 徐景贤，《徐景贤文存》，页545。
67. 徐景贤，《徐景贤文存》，页546。
68.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编，《马相伯集》，页1196。
69.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编，《马相伯集》，页1195。
70. 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宗有恒等编，《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页97。
（此文载于《哲学与文化》第556期（第四十七卷第九期）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