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史观述评
发表时间：2020-06-26 21:04:03 作者：朱康有 杜芳芳 来源：《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摘要】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并不能完全用“专制”概括其政治制度。皇权和相权有一定分工，且受到种种明确制度的规范。民族、宗教、文化在国家内部不断融合、混化，凝成一整体，结成大一统历史；文化教育日益进步，社会趋于平民化，和平的人生、艺术的人生在整体的宇宙观指导下趋于圆满。未来中国文化之发展，既可融进西方科学文明，又不丢掉自己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制度文化必“自根自生”才有生命力。
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中，“历史观”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其实体现着一定的“历史观”。从何角度叙说历史，从历史长河抉择的“材料”组合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直接影响着一代代人历史观的认知和定型。模式化的“错误”或“偏见”一旦扎根，作为人们头脑固化的框架，将极其难以修正。拿对中国历史的评价来说，近现代多把秦以后的政治制度认定为“专制”，似乎已经成为“共识”。著名史学家钱穆在1940年代著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文，一再反对以“专制”抹杀中国历史的观点，建构起我多民族国家融合、社会思想混化的整体文化史观，于今不无启发和借鉴价值。
一、“专制”政治观辨说
“专制”几乎为当今学界概括中国秦汉后政治史的共识，并成为人们认知传统文化不自觉的背景和底色。钱穆却认为，把秦汉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都看作是皇帝专制，这与历史事实其实是不相符合的；权力由皇帝一人独裁，这种观点用来概括明清两代还说得过去。
“传统政治非专制论是钱穆毕生坚持的观点。”辛亥革命前后，出于推翻满清统治者的宣传需要，将秦以后的政治制度，用“专制黑暗”四个字全部抹杀掉。结果是推翻了满清政权，连带把中国的所有历史文化也一同打倒了。当时的人一提起清代朝政的制度，便误以为就代表了秦以来的中国所有旧传统；且认为这一制度总体上就是帝王专制。于是，因为对满清政权的抵触情绪，人们进而对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传统政治都加以反对，并波及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均持消极态度。但如若推翻全部传统文化，民众对国家以往几千年的历史就会失去礼敬的态度、自信的心理。
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一人专制，也不能说国人绝无法制观念。在历史上，我们也有制度规范，同时还有法律约束，并非完全由皇帝个人的意志来全权处理和最终决定一切。自从唐代杜佑著《通典》之后，记载历代政治制度，有租税、兵役、考试监察等，哪一个没有明确制度之规定，何曾均由皇帝一人去专断？一些学者也承认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受诸如法律、官僚体系、传统、言官的谏议、士人的舆论以及皇帝内心对王朝覆亡的戒惧等因素的约束”。不过，即使定下了很多法制措施，往往有时却不严格遵守，这也是历史事实；此外，历史上朝政一向似乎看重不成文法，遇到最紧要关头，反而没有明确、严格之规范，灵活性又大于了原则性。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要到秦汉，才正式开始有统一的政府体制。当时政府责权的划界，有皇室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区分。仅从中央层面看，“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帝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领导，象征着国家统一；而实际上宰相才是政府的真正领袖，在政治上负有绝大部分实质责任。“皇帝不经选举，只有世袭，可免纷争。但世袭未必皆贤，于是政治实权则交之丞相。丞相始为政府之实际领袖与实际负责人，丞相不世袭，可以任贤用能，而丞相更迭，亦无害于王统之一系相传。”皇帝只是虚权，政治上最尊的一位，不摇不动，而丞相则操握政治上的最高权。只求丞相无不贤，则王统自可相传。皇帝许多权利的实施要通过相权（有所谓“三省六部”），因此受到了很大制约。汉代、唐代、宋代诸时期，中央政府层面上皇权和相权是有区分的，其间组织和权力之比重虽然不尽相同，但也不是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比如皇帝下令用的“诏敕”，不经三省官员则不能自行任命，限制很是严格。这在历史上许多时候就是作为一种制度来遵循的。
到明代，中国传统政治有一重大改变，即是废止宰相，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基本上集中到皇帝手中。虽说如此，终究还是有些历史旧传统的沿袭，也并非全由皇帝乾纲独断。凡重大政事、重要人事的取旨定夺，仍经廷议、廷推、廷鞫，共相计议，以至衡量妥当。到了清代，满族统治者出于“部族政权”的私心，权力分配以本族为核心，极少任用他族人才，在政治上难有制度建树，顶多只能算是权术。
从历史上看，中央政府的发展自秦汉后总体上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某一方面讲，这是好的倾向：一个大国应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作为核心。但逐步集权的结果，就可能使地方政治作为一天天地衰落下去，不见起色；如何既能使国家保持统一、完整，但权力又不要太倒向集中于中央层面，多注意改进地方政治、治理，确值得后人去努力去完善。
由于在社会上起显著作用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文化的发展状况，所以建立在一定思想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政治评价如果扭转不了整体上“否定”的色调，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正面认知（比如“优秀”）就很难确立起来，文化自信更是难以真正在内心奠定。钱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空谷回响的绝音，背后亦隐藏着为思想观念形态的文化“正名”，因为转化为制度若无效益，就很难说一种抽象的理念之成功。
二、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在文化中的融合与混化
“专制”的历史观极易把社会人为地割裂开来，造成内部之解体。事实是，秦汉以后多民族国家在进步中的不断抟合、壮大，并最终形成稳固的大一统形态，支撑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与演变。总体上讲，在中国文化史上，更多的是“只见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消灭’”。“民族”、“宗教”与“国家”——这三项观念之间互相关联，共通融成一整体，从而始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之主要泉源。
中国国家是向心凝结的，其文化延展常由大处落墨，先布置了一个大的局面，然后再逐步融凝固结，向内充实。“民族”与“国家”在我历史上早已“融凝为一”：“民族融合”的过程即是“国家凝成”的过程，反过来“国家凝成”的进展亦正为“民族融合”的深化，且在先秦时代已臻完善并调和一致。各地相互间的许多支脉和不同的族系在一种人文同化之趋向引领下，很早也就能形成为一个大民族，即后代所谓中国民族之主干、正统——华夏民族。诸夏与四夷的区分，其标准主要不是什么“血统”观念，而是“文化”的进步与落后，有所谓普遍认同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观念。“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像女真、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最多不到三百年的时间，或则全部为中原文化所同化，或则部分的消融在中华民族的大炉里，不再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存在。如果我们在历史上不能建立一种正确、包容、先进的民族观，而以狭义的血统来看待和处理各民族的问题，那么“民族融和”就不是很容易能够完成，国家凝成和一体化也很难去实现。秦、汉之后，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我国内部便很少有严格的民族界线之限定。每一部族都成为炎黄子孙，这正是古人心目中民族观之正确反映。在几百年的周王朝统治时期，能够做到主要不用国家机器的军事强制力量，单单依赖松散且自由的礼节，就使那时的各诸侯国民族日趋融合，人文思想观念益趋同质，王朝的向心力亦日趋凝定稳固——这便是我国传统的“礼治”精神在起绝大作用。秦汉时代，自身又有一种改进，渐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而成“郡县式的统一”，使国家统一的性质与功能益增完密与强固。文化上的大趋向，与先秦相比，根本上并无大的变化。一些少数民族的逐次加入，如同以许多小支流浸灌进入一条大河中，“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之后的中国历史文化，便在此民族和国家的两大纲领下演进、升华。
在中国文化观里，常常把民族观念消释到人类观念中，也经常将国家观念融消于天下或世界观念内。把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文化机体的存在形式，并不抱着狭义的民族观、国家观。因此，这两者如影随形，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在古人眼中，整个中国就是全部的世界、混沌的天下，中国人就是整个世界中的人类群体。“王天下”，实际上就等于现代人去创建一个联合的世界政府。“民族”与“国家”，二者的内涵与“人类”与“世界”的意义没有什么不同。在古人心目中，常常把“天下观念”放在国家观念之上：常常祈愿能弥合国家之疆界，“替天行道”，以道莅天下，使天下都得到太平；国家不是最高最后的理想境地，这在很早已成为基本的文化观念。“人类主义”（亦即“人文主义”或“世界主义”）占主导地位，显现在外的是，这种文化观并不只欲求单独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欲求步步向外扩张势力范围，惟其有如此之志，推展才能可大可久。历史上我传统对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与融洽的目标，而不在武力之扩张；求大同文化世界理想之实现，不在偏狭的帝国主义之扩充。不过，这种文化观在宋明以下出了毛病，恰恰正是在常误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天下”这一点上抱残守缺，不免忽略了国外情势在近代的突飞猛进，因而和现实的世界相脱节，不免吃大亏。
中国人理想的和平文化，从内部讲，政治、社会种种制度，为人生铺垫出一个共同的大框架；而文学、艺术的种种创造，则乃深具个性而深一层的流露。秦汉以后，政府由国家大学校教育及法定考选下的人才来充任，从而完成了史上“文治政府”（“士人政府”）——“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之出现。这是传统观念中“理想政府”之实现，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成功。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由此制度不断地被选拔到中央，政治上能够持续新陈代谢，维持文化上的平民精神，向心凝结，始能造成较为平等的社会与统一国家之局面。“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由（秦以前）贵族时代传统过渡到（秦以后）平民时代精神，只见其为一种深化和演进，少有双方激烈斗争与严酷抗革的迹象。古代贵族、平民两社会的势力消涨，并非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或政治的斗争过程，在其后面尚有更深厚的哲学或可说是宗教人生理论与观念为指导。“王权代替神权”，再以“师权来规范君权”，这一过程最看重的是学校与教育普及的效应。师道与君道若能合一，那么“道”与“治”便可合一。君师合一，为道行在上，乃治世表征；君师分离，为道隐在下，显现为乱世。在社会上，一个做大官的家庭，不免三四代后便中落不起；考试制度，却永远开放，允许各方面的人才尽量通过竞争向上拓展空间——读书人数量越增越多，愈推愈广，士人阶层扩大——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上能够不断得到进步，精神魂灵提升，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更合乎人性、更近乎理想状态的社会呢？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有900卷，共录载48900余首诗，诗歌作者竟达到了2200多，背后最主要精神在其完全以平民风格与形式，歌咏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种种色彩情调与精神境界。清人编集的《全唐文》有1000卷，总共录文18488篇，作者达到惊人的3042人，中间虽夹有不少在今天看来是非纯文学的作品，但描写平民社会人生日常的散体文却日渐见其成熟而庞杂。“诗、文、字、画四项，全要到唐代，才完全成其为平民社会和日常人生的文学和艺术”，这自然表征我文化史上的显著进步。
孔子的教育与思想，乃为社会人生之最大信仰与归趋。唐代之后，“佛教也到底与儒教思想相合流、相混化”。在这种文化观念熏陶下，中国的宗教表现为一种浑全的“大群教”，并非个别的“小我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很富于现实性，但此所谓现实，并非眼光短浅、兴味狭窄，仅仅限于尘俗的现状生活之谓；中国人的现实，只是“浑全一整体”，把“宇宙”与“人生”融成一片，无所谓“出世与入世”之区分、“超越与尘世”之界限，人生观根本便是一个浑全的宇宙观。而人生的态度与情趣，常反向内看——把一切东西都融在自我世界的扩展中，这样渐成为与自我一体的浑然存在形式。“小我”与“大自然”混然一体，融合而浑化，像同心圆一样，一层一层扩大，一层一层生长，又一层一层圆成，此身与家、国、天下并不构成对立。毋宁说，这是一种基于典型复杂巨系统思维的文化史观。
三、中国古代文化演变的逻辑进路及前景展望
上述我们从横断面论述了中国文化形成的空间格局，这一整体的文化史观在历史上是如何逻辑展开的？它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实质上，钱穆的文化史观极类似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合乎逻辑的发展。他认为，秦汉时代，中国文化完成了第一阶段：政治社会方面及人事制度之确立；隋唐时代，发展并完成第二阶段：文学艺术等人文创造之奠定。汉代对于政治、社会的各种规划，唐朝对于文学、艺术的种种开拓，实在为我文化史上两大基本骨干之完善；后期的延续，均在这两大基本骨干上支撑起来。这一进展，从先秦算起，大体上是一个宗教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伦理艺术化或文学化、艺术或文学人生化的过程。政治、社会的体制建立与完善，使人生的共通部分即外在大环境得到了安定；而文学、艺术的教化与陶冶，则满足了人生个我独特部分的精神需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民族和国家的发育中，文化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得以系统地架构起来。后人常常以汉、唐并称，这是一个主要的意义所在。今后中国社会的向前迈进，恐依然脱不掉汉唐的规模和局面：如政治具有高度一统性、社会具有广泛的平等性、人生具有充沛的文化修养。我们在历史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不使社会贫富分化过度，因此始终没有产生过典型的农奴制度，也没有发展出典型的资本主义。而是追求在有限度的较为平等的经济生活之上，着力来建造更高层次的文化人生。如果按照中国文化这一自然趋向并继续向前发展，且没有外力阻抑摧残，很显然，其前程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政府，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畸形发展状况。不过，我们现在发展市场经济，融进全球进程，变数一定会增加不少。
《中国文化史导论》“虽是中国文化史，但很重视中西对比”。钱穆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有五个阶段：宗教与哲学时期、政治与经济时期、文学与艺术时期、科学与工业时期、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在此阶段，应当恢复固有的优秀道德文化，并使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的功效，努力发展工业以“尽物之性”（同时不能忽略了“尽人之性”）。晚晴末叶，中国士大夫潜心于西方理化制造之学，无可非议，但一味向西方世界五体投地、倾倒备至就有问题。有些人说我们传统文化里没有安置科学的地位，这并不合乎历史情实。中国文化本身自有一套特殊性的科学，只不过不能如西方般的科学样式和途径同等发展，最多亦只是不易自发生出如西方般的近代科学来。中国文化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学。如果我们认为人文科学演进后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甚至能够驾驭自然科学，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科学文明的。不仅可以把它容受进来，应该进而还能融化、能开新。之后，即使科学得到充分发展，依然还要在传统文化的使命里尽其责任，使之正向有益。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把人生先安顿好，西方科学文明的广泛渗透及应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做到政治清明、社会公道，那就必从我们自己内部做起，这些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他们的东西可以参鉴而不能直接移植过来。我们文化中的缺陷，还是要通过整合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科学固然要努力汲取学习，“可不要妨害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足点，其他国家的文化再怎么好，也只能是汲取和借鉴，而无法整体搬移过来为我所用。
人类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总括汇合起来，可叫物质的、思想的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各种样式的生活，在绵延不断的历史演进中，亦成所谓的“文化”传统。因此，文化实质就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和“灵魂”。如果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没有了自身的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自身的生命。换言之，凡文化，一定有传统的历史生发过程和意义。但文化的发展要靠制度保障。同时，广义的文化中包含着制度文化。那么，制度又是什么？通俗讲，就是人们“定一长期性选择之标准”。而政治制度的成长，必然是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制度可以从国外搬过来，也一定是先与其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一番融合和媾通，才能发挥出真实相当的功效；否则，没有生命力的政治、没有与之配合的制度，决不能长成参天大树。试问一下，哪有无传统因袭的政治、无历史沿革的制度，能真正建得起来并可行稳致远？当然，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观念和理论；制度与思想文化实为一体两面。某项理论乃某项制度的精神生命，社会变化又为某项制度的现实血液营养：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总之，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发展规模和相应的体制，特别是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无法改变，也不能随便乱动。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即此制度用意的主要原则仍可不变。即使更变某项制度，也该有一可变的界度，总不能随心所欲去变。值得注意的是，应在变动中找寻出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历史文化传统吧。今天，“文化制度”已经进入主流意识形态，钱穆关于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文化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