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学院季桂起教授做学术总结
金秋时节，碧空如洗；衡水湖畔，清波荡漾。公元2020年9月19—20日，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衡水举行。此次会议共有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专家学者参加，提交研究论文90多篇。同时，有中央电视台、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河北广播电视台、长城新媒体、河北工人报、河工新闻网、河北农民报、河北共产党员网、中国新闻社、中国经济网、中国网、网易衡水、衡水日报、衡水晚报、衡水电视台、衡水电台等新闻媒体，以及《孔子研究》、《社会治理》、《中国社会科学》、《河北学刊》、《燕山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派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围绕“董仲舒社会治理思想”“董仲舒官吏教育及腐败治理思想”“董仲舒天人哲学与生态建议及瘟疫防控”“董仲舒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董仲舒民本、调均、更化、德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意识形态工作”“董仲舒的阴阳医学思想”“董仲舒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董仲舒玉文化及其君子思想”“董学的经世价值与现代应用”等主要论题展开了热烈而丰富的研讨，同时讨论还涉及到了董子故里文化建设、儒乡衡水品牌的战略构想等与地方文化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论题。参加会议的既有成就卓著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又有近几年在董学领域崭露头角的新秀；讨论既有对以往研究内容的拓展、深化，又有对新的研究方向与课题的探讨。
从这次研讨会的规模与提交的论文来看，董仲舒研究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研究成果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些文章从经学、哲学、政治、伦理、文学、教育、法学等诸多学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辨析与认真研究。我们期许于董学的学术影响在逐渐扩大，对董仲舒这一杰出思想家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些都是令人欣喜之处。汇总本次会议的提交论文与学术讨论，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学术史的视野看待董仲舒的思想地位、影响及其贡献，为董仲舒研究提供了更为广泛、宽阔的发展空间和价值取向。金春峰的《<中庸>与董仲舒思想》通过考证《中庸》的成书时代与过程，探讨了《中庸》思想与董仲舒之间的关系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曹峰的《先秦儒道性论的多维视野》打破了以往学派的划分和界限，重新梳理了儒家、道家在“性”论方面的异同，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归纳出先秦“性”论的两派，即化性派与循性派。李宗桂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创造性构建——董仲舒思想的特质及其影响》从儒家文化的大传统出发，论证董仲舒思想的特质及其影响，认为董仲舒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等以往儒家思想家的“内圣外王”理念，对董仲舒对“内圣外王”儒家文化大传统的贡献做出了新的评价。彭彦华的《齐鲁文化之融汇——兼论董仲舒在齐鲁文化融汇中的作用》追溯董仲舒与齐鲁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董仲舒思想形成的齐鲁文化背景及其对齐鲁文化融汇中的作用。余治平的《“存王者之后”以“通三统”——公羊家建构王权合法性的一个特殊视角》从中国政治传统的大视角阐释董仲舒的政治观念，指出其政治观念的主要特征是以公羊学的学术立场来建构王权合法性的政治地位，并以此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为更深入认识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涂可国的《董仲舒人学论要》从儒学为人学的文化大背景下考察董仲舒思想，从“天人之学”“人性之学”“人生之学”三个方面，论述了董仲舒思想的人学性质及特征。路高学的《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叙事》通过辨析《春秋》公羊学叙事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关系，阐述了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文化背景及理论来源，指出董仲舒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针对西汉初年的政治实际，为西汉王朝“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做出了独特的理论建设。刘国民的《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通过梳理董仲舒哲学思想与汉代之后文学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董仲舒思想广泛的文化影响，既为认识董仲舒思想也为认识古代文论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思路。王文涛《<春秋繁露>五行说与管子四时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董仲舒“五行”说与管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拓展了对董仲舒思想来源的认识视野。丁四新的《“三纲”说的来源、形成与异化——兼论董仲舒对“三纲”说的贡献》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三纲”说的思想来源、文化背景及发展脉络，辨析董仲舒“三纲”说与前人思想的同异，指出了其对“三纲”说的理论贡献。
二、对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开拓了更多的新视角、新方向，在很多具体领域上通过深入、扎实的研究，深化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课题。黄朴民的《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性”内核与制衡精神刍议》从汉初时代需求的历史大背景下，阐释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文化环境与理论来源，指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其“理性”内核的合理性与政治上制衡精神形成的必要性，认为董仲舒为汉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套相对合理、较为温和的治理方略。黄玉顺的《董仲舒思想系统的结构性还原》通过对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政治性解读，发掘其“灾异说”的内在政治性含义与哲学企图，即以带有宗教神性特征的“天意”取代儒家传统神圣代言人的“人意”，完成了儒家学说的“内在超越”，建立了天意与民心、天命与皇权一体化的政治理论结构。刘学智的《关于董仲舒研究的三点思考》围绕涉及董仲舒研究的三个重要问题：三纲五常、专制主义、性三品展开分析，反思以往一些流行观点的缺失，发表了很有启发性的个人见解。季桂起的《略论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儒家“王道”理念与董仲舒政治学说之间的关系，阐发了董仲舒在“王道”的观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其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以及他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此后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张树业的《信仰、仪式与政治合法性建构》通过论述董仲舒对郊祀与宗庙祭祀的有关思想主张，探讨在礼治层面董仲舒为西汉政权建立合法性的努力，并由此进一步发掘了董仲舒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对儒家政治传统形成的影响。何大海的《董仲舒“无为”与经世致用思想》通过对先秦诸子“无为”思想的比较、辨析，结合秦汉之际时代变革的政治需求，考察了董仲舒“无为”思想的时代特征，指出其“无为”思想包含着经世致用的内容，对理解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颇有启发。吴杰的《董仲舒“君权”思想辩证》就有关董仲舒“君权”思想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其“君权”思想的几个主要特征，即“君权天制”——君权的合法性、“法天而治”——追求仁政的治理、“灾异谴告”——匡正君主的良苦用心。刘晓婷的《董仲舒的“君主论”：君主身份的二重性及其对君主的限制》探讨了董仲舒“君权”思想的二重性，即神权思路与非神权思路。非神权思路中则包含着对君主身份多层次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君主的政治身份与个人身份或政治身份与伦理身份、国家身份与宗法身份的矛盾性关联。干春松的《大一统原则的普遍主义基础——董仲舒“天”观念疏解》通过对董仲舒“天”观念的梳理、考辨，阐释了其“大一统”思想的哲学内涵、理论特征及体系构架。何善蒙的《董仲舒人学论要》从辨析董仲舒“命”观念出发，阐发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并提出目前董仲舒研究的一个缺陷：对于“命”这一重要观念关注程度不够，导致对董仲舒思想理解的欠缺。解光宇的《董仲舒阴阳学说评析》对自先秦以来的“阴阳”思想探本溯源，深入分析了董仲舒阴阳学说的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对董仲舒阴阳学说对儒家思想的丰富、拓展给予了适当评价。孙福万的《中国感应论初探——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谈起》结合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探讨了中国“感应”思想的兴起、发展及特征，辨析了董仲舒感应学说在其中的地位和贡献。闫利春的《董仲舒人性论的思想结构论析》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董仲舒人性论的思想结构，即天人同构、善恶同源、人贵于物的逻辑理路，深察名号、反性之名的运思方法，安情养心、以成王化的思想旨归。秦进才的《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初探》对董仲舒义利观的思想来源、主要内容、理论特色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演变路径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有助于对这问题的深化了解。白立强的《董仲舒天性君子论的文化意涵》对董仲舒有关“君子”人格的论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阐发了董仲舒君子思想的特征，指出了其在文化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以及在中国“君子”文化中的地位。谢遐龄的《董仲舒王教思想初探》从秦汉之变与汉初政治形势的大背景下，系统阐述了董仲舒的“王教”思想以及与西汉帝国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奉天法古”为总纲的“王教”体现了董仲舒对西汉王朝政治统治的独具匠心的设计，指出了其“王教”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三、联系现实社会的建设、发展需求，本着古为今用的方针，针对董仲舒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发掘董仲舒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钟邦定的《董仲舒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观的关系》对董仲舒思想与当代精神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突出强调了“仁义礼智信”在中华文明道德建构中的价值作用。周桂钿的《如何对待盛世的社会问题》从三个方面即“我们现代是盛世；董仲舒所处的汉武帝时代也是盛世；董仲舒向汉武帝对策是否可以借鉴？”提出令人思考的问题，阐发了盛世以追求社会安定、民生殷实、国家富强为主要目的，这都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与强有力的制度化建设，指出董仲舒思想古为今用的价值。郭付军的《董仲舒廉政思想概述》系统整理了董仲舒有关廉政方面的论述，为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崔锁江的《董仲舒的危机意识与治理思路》从危机治理的角度具体探讨了董仲舒社会治理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发掘了其中的借鉴意义。孟祥才的《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内在逻辑与积极意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社会生活需求等方面阐释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合理性，并指出其对当今社会应有的启发性与积极意义。金周昌的《董仲舒的儒学文化共同体设计》结合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阐发董仲舒所打造的“儒学文化共同体”对统一汉文化形成的历史价值与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常会营的《董仲舒儒家天人哲学与生态建设及疾病防控》联系目前新冠疫情及防控现状，通过对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天人”哲学的思想分析，探讨其对今天的生态建设及疾病防控的价值。王即之的《试论董仲舒天地人三才观对当今生态建设问题的匡正》从现代生态学的视角审视董仲舒“天地人”三才观，肯定“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的内在思想关联，发掘了其中的生态建设意义。姜淑红的《董仲舒“仁”“智”并进理论及其现代启示》从教育的角度探析董仲舒“仁”“智”并进的思想，发掘了董仲舒这一思想对现代人才培养的启示意义。申昌镐的《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系统阐述了董仲舒有关教育的论述，指出了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思想内涵与实践特色。陈德和的《董仲舒的人性教化及其教育人类学义涵》通过对董仲舒人性论的辨析，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其教化思想与教育的关系，阐述了董仲舒教化思想在人的培养方面的特征及意义。李德嘉的《春秋决狱中的情法冲突处理及其价值》以情法冲突作为切入点，对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原则、方法及价值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春秋决狱”在形成中国司法文化冲突方面的作用及影响，指出其对我们今天的司法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律璞的《阴阳、五行视域下董仲舒法治思想探微》认为董仲舒将其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观念置于以阴阳为视域的时、空框架下，在此框架下为其德主刑辅理论寻找依据，以此形成了其具有时代特色的法治思想，这一法治思想对社会治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一些做法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四、抓取董仲舒思想的某些具体问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特殊的角度阐述董仲舒思想的深层内涵，将董仲舒研究引向具体化、细致化、深入化。邓红的《司马迁与董仲舒——白魚赤烏與天命傳承》通过对“白鱼赤鸟与天命传承”考证分析，辨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观与董仲舒“天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发掘了董仲舒对司马迁《史记》著述的历史影响。郑开的《试论董仲舒新王道政治哲学：两个新视角》尝试从经纬之间和帝王之间两个视角出发，对董仲舒的“王道”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发掘董仲舒“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内涵与时代特征，对认识董仲舒“王道”思想颇具启发。郭晓东的《论董仲舒<春秋>学之“异内外”：以何休为参照系》小题大做，以董仲舒《春秋》的一个具体论题“异内外”为切入点，探讨了董仲舒与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渊源及其个人认识，指出何休与董仲舒在这一问题上的承续关系，阐发了其具有辩证特征的文明立场。唐艳的《董仲舒“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公羊经权观念天道化、德性化的双重改造》通过具体探讨公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经”与“权”、“常”与“变”，以阴阳理念与经学方法解读董仲舒思想，探讨了董仲舒对《春秋》的深入发微。张丰乾的《“十指”“五行”与“三之道”》从阐发董仲舒《春秋》之学的几个具体观念入手，联系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思想主旨及逻辑脉络，探讨了了董仲舒以及儒家“天下”观的主要内容与特征。王博的《“缺席”的汉武帝与“天人三策”的内在理路》从汉武帝“缺席”这样一个特殊角度，指出以往研究在解读“天人三策”文本方面的不足，结合汉武帝的问策与董仲舒的对策文本互鉴，企图重构“天人三策”的文本意义。石柱君的《“以<诗>为天下法”探微》通过对董仲舒“以《诗》为天下法”这一观点的专论，概括出董仲舒《春秋》之学的思想方法，发掘了董仲舒治经学的特点，认为其与“春秋决狱”相得益彰。于超艺的《从董仲舒与何休的诠释看<公羊传>的恕道》通过对公羊学的细致解读，以“恕道”为切入点，探讨了董仲舒对孔、孟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魏彦红的《董仲舒“为人者天”释析》用以小见大的分析方式，通过对董仲舒“为人者天”理念的解读，切入董仲舒哲学思想的肯綮，阐述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线索。刘鸿玉的《从<五行大义>看董仲舒五行说》用较为翔实文献资料，考辨了董仲舒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王文书的《董仲舒生平履历再考证》通过对涉及董仲舒生平活动的几个关键节点问题的细致考辨，对董仲舒的生平提出了具有新意的个人看法。张咪的《汉初制策与董仲舒贤良对策之考辨》从对汉初制策活动的历史考察出发，细致辨析了董仲舒“贤良对策”的诸家之说与诸般疑点，依据对史料的分析对比，得出了很有启发性的个人见解。曹迎春的《董仲舒的盛世之忧》从“忧患精神”这一中华文化的传统出发，考察了董仲舒在其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忧患意识”，认为他的“忧患意识”是对《易》《诗》《春秋公羊传》等元典中忧患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身处盛世却能够超前看到国家与社会所隐伏的危机，并提出了自己的治理方略，对今天的人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以上对此次会议学术论文及学术讨论的总结，因为时间紧促、内容丰富加之个人学术功底浅陋，难免有挂一漏万、认识肤浅甚至理解错误的地方，恳请与会的各位学术前辈、专家学者、同仁听众予以谅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