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以来中国思想史书写范式之反思
发表时间：2019-01-21 09:36:44 作者：汪学群 来源：《中国史学的方法论：第八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
【内容提要】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书写大体存在着两种范式，其一是思想史的哲学书写范式，其二是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这两种范式都有自己的偏向，反映学科分类的不同，而中国思想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其书写范式必须把哲学与史学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综合相关学科，构建思想史的社会文化书写范式，如此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再现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
【关键词】思想史 书写范式 哲学 史学 社会文化
近些年来学术界研究中国思想史大体有两类学者，一类是学哲学出身，另一类是学史学出身，由于学科不同，知识结构差异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中国思想史书写范式，其一，从哲学视角切入，可称之为中国思想史的哲学书写范式，重点在于阐释思想，所谓“接着讲”，借古代的思想发挥自己（或当下）的思想，史成为附庸；其二，从史学角度出发，可称之为中国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所谓“照着讲”，虽然忠实于原著客观地叙述古代的思想，但仍重在阐释思想的外在条件如社会等，以史为中心，思想及发挥被边缘化。下面仅就这两种书写范式做些反思，并试图提出中国思想史应有的书写范式。
一、中国思想史的哲学书写范式
目前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书写方法是哲学书写范式，这一方法以思想为核心，至于其中的史居于次要地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概括起来，这方面的书写范式有以下特色：
书写之前一般有预设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框架大都是一些舶来之品，最明显的是以西方哲学理论与范式为主导，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直觉主义等及相关的概念与范畴。据此对中国古代的思想进行裁剪，裁剪之后分门别类的装进这些既定的“板块”学说之中，用俗话来说，理论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随着理论的发展与更新，中国思想史预设的理论及范式也在跟进，预设理论的发展决定中国思想史书写范式的变化，反之，中国思想史的书写范式变化也折射出预设理论的发展。中国思想史原有的范畴概念总是在不断地被重新解读，诠释学不仅是一种思想史的方法论，而且其自身也成为历史即诠释历史范式。一言以蔽之，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成为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实验场。人类的思想固然有其共同的特点，但也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思想影响愈来愈大，也可能具有某种一般性，但毕竟与中国古代的思想在时空上还是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于中西交通之前，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社会类型所造就的思想特殊性是西方不俱备的。这种书写范式重在以西方哲学为特色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显然是以一般性替代特殊性，忽略中国古代思想独特的发展道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书写范式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思想史领域中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话语上的霸权。另外，中国古代思想的著述大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乃至于首尾一贯较为完善的体系，反映着著述者的宗旨与用心，而裁剪则把它们的内在理路肢解了，裁剪本身也把这些著述仅仅当成史料，降低了作为著述的水平。总之，以西方的理论及范畴裁剪中国古代思想史料是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古代思想全貌的。
书写所用的文本或资料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经典，如儒家的经书经注，史子集等阐释义理方面的著述，也包括《道藏》、《大藏经》等经典性的佛老方外之书，以及历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本人的著述，取材以经典思想尤其是精英的思想为主。以哲学为主导的书写范式重在所用的文本或资料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如经史子集四部为传统思想的精华，有代表性思想家的名著，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揭示其微言大义，阐扬传统思想中的优秀基因，建构精英思想谱系，也有助于突显其当代的价值，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及凝聚力有益。然而，这种书写范式偏向多少脱离当时的社会，忽视历史上民间的思想、信仰和观念，以及社会的影响。
书写所运用的工具主要是分析演绎，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概念范畴进行哲学诠释，试图揭示古代精英思想的贡献及现代价值。而这种分析演绎的空间很大，其伸缩性或者说弹性比较强，不仅被研究者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思想被书写者演绎出来，而且其本身不曾有的思想也被“挖掘”出来，不仅达到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水平，甚至是望文生义，无中生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写者是在借着古人的思想来书写自己的思想，或者说以自己的思想赋予古人，把古人的思想提升到当代的高度，与其来了一个时空零距离的对话。一句话，演绎的空间与书写者的想象力成正比。这种书写范式对概念范畴的解读找不到其逻辑起点，也看不出其在文本中的内在逻辑，随意搭建起各种演绎模式，而且还在不断地花样翻新。
人物的书写，在书写过程中倒推放大其思想。因偏爱某家的思想，或者说某家的思想确实比同时代人要深刻，但由于某种原因，某家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更谈不上传播，因此就没有什么影响，而后代人在阅读他们的著述时发现其思想特别深刻且适应自己时代的需要，于是就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表彰，这本来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而书写者把这种政治宣传变成历史，即把后代人欣赏的某家思想置于本来没有影响却又是其生活的那时代，不仅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并提，而且还拔高其思想，突显某家在那个时代的贡献及历史地位。[3]另外，某家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确实很重要，其政治地位更加可观。但其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早期不成熟，其间也可能走了许多弯路，甚至犯过错误，而书写者对此可以忽略不计，只写其贡献及价值，甚至倒推追述到早期也如此，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某家的思想一开始就深刻睿智，影响巨大。这都属于倒推放大思想，显然是脱离历史实际的。
书写只重视点而非面，书写者在书写一个时代时，只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比较详细的阐述其思想，而对同时的其他思想家置之不理，书写的往往是一流的思想家，用几个思想家就可以概括一个时代，二流的思想家，以及民间的思想在书写者的视野之外。另外，即便是书写的几个思想家，也按其生卒年的先后顺序排列，书写出来的中国思想史成为思想家思想的编年史，与《辞海》、《辞源》当中的辞条区别不大。中国思想史与社会联系不够，史论结合的著述不多。另外，书写的目次往往以人物命名，问题意识不够，如果以问题作为标题，更容易反映一个面乃至于一个时代。
思想史的哲学书写范式由于注重理论及概念的分析，有深度有水准，再现古人精英的智慧与思想，甚至挖掘其中的现代价值及意义，不仅总结过去，而且对现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有指导意义。但这种书写范式多少脱离时代，容易出现拔高甚至望文生义的现象，尤其是与社会结合不够，使中国思想史成了概念或范畴逻辑演进的历史。
二、中国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
鉴于中国思想史的书写范式以哲学主，只重视思想及发挥的偏向，学术界也出现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范式以史学为主的新趋势，即中国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这方面写作范式的特色是强调思想史中的史，思想的客观陈述为主，而思想的发挥则居于次要地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般不预设理论框架，从史料出发做细致的搜集史料工作，甚至亲身去实地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与思想史书的哲学写范式有所不同，前者所重的是史料，从史料中发现问题而非预设一个理论框架并以此为指导去剪裁史料，而预设理论框架容易产生主观之见，书写者的先入之见可能会影响其对书写对象做出比较客观且符合实际的判断。另外，预设的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是否适应所书写的对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更新，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或永久不变的理论框架。一位名人曾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是常青的。因此，应从客观的史实史料出发书写思想史。持这种范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思想史是思想资料的历史，没有新资料，中国思想史的书写很难有突破。
因不设理论框架，其选材比较灵活自由，根据比较全面的反映中国思想发展进程来选择资料。书写所用的文本或取材主要是一些非经典的史料，包括民间的文献，如一般人的著述、家谱、族谱、笔记，以及与考古和文物相关的文献，如简帛、墓志、碑刻、各种器物等。一般人的著述、家谱、族谱、笔记不是经典，因此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影响十分有限，或深藏在民间或躲在图书馆，无人问津，这些资料被挖掘出来，为中国思想史书写趋向于民间或大众提供资料上的支持。考古和文物原来不仅不属于中国思想史领域，甚至没有被纳入到史学领域。近现代以来，考古的诸多发现，如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以及一些新近出土的简帛，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其中所包括的思想观念也进入中国思想史的领域。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印证或佐证了传世文献的可靠性，同时也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与缺失，填补中国思想史资料方面的空白。文物所显现的思想价值也开始被重视，它已经不纯粹是供人们观赏的器物，而其中蕴含着特定的思想，或者说折射出当时的生活观念及价值取向。这些原本在中国思想史视野之外的资料进入专家的视野，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说明中国思想史的史料范围阔大，书写的视野拓宽。
书写所运用的具体方法以归纳为主，如果说演绎由一般原理推出关于特殊情况下的结论，那么归纳则由一系列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归纳运用于中国思想史的书写对纷繁复杂的材料进行辨伪别裁，用过硬的材料说话，以证明或支持所得出的观点及结论。以哲学为主的思想史书写范式是用有限的甚至非常少的资料演绎出许多富有哲理性的文字，而以史学为主的思想史书写范式则运用一大堆资料归纳出很少的文字，说明的仅仅是一个问题或观点。简而言之，归纳见工夫，演绎则见智慧，两种范式各有偏重。书写时注重对象的生活环境，包括思想家个人的成长、与他人的交往乃至于整个时代的特征，对其进行社会历史的分析。把个人的思想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其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其早期不仅不成熟，甚至还很幼稚，其间走了些弯路甚至歪路，表现为曲折或渐进的发展过程，史学的思想史书写范式往往注意到这一点，在书写中展现其思想从萌发或不成熟到成熟的进程。另外，对个人的书写置于自己的时代，思想家的思想除了有其思想源流之外，也是特定时代的反映，关注思想家生活的时代对认识其思想的产生及特色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书写重视面而非一点或几点。因史学的思想史书写范式取材十分广泛如上所述，因此，其书写形成一个面，也就是说同一个时代不局限一个或几个人，而是一群人或一个群体，只有一个群体才能支撑起那个时代的思想大厦，正是因为重视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想，史学的思想史书写给人以厚重的感觉。另外，在书写时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相结合，尤其从社会视角分析思想产生的条件或前提，以及其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思想的来龙去脉，再现作为社会的思想发展历程。
以史学为主导的思想史书写范式立足于历史的事实，重在反映历史上普罗大众的思想、观念、信仰，使思想史更贴近社会，拓展思想史的视野。史学的思想史书写范式虽然可以弥补哲学的思想史书写范式的形而上等不足，但对思想史上的概念范畴解读不够，缺乏深度分析而且过于零散，未能构建起思想史的诠释体系。
以上分别概述了思想史的哲学和史学二种书写范式。另外在书写时还会遇到一些难点，如思想是真的，而其史则是伪造的，换言之，思想是有价值的，而其承传的脉络则是假的。古代思想家有一个心理定势：思想本身有价值还不够，还要伪造出一个圣贤承传的系统，以确定其神圣合法性，这样既有利于被人们接受，也有利于传播，由此形成伪造的史中包含着真实而有价值思想这一吊诡的书写范式，如道统说、朱熹改《大学》古本及增补格致章、托古改制等。这里仅以道统说为例，《尚书·大禹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本身包含着有价值的思想，后来被宋儒视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心传心的十六字心传，也是所谓道统立说的基础，其思想的价值被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从实证史学来说，这句话出自伪《古文尚书》，道统的载体为伪书，道统的承传当然不可信，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十六字所表达的思想价值。如何去伪存真，对道统说予以扬弃，这就需要以哲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思想史书写范式加以处理。
三、中国思想史应有的书写范式
由于哲学与史学属于不同学科，研究领域不同，双方的学者交集并不多，各说各话，因此形成了思想史的哲学书写范式和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两种偏向。这两种书写范式各有侧重，就学科而言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但就中国思想史书写而言还是有片面性的，从某程度上说是由于学科之间的壁垒及知识结构造成的。那么中国思想史应有的书写范式是什么，或者说如何才能准确全面的书写中国思想史，而这也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思想史的书写范式取决于对中国思想史的界定，在讨论中国思想史书写范式之前，简单地对中国思想史做出界定。“中国”一词为众所周知，就不用赘言了。“思想史”由“思想”和“史”二个名词或两部分组成，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的思维活动，也称观念；史即历史，表现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思想与史有机结合即思想史，它表征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思维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史学的一个学科，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主体的中国人思维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一界定恰恰反映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在要求，揭示其本质。
毋庸置疑，中国思想史的主体是“思想”，此外“史”字也很重要，思想与史的结合，即所谓的思想史。准此，中国思想史既不是思想家生卒年先后顺序排列的编年史，不是单纯范畴、概念及问题的历史，或者说不是解读分析概念、范畴的历史,一句话，不是纯粹思想逻辑演进的历史。这种思想史与哲学史相类似，或者说是哲学史的附庸，属于哲学的思想史。当然也不是忽略思想只讲外围（思想产生的外缘即社会），或者说与思想相脱离的思想史，不是主要讲民间思想而淡化经典的思想史。而应是以哲学与史学相结合为主导的思想史，哲学与史学是主轴，两者必须置于社会文化当中。因此，广义上说，中国思想史应属于社会文化的思想史。
其实当代思想史发展大趋势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以美国思想史的研究为例，从上个世纪思想史孕育于西方传统哲学，迄今只不过七八十年，思想史却已历经了社会的转向、语言的转向、叙事的转向，以及晚近文化的转向，尤其是近些年来新起的社会文化的思想史可视为思想史的浴火凤凰。[4]与此前的思想史只重视概念和理性迥然不同，社会文化的思想史也关注常人的心态与感觉。由此出发，中国思想史的视域被拓宽，为我们从不同角度切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从多种学科综合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思想史既然是社会文化的思想史，其具体地书写范式应该包括以下特点：
书写方法离不开理论分析，但这种理论不是预设而来源于实践，即便有预设，也不是僵化的，重在灵活运用，并在书写中发展，更不是唯一而是多元的。书写范式应重在发现问题或人物思想的来龙去脉，包括思想的来源及承传关系、对后世的影响。考查人物或问题自身的逻辑演进包括范畴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思想的内在理路。在中西交通之前，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并不了解西方的哲学，如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直觉主义等相关概念与范畴，因此不可能按照这些范式去建构自己的思想。他们或依据经典或根据所遇到的问题各自阐释及发明思想，由此形成了不拘一格的思想模式，其使用的概念或范畴不同，即便是使用同一个概念或范畴，其理解也存在着差异，内在的理路是不同的。因此书写的关键要把握概念范畴的真谛，寻找出其内在的逻辑，这需要花工夫详细阅读其著述后方能得出，而不是生搬一种理论及概念与范畴去硬套。当然也不能一味地反对西方哲学理论，但对其要有个逐渐理解消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恐怕是漫长的，如同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本土化，其间经历了千年，最后形成了自己的佛学即禅宗，后者又与中国传统中的儒道融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思想特色的宋明理学。
更重要的是理论及范式并非唯一。马克思曾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萝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又“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的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5]人类的精神是自由的，表达精神的思想也应该是自由的，自由本身说明思想的表述是多元的，思想的这种多元反映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差异性及其特殊性，中国思想史的书写也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在取材方面，既要广泛又要有深度，既有经典文献又有民间文献，既有传世文献也有出土文献，这样可以避免把中国思想史书写成精英的思想史或民间的思想史。另外，如何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这就既需要分析经典文献如何在民间文献中贯彻，或者说民间文献如何体现经典文献，也要分析传世文献如何在出土文献中反映，或者出土文献如何印证或证伪传世文献。近些年来，出土文献的热度也波及中国思想史领域，思想史领域的专家大都开始研究简帛，思想史的会议甚至变成了简帛会。一些学者认为，出土文献不仅可以改写思想史，甚至可能重写思想史。应该肯定，一些出土文献确实为完善思想史的书写提供资料，但也要做具体的分析，尤其要把它与传世文献进行对照。既然是传世文献，那么它在历代都有影响，思想史的意义重大，而出土文献是后来的发现，在其未被发现之前并没有影响，也就是说思想史的意义不大或者说是有局限性的，因其包括的思想内容可能很深刻，只能说其思想的意义有可能很大。另外，传世文献大都是最好的板本，而且经过后代人不断诠释，其诠释本身就是思想史[6]，而出土文献因长期沉睡在地下，未被发现时代的人们无法得知，遑论研究，只是当代人对它诠释，其意义应该有所限定。
思想的社会或者说历史背景更不可忽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互动具有复杂性，如同一个社会背景其思想相同，不同社会背景其思想不同，社会对思想有影响；同一个社会背景其思想不同，不同的社会背景其思想相同，思想对社会也起作用。要充分考虑到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关系，具体把握社会性质，才能找到思想特色。一些书写者自称从社会出发，但检视其内容就会发现他们从社会出发的同时已有了既定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某种预设的社会理论，也就是说他们所讲的从社会出发，实际上是从某种社会理论出发而不是真实的社会，这种方法是不能揭橥当时的思想本质。另外，就是对“客观”或“实事求是”的理解，理论上往往强调客观或实事求是，而下笔书写时却不客观或不实事求是，因为每个人在书写时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主观之见，自觉或不自觉对书写对象打上了主观的络印，由此形成了书写的思想史与客观发生过的思想史之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种差异，使书写更加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客观而非主观说出的客观，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确实值得认真思考。简而言之，与其嘴上讲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的书写思想史，不如首先要反省自我，内心真诚而不欺，洗涤私心，抛弃主观偏见，先无我然后才能真正做到客观，对历史负责。当然，也许永远达不到这一点，但可以坚持不懈的接近它。
书写范式应是点面结合。中国思想史不仅是一个纵向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横向的发散面，思想总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思想史的书写一定要反映一个面乃至一个时代。因此，最好以问题明目而非以个人展示，也就是说标题要体现出问题意识，反映一个时代人们关心的主题，不同思想家都趋向这一个问题并发表各自的见解。点与面、人物与问题相结合，这样的书写范式既有深度又厚重，既有重点又有衬托，所展现的是一部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中国思想史。
最后要强调思想是思维活动，思想史是思维活动的历史，“活动”一词召示了思想史的生命力，思想也是一种生命，是一种心生命，思想史是心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因此，书写中国思想史在于再现先辈们的思维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他们的心生命、内在的精神世界，他们的身生命已经完结，而心生命、内在的精神世界则通过文字等载体被保留下来，后人正是在这一内在精神世界的背影下成长的，也将通过书写延续先辈心生命、内在的精神世界，由此形成一个心生命、内在精神世界的链条，构成中华民族心生命、内在精神世界永不衰竭的历史。
有鉴于此，中国思想史的书写范式应是跨学科的，哲学、史学，甚至是文学的书写范式都应该广泛采纳，尤其要把思想史的哲学书写范式与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为背景，构建社会文化的思想史。尤其是把思想史本身应有的侧重于思想内涵与思辩的哲学书写范式和强调外延社会的史学书写范式协调整合，使思想与观念及信仰、精英思想与普罗大众思想、演绎与归纳、社会与思想、点与面融为一体。在这里，哲学是灵魂，史学是基础，既有当代的思考，又有历史的积淀，两者有机结合，以社会文化为舞台，使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成为一部客观地反映中国先民理性精神而且又活在当下的精神活动史。我想这应该是中国思想史应有的书写范式。
注：本文系作者2016年春在日本东京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东方学会、早稻田大学主办“中国古代史论坛”上的演讲，后以日文收入《中国史学的方法论：第八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日本汲古书院，2017年5月版。）中。此文为原稿，发表时有所改动。特此向作者致谢！
作者简介：
汪学群，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思想史专家。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尤其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儒藏工程）“中国儒学史·清代卷”的写作，主持院重点项目《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所同仁述往》的写作编辑。先后承担完成所重点项目“王夫之易学”、“清初易学”、“清代中期易学”、“明代遗民思想研究”等的写作。著有《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清代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大家精要·钱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清代中期易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获历史所优秀成果奖）、《中国儒学史·清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获第三届政府图书奖）、《明代遗民思想研究》（列为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思想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部专著。
[1]本文系作者2016年春在日本东京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东方学会、早稻田大学主办“中国古代史论坛”上的演讲，后以日文收入《中国史学的方法论：第八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日本汲古书院，2017年5月版。）中。本文这里讲的中国思想史仅指中国古代思想史，不涉及近现代的内容，另外主要指中国大陆哲学和史学书写范式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向而非指哲学和史学的书写范式都如此。
[2]汪学群，男，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3]如王夫之的思想在清初的影响没有后来说的那么大，清末资产阶级为了反清革命的需要，发现作为明遗的王夫之思想中有许多反清复明的因素，并与自己的反满革命思想相契合，于是便极力加以褒扬，思想史的书写者则把这种政治宣传当成历史，倒推放大王夫之思想在明末清初的贡献，并与顾炎武、黄宗羲比肩，甚至更胜一筹，任意拔高王夫之在明清之际的影响，这就属于典型倒推放大的书写方法。
[4]黄进兴：《蜕变中的‘思想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载《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5]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6]史华慈说：“中国是个诠释学的文明，是个传统和现代之间没有绝对断裂的文明。”史华慈：《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