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2月26日，复旦大学全球化与宗教研究项目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一场以“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看儒学/儒教的复兴”为主旨的跨学科学术对话。对话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范丽珠教授主持，涉及儒学/儒教复兴进程中诸多引人深思的议题，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本文录音原稿由徐海峰整理，刊发时略有删节并拟定各节标题。
一、儒学/教在当今时代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范丽珠教授：儒家的传统是人类文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轴心时代文明里的一个方面。但有，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儒家传统更成为批判乃至摒弃的对象。借用杜维明先生的一句话：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传统，像儒家文化这样，经历了如此彻底的被否定的过程。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宗教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督教，佛教已经出现复兴的迹象了，儒学/教的复兴则是晚一点的事情。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与儒学/教的存在状况相关的社会事件，引起全国争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
为什么谈儒家/教复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其自处已经变成一个问题。有关儒学/教，涉及很多层面的议题，英文的Confucianism可以指儒学，儒教，儒家等，孔儒传统是哪种意义上的宗教？即使是在学术层面的定义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它更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儒家传统在中国民间人伦日用方面的价值。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儒家传统的印记，这都是不经意间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下来的。在未来的社会化过程里，是不是还继续有可能使儒家价值保持在中国人的身上，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制度的问题。今天的社会，一切都在制度的框架里面，那么儒家/学/教传统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一个自处的问题。我们是谁，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还有中国文化如何与其他文化相处的问题。在中国，儒教/学传统和基督教的话题常常会被拎出来。
最近这些年，我们会看到中国出现了儒学/教复兴运动。有不少的人，包括书斋的学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在做，也有人提出要“重回康有为”。康有为在当时就敏锐地发现，西方列强不仅船坚炮利，更在中国社会四处渗透其专业化的教会体系。由于预见到封建政治体系以及与这个体系相依存的儒家命运的终结可能，康有为才在戊戌变法前后，提出了很具体的孔教设想。
可以说，当今时代，儒学/教不仅是一个书斋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社会学与哲学对话。对话的学者有：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教授，上海儒学院秘书长郭晓东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陈纳研究员。
二、复兴中的儒学必须现代化，要与时俱进
谢遐龄教授：儒学复兴是一个事实。既成事实无须讨论，要讨论的是这个复兴的历史意义。今天的题目是从哲学、社会学看，实质上是史学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是文明问题。现在讲康有为主要是讲古今中西，这个模型已经过时了。应该加一个苏俄文明。因为苏俄文明进入是一个事实。而且，对传统破坏严重的，直接用暴力破坏的，还是苏俄文明。
有人说苏俄也是西方，但汤因比把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区别为两个文明，很明确。苏俄文明是从东正教文明过来的，所以我有时候使用东正教-苏俄文明表述。儒学复兴的历史意义，是本土传统在两个外来文明的长期压制下恢复应有的位置。中国的未来就在这三个文明造成的势力、结构的良性磨合中。不是谁消灭谁，谁战胜谁。既然进来了，站稳了，成为存在了，问题就成为怎么样共存。我希望儒学为顺利磨合做贡献。
再说，称儒家，还是称儒教？其实都是符号。符号就是旗号，或旗帜。儒学这个符号中包含了庞杂的内容。在它长期发展过程中综合了很多因素。儒家能够代表中国文明吗？我们说，儒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明。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理由，它吸收、综合了各派思想的要素。第二个理由，它是中国宗教，或曰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证体系。这两个理由证明，儒家可以代表中国文明。
这第二个理由涉及怎样看中国的宗教。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用了一个专业术语，叫志愿宗教，指佛教，道教那样的宗教。杨先生指出，这种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地位比较低。儒家虽然没有形成自愿宗教那样的教会，宗教地位反而高于佛教、道教。中国社会远古的原始宗教，一直发展过来，中间未曾被自愿宗教夺去正统地位（像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那样）；西汉董仲舒做的是为这个宗教作了理论上的阐发。他打的旗号是儒学，但他不是宗教革命或改革，他是为传统宗教做理论。
与西方文明比较，董仲舒相当于做神学。也就是说，董仲舒的儒学是中国宗教的神学理论。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仰是天，或者说天命、天道、天理、天帝。掌教者是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皇帝既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即君主；又是天与人沟通的唯一中介，即教主。梵蒂冈教堂门口有两个巨型塑像——彼得和保罗。尽管建立天主教保罗出力最大，但是进天国的钥匙拿在彼得手里——他是耶稣亲口任命的教主。这把钥匙标志神与人沟通的途径，是信仰对象的象征。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全社会性的宗教活动是祭天大典。只有皇帝可以祭天。与基督教对比，皇帝不就是教主吗？皇帝有宗教功能，有宗教地位，皇帝担任着教主。对中国社会要有全新的认识：整个中国社会是个宗教国家。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个全社会性质的宗教就是儒教。我认为还要研究、斟酌。
儒学对中国宗教很重要，但它还不是这个宗教，它是阐释体系。用儒学为这个宗教冠名，好像还不够大。这个宗教叫什么名称？不知道。好像没名称。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我们这些中国人同样有信仰——信的是天。孩子们遇到外国人问信仰是什么时，要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信仰是天、天道。
下面谈哲学视角。哲学区别于实证科学在思辨性和纯粹性。有人认为，儒学复兴是历史的倒退，是保守思想的崛起。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错误的。首先，不能说儒学是农业社会的；如果这样，那西方思想岂不就是畜牧文明？以生产方式划分文明是过时的思路，经验主义的思路。亨廷顿以宗教划分文明，跟汤因比一样，比生产方式划分好一点。
另外，轴心时代这个说法，讲的人很多，我觉得轴心时代还不够早。应该以语言来划分，语言肯定比轴心时代要早。语言比农业、畜牧、狩猎都要早。而且语言和思想关系更密切。儒学不保守，主张与时俱进。我们的典籍《周易》，崇尚变化，充分领会世事的不确定。这样看来，倒是西方思想保守——西方思想追求确定性，其源头如巴门尼德的静谧的存在。我们说僵化，说的都是受苏俄文明的影响。我们本身传统完全是与时俱进的。
复兴中的儒学必须现代化，要与时俱进。当然不能离开经典，但是要重新解释。同时，要恪守儒学的根本。一方面要现代化，一方面要坚守根本，坚守从古到今不变的东西。这些代表儒学的根本，我列出五项：天道，诚本，仁政，中和，大同。阐述这五项，属于哲学的事情。这是中华民族基本的价值观念。
目前传播的价值观念，把富强置于首位，作为纲领是妥当的。富强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作为政治纲领，很得人心。但是，纲领归纲领、核心价值归价值观念。天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是中国思想的最高概念，又是我们的信仰。而且是区别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苏俄文明的根本所在。
三、应该充分发掘儒家宗教性对民间教化的意义
郭晓东教授：对本次座谈会题目的理解，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儒学/儒教的复兴，第二个是两个视角，即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
首先看儒学/教的复兴。如果说20世纪儒学之花果飘零，是不争的事实；那么，21世纪以来，儒学之一阳来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严格上说，今天仍然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复兴。讲儒学复兴，需要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或思想的层面，一个是社会学的层面。从哲学或思想的维度来讲，严格意义上的儒学复兴，中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汉代，另一次是在宋代。
在哲学或思想层面上谈儒学的复兴，必须在哲学思想上有重大突破。从社会层面来讲，所谓儒学的复兴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1.整个社会对儒学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同；2.儒学对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就此来讲，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达到。尽管今天的社会和一百年前，乃至和三十年前相比，对儒学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认同，但如果做一个社会学的调查的话，整个社会对儒学持负面态度的人还是不少，整个社会对儒学的认同程度恐怕还远远不够。儒学对当代社会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仍然是现在必须努力的一个方向，精英层面和社会层面都是如此。所以从思想层面和社会层面来讲，当代儒学只能说已经开始走上复兴之路。
就哲学/社会维度来讲，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的。哲学的突破必然会引领时代精神的方向，同时必然会对解决时代的问题有所助益。反过来，一个社会对儒学的认同，在思想上对儒学的认同，也必然会某种层度上推动思想本身的突破。但是，在哲学/思想上的突破，显然没那么容易。就今天的儒学复兴来讲，固然期待哲学上能有所突破，更具有意义的恐怕还是得落实在社会层面，特别是当代的中国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座谈的题目中出现的“儒学／教”的提法就显得意味深长，我想设定这个题目，本身一定有一个“教”的关怀。谈到“教”的问题，儒家之学是不是宗教，这是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自从康有为主张孔教说，特别是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说以来，学术界内部对儒学是不是宗教的讨论一直是争锋相对的，火药味十足。
不过，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做的，与其是站在哪个立场，不如先把这个问题悬置，先看看中国古代怎么说，或者说先看一下“儒教”这个概念到底能不能成立。中国古代儒教这个概念出现得非常早，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就说，“鲁人皆以儒教”，即鲁国的人都以儒家学说来教化社会，这是目前最早看到的“儒教”一词。在此之后，后世很多典籍里面这一词也屡见不鲜。比如，《梁书·儒林传》：“魏晋浮荡，儒教渐歇”，即认为魏晋时期玄学占主流地位，儒家学说则慢慢式微。这里的“儒教”跟儒学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
另外，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录》中有一段文字，对研究“儒教”比较有参考价值：“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这里，道教和儒教被相提并论。这里的“教”字做动词用，都是教化的意思。因此，儒教一词，无论作名词还是动词，都没有西方“宗教”一词应该有的内涵。儒释道三教的“教”字，在西方宗教学传入之前，最基本的内涵都是作教化解。比如最早的儒佛之争，佛教对自己的辩护，便是立足于佛教有益于教化。
之所以称之为教，即是用佛的理论来教化我们这个社会。而所谓道教，也是以道的学说来教化社会。其实儒家学说，在古代也被有被称为“道教”，比如，《牟子理惑论》，一本佛教的书，就称儒家学说为“道教”，认为儒家是以道来教化。后世明太祖说儒释道三教，一方面说儒家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同时又说仙佛两教有暗助王纲的功能，都有对社会积极的教化意义，所以存在合理合法。
从先秦一直到明清，所谓的“教”，一直是教化的意义。然而，教化意义上的儒学，衡之以西方宗教学的概念，又具有某种西方“宗教”一词所具有的内涵。儒教的“教”字有两层内涵，一层是在人伦和道德意义上的教化，而另外一层，则可以认为是西方宗教学意义上的教化，如儒家对天道的信仰，再比如，儒家强调神道设教，认为鬼神之说，是用来教化老百姓的。《礼记》说“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荀子说“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就是神道设教。
正因为以神道设教，儒家非常重视丧祭二礼。儒家文献中，涉及丧礼和祭礼的极多。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认为“儒教”在概念上是成立的，因为这是本来就有的概念，同时它在内涵上和现代宗教学意义上的“儒教”也不算有太大的冲突。近几十年来，另一个概念也经常被讲到，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直接承认儒家是宗教，就说儒教具有宗教性，这一说法可能容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儒学之所以有待复兴，就在于前面所讲的教化与宗教功能的缺失。
就教化而言，其主体有官方与民间两方面。自从废除科举之后，官方作为教化主体的功能已大大弱化，所以说如何重新官方的教化功能是一大课题。就教化功能落实到民间而言，应该充分发掘儒家宗教性对民间教化的意义。然而，民间儒教化却缺乏必须的载体，因此，如何恢复传统祠堂与书院的功能，将成为当下儒学在民间复兴的一大课题。
四、儒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
陈纳教授：我主要讲两点。第一点，儒的传统并没有真正灭亡。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文化传统像孔儒传统这样被如此坚定、彻底地自我否定过。这种否定运动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
然而，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儒并没有真正死亡。比如，余英时20世纪40年代生活在乡间，发现乡间贴着“天地国亲师”。是的，帝制被推翻了，君主不在了，于是将帝制时期的“天地君亲师”稍微改变了一下，这能说孔儒传统灭亡了吗？
过去半个多世纪，儒作为一个传统被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方的意识形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发展，认为儒是属于过去的、旧的、农业社会的思想传统，是落后的意识形态，把它否定了。然而，在文化层面上，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方法上，孔儒传统真的不存在了吗？所以，从文化／宏观来看，孔儒传统被没有被真正否掉。作为一个文化传统，它是有延续性的；孔儒传统是一个如此丰富的传统，无论其优秀的还是不那么优秀的方面，都会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弥漫于中国社会文化并延续下去，不可能真的灭亡。
第二点，如何理解儒的复兴？复兴是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存在的现实，我想从文化认同或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认识。大家都知道亨廷顿，他写了《文明的冲突》，很有影响，之后他又写了一本书，Who Are We?《我们是谁？》，讲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问题。中国人在100多年前问这个问题，答案非常明确，我们认同儒的传统。我们的identity是与儒的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
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民国，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这个传统采取一种彻底对立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这个认同就难以成立。如果倒退30年，问中国人，Who are we？你说你是谁？你怎么样来定义，来认同？你具体认同什么？认同历史唯物主义吗？这很微妙。文化认同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标签问题，它是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是一个涉及文化积累的问题，包括特定群体成员的共同具有的一些价值、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文革四十年以后，复兴儒的传统，也就是要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解释。
首先，这是对文革的一个直接的反驳，reaction。时过境迁，当人们反思文革的时候，就会回归我们的文化认同。从更为宏观的的视角看，儒的复兴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回应。其次，儒的复兴是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走向世界，直接面临着文化认同的问题。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去的。到了西方国家，你感受到中西方之间强烈的对比和差异。你的自我意识促使你问自己，Who are you?你是谁？在许多细微的地方，你会发现儒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有形无形地体现在我们身上。包括我和美国教授的关系，和美国同学的关系，都在提醒我，我的identity，我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体现了儒的传统。
回头看一百年前对儒的彻底的否定，显然走过头了。否定的结果，使中国人失去了identity。如果把儒的传统去掉，请问中国人是什么。儒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与释、道传统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说中华传统是一个儒家的传统，是典型的儒的文化，而不说是典型的佛的文化或典型的道的文化。
尽管佛和道是这个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流还是儒。儒的复兴之过程，是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通过对一个被批驳、被压制、被扼杀的传统的重新审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环境下，在全球化的时代，重塑中华认同的过程。
五、祠堂和祭祀构建了新的宗族共同体
问题1：请问如何看待地方儒学/儒家复兴现象？
郭晓东教授：每个地方的儒学复兴状况，只有社会学家具体地去做了田野调查以后才能回答。一般来说，南方民间儒学复兴势头是要比北方好。比如广东的潮汕地区，民间儒学的复兴通过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得以体现，依赖祭祀活动，祠堂将一地区同一宗族的人重新凝聚在一起，构建了新的宗族共同体。特别是城市祠堂的出现，是一个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都市中如何进行传统儒学中的丧、祭两礼。另外，福建民间儒教的发展势头也比较强，有许多值得考察与探究的地方。相比广东福建等地方，北方儒学复兴的情况相对较弱。至于海外儒学传统的保存，则相对更好一点，比如南洋华侨，尽管是第二代，第三代，但是他们的家族传统依然是保存的。
范丽珠教授：我补充一点。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位艺术家谈到49年前后从大陆跑到台湾，春节的晚上，其父在家里搞了一个仪式，因为没有办法把家里的祖宗牌位带过去，就把列祖列宗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儒家的传统并没有死亡。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吴氏宗祠，陈氏宗祠。
各地情况非常不一样，比如南方各地不少宗祠恢复了，浙江南部一个县，光陈氏宗祠到2006年就恢复了123座。北方大宗祠现象非常少见，另外一种形式则普遍存在，就是以神道设教。我们做田野调查的地方，把蔺相如的信仰给恢复起来，其身上传统的符号特别多，和谐的文化、家国情怀等，就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借助民间宗教信仰的仪式得以恢复。各种现象都有，问题是怎么汇集到儒家/学/教上，把它当作一个旗号，是今天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六、民间的儒家从来都是杂糅的
问题2：怎么界定“儒”？哲学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互动怎么把握？
郭晓东教授：读经的问题比较复杂。最早倡导的是台湾的王财贵，算是儒门出身。这一运动发展到大陆，发生了一些变化。大陆让孩子加入读经运动的父母亲的想法、心态也各不相同，很难定性，这一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目前看来似乎发生了一些问题，从而导至各界人士对它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我们在此不具体去说它。民间儒学在复兴过程中，会杂揉一些其它的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在我看来，儒学在民间的复兴过程不必要太过于追求儒家的纯粹性。至少在明朝以来，儒学在民间的发展大体上都不走这种纯粹性的道路，而更多的是主张三教合一。最为典型的，比如福建莆田的“三一教”。“三一教”的创教人林兆恩是正宗儒家弟子，王学传人，但是他把儒家学说和释老两教，甚至和福建当地的民间信仰杂糅起来，从而贯儒释道三教为一，故称“三一教”。
这个宗教传承了几百年，现在还活着。不论是“三一教”，还是台湾的一贯道，从民间层面来讲，不应该避讳某些非儒家的因素。要让普通老百姓能接受，民间的儒家从来都是杂糅的。未来中国民间儒教的发展，恐怕也还需要保持这样的方式。过于追求精英层面的纯粹性，对儒教在民间的传播与发展不利。
陈纳研究员：读经也好，其它形式也好，儒的复兴最终还是落实到更细小的层面，就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儒的传统长期受到压制，很多时候，有些传统我们可能没意识到就是儒的传统，比如社会学做的研究，分析在美国的学校里面学生学习情况，把所有其它因素都控制了以后，华人子女学习普遍比较好，为什么？儒的传统，重视学习。如果去读《论语》，开篇就是“学而”。哈佛大学的汉学家施瓦茨（Benjamin Schwartz）写过一本中国思想史，讲儒的价值传统，认为《论语》中的首要价值就是学习，learning。有好多[孔儒传统的]东西，我们浸淫其中并从中受益，但并没有意识到。
传统落实到行动上，不一定是某本经书上的东西。重视教育的传统，体现儒的价值，追溯起来有非常复杂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一个儒的传统，孔夫子推行的东西，后来又有科举制度的推动，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海外华人同样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社会，教育普及程度最高。
七、文化的理念通过仪式来推广并强化
问题3：我是孔门的后裔，对每年参加祭孔大典有些困惑，是否有些过于形式？儒学复兴，当政者亲近，这种社会形式是不是代表着儒学复兴？
谢遐龄教授：复兴，晓东用的过去分词，我用的是现在分词。儒学正在复兴，目前处于初期阶段。要追溯到熊十力，以他为标志，而不是以康有为为标志。要找一个五四运动以后的，而且要在东正教文明进来之后的时间节点。我的断代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东正教、列斯主义是这个时候进来的。我讲的儒学复兴，断代非常清晰，不包括社会上种种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个燎原之火有各种起源，各种要素都有，但不是我理解的儒学。
我讲的儒学，是过去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阐述体系，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治理理论，以及神学的综合性体系。具体到你的问题，这种儒学的要素不可能不用，不用它，就无法取得成功。我讲的儒学比较狭窄，指的是那个阐述体系。建议把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好好讨论。这本书讲到了神道设教很多详细的描写。有一定的系统性。民间做祭孔大典意义是为将来官方做作铺垫；一旦官方决定举行祭孔大典，那就有重大历史意义。何时封个衍圣公，那是真正重大的历史时刻。
陈纳研究员：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是仪式本身，一个是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有理念上的，有仪式上的。文化的理念通过仪式来推广并强化。文化怎么传承？通过经典、仪式、节日等。官方对待传统的态度有时候是直接明了，有时候是间接的。大约6年前，我们恢复了清明，端午和中秋，作为全国性的节日，这实际上就是在恢复儒的传统。从家族的意义上说，孔门家族，通过特定的仪式，能够感受到凝聚力，使很多不联系的人联系上了，仪式使得人们有更强烈的认同感。我相信，多数孔门后裔还在按着辈分的秩序给孩子起名字。通过特定的制度和仪式，新生代会回归到家族的谱系上去。祭孔大典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仪式，需要适当地改革。
范丽珠教授：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仪式是特别重要的。很多的文化里头，必须得有仪式，特别是宗教仪式。对知识分子来说会觉得特别繁琐，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群体归属的表现。特别想说犹太人的例子，离散了几千年，现在还是一个群体，对世界科技／文明都有那么大的贡献，群体本身的凝聚力就在于他特殊的仪式。仪式也许是宗教性的，也许是非宗教性的，比如立冬的时候要包饺子，民间普遍在做，就是把传统留下去。这是犹太人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在欧洲那么多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过去100多年又把这希伯来语恢复起来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一个文化，无论在什么地方，通过共同的仪式，共同做的那些做法。知识分子总想去简化仪式，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更重要。
谢遐龄教授：孔子这个符号，党中央是很重视的，在全世界广设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为什么不办马克思学院呢？总不能拿德国人的符号来作中华文明的代表吧。选来选去还得用孔子这个符号。孔子是中华文明不可替代的符号。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当代精神支柱缺少仪式的支撑。现在搞得最重大的仪式是阅兵，但是这种仪式支撑的不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
陈纳研究员：改革传统仪式，如今的复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祭孔，文革期间被禁掉，后来在曲阜孔氏家族内部有小规模的仪式，现在实际上国家每年都介入了，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恢复祭孔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孔家，后来有曲阜地方政府介入，再后来是省政府，最后是国家。地方性的祭孔是一个机会，可以介入，总得有人站出来，争取达成共识，对传统仪式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很微妙，很复杂。因为它中断了，再复兴，就是一个变革制度的好机会。
八、“和而不同”是经过时间考验出来的价值
问题4：儒的文化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怎样的？
陈纳研究员：你提的问题，如果扯大一点就属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涉及不同族群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传统上是这样的，有语言的群体，有宗教的群体，以及其它的，以族群文化（ethnicity）划分的群体。这些是西方最初建立民族国家的时候依据的主要因素。德国、意大利等都是欧洲宗教改革以后逐步形成的所谓民族国家。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所谓“state传统”的国家。用黄仁宇的说法，“中国早熟”，那是把西方传统作为衡量标准来看的。
中国有不一样的传统，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现在很多人借用外国的所谓nation-state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中国有自己的传统，而且是延续下来的传统，包含着多民族（或不同族群）共存的问题。最近几年，有些学者强调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其实不单是思想，更是经过时间考验出来的价值。“和而不同”的价值在中国几千年来不同族群共存的历史中得到了考验，当然不同族群之间也有冲突，但并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冲突。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