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杨国荣教授对诺齐克、普特南、罗蒂、刘述先等学人交往的回忆。
诺齐克与普特南
1999至2000年，我有机会在哈佛大学作学术研究。哈佛邻近有北美“雅典”之称的波士顿。尽管较之我此前去过的牛津、剑桥，哈佛的校园似乎少了一些古典的韵味，但是从人文传统和人文氛围看，它与牛津、剑桥等欧洲经典名校又颇多相似之处。哈佛的历史要比美国早100多年，哈佛的学人亦每每以此而自豪。
就专业而言，接触较多的自然是该校的哲学系。哈佛大学的哲学系规模不大，其时教师约有10余人。自蒯因、罗尔斯等相继退休、谢世后，哈佛大学哲学系新的全盛期似乎尚未到来。当时，该系在国际哲学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主要是普特南（Putnan）和诺齐克(Nozick)。普特南的影响首先在科学哲学领域，诺齐克的名声最初则来自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不过，从他们那些年来的工作及与他们的接触中，我感到他们似乎又有某些相近的趋向。
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对哲学史的关注。分析哲学在从事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对哲学史较少正面的关注，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有较为典型的表现。然而，普特南与诺齐克似乎已不同于以上这种趋向。普特南在1999年下半年开设了一门名为“四个犹太哲学家”的课程，其中讨论的哲学家涉及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不同时期。以一个分析哲学家而作这样的史的回顾和讨论，固然与普特南本人是犹太人这一背景相关，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一种哲学史的兴趣。我在与他交谈时，曾问他是否有沟通哲学与哲学史的意向，他对此作了明确的肯定回答。
诺齐克同样表现出类似的倾向。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送了一本题为《苏格拉底的困惑》的近著给我，从这本书的标题中，便不难看到其哲学思考与哲学史的联系。更有意味的是，诺齐克还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某种关注。在一次交谈中，我提到，现在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注意及了解程度要远远超过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注意及了解程度，并强调，中国哲学也应当成为建构世界哲学的重要资源。他对此表示肯定，并找出一本书递给我，问我此书是否属介绍中国哲学的上乘之作。这是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英文译著将“思想”改为“哲学”，书名成为《中国政治哲学史》），在听了我对此书的评价后，诺齐克又让我推荐有关中国哲学的较好的通论性著作，而我的建议则是：象他这样的哲学家，最好读中国哲学的原始经典（当然是英文的译著，因为他不懂中文），他对此颇表赞同。
诺齐克后来是否用了很多时间去读中国哲学原典，我并不很清楚，但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则似乎既表现了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也显示了对广义的哲学史的重视。（在我的印象中，诺齐克教授是一位时显理论洞见的哲学家，与他交谈有一种智慧的愉悦。然而，当我在2002年第二次到哈佛时，斯人却已逝，这使我甚感怅然。）
与之相关的，是从学科哲学回到哲学本身。分析哲学往往将哲学划分为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哲学、政治哲学等分支，而哲学家则守着其中的某一分支。相形之下，普特南与诺齐克似乎已开始不满足于定位在某一学科哲学的分支中。诺齐克在《苏格拉底的困惑》一书的导言对其主要因早期著作而为人所知颇为抱怨，但同时又有一些无奈。他指的是，由于他的成名之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涉及政治哲学，他往往被人们理解为政治哲学家。
事实上，诺齐克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哲学，举凡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都在其视域及研究范围之内，他早些年出版的《理性的本质》、《哲学的解释》等，都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同样，普特南的工作，也常常涵盖了哲学的不同领域，从语言哲学、心智哲学、数学哲学直到伦理学，都进入了其视野。这种兼涉不同领域的思维路向，当然并不仅仅表现为研究的多面性，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守着哲学的某一分支，回归到作为智慧探索的哲学本身――回归到统一的、整体形态的哲学，而这也是哲学本来的存在方式。
另一值得一提的方面，是对实践理性的注意。哈佛大学哲学系在实践理性的研究方面一直有较强的传统，自罗尔斯以后，这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诺齐克的《理性的本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理性的实践意义的考察，在与他的交谈中，他还提到他最近正在写的书与客观世界的结构相关，这种结构不仅仅涉及狭义的形而上学，它也由其实践层面的意义。据他说此书半年后可完成，副标题即拟为《客观世界的结构》。后来出版时，其书名的正题为《不变性》（invariances）普特南同样表现出对规范问题的某种兴趣，在1999年庆祝哈贝马斯70寿辰的学术讨论会上，普特南发表的论文便主要讨论规范问题（此文当时尚未发表，但他特意送了一份打印稿给我）。
哈佛的一位后起之秀（考斯嘎德Korsgaad）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对规范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考察，在《规范性之源》一书中，她提出了“反思的省察”与“实践的认同”二个概念，试图对规范的普遍性及适用范围作出说明。在与其交谈中，她给我的印象是具有相当强的康德主义的立场。顺便提及，她是罗尔斯的学生，其工作在英美道德哲学界颇受重视，在其著作中，还收有B. 威廉姆斯、T.内格尔等著名哲学家与她讨论的文章。
罗蒂
2006年9月，应罗蒂的邀请，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前往斯坦福。然而，未曾预料的是，今年6月8日，罗蒂却盍然长逝。就在他去世前一周，我还与他联系，虽然他的夫人说其健康状况变得很糟，但我仍没有想到他会走得如此之快。当时得知此讯，我既感震愕，也深为悲痛。
我第一次知道罗蒂之名，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尚在读研究生，其间曾从书店买到一本《哲学与自然之境》的中文译本，但读后似乎也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在各种哲学、文化的书刊中，罗蒂的名字一再被提及，其名声在国内学界也愈来愈大。但我对其后来的著作并没有特别关注，朦胧的印象中，他好像主要表现为哲学传统的批评者，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再后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东渐，罗蒂每每又被归属于广义的后现代思潮之列，所谓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等流行之论，往往都会上溯到罗蒂，我对这一类的笼统套语一直不以为然，罗蒂与这些趋向的联系，使我对他也产生了某种疏远感。
2004年7月，罗蒂访华。其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一次“罗蒂与中国哲学”的学术讨论会。为准备会议的发言，我浏览了罗蒂的若干著作，对罗蒂思想的印象，也开始有所改变。尽管对他所说的，我仍并不都赞同，但在阅读中我感到，他的思考不同于浮泛轻浅的哲学“前卫”或“先锋”，其中有严肃的关切，也有深刻的洞见。他对偶然性、社会凝聚、社会希望等等的考察和思索，既体现了学者的责任，也展示哲人的睿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次会议，我有机会与他直接会面和交谈。记得他当时下榻于上海和平饭店，这是一个有较长历史的宾馆，位于外滩，面临黄浦江。初次见面，我的感觉是他有些内向甚至腼腆，不甚健谈，很少主动提出话题，这与他在哲学论著中所表现出来的锋芒和锐气，似乎形成了很强的反差。
我在提交会议的发言提纲中谈到：“在认识论上，与传统的实用主义相近，罗蒂首先强调知识的意义在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表征现实。从理论上说，解决问题首先涉及的是评价，而就评价的角度而言，知识的意义便主要在于它是否能够对于相关问题提出好的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与此相对，表征现实则指向了认知：它的任务是描述或者敞开对象和客体。换言之，评价往往涉及知道如何（knowing how）或知道如何做 ( knowing how to do)，而认知则关联着知道什么（knowing that）或知道某物是什么（knowing what the thing is）。罗蒂追随传统的实用主义，似乎赋予评价以更多的优先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而以评价取代了认知或将认知融合于评价。在此种观点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倾向于强调善或者价值，而或多或少忽略了真。事实上，对罗蒂而言，一个命题或者信念（belief）的真假主要取决于它在广义的社会实践领域里是否有用或者成功，在这一点上，罗蒂同样上承了传统的实用主义。”
针对我的以上看法，罗蒂作了如下回应：“杨国荣教授的论文《罗蒂新实用主义的若干思考》把我带回到了我今天开始回应的地方。在这篇论文中，他坚持了将‘评价’（evaluation）与‘认知’（cognition）相结合的一种需要。我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十分怀疑，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与约翰·杜威对它的怀疑出于同一理由。所以，确实会对我产生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我想将‘评价’与‘认知’融合起来。但这并不是我想去使用的术语。相对于去说——‘你必须拒绝评价与认知，似乎它们是两个分开的东西那样：一个同价值相伴随，而另一个则同实在相接触’——这是西方通常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我更愿意这样说：存在着两种‘知道如何’（knowing how）：其一是评价一种情况，并思考该做什么，以解决由该情况所产生的问题；其二是同其他的人们讨论该做什么，同其他的人们就如何从事与合作以努力解决那些问题达成信念上与态度上的共识，并共享你对该情况的评价，然后使得人们变得合作。我并不清楚杨国荣教授是否真的不同意我。我只是会将问题措辞为两种‘知道如何’：知道如何对待人类以同他们合作，以及知道如何对待非人类事务。这两种‘知道如何’实际上是一个紧接着另一个，所以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即如何去将这两种‘知道如何’结合在一起。我并不对‘真理’、‘知识’这些概念抱有怀疑，并不是试图把‘真理’、‘知识’去除掉，而是仅仅试图去除掉关于真理的符合理论，以及这样的关于‘实在’的概念，即将‘实在’当作为可以精确地或过度精确地被表征的东西；我只是怀疑这是否也是杨国荣教授试图捍卫的。”
尽管他的回应和辩护在理论上也许尚可进一步讨论，但他直接面对问题，并细致地分析和切入其实质的方面，仍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会议期间，罗蒂没有参加所有的讨论，但却认真地阅读了所有与会者所提交的英文论文或提纲，并在会议上或详或略地逐一作了回应。如此集中而有条不紊地回应所有针对自己的评论和批评，在一般学术会议中是比较少见的。这既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他的认真，也表现了其思路的敏捷。他的这次回应后来被译成中文，并发表于《思想与文化》第六辑。
回美国以后，罗蒂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对我们在会议期间的接待表示谢意。不久，我又收到他寄来的著作《哲学与社会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书的扉页上有他手写的一段文字，其中特别提到了我们两人在上海的交谈。由于生性不善交往，我与他此后未作进一步的联系。
2006年，我有机会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美，罗蒂热心地成为我的邀请者。在我临行之前，他特意发来电子邮件，让我告知他我的航班时间，以便前来旧金山国际机场接我。但此前我已从Allen博士（一位在加拿大任教的教授，系罗蒂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关门弟子）处得知，罗蒂身体很不好，因此回函婉谢。到斯坦福的第二天，罗蒂即邀请我共进午餐，饭后又带我到系办公室、校图书馆等办u理u各种手续，前后兜了一大圈。记得在图书馆中，由于需当场制作图书证，费时甚久，但罗蒂始终默默地站在一旁，直至整个过程结束。此时罗蒂已身患癌症，但他却只字未提他的身体状况。想到那天让年逾古稀又重疾在身的罗蒂如此奔走，我后来真是深感内疚。
到斯坦福后不久，罗蒂便安排我与斯坦福人文中心（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的主任John Bender 教授会面和交谈。之所以特意作此安排，可能是因为2004年在上海期间，他得知我同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而思想所的性质与人文中心有某些相似之处。由此亦可看到他考虑问题的细致、周到。同时，鉴于我的中国哲学背景，他还计划与斯坦福大学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David Nivison（倪德卫）教授联系，并安排我与他见面。尽管因为Nivison教授已年近85，且行动不便，而罗蒂自己后来也病情渐重，以上安排未能如愿，但这种设想仍体现了他在学术上对人的关切（顺便提及，Nivison教授我后来通过另一途径与之见面并作了长谈）。
在斯坦福期间，我曾打算就一些元哲学的问题作若干考察。一次，当罗蒂问我近时关心何种问题时，我答以正在考虑“哲学究竟是什么”。他略略思忖后直截了当地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哲学问题。”我当时多少感到有些扫兴。然而，在进一步思考后，便觉得罗蒂所言并非没有道理。从逻辑上看，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蕴含着对某种终极或标准的哲学形态的预设，而无论从理论或历史的角度看，都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形态。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建设性的思索。罗蒂的看法，形式上似乎具有否定性，但却蕴含着正面的启发意义。
罗蒂对哲学史的某些理解，也有独到之处。如在比较20世纪二位重要哲学家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时，罗蒂指出，二者的思想发展呈现相反的方向：维特根斯坦从不同于实用主义的进路走向与实用主义相近的趋向，海德格尔则从实用主义倾向转换为不同于实用主义的思维路向。这种看法尽管体现了罗蒂本人的新实用主义背景，但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注意到维特根斯坦由注重逻辑形式到注重生活形式、海德格尔由注重生活、生存到注重“思”、“诗”的不同演化趋向。
同时，罗蒂十分注重哲学史上理解的多样性。在他看来，对世界本身与思想的历史，都存在各种可能的理解，一个人无法同时讲出所有可能的语言，应当承认有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其他精神生活形式。
作为一个哲学家，罗蒂给人的印象之一是坦诚而不弄玄虚。有一次谈到现象学，特别是有关胡塞尔工作的意义，罗蒂直率地说：我不太懂得胡塞尔，对其究竟想解决什么哲学问题也不甚清楚。事实上，他对现象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如他将胡塞尔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联系起来，便表现了独到的眼光。但在具体评价胡塞尔工作时，他却显得审慎而坦率。相对于时下关于现象学的各种云遮雾罩之论，罗蒂的看法无疑既表现了人格上的真诚，也体现了哲学的清新。
我初到斯坦福时，罗蒂虽已患病并接受治疗，但气色、精神看上去还不错。然而，后来人渐渐开始显得消瘦、憔悴。因为常去医院化疗，见面也变得不甚方便，有时需提前一、二小时打电话确认身体是否允许。这样，我便也不忍过多打扰他。在罗蒂去世前一周左右，我曾给他发去电子邮件，拟约时间前去辞行。然而平时习惯于即时回复的他，此次却没有回复。过了一二日我才收到罗蒂夫人的复函，说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虽隐隐有些预感，但未想到他竟就此匆匆离去！
罗蒂辞世至今，已近二个月，但其音容形貌，却仍时时浮现于前。尽管与他接触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他的为人、为学，却给我留下了挥之难去的印象。斯人虽逝，但作为哲人，其学思与风范将依然留在这个世界。
刘述先
2016年6月，刘述先先生辞世。悲悼之余，不由回忆起与刘先生相交的往事。
我与刘述先先生初识于1986年。这一年10月，浙江社科院在宁波举办了一次国际黄宗羲学术思想讨论会，我当时处于博士论文撰写阶段，论文亦涉及黄宗羲的思想，于是与冯契先生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刘述先先生在那段时间正从事黄宗羲思想的研究，也参加了会议。那一时期，我对海外学者的研究状况了解不多，借参加会议之机，特意拜访了刘述先先生。当时所谈的论题大致围绕王阳明、黄宗羲而展开，具体内容虽已经淡忘，不过，刘述先先生思路的清晰、敏捷，却给我留下颇深印象。事后，刘述先将我拜访他一事也向冯契先生谈及。当我在会后禀告冯先生曾拜访刘述先先生时，冯先生说，我知道，刘述先曾提及，“你的学生曾找过我”。当然，冯先生并未提及刘述先先生对我有何评价。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了一个胡适学术思想的小型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刘述先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其间我们作了比较宽泛的交谈，他特别提及，将邀请冯契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作讲座。会议结束前，他特意拿了几种书，包括他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所编的一本英文论文集，赠送给我。
大约在1992年前后，我收到当时香港出版的《法言》学术杂志，其中一期刊有刘述先先生的文章，主要讨论理一分殊问题。文章的具体标题现在已不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它对理一分殊问题的讨论，并不仅仅限于历史的维度，即主要不是考察宋明时期二程和朱熹如何论述理一分殊，而是着重探讨其当代的理论意义。这一进路比较合乎我所理解的哲学研究进路，因而引起我的特别关注：我感到刘述先先生似乎已不满足于照着讲，而是呈现某种接着讲的意向。我非常期待刘述先先生在后续的研究中，在这方面有系统的阐发，以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或学说。
然而，使我略感遗憾的是，在后来的20余年时间中，刘述先先生虽然也时有从不同角度讨论理一分殊的文章，但却未能在这方面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前些时候，看到一篇刘述先先生的晚年访谈，其中，刘述先先生自述：“我从来没有太高的理想，说我一定要完成甚么东西，我只是在一个阶段，能做甚么就做甚么，做多少是多少。”这样看来，上述情况可能体现了刘述先先生总体上的学术风格。
1996年夏，刘述先先生已卸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一职，但却邀请我去那里访问一周。当时接替刘先生任哲学系主任的是石元康博士，到那里后，具体接待工作也由石元康博士负责。访问期间，我在哲学系作了一次关于冯友兰哲学的讲座，刘述先先生、他的学生郑宗义以及当时仍在中大哲学系任教的冯耀明博士也参与了此次活动。期间，我们就中国现代哲学的相关问题作了讨论，具体的内容虽已记不太清楚，但印象中刘述先先生对冯友兰的哲学总体上比较公允，这种态度与港台新儒家的其他一些人物常常趋向于贬抑或指斥冯友兰似乎有所不同。
1997年，北京有一个关于全球伦理方面的会议，我和刘述先先生都参见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参与的人较多，我们没有作个别的交流，但刘述先先生的大会发言却引起了我注意。在发言中，刘述先先生介绍了参与世界各大宗教关于普遍伦理的讨论情况，并论述了他关于普遍伦理或世界伦理的看法。此后，上述问题似乎成为刘述先先生晚年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其论著中，一再从儒家的立场出发，阐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前面提及的理一分殊，也同样被用于考察普遍伦理的问题，而伦理原则的普遍性（理一）与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分殊），则成为他考虑相关问题的重要进路。从这方面看，尽管刘述先先生没有形成基于理一分殊的系统理论，但诚如他自己所言，在不同的阶段，他侧重于对不同问题的思与辨，在这种多样关注之后，事实上也蕴含着某种一以贯之的观念。
此后，在不同的场合，如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会议等，都曾与刘述先先生见面、交谈。几年前，他在台湾的一位学生曾到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间，哲学系的同仁曾商议让刘述先先生到华东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就熊十力、牟宗三的哲学传统与金岳霖、冯契的哲学传统进行若干对话，刘先生欣然同意。然而，由于他的健康问题，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对此，我们至今仍引以为憾。当然，此前（1995年），刘述先先生曾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访问，但我当时不在上海，接待他的主要是时任系主任的童世骏教授，参与叙谈的则还有哲学系的冯棉教授。
我最后一次与刘述先先生见面，是在去年（2015）9月，当时我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一个关于哲学史论的会议，刘先生也专门与会。其间，他特别对我的健康问题表示关切，这使我甚为所动。此次会面时，刘先生说他患有帕金森病，并且浑身发痒，我注意到，他身上因搔痒而满是红色印痕，由此建议他中医调养。尽管身体看上去明显苍老、瘦弱，但刘先生的头脑却异常清楚。记得会上讨论到牟宗三先生与康德哲学的关系，特别是牟宗三的康德著作翻译，刘先生发言，大意为：他不是牟先生的直接学生，故说话可以直率一些。牟先生的康德著作翻译主要依据英文版，有些地方虽原文意义未详，但以他的聪慧，常常以逻辑的推论圆过去。言下之意，牟宗三先生在康德著作的翻译方面，有些地方或许并不十分可靠。如此直截了当的评论，让我甚感意外。此事既体现了刘先生观察的敏锐，也可看到他在学术上不为贤者讳的真诚精神。
未曾想到，去年在“中研院”与刘先生的告别，竟成为永诀！然而，斯人虽逝，但其学术生命却将依然留存于世。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