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1926年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广东儒学研究会会长、广东岭南理学研究会会长、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等职。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个人专著、合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与萧萐父主编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中国哲学史》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学术成就奖、中山大学第二届卓越服务奖，发行10多万册。与方克立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七五”“八五”重点规划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锦全，1926年2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现东莞市）莞城镇一个医生家庭。1932年春天，他入县城新民小学读书。1937年9月，考入东莞县立中学，其时他只有11岁多。1938年秋，日寇的铁蹄践踏华南，东莞县城沦陷，他被迫停学，困居家中。他父亲喜欢作旧体诗，家中藏有不少文史书籍，古典小说名著相当齐全。受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他在停学的4年中，广泛涉猎了古典文史著作。先是读《唐诗三百首》《词选》《花间集》等诗词选本，接着读《昭明文选》中的汉魏六朝诗赋，《诗经·国风》和《楚辞》，以及传奇剧本《桃花扇》等。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自不必说，就连晚清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演义，也涉猎甚多。历史书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虽有一些接触，但不如看文学书的兴趣大。可以说，他年少时期的阅读兴趣，表明他是一个具有文学爱好和文学气质的人。
1942年，他复学入读初中二年级。在1938年到1942年这4年的停学自修期间，他学会了作旧体诗和填词。他少年时记忆力很强。据他自己说，他现在能背诵的大量诗词，都是那时候熟记下来的。他复学之时，东莞县城仍在敌伪的统治下，入读复办的东莞一中的学生，都是留在沦陷区的孩子。沦陷区后来虽然挂起汪记国民政府的招牌，可是“亡国”的滋味仍然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后来写过一组《莞城杂忆》诗，其中有两首云：“心惊胆战入城中，老幼无言尽鞠躬。少小应知亡国恨，神州依旧血流红。”“少小无知作顺民，胸中郁结向谁申？挑灯作伴唯书卷，闭户关门隔路尘。”这些咏叹表明，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民族主义者。这种以家国情怀为表征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谓深入骨髓，长期坚持。因此，在前些年某些人为汉奸行为和汉奸理论辩护、为帝国主义侵华行径涂脂抹粉的时候，他旗帜鲜明地撰文批驳，展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堂堂正气和激浊扬清的大丈夫精神。
1947年7月，他从东莞中学毕业。当时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文理分科，他入的是理科班，学了两年数理化。但在报考大学时，他没有听从父亲要他报考医科的意见，而从兴趣出发，自行决定报考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结果被两校同时录取。由于中山大学是国立大学，故他最后进了历史系。这个人生花絮，表明他虽是一个性格温和但具有很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人。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李锦全先生班上不少同学参加了工作，他是继续留校学习的三人之一。在校期间，他修读过刘节、阎宗临、丘陶常、陈锡祺等先生开设的课程。他的毕业论文《唐碑校释》由岑仲勉先生指导,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里。他在历史系文物室兼任梁钊韬先生的助手，经过老师的教导和个人的努力，他掌握了历史文献学、考据学以至文字训诂学等方面的基本功，为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打下了宽广坚实的基础。
1951年7月，李锦全先生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文化部文物处工作。1952年被选派到北京，参加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除在北京上课外，还到大同、云冈、洛阳、郑州等地实习。通过众多名师的指点、现场直观教学与实践锻炼，他学到了不少具体知识。1953年，他在长沙住了8个多月，做了大量古墓葬的发掘工作。他参加了出土有战国竹简的仰天湖35号墓的清理工作，并为此赋诗云：“仰天湖上出奇珍，竹简千秋尚未闻。谁识此中文字意，墓中宝物日常新。”他后来虽然没有继续做考古工作，但经过这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和实际操作，加深了对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这对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有相当大的帮助。
1954年，国家调整行政体制，撤销了各大行政区，李锦全先生于当年10月回到母校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他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当了一年多的助教，1956年升任讲师。其时，历史系成立中国思想史教研组，他开始以古代思想史为研究方向。1960年，中山大学复办哲学系，他和中国思想史教研组随同杨荣国先生转到哲学系，直到2000年退休。
“文化大革命”前，李锦全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工作了11年多。在此期间，他讲授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专业基础课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专门化课程。在杨荣国先生指导下，他和陈玉森、吴熙钊合写出《简明中国思想史》。1962年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那段时间，由于经常要下乡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耗费了不少时间，但他仍从事科研工作，并关注学术问题的讨论。如针对古史辨派的疑古论、曹操的历史评价、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董仲舒的自然观、陈白沙哲学的性质等问题，他都发表过文章，阐发自己的见解。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搞的所谓“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之类的把戏，虽然迫于当时的局势，他也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被卷进漩涡，但他诚恳地说，那谈不上是学术研究。打倒“四人帮”后，他的学术活动才真正得以开展，学术生命才真正得以焕发。
1978年是李锦全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重新起步的一年。他在恢复职称评审制度时晋升为副教授，并开始担任中国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先后开出中国古代哲学史专题研究、先秦哲学原著研究、汉唐哲学原著研究、宋明清哲学原著研究、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他受教育部委托，参加主编高校《中国哲学史》教材（上、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重印10多次，发行10余万册）。1983年，他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4年至1989年，他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
李锦全先生兼任过不少社会职务。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无神论研究会会长、广东儒学研究会会长、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广东岭南理学研究会会长、广东康（有为）梁（启超）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等等。
自1978年以来，李锦全先生除了参加主编大学教材《中国哲学史》外，还出版了专著《海瑞评传》和《陶潜评传》。海瑞和陶潜都是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传主”，而一般中国哲学思想史都未承认他们是思想家，李先生确是用了很大的功力，将他俩写成“另类”思想家。这两部著作都是有独创性见解的学术研究专著，现收入这套文集中，值得关注。他还与人合作出版著作多部，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在海内外发表了300余篇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近百次。他积极参加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学术讨论，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竭心尽力。
李锦全先生知识广博，文史哲兼通，并擅长旧体诗词的写作，在内地（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口碑甚佳。他发表的论文，就时间跨度而言，从先秦贯通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就学术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无不论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新学，以至现代新儒学，都在他的学术视野之中，而且都有相应的论文发表。至于近年来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中国文化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更是见解独到，论著甚多，颇为学术界同人重视，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他是国内最早招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方向博士生、系统培养文化研究人才的学者之一。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李锦全先生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8个字加以概括。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各家学派开始，便具有矛盾的两重性。儒家学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孔子的“仁”可以说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学。儒学一方面在道德修养上平等要求不同地位的人们，提倡独立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政治上竭力维护等级制度，从而形成了儒家在人际关系上的两重性思想矛盾。道家学者一方面抨击时政，一方面要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谋划策，也表现出思想上的两重性矛盾。墨家既力主“非命”“尚力”，又宣扬“天志”，倡导“明鬼”，同样表现出思想上的两重性矛盾。法家既竭力尊君，但也主张君臣合作共事，显然也具有两重性的思想矛盾。
李锦全先生明确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尽管彼此互相批判，但仍然有相通之处，“即表现为矛盾融合论”。他认为，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泛爱、博爱，前者是视人犹己，后者是推己及人，在思想实质上并无差别，只是操作程序上的差别而已，因而是可以融合的。道家猛烈批评儒、墨、法三家的学说，彼此间固然有相当的思想距离，但其实儒、墨、法各家与道家思想之间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之处。道家倡导无为，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尧、舜垂拱而治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也以尧、舜为君臣关系的样板，其实也是对垂拱而治的肯定。至于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则更是为道、儒、墨、法各家所阐释、认同。礼与法是儒法两家思想的连接点，汉代之所以出现儒表法里（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国策，并在其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流传不绝，本身就证明了儒法两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思想屏障。道家与法家之间也是如此。道法思想的结合，早在战国时期便已出现。以道为体，以法为用，是先秦道法两家思想的结合点。总之，“从汉初黄老之治的道法结合，到董仲舒儒表法里的儒法互补，中国学术思想正是沿着矛盾融合的路子向前发展”。后来虽然出现道教、佛教，但既矛盾又融合，最终归于融合的趋势没有改变。
李锦全先生认为，各家各派思想的交互融合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礼到法，道生法，儒表法里，道本儒末，所讲多是派生或互补的关系，且多就政治层面而论，未到哲学思想深处。即使是佛教儒学化，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学的“五常”比附，仍然未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化的途径，直到理学产生，才真正将三教思想加以融合，在承传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创新，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李锦全先生认为，要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实行批判继承方针，正确分析传统思想文化的矛盾两重性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比如，儒家的亲亲尊尊，用于处理人际关系时，如能做到尊老爱幼、和睦亲朋邻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应当予以继承；但儒家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思想，会助长官僚主义和人情网的滋生，以及特权思想、家长作风的泛滥，因而应该进行批判。儒家对道德人格高标准的要求，诸如讲究正己正人、以身作则、见利思义、先忧后乐、不欺暗室等，属于带有人民性、进步性的传统，应该加以发扬；但对儒学中的伪君子、假道学，则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显然，李锦全先生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8个字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是见解独到的持平之论。可以说，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论著，其写作思路、史料阐释、理论提炼，都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一基本理论构架的展现。
李锦全先生为人沉稳厚道，淡泊名利。他做事讲究实际，不图虚名。他研究学术，始终坚持学术真理，在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同时，不趋时、不守旧，论从己出。对于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他既积极参与，又保持价值理性。他说话写书，平实自然,绝不故弄玄虚，更不为了炒作而制造耸人听闻的歪论怪论。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儒家的仁学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学；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进程中，不仅有儒道互补，还有儒法互补；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上，魏晋玄学的出现和宋明理学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哲理化进程；儒学是一种吸取了宗教哲理的思想，具有宗教的特点和功能，但儒学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关键在于要用现代化的理念去扬弃、转化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诸如此类的见解反映出李锦全先生尊重历史、崇尚学术真理的品质。这与这些年来某些为了出名牟利而不惜炮制各种歪论怪论、以走极端而博关注的人相比，其境界和品格不啻天壤之别!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这种人格境界和精神风范，在李锦全先生身上得到了传承。
李锦全先生为人谦和，心胸开阔，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他与陈玉森教授、吴熙钊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学术合作。从那时至今，我们国家经历了种种磨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利益关系有了重大的调整，但他们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友好相处的态度始终如一，体现了团结向上的精神面貌。他们彼此尊重，和衷共济，其乐融融。他们从来没有因为现今不少人为之头痛的稿费分配、署名前后、职称晋升之类的问题而发生不愉快，也没有因为谁的成就、名气比自己大而不服气。应该说，我所在的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能够取得可喜的成就，能够获得国内外同行的尊重，是与他们长期的团结奋斗分不开的，也是与李锦全教授的人格力量分不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与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受教育部委托，共同主编大学教材《中国哲学史》。3年间，两人配合默契，酬唱神州，佳话连篇。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整整10年，他与方克立教授共同主持国家“七五”“八五”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团结了全国近20所重点大学和研究院的数十名中青年研究人员一道奋斗，成果丰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受到好评。在工作中，他充分尊重方克立教授对诸多具体事务的领导，大事共同商量决策，相互合作无间。可以说，队伍庞大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影响遍及国内外，是与两位主持人为人和为学严谨的大家风范分不开的。
李锦全先生十分注意教书育人，悉心培养年青一代，甘为人梯。他充分肯定青年思想开阔、勇于创新的精神，但同时也严肃指出其知识面窄、史料功底和理论功底都有所欠缺的弱点。但他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衷心祝愿并真诚鼓励下一代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繁荣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培养的研究生基本上都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并成长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其中，有的学有所成,比较年轻就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担任了省部级学术机构的领导，有的在国外深造。看到后辈的成长，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李锦全先生欣赏这样一副对联：“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似天上云卷云舒。”他在萧萐父教授《佛教哲学简介》的题词中云：“欲除烦恼需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佛性是空还是有，灵山非幻亦非真。”并在其《思空斋诗草》中自注道：“世事当如是观耳。”他经常说自己的人生哲学是“道法自然”。我想，这种“法自然”“无我”的哲学，并不是世俗所谓的“消极”。恰恰相反，透过这种现象上的反映，我们看到了一个哲人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对个人荣辱、毁誉、穷通的超越，更是对自我存在的超越。由这种超越精神的引导和提升，李锦全先生真正达到了自我身心的和谐、自我与社会的和谐、自我与他人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在李锦全先生身上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体现。“矛盾融合，承传创新”，他所概括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知行合一的精神力量，领悟到“君子儒”的真谛。
李锦全先生是我的业师，我是在他教泽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他对我和其他弟子寄托着殷切的希望。他引用韩愈的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来鼓励我们奋力前行。我们愿意努力，争取不辜负他的厚望。
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思想文化里有很多优秀的思想精粹，最质朴而深刻的一句是“平常心是道”，而道法自然、止于至善则是很高的境界追求和人格风范。我想，已经92岁高龄却依然精神健旺、思维敏锐的李锦全先生，就是以“平常心是道”对待人生的，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法自然、止于至善的生动体现。
《李锦全文集》（1-10卷）
李锦全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10
第一卷，主要收入李锦全教授参加研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总体及其发展过程的文章。
第二、第三卷，主要收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个案研讨的文章。
第四卷，主要收入的是对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研究论文。
第五卷，主要收录参加研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争议问题的文章。
第六卷，收入的文章比较复杂，前半部分主要收入关于岭南文化的定性、定位及发生发展的讨论文章；后半部分主要收入关于爱国主义思想属性及是非争议的文章，还有一些随感、杂感杂文，也有学术自述和学友们写的学术评介、采访记录等。
第七卷，主要收入本人1938年到2015年所作的诗、词、联等作品。
第八卷，收入《陶潜评传》和《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两部论著。
第九卷，收入《岭海千年第一相——张九龄》和《海瑞评传》两部论著。
第十卷，收入《华严原人论》释译和中大历史系文物室入藏《唐代碑刻目录（附跋文）》。
来源：《李锦全文集》代序（有删减） 李宗桂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山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