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不仅仅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四十年，也是锐意进取，成长蜕变的四十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回顾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四十年，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到成长为当今儒学研究的杰出学者，这位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一个人的40年”专栏今天分享郭齐勇教授这四十年在武汉大学学习和教书的经历。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个人恰逢其时，随着国家的发展，自己也成长了起来。四十年前，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8年10月，我以31岁的高龄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厂当了八年的工人，在当工人之前，我在天门县杨场公社当了一年半的知青。再往前推呢，我是武汉十四中高中66届的毕业生。我这四十年，简单的说，就是在武大读书教书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学、和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研究和弘扬国学。
先谈我的读书和教书。我们这批78年进校的学生，年龄相差十几岁，差不多是两代人。我们如饥似渴的读书，听讲座，泡图书馆。这一届同学特别多样化，以后不少同学都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为学习的宗旨。读本科的时候，我和李明华、周民锋同学等编过一个油印的习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后来就不让出了。我自己也在校学生会的学习部当过副部长和部长，做一些组织讲座之类的工作。
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过去的教条主义束缚相脱离。当时有思想解放运动，武汉大学的老师们聘请了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学者来，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当时我们因为长期受到文革的束缚，在各方面是比较左的，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是糟粕，没有什么能在现代创造转化的东西。我们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陈修斋与杨祖陶老师合上的西方哲学史，使用的教材是他们编写的用低质黑纸印的《欧洲哲学史稿》。再就是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开的“中国哲学史”。
真正热爱起中国哲学，缘于进武大以后听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萧先生讲课不多，讲起来常常脱离教材，旁征博引，放得很开。他对思想解放的渴求，对国事民瘼的关切，对人类、民族、人民之命运的反思，使我们深受感染。
我们修“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课，使用的是中哲史教研室编的数册油印本《中国古代辩证法史资料》，我发现了其中因刻印带来的问题，有的是版本、底本的问题，到图书馆遍查典籍，校对出百余条差误，交给老师。这件事被萧萐父先生知道了，他大为赞扬，曾在教研室会议上，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表扬了我。不过，当时我只是一位本科生，并不知道萧老师的褒奖，事过一年多后才知道的。
我提前半年毕业，考上本校1981级硕士研究生。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攻读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正式成为萧萐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的入室弟子。这三年对我走上学问之路是最为关键的时期。老师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我们受到基本的思想的训练与文献等方面的训练。
萧老师才思敏捷，作为学科带头人，对哲学界各种讨论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新信息、动态都非常关注，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的讨论，朱光潜先生对《巴黎手稿》、特别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重新翻译及其价值，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式的对子结构”与“螺旋上升的圆圈结构”，中国哲学范畴与范畴史研究，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关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唐兰、张政烺、冯友兰、张岱年、岛田虔次、冯契、王元化、李泽厚、庞朴、汪澍白等先生的新观点，《未定稿》、《读书》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考古》、《文物》上介绍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动向，马王堆与银雀山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等，包括如何使用工具书如《经籍纂诂》等，都提示给我们，启发我们去关注、把握、理解、参与。他还把汤一介、庞朴、刘蔚华、陈俊民等先生请来给我们讲课，打开我们的思路。
老师们对我们非常关心，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我们。萧先生亲自批解我们的习作，告诉我们如何修改完善，每每涉及文章架构、资料搜集、鉴别与理解等，特别细心、耐心。他指导我重点读王夫之的《尚书引义》。他也放心地让我们几位硕士生整理他的关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与王夫之哲学方面的讲义、文稿等，这种整理也是一种学习。我记得我整理过他关于王夫之认识辩证法论文的初稿。他与唐先生带学长与我们两届硕士生，带着经他们修改了的我们的论文，出席了1982年在衡阳举行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让我们参与讨论，拜访专家。我最初关于王船山的几篇习作，都是经萧先生悉心指导、认真修改、热心推荐发表的。这即是80年代初我在萧公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和在《中国哲学》、《江汉论坛》上发表的几篇习作。这些事已经过去数十年了，老师帮我们修改文章的细节却仍然历历在目，永远也忘不了，而且已化为我今天带学生的行为。
萧老师指导我写论文，重视前人成果的研究综述。我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又对研究前史、资料条分缕析，整理出来，作为研究的背景与基础。我又通过对认识论、直觉论和唯识学的学习来诠释熊氏认识论。通过撰写硕士论文，特别通过三位老师对论文的点拨、指导、批评，我基本上掌握了做学术研究的步骤、方法、规范等要领，开始学会对文献的解读与诠释，从事哲学学术研究。写硕士论文，其实是学习做学问的实践。
我的硕士论文变成专书，其中一章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分别发表，这在现在可能被视为天方夜谭。这一小书得到了张岱年、陈荣捷、岛田虔次等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岛田先生在其1987年于日本同朋舍出版的《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这一大著中，高度评价了我的熊十力研究，提到我与我的有关论文著作、或加以征引的，达十多处。
掐指一算，我在武汉大学本科硕士一起读了6年，从84年12月开始留校任教，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到今天，差不多是34年，算下来在武大已经待了整整40年。
1985年到1987年我当助教，1987年升任讲师。1986年教育部批准了武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点，这是国务院的第三批博士点，萧老师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我们很荣幸地考上了87届的博士生，那时候我已经是讲师了。1987年以后，我是边读书，边教书，90年顺利地通过博士生论文答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迟了两年，1992年才获得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得到任继愈、周辅成、冯契、石峻、朱伯崑、章开沅、汤一介、李锦全、方克立、涂又光、丁祯彦、吴熙钊等先生的指教和肯定。先生们以严格的学术性予以指点批评，在尖锐率直的评论中充满了关爱与信任，使我永远难以忘怀。论文被方克立、李锦全先生纳入到他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之中。聊以自慰的是，《熊十力思想研究》没有辜负萧老师的期望，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我的光荣，更是导师的光荣。
我是1989年1月份升任的副教授，1993年3月升任的教授，同年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我在学校当教书匠34年，我的生活无非就是读书、教书。读书是基础，也是我的基本生活，我读的主要是哲学、中西方哲学的经典，其中以中国的为主。萧、李、唐三位老师待我们非常平易亲切，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我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萧老师已过世十年，但每当我遇到问题，都会想想如老师在时，他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
40年了！我最想说的话和最大的感慨是：感恩武大、感恩老师、也感恩我的学生。因为如果没有武大，没有武大的老师和同学，也就没有我。我出身小商家庭，当过知青和工人，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哲学智慧。要是说有什么最大的遗憾，是我自觉来日无多，有些书还没有读，所以要赶着去读书。
中国传统教育，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为己之学”，用孟子的话来说是“从游”。所谓“从游”，就像小鱼跟着大鱼，我深有体会。我跟老师们一起生活，一起应对生活中的风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担时代的考验。老师带我们这些学生，到我们协助老师带学生，再到后来我们自己单独带学生，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成长。萧老师带我们的成功经验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把知识，为人为学，通过身教言教，倾其所有地传授给我们，而且把他尊重的学界朋友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即使很穷，老师们还是会积极筹措资金，鼓励我们去请教外地的老师，让我们去游学。我就曾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周辅成先生、朱伯崑先生、汤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学拜访了石峻先生，到中国社科院拜访了任继愈先生，到上海华东师大拜访了冯契先生，等等。
只要是有关的学术会议，老师都会争取名额带我们去参加，即使他不能去，也尽力介绍我们去参加。这些我们都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访问前贤。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萧老师的介绍下，我访问了几十位哲学界的前辈，包括张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们家里，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比我现在的年岁还要高，他们都是在民国初年就很活跃的人物，都是时代老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能够亲近这样一些前辈大家，都是老师提供的机会。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靠写推荐信、介绍信。萧老师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师们和他们的弟子到武汉访学。这是老师培养我们的经验，也是后来我们培养学生的经验，就是要访问前贤，直接的去面对这些前辈，去提问，对话，思考。
萧公直接推动了学科点的对外开放，走出去与请进来。此中事迹不胜枚举。杜维明先生曾推荐我到吴德耀先生主持的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去工作一年，得到萧公的积极支持，后因故而未果。以后，应霍韬晦先生的邀请，我与萧公一道出席了1988年冬在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开始了海峡两岸哲学界的互动。应国际中国哲学会与Robert Neville(南乐山)教授的邀请，我们师生二人一道于1995年夏出席了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举行的第9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
第二个经验是干中学，一方面老师们强调我们要死读书下功夫，特别是原著经典，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点都不能浮皮潦草。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文科的老师就是要指导学生读原著经典，启发他们思考问题，鼓励他们动手写东西。
此外，萧老师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让我们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学习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会议，就是萧老师指导我们操办的。萧老师会事无巨细的写纸条给我，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写给我的短札，小郭怎样怎样，到了晚年，他就写郭教授怎样怎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写了很多条子，怎么接待外宾与外地的老师，怎么办学术活动，他都有很细的考虑，然后由我们去具体落实。
比如说1985年12月，我们在黄州举办了第一届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办中国文化讲习班，那时候黄州还不是一个开放城市，很不方便。怎么去邀请国内外学者，邀请了以后怎么接待，怎么组织学生去接。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这些活动虽是我们操办，但幕后都是老师们联系好，写很多信札邀请学者。老师们以此锻炼我们的才干，锻炼我们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具体的办事中，学会怎么与人相处共事，怎么组织协调。
我们之间也有一些龃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对老师有所埋怨，老师很宽厚的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吗？”我感动得流泪了。
还有就是在老师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当时我是院长，想给他申报资深教授，就请学院的办公室主任把学校申报的文件给他。结果他很生气打电话给我，很不客气地说，你到我这里来，然后声色俱厉的把我批评了一顿，以前从没有这样。他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还申请什么资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又不能做事，让国家多花一些钱财干嘛呢？”他不愿意要这个虚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经是资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们。我们当时很抱屈，认为从萧先生的学识，资历等等各方面来看，只要申报，学校就能批。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守住这个界限。
另外萧老师和我也是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不管怎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就是坚持真理，坦诚相待。我们是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甚至超出了一般师生一般父子的情感，他对他公子的培养都没有如对我们的培养花的力气大。但我们的师生情感是在改革开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是邪门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义。一度老师两年被停招，不能招硕博士生。我也是两年被停课。
当时台湾青年学者林安梧要拜访萧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写的王船山，因为萧老师是研究王船山的大家，他喜冲冲的把论文带过来，但学校明令不许见。我到萧老师家，看到老师和师母两个老人孤独地站在门口焦急的等我，说：“只有你代我们去看望林安梧了。台湾的朋友来了，我们不能接待，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后来就是我代表萧老师去见林安梧，陪他游览武汉三镇。我跟萧老师是超越一般师生，甚至超越父子的感情。我们之间是传统社会圣贤门下的师友弟子般的交往，所以我很感恩我的老师。
萧先生强调“中西对比，古今贯通；学思并进，史论结合；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做人与做学问一致，文风与人风淳朴；统合考据、义理、辞章，统合思想与历史的双重进路”，这是本学科点做人与治学之传统。
教人者必先受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学科点的师友们实践着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学和老子、庄子的超越意境，并以此安身立命。我们的时间、精力，大都放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对于硕、博士生，更是倾注了心血。现在，我们也像老师当年教我们那样，每看到有关论著，甚至一条资料，一条信息，都要抄下来，转告学生。对于他们查资料、出席会议、发表文章，甚至就业等，要操很多心，审阅他们的学位论文更是全身心投入，最后要考虑并帮助他们在德业诸方面的发展。
我一辈子处事也是秉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思想解放。如果要违背原则，我会拍案而起，绝对不干。我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了风骨，做人做事要有底线有原则。虽然老师不被重视，章开沅先生曾说，湖北有愧于萧先生，但是没有关系，老师依旧保持风骨，坚持为人为学的原则。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精神支撑，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违背这个原则，我们就不做。这也是我们从萧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学到，最感人，也最身体力行的东西。
我也亲身参与和见证了武大哲学系的发展。文革以后，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教书已有四十年。从2000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学院的院长，03年到07年是哲学学院院长，07年秋我主动请辞，请朱志方教授继任。武大哲学系是最早设立，也是学科设置比较全面的哲学系之一。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在我任上，同时撑开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我们马哲，中哲，西哲的课程设置，都是要研读原著经典，这是由我们的前辈开创的、武大哲学系很重要的学术传统，它基本来源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们的西方哲学有陈修斋老师的唯理论研究，陈先生继承了贺麟先生的传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杨祖陶老师也是贺麟的学生，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康德到黑格尔。陈修斋、杨祖陶老师在西方哲学的两块，法国的唯理论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身体力行，下功夫对原典的翻译、研究。杨祖陶老师在晚年，还独立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等。
我们中哲也是这样，萧老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前瞻性，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萧李唐三位老师原著经典的基础都非常好，萧老师是周秦之际哲学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萧老师常说抓两头带中间，所谓两头是先秦哲学和现代哲学，中间就是明清之际哲学，萧老师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在全国和国际上都有地位。唐明邦老师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师的宋明理学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经典。过去几本书，学生都要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地读。我虽然不是马哲出身，但马哲的十几种原著经典我都读过，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都是下过功夫的。江天骥先生的科技哲学与分析哲学，最能够及时的反映西方当代哲学。江先生英语特别好，他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学术动态带到讲台上。
每个老师都各有特点。萧先生特别会讲课，他讲课非常潇洒，江先生不会讲课，有次我们上他的课，他发了我们讲稿，念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去看吧。”他是广东廉江人，他的话我们听不懂，还需要人翻译。江天骥先生在78～79年前后，办了《美国哲学动态》，油印的，这是要寄到北京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要看的。总体来看，江天骥老师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研究，陈修斋老师的欧陆唯理论哲学研究，杨祖陶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陶德麟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萧萐父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刘纲纪老师的美学研究，张巨青老师的逻辑学研究，老师辈的奠基使得我们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相对齐全，对经典的研究比较扎实，学风也比较好。
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不仅思想比较解放，坚守哲学本位和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真理标准讨论上，陶德麟老师就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在全国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同时，我们向社会的辐射也比较大，社会教育做的很好。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在坚持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说明社会需要这些东西。在社会关怀上，我们武大哲学系有强调社会参与的哲学传统。我们的中国哲学老师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到民间讲学，跟社会大众讲中国文化的传统。唐明邦老师在社会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这一辈也是这样，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承接了起来。
这40年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十分密切。三四十年前老师给我们上课。当年教学条件很不好，我们在数学系一楼上课，大教室里仅有一点简易的课桌。杨祖陶老师讲课，是不带讲义的，有时候仅拿几张卡片。他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两节课或三节课，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气讲下来不看讲稿。77、78级两届同学一起听他的课，听到安静的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后来我们两届同学都不约而同的回忆到这个场景。
那时候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很艰苦，为了节省一些钱，他们的讲义，要到县里面的小印刷厂去印。印刷工人们也不明白什么欧洲哲学史，杨祖陶老师在保康县住了几个月，现场校对。老师们为了给我们上课，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前年杨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从中来。
现在很多学者会通过变换不同的学术机构、寻求发展空间，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去北上广的名校，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我们武大哲学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系，有很好的学术传统。我坚守的原因，实事求是的说，因为我是武汉人，家在这里。也曾经想过换个单位，尤其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准备走了，学界有前辈劝我，说：“小郭，离开武汉不一定就适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学系，坚持一阵就好了。”况且让我不教书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适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坚持再坚持。另外，我还是感念这个氛围、感念这个集体。虽然有恩恩怨怨，我依旧觉得这里是适合我成长和发挥的地方。武大的老师同学都待我不错，我很感恩。
我个人的科研主要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探究，包括其架构，特色，方法论，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是有一点微薄的努力。我重视先秦哲学，先秦哲学须结合运用出土简帛材料和传世材料，综合地下文献和地上文献，我对此有一点研究。我的重心在儒学，因此对儒学的基本知识，礼乐文化、社会建构、管理智慧、人文精神以及现代价值有较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公德与私德，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我比较重视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转化为社会公德的基础。
再者我在20世纪中国哲学、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总体与个案研究上有一点贡献。还有就是国学，特别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在这方面，我有一点研究。另外我有现实关怀，有一些提议，比如提倡国民教育中增加国语国文国学的分量，建议四书全面进入中学课堂，建议孔诞日作为教师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关于提议修改现行的刑法民法的有关条文，结合容隐制的传统和现代人权的观念，保障公民的亲情权和容隐权等方面，我一直关注。在我与同仁的努力之下，国家刑诉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这对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贡献。
基本上我觉得我这40年，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则，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也在进步。虽然其中有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我在做人做事，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在社会公益各方面，我还是做了些事情。比如说在学术与学科建设上，我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和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为全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社会活动上，我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担任过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和副执行长。我支持民间儒学的发展，民间书院的建设，这也算是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我也常到民间去讲学。总而言之，这四十年没有虚度年华，一直到现在还是忙忙碌碌，文债不断。现在老了，做不动了，该年轻一代做了。我会继续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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