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是先秦名辩思潮的流行论题，但从传世文献来看，只有《公孙龙子·白马论》有详细论述。这个限制，既决定了不可能甩开公孙龙而理解“白马非马”，更意味着对“白马非马”的解读也首先是为了理解公孙龙。那么，这个论题在公孙龙思想中占据什么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白马非马”的证成与其以“正名”为中心的思想宗旨有何关系，就是真正要害问题。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心的只是“白马非马”的论证及其有效性，仿佛知道这个论题如何能够“讲得通”，就已经知道了它的全部。实则不然，因为对《白马论》的观察，如果是从贯穿整个《公孙龙子》的“正名”诉求来看，会发现“白马非马”的成立究竟服务于怎样的命名理论，依旧是晦暗不明的问题。那么公孙龙对此论题的阐述，作为构成其思想的一部分的真正意义，就并未得到揭示。而这，正是本文意欲探究之处。要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白马非马”真正谈论的不是“白马”与“马”之别，甚至也不是“白”与“马”之别，而是“白”这个性质语词的涵义在命名活动中起限定作用与不起作用的差别，也即《白马论》中：
A.白定所白。
B.不定所白。
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此“定”与“不定”之分，如下所述，就是《公孙龙子·名实论》说的“位其所位”与“出其所位”之分，也是《坚白论》说的“离”与“不离”之分。这些区分的揭示，都与“白”这类性质语词的命名难题相关，也正是公孙龙的命名理论意欲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论证与翻译
首先要说的，是仅关注“白马非马”的论证，在文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局限。一般而言，如果若干古汉语句子构成的语段T是一个论证，则不难发现，刻画其论证结构，实际刻画的是它在现代汉语中的翻译，比如T’。应该说，在关于论证本身的形式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中，T与T’的差别无关紧要，因为此时要考虑的不是自然语言内的翻译，而是从自然语言到形式语言的翻译。所以即便现代汉语的译文实际表达的是与古汉语原文不同的论证，但对刻画论证形式及其有效性的目的来说，它们都只是自然语言提供的样本或例子。可是，如果人们不仅限于研究论证本身，更要籍此推进具体文本的研究，自然语言中的翻译问题就开始变得重要。因为只要刻画T’的论证是服务于理解T的目的，译文是否忠于原文，就一定是比论证是否成立更初始的问题。
因此，在探索“白马非马”如何“说得通”时，必须先考虑对《白马论》阐述这个论题的内容是否给出了恰当的翻译。但这个前提，是许多尝试以刻画论证来解读文本的论者未能充分重视的地方。比如以《白马论》开篇的论证为例：
【1】马者，所以命形也。
【2】白者，所以命色也。
【3】命色者非命形也。
【4】 故曰：白马非马。
A.C. Graham已经指出，【1】~【3】只能说明“白”不是“马”，而非“白马非马”（[1]，第85页）。为了理解【4】，人们通常考虑的就是论证问题（[2]），即通过形式刻画来说明【4】从【1】~【3】中推出的有效性。但正如以下案例所见，这类论证有效性的说明，正因为忽视了更初始的翻译问题，实际上对理解《白马论》本文没有直接帮助。
为便利讨论，可将上引【1】~【4】表示为T1，引述《白马论》其他论述将依次表示为T2，T3，……。关于T1的典型刻画，首先要提到J. Chmielewski（[3]，第178-185页）。他以A表示“作为对象的马类”，B表示“作为对象的白类”，表示“命令形状（且仅命令形状）”，表示“命令颜色（且仅命令颜色）”，X.Y=0表示X与Y的交集为空，因此T1就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