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其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来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于《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于公羊学也有着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于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子夏；孟子；荀子；齐学
据《史记》、《汉书》对于董仲舒的介绍，可知董仲舒“少治《春秋》”，并在汉景帝时被立为博士。《史记·儒林列传》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上》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据此可知，董仲舒所治的《春秋》是公羊学。那么公羊学具有什么思想特征？其思想又源自何处？其与孔子以来的儒学有何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公羊学，而且对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公羊传》与“公羊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公羊学的著作有“《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其中除了《公羊传》外，其余皆为西汉公羊学学者的著作，如《公羊杂记》当与公孙弘有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董仲舒关于春秋决狱的著作，《公羊颜氏记》是董仲舒后学颜安乐的著作，等等。对于《公羊传》，班固在《艺文志》下解释说“公羊子，齐人”。《艺文志》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而《七略》又是在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校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汉书·艺文志》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据此，可知经学著作部分由刘向整理。因此，以公羊子为《公羊传》的作者应是刘向的看法。颜师古于此注曰：“名高”。刘向并未说明公羊子的名字，说明其可能并不清楚公羊子的名字。因为《艺文志》对于知道确切作者的春秋学著作都作了说明，如在《左氏传》下说“左丘明，鲁太史。”《铎氏微》下说“楚太傅铎椒也。”《虞氏微传》下说“赵相虞卿。”刘向没有注明“公羊子”的说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于尊敬，一种就是不知其名。考虑到《艺文志》中对于孔子后学的著作大多有明确的说明，如《子思》下说“名伋，孔子孙。”《曾子》下说“名参，孔子弟子。”《宓子》下说“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对于《孟子》、《荀子》，《艺文志》也作了明确的说明。因此，《艺文志》“公羊子”的说法应出于当时刘向他们并不知道其确切的名字。同样情况的还有《穀梁传》，《艺文志》也仅有“穀梁子”的说明。在《古今人表》中，班固把“公羊子”、“穀梁子”与“沈子”、“北宫子”、“鲁子”等放在一起，说明他根据的完全是《公羊传》、《穀梁传》中所记载的经师，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据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记载公羊高为《公羊传》作者的是谶纬。《春秋说题辞》说：“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春秋演孔图》说：“公羊全孔经。”对于公羊高，桓谭、王充都有论述。桓谭《新论·正经篇》：“《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王充《论衡》说：“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公羊高不能实，董仲舒不能定”（《顺鼓》篇），“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案书》篇）。桓谭、王充生活在东汉初年，当时正是谶纬流行的时代，二人还对谶纬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因此，他们二人的说法可能受到谶纬的影响。
对于公羊学的传承，唐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引用东汉戴宏说：
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
戴宏，《后汉书》无传，仅在《吴佑传》中有所提及：“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佑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据传中所说，吴佑与梁冀、李固、马融同时，他们都是东汉安帝到桓帝时代的人。李固于汉桓帝初年被梁冀所杀（147年），梁冀于汉桓帝延熹二年被诛（159年），马融卒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吴佑卒于梁冀当政末期或之后，其应该较马融略长。据此，则可知戴宏生活年代与马融略相当。
对于戴宏的学问，《后汉书》未有提及，仅说其“卒成儒宗”。至于其学术的具体内容，则不清楚。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说：“《公羊》、《左氏》论难纷然，贾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齿。”[①]贾逵、服虔都是东汉初年著名的《春秋左传》学者。据此，则知戴宏与何休一样，其所传《春秋》应为公羊学。这说明当时唐代的学者认为戴宏是传公羊学的。在东汉时期，官方认同的公羊学派是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学，当时的春秋博士为颜安乐、严彭祖两系的公羊学。而此二人皆为董仲舒的后学。从戴宏的公羊传承谱系中，可以知道，其在有意抬高胡毋生一系公羊学的地位，令其与董仲舒处于相等的位置。
东汉后期著名的公羊学者何休，所传的公羊学也是胡毋生一派，他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自序中说“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而对董仲舒却只字未提。据史书推断，戴宏的年岁应该比何休略长。戴宏的公羊寿与胡毋生“著于竹帛”的说法对何休也产生了影响。何休说：“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注）戴宏的这一说法在晋代也有影响，如荀崧说：“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隽，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晋书·荀崧传》）但何休、荀崧均未有公羊五世单传的说法。
戴宏的公羊学传承应该受到谶纬的影响。除了上面说的“公羊高”外，谶纬还有孔子传《春秋》于子夏的说法。《孝经钩命决》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即子夏，参即曾子。《春秋说题辞》说：“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可见，除了子夏传《春秋》的说法外，谶纬中还有孔子授《春秋》于子游的说法。按照谶纬的说法，子夏等人参与了《春秋》的制作，因此，孔子要把《春秋》传授于他。《春秋感精符》说：“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戴宏可能根据谶纬中关于子夏、公羊高传《春秋》的说法，炮制了一条单线相传的公羊学谱系。其说显然不可信，其中关于公羊家五世单传的说法更属无稽之谈。这一点前人已有辨明。崔述说：
刘歆所撰《七略》，始有《春秋公羊传》之名，与公羊氏之籍，戴宏序乃有公羊氏之世系及人名，何以前人不知，后人知之也。且合《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本纪》汉诸帝观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讫汉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是故戴宏谓至汉景帝时著于竹帛，亦非也。（《春秋复始序证》卷一）
崔氏认为，公羊氏的世系和人名，司马迁、班固等人皆不知道，后来的戴宏何以知之？另外，从子夏到汉景帝初年有三百四十多年，子夏至公羊寿五代相传的时间与此是不能相合的。章太炎说：“公羊受于子夏之说，起于东汉之戴宏，西汉无是言也。董仲舒，传《公羊》者也。刘向谓其师友渊源，犹未及乎游、夏，是矣。……公羊氏五世姓名，于史无征。”[②]钱穆也认为戴宏的《公羊》传统不可信。他说：“今《公羊传》称公羊子与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同类。汉初举其书，或言《春秋》，或言传，并不系诸《公羊》。则知造公羊一家数世之传统说者亦妄也。”[③]徐复观在崔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戴宏之说不足信，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根据《孔子世家》，孔子到孔安国有十三代。公羊寿应较孔安国早一代，因此，子夏传公羊寿只有五代的说法，在情理上是不可能的。二是现存《公羊传》中有“子沈子”、“鲁子”、“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等经师的话。这便打破前面一线单传的妄说。他还说：“《汉书·儒林传》，乐于记述经学的传承。独于《公羊》无只字述及胡毋及董仲舒以前之传承。《公羊传》自武帝时起，为朝、野的显学；若在胡毋以前有传承可述，刘向、刘歆父子及班氏父子，岂有不知之理？”[④]他进而推断，戴宏所说的传承谱系，出于《公羊》、《左传》在东汉初年的互相争胜，《公羊》家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私自造出来，以见其直接出于孔子的嫡系单传。
可以看出，戴宏的看法是不可信的。在《公羊传》中，记有“子沈子”、“鲁子”、“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等经师的言语。其中引用“鲁子”最多，有六次。其次是“子沈子”三次。其余皆一次。而从引用次数来看，与其他经师相比，公羊子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且在《穀梁传》中也引用了“沈子”，这说明“沈子”在当时是一位具有较大影响的经师。因此，公羊子在《公羊传》中的地位远没有“鲁子”和“子沈子”重要。之所以称作《公羊传》，徐复观认为“或汉初所传的，是出于子公羊子后学之手，这只能算是偶然的称呼。”[⑤]徐氏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然《春秋左传》、《虞氏微传》、《铎氏微》等名称皆与作者有一定关系。据此，则知戴宏的说法虽有臆造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公羊传》“著于竹帛”的一定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
对于公羊这一姓氏，前人多有怀疑。如罗泌、罗璧、康有为等人就曾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怀疑，朱彝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批评。[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四库》之说甚切。《礼记·杂记下》说：“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这说明“公羊”这一姓氏是确实存在的。
二、春秋公羊学的传承与成书
既然戴宏所说的传承谱系不可信，那么春秋公羊学的传承本来应该如何呢？对于《春秋学》的传承，司马迁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这对《春秋》形成以后的传承有个大概的脉络。孔子作《春秋》后，先是左丘明根据《春秋》写成《左氏春秋》。后又有《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子等人都据《春秋》著书。到了汉代，张苍、董仲舒也受到了《春秋》的影响。这里仅提到了《左氏春秋》，对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则没有提及。
章太炎认为，《公羊传》、《穀梁传》本诸《铎氏微》。[⑦]他说：“《铎氏微》者，《左氏春秋》之节本也。……即《穀梁》亦似曾见《铎氏微》者。有三事可为《穀梁》袭《左氏》之证。一者《左氏经》‘公矢鱼于棠’，《穀梁》作‘公观鱼于棠’；二者《左氏经》‘齐人来归卫俘’，《穀梁》作‘齐人来归卫宝’；三者《左氏经》‘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穀梁》作‘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此三条不合《左氏经》而合于《左氏传》，知其非贸然以声音训诂易之也。若不见《左氏书》，不致雷同如此。若尽见《左氏》书，又不致有其余之不同。其所见者，盖《铎氏微》也。……《公羊》在《穀梁》后，故于此三条得据于《穀梁》。”[⑧]对于“微”，章氏解释为具体而微，即抄撮的意思。然据《荀子》，“微”乃是《春秋》的一个重要特征。荀子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杨倞注曰：微，谓褒贬沮劝，微而显，志而晦之类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劝学》）“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杨注：“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儒效》）根据杨注，可知“微”有微言大义的意思。三传之中，《公羊传》最重微言大义。董仲舒以“微其辞”作为“所见世”写作手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因此，《铎氏微》不仅仅是抄撮，而且是书写《春秋》的一种方式。《汉书·艺文志》记载的“《虞氏微传》”可能就是虞卿对于这种写法的解释。这样看来，《公羊传》、《穀梁传》的形成可能与《铎氏微》有着密切关系。
从司马迁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春秋》的诸种解释著作中，《春秋左传》形成最早，其余著作都是在《左传》的基础上产生的。《汉书·艺文志》也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春秋公羊传》等经历了一个“口说”的阶段：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据此，则知孔子所作《春秋》亦有所本，即本于古代的史官。左丘明还参与了孔子制作《春秋》过程。当时孔子就是以口授的形式把《春秋》传给各个弟子的。左丘明害怕孔子弟子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改变《春秋》经义，因此作传以释经。而《公羊》、《穀梁》、《邹》、《夹》等传则是末世口说流行的产物，当时并未形成文本。可见《春秋》诸传都经历一个口说到著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左传》最先形成，《公羊》、《穀梁》等传则形成较晚。刘歆也说：“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汉书·楚元王传》）刘歆说此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春秋左氏传》立于学官，他所批评的“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指的就是《公羊》、《穀梁》等书。
对于《公羊传》何时“著于竹帛”？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戴宏的传承谱系推测，其应作于汉景帝时期。段熙仲说：“按《公羊传》之著于竹帛在景帝时之说，其证则哀三年经‘季孙师、叔孙州仇帅师城开阳’，《左氏春秋》开阳作启阳，《公羊》作开，正为景帝讳之也。又哀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舍，《传》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原诸大夫之化我也。’讳恒之字曰常，为汉文帝讳，亦其一证也。”“然《汉书·叔孙通传》云：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同然一辞，与公羊家说合，知先秦时虽未著竹帛，然口授所传，亦无二致也。又《外戚传》记景帝诛大行奏‘母以子贵’及立皇后事。按《景纪》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废，七年春正月废太子荣，当此之时，大行奏疏已引《公羊传》文（大行非博士，无与于口授），则《公羊》之著于竹帛，不在孝景六年后矣。”[⑨]章太炎则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末期。他说：
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此本《公羊》之文“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汉高祖崩，群臣议谥，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诸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拨乱世，反诸正”亦《公羊》文也。是知《公羊》行于秦汉之际。其人上不及子夏，下不至汉，殆周秦间人也。孟子述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亦云。此乃《公羊》之袭《孟子》，非《孟子》之采《公羊》也。[⑩]
可以看出，章、段二人所据的证据有些重合，然得出的结论却不同。段熙仲的避违说法其实不能作为成书的根据，因为成书之后也可以因僻违而改变文字。而秦二世和汉景帝的两件引用《公羊传》的事情，恰恰说明其成书应该在此之前。因此，章太炎的说法比较合理。
根据史书记载，董仲舒“少治《春秋》”，而且所治为《公羊春秋》。这样董仲舒至少在惠帝、文帝之时就已经开始研究《公羊春秋》，这说明《公羊春秋》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在当时《榖梁春秋》和《春秋左传》都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榖梁春秋》，陆贾《新语》已经两次引用。陆贾本人与穀梁学的浮丘伯有着密切交流。浮丘伯乃荀子弟子。同时与董仲舒同时的瑕丘江公也治《穀梁春秋》，其是申公弟子。申公则是浮丘伯的弟子。这样看来，汉初的穀梁学都源自荀子。《春秋左传》在汉初同样也产生了影响。《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贾谊曾学于吴公，吴公是李斯的弟子，李斯则是荀子的弟子。因此，《春秋左传》的传承也与荀子有着密切关系。孔颖达《春秋序》引刘向《别录》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11]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张苍之后，其还添加了张苍传贾谊等人的谱系。贾谊生活在文帝时，其出生应在秦末汉初。这说明《春秋左传》至少在汉初就已经流传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公羊子”“穀梁子”与孟子弟子“万章”放在一起，说明其年岁较孟子略晚。根据董仲舒“少治《春秋》”、胡毋生传《春秋》的情况以及上述史料，可以推断《公羊传》的成书当在战国末期。
三、子夏与《春秋》的关系
戴宏的说法虽然不可信，但其把公羊学传统追溯至子夏却非无稽之谈。在孔子弟子中，子夏与子游同属文学科。相比德行、政事、言语三科，文学科无疑最有可能传承孔子的经学。扬雄说：“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颜渊、闵子骞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法言·君子》）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夏与孔子谈《诗》的情况。孔子去世以后，子夏一派的势力最为兴盛，“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迁还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史记·魏世家》），“文侯受经子夏”（《六国年表》）。后汉徐防说：“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后汉书·徐防传》）因此，子夏与经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诗》学，除了《论语》中的记载外，汉初的《韩诗外传》也记载了很多子夏与孔子讨论《诗》的情况。毛《诗》也把其学追溯至子夏。对于《易》学，《说苑·敬慎》也记载了子夏与孔子讨论《周易》损益二卦的事情。对于《尚书》学，《孔丛子·论书》也有记载：“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议，《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亡者，则《书》之大义举矣。”对于礼、乐，《礼记》也记载了很多子夏关于礼、乐的论述。
我们现在重点来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
是与兽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
司马迁说韩非“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可知韩非关于“子夏说《春秋》”的说法是可信的。司马迁还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这说明在孔门受《春秋》的弟子中，子夏最具代表性。
董仲舒对子夏与《春秋》的关系也有论述。《春秋繁露·俞序》说：
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抢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
根据《春秋繁露》的编排，从《楚庄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是董仲舒关于《春秋》之义的发明。苏舆说：“此篇说《春秋》大旨，盖亦自序之类。”[12]徐复观说：“《俞序》即是‘总序’之意；《俞序》第十七，乃是仲舒发明《春秋》之义的这一方面的总序。”[13]可见《俞序》代表了董仲舒关于《春秋》之义的总的看法。董仲舒在此两引“子夏”，可以看出其对子夏的重视，也说明子夏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在《俞序》中，除了引用子夏外，董仲舒还引用了子贡、闵子、公肩子、世子、池子等人关于《春秋》的看法：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
故世子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异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
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
子贡、闵子骞、曾子、子石皆孔子弟子。子石，名公孙龙。此与名家公孙龙同名而非一人。公肩子，苏舆注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坚定，字子中’，《索隐》引《家语》，《通典》引《史记》，并作公肩。盖复姓，当即此人。……《说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公扈，疑即公肩之误。”[14]其实《史记》“公坚”本就作“公肩”，盖“坚”、“肩”可互通。世子，即世硕，《汉书·艺文志》“《世子》二十一篇”下班固注曰：“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然据王充《论衡》：“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推断，世子亦可能为孔子弟子。子池不详。因此，董仲舒所述之人可能皆为孔子弟子，他们之间并无先后师承关系。而且仅凭董仲舒所引的这些话，无从断定他们与春秋公羊学有着何种关系。因此，综合各种因素，还是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可靠。
四、《公羊传》与孟子、荀子以及齐学的关系
子夏之后，儒家与《春秋》关系密切的有孟子、荀子。司马迁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韩非子关于《春秋》之说，已如前说。公孙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一篇”，班固注曰：“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间（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至于其与《春秋》之间的关系，则不得而知。
在《孟子》中，我们能看到其对《春秋》的一些论述。如：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三传之中，唯《公羊》最重“义”。故孟子此说对《公羊》影响甚大。刘师培曾作《〈公羊〉〈孟子〉相通考》，认为“《孟子》之义多近于《公羊》”。他说：“公羊得子夏至传，孟子得子思之传。近儒包孟开谓《中庸》多《公羊》之义，则子思亦通公羊学矣。子思之学传于孟子，故《公羊》之微言多散见于《孟子》之中。”[15]并举七例以证之，其中虽多傅会之言，然“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见于《公羊》则无疑问。《公羊》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蒋庆也从七个方面论证了《孟子》与《公羊》相通，如孟子传《公羊》当新王之微言、张三世之微言、尊王大义等。[16]此外，《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也见诸《孟子》：“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梁惠王上》）前人多认为孟子为齐学，而《公羊》亦齐学，故二者相通。章太炎说：“公羊齐人，以孟子有‘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言，故盛称齐桓，亦或过于偏护。”[17]刘师培说：“孟子之义多近于《公羊》。……孟子之学，齐学也。孟子游齐最久，故所得之学亦以齐学为最优。”[18]
对于《荀子》与《公羊传》的关系，前人也有论述。汪中《荀卿子通论》谓“《大略篇》‘《春秋》贤穆公’、‘善胥命’，则谓《公羊春秋》之学。”[19]“《春秋》贤穆公”，《荀子大略》原文是“《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此见于《公羊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以为能变也。”此义不见于《左传》、《穀梁传》，为《公羊》义无疑。“善胥命”，指《大略》“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此见于《公羊传》对《春秋经》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的解释：“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其实这条并非《公羊传》特有之义，《穀梁传》也说：“胥之为言，犹相也。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惠栋《七经古谊》曾引《荀子》周公东征西征之文，以证《公羊》之说。刘师培作《〈公羊〉〈荀子〉相通考》说：“吾观西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学，然《春秋繁露》一书多美荀卿，则卿必为《公羊》先师。且东汉何邵公专治公羊学，所作《解诂》亦多用荀子之文，……则《公羊》佚礼多散见于《荀子》书中，昭然无疑。故邵公多引《荀子》以释《公羊》也。”[20]并举十五例以证荀子多述《公羊》之义。杨向奎据刘师培之说，也认为“《荀子》和《公羊》本属于一派，所以，思想体系有相通之处。……《公羊》和荀子属于一个学派，他们都是儒家，而接近法家。”[21]蒋庆亦举七例以证《荀子》传《公羊》之义。[22]除了传《公羊》外，荀子还传《左传》和《穀梁传》，刘师培同时还作有《〈左传〉〈荀子〉相通考》、《〈穀梁〉〈荀子〉相通考》，这说明《荀子》是兼取三传的。然《荀子》对于《春秋》性质的断定，更与《公羊传》接近。荀子说：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劝学》）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对于“微”，前面已引杨倞的注释，意为“微旨”。“约而不速”，杨注：“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也。”可见，《荀子》对于《春秋》“微”“约”的看法与《公羊》重义最为接近。
除了上面所说之外，《公羊传》与齐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汉书·儒林传》说：“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这与孟子有一定关系，因为前面说过孟子本来就属于齐学。在汉代的五种《春秋》之传中，有《邹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邹氏传》十一卷。”沈钦韩曰：“齐有三邹子，莫知为谁。”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三邹子”分别指邹忌、邹衍、邹奭。邹忌为政客，无著作传世。邹衍著作宏富，有《终始》、《大圣》十多万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其学说主要有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在当时影响颇大。邹奭著作，据《汉书·艺文志》亦有“《邹奭子》十二篇。”邹奭思想受到邹衍的影响，“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孟荀列传》）《史记集解》曰：“刘向《别录》：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可见，《邹氏春秋》最有可能出自邹衍、邹奭，二人有前后影响关系，因此，不管出自何人，都与邹衍的思想有关。二人皆齐人，因此，《邹氏春秋》也应为齐学。《公羊春秋》还受到《邹氏春秋》的影响。钱穆说：“凡汉儒治《公羊春秋》，言通三统，改制质文诸说，其实源自阴阳，与邹衍说合。今所谓《春秋邹氏传》，虽不知于三邹子中当何属，又不知其所论者何若，要之或亦与《公羊》家言相近，渊源同自邹衍。”[23]王葆玹也指出，《邹氏春秋》应是邹奭的作品，并记载着邹衍的学说，这正是《公羊春秋》的思想渊源。并推断公羊敢参考邹衍的学说和邹奭的著作，才撰写出《公羊传》这部带有阴阳家色彩的儒学作品。[24]王氏的说法有些夸大，因为《公羊传》中并没有阴阳五行思想。徐复观说：“《公羊传》中，不仅绝无五行观念；……全书没有出现一个‘阴阳’的名词。即是阴阳的思想还未曾介入。”[25]但邹衍的思想无疑对汉代的公羊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能看出。《汉书》中说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五行志》）。在《春秋繁露》中专门论述阴阳五行的就有十多篇，其余散见于各篇的阴阳五行思想更是多不胜数。此外，如钱穆所说董仲舒的三统说、改制说等都与邹衍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记·儒林列传》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书·儒林传》则说：“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从《史记》后面“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来看，“齐鲁”之“鲁”当为衍文。班固所见到的《史记》可能没有“鲁”字。这说明当时《春秋》有两个系统，一是源于齐国的胡毋生系统，一是出自赵国的董仲舒系统。胡毋生年岁较董仲舒略长，《汉书·儒林传》说他“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二人所传皆为《公羊春秋》，然有所不同。因此后来公孙弘才在瑕丘江公与董仲舒辩论之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如果董仲舒的公羊学与胡毋生相同，则公孙弘就没必要采纳董仲舒的公羊学了。可见董仲舒的公羊学除了受到齐学的影响外，应该还受到赵国学术的影响。赵国属于三晋之学，以法家为主。荀子乃赵人，故其思想杂有法家思想，与鲁之儒学有异。董仲舒对于荀子颇有赞美之词，刘向说：“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从思想内容来看，董仲舒在德刑并重、人性论等方面与荀子有着一定的关系。
综上可知，公羊学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其既有儒学内部不同学派的内容，也受到法家和阴阳家的影响，这些思想因素共同造就了董仲舒春秋学的形成。
【注释】
[①]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年，第189页。
[②]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页。
[③]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9—100页。
[④]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⑤]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01页。
[⑥]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54页。
[⑦]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99页。
[⑧]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8—19页。
[⑨]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⑩]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7—18页。
[1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年，第6页。
[1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1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1页。
[1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60页。
[15]《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75页。
[16]蒋庆：《公羊学引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5—69页。
[17]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200页。
[18]《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577页。
[19]汪中：《荀卿子通论》，见《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页。
[20]《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第597页。
[21]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页。
[22]蒋庆：《公羊学引论》，第70—72页。
[2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09页。
[24]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
[2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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