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期中华元典的开篇讲什么、如何讲，总是能让后经学时代的人们津津乐道。2002—2017年，我做《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编辑，先后编过王瑞来、郭美华、柯小刚、朱承等学者专论《论语》首章的文章[①]。2017年3月，李若晖教授来中山大学讲学，送了他研究《老子》第1章的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老子集注汇考》第1卷，像一块大砖头，洋洋洒洒数十万言。
现在写这篇小文，猛然想起：谁为《孟子》首章（1·1[②]）写过长篇大论呢？登录CNKI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篇名“孟子”“首章”检索，仅有一篇；以篇名“孟子”“何必曰利”检索，仅有三篇[③]。大致就是这四篇。我研究孟子这么多年，写过《孟子》末章（14·38）的论文[④]，但没有写过《孟子》首章的文章，真是对不起孟老夫子！
通常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史记·六国年表》魏惠王（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5年）条：“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⑤]也就是说，公元前335年见梁惠王，孟子时年38岁（虚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⑥]《孟子》首章只有152字（不计标点符号），“何以利吾国”是第42—46字。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读《孟子》，只读首章，而且读了不到五十个字就“废书而叹”，原因何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⑦]根子就在“利诚乱之始”，所以要“绝惠王利端”。
《孟子》首章究竟讲了什么呢？有两段话可谓点睛之笔。一段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卷1认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后多放此。”[⑧]另一段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黄宗羲（1610—1695）的《孟子师说》卷1认为“七篇以此为头脑”：“正言仁义功用，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遗亲后君，便非仁义，不是言仁义未尝不利。”[⑨]《孟子》首章既有一章之大指，更是七篇之头脑，我们能说它不重要吗？！
1181年春二月，朱熹请他的老对手陆九渊（1139—1193）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了孔子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4·16[⑩]）据《陆九渊集》记载，这次讲学不仅让听众“莫不悚然动心”[11]“至有流涕者”[12]，就连朱熹也“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13]，足见十分成功。同样是据《陆九渊集》记载，朱熹觉得陆九渊讲的这段话最能打动人心：“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14]读书人的一生全耗在为做官而读书、因升官而发财的事上，所有读书人的一生都耗在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的事上，这种情形可怕吗？我挚信当时的听众是觉得可怕的，否则他们不会胆战心惊、泪流满面。
陆九渊听从朱熹的建议，事后写成《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一文。这篇文章没有收录最令朱熹感动的那段话，但写道：“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15]志、习、喻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陆九渊还写过《君子喻于义》一文，其中有言：“孰利于吾身，孰利于吾家，自声色货利至于名位禄秩，苟有可致者，莫不营营而图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于义得乎？”[16]既然“孰利于吾身”“孰利于吾家”即是《孟子》首章说的“何以利吾身”“何以利吾家”，那么，陆九渊把义利之辨讲得铭感五内、感慨万端，何尝不是孟子的思想力量使然？人们常说陆王心学是孟子之学，这个例证显然不可忽视。
以上这些思想史考察，旨在说明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同时是《孟子》首章毋庸置疑的主题。这个主题对于梁惠王有过影响吗？翻开《中国历史纪年表》，梁惠王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19年，但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35年属于前一阶段，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19年属于后一阶段（称作“后元”）[17]。换句话说，梁惠王在位五十多年，公元前335年具有分界岭的重大意义。梁惠王究竟在位多少年，孟子究竟何时最初见梁惠王，实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8]。我们这里不做繁琐考据，只是借重《史记·六国年表》《中国历史纪年表》的一家之言，试图追问：公元前335年这个辞旧迎新的分界岭，跟孟子见梁惠王有关吗？
梁惠王曾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1·5）据《孟子集注》卷1，公元前340年“齐击魏，破其军，虏太子申”[19]。这件事让梁惠王深以为耻。一心想让别人臣服，国运却是江河日下，怎么办？《史记·魏世家》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20]如此说来，梁惠王把公元前335年当作悔过自新的关节点对待，多多少少是与孟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1·1）有点关系的。
孟子见梁惠王，效果何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1]这是说当时的效果不好。历史的效果如何呢？2018年春季学期，我给中山大学哲学系2015级本科生上《孟子》课。讲完首章，又提到孟子说的一段话：“人不足与適[22]也，政不足间也；惟[23]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7·20）何谓最大的君心之非？就是不明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利双成的义利之辨。所以，《孟子》首章讲义利之辨，即便没有革除梁惠王的君心之非，但足以震动千百载以下所有的执牛耳者。正如崔述（1740—1816）所说：“孟子先义后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24]
先义后利既是义利之辨的重中之重，又是格君心之非的不二法门。正因此故，我们要郑重其事地为《孟子》首章鼓与呼，期待它执一御众、引领全书，敞开并激活孟子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一旦抓住先义后利，我们读整部《孟子》，譬如涉及梁惠王的六章（1·1—1·5，14·1），就会高屋建瓴、纲举目张、触类旁通。
这里以1·2为例。梁惠王问道：大雁天上飞，麋鹿地上跑，“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举了文王、夏桀的例子，义正辞严地指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义利之辨哪里抽象呢？与民偕乐，先义后利就能落到实处；不与民偕乐，就会民怨沸腾、鱼死网破，再有高台深池、奇禽异兽，你能有福享受吗？
像《孟子》这类大经典，往往有一些貌似不经意的安排。《孟子》有三万四五千字（不计标点符号），我曾发现“救”字只出现九次（1·7，2·11，2·12，6·5，8·29，8·29，8·29，9·7，11·18），还专门写过文章[25]。无独有偶，又发现“梁惠王”也是出现九次：《梁惠王上》前五章，各一次；篇名“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各一次；14·1，两次。同是九次，假如这个意象即是救梁惠王，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九”“救”“久”谐音，难道救梁惠王这类人注定是永远难以完成的历史宿命？
有此疑惑，请让我们从《孟子》的首章径直翻到末章，并牢牢记住：开门见山讲义利之辨，一锤定音讲道统之传，首尾呼应，贞下起元，正是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孟老夫子的苦心孤诣。
（2018年3月17日晚写毕）
附录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邹晓东博士2018年4月2日微信评论：
“义者，宜也。”就此而言义也是利，因为宜的对立面是忌是祸。如此，义利之辨该如何谈起？与此相关：先义后利，义利两全，与智者利仁有无区别？一个设想：孟子个人原本也许更倾向于义利二分意义上的“仁者安仁/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游说诸侯却又不得不从利的角度为义做辩护。在辩护过程中，孟子触及“仁义才是大利”的思路，以安宅喻仁义意味着仁义才是最可靠的福祉。但最可靠福祉意义上的仁义，不可能是现成之物（有现成的规范），而只能是“心毋忘毋助长”意义上的因时制宜之义。相形之下，“利”则都是现成之物（有着现成的界定），是众目睽睽的争取对象。孟子性善论的精髓盖在于此。
珠海国学研究者刘楚平医生2018年4月2日微信评论：
读以上文章，说了一个“格”，“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我从《易经》角度说其“格”功夫。《易经》没说“格”，但处处见“格”，整个《易经》贯通一个“利”。其“利”之用，并非今天说的私利，而是说“利”而益。《系辞传》“变而通”功夫所在，“变而通，通则久”，久，至诚，不息则久。“变而通而尽其利”，而“通”也是“通天下之志”。孔子“志于道”，故说义而利，义在性中之义。《系辞传》“利用出入，至德也”，而“出入”在一个动静；“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出入”也是一个“往来”。《系辞传》“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反映了义而利也是一个“道义”之利。其义利为物不贰，也是生物不测，“诚者物之终始”。
[①]参见王瑞来：《〈论语〉开篇发覆》，《现代哲学》2008年第5期，第104—110页；郭美华：《论“学而时习”对孔子哲学的奠基意义——对〈论语〉首章的尝试性解读》，《现代哲学》2009年第6期，第101—107页；柯小刚：《教学与他者的伦理：〈论语·学而〉首章解读》，《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第115—120页；朱承：《“愉悦”何以可能？——〈论语〉首章新析》，《现代哲学》2013年第1期，第101—106页。
[②]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为据；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兹不一一标注。
[③]检索日期为2018年3月16日上午。
[④]参见杨海文：《〈孟子〉末章与儒家道统论》，《国学学刊》2012年第2期，第66—73页。
[⑤] [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7页。
[⑥] [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7册，第2343页。
[⑦] [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0册，第3314页。
[⑧]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1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⑨] [清]黄宗羲：《孟子师说》，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⑩]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为据。
[11]参见《陆九渊集》卷23，[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5页；按，引文出自文后附录的朱熹跋语。
[12]参见《陆九渊集》卷36《年谱》，[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493页。
[13]参见《陆九渊集》卷36《年谱》，[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493页。
[14]《陆九渊集》卷36《年谱》，[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493页。
[15]《陆九渊集》卷23，[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275页。
[16]《陆九渊集》卷32，[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377页。
[17]参见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26、28页。
[18]参见《孟子事实录》卷上“孟子至梁在惠王后元之末”条，[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又，《孟子出处时地考》“右论史纪梁事之失”条：“《孟子》书先梁后齐，此篇章之次，非游历之次也。赵注‘梁惠王’章云：‘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孟子去齐，老而之魏，故王尊称之曰：“父，不远千里之地而来至此。”’注‘齐宣王’章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于齐，不用而去，乃适于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义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从，然后道齐也。’（注依宋本）其言可谓明且核矣。后儒不喜赵注，见展卷即云‘孟子见梁惠王’，遂断为历聘之始。”（[清]周广业：《孟子四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下栏）
[19]参见[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6页。
[20] [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6册，第1847页。
[21] [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7册，第2343页。
[22]引者按：此字音谪，不能简化为“适”。
[23]引者按：原文误作“唯”（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165页），现予更正。
[24]《孟子事实录》卷上“孟子救时之旨”条，[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412页上栏、下栏。
[25]参见杨海文：《孟子与“救”的哲学》，《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