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既热烈且深入，取得很丰硕的成果。其中两位域外学者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位是德国学者苏费翔，一位是美国学者蔡涵墨。
苏费翔（ChristianSoffel），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2010年，他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①]一文。这篇论文的一大突出贡献是，首次揭示了“道统”一词的词源性发展。他指出，早在唐代，“道统”一词即已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②]。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朱子是第一个使用“道统”一词的历史公论[③]。
此文梳理了朱子以前的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情况，指出，李若水、刘才邵、李流谦都使用过道统一词，他们的时间都早于朱子。苏氏还进一步指出，朱子使用道统一词也许和张俊、张栻父子有关。苏氏认为，在道统这一名词与概念的传衍、发展过程中，“朱熹的功劳就是把道统说普遍化，对后世影响甚大；自有朱熹才有人使用‘道统’一简要的口号来推动相关的论述。在朱熹之前，虽然有学者用‘道统’来称呼学术或政治传承之体系，但是这都是偶然的、罕见的现象，并不能说朱熹以前已存在着一个有系统的‘道统论坛’。”[④]
2015年，苏氏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再次著文论《宋人道统论》。苏氏认为“‘道统’概念在宋代极其重要，又有强烈影响直到今日”。[⑤]此文的一个重要展开，是讨论了“道统”与“学统”、“治统”的关系。他认为，道统概念的原始内涵是指儒家师系的传授系统，但它又与“学统”、“治统”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大作《历史的严妆》是一本做翻案文章的著作。他所要推翻的历史是秦桧的反面形象。他发明了所谓“文本考古学”的新方法（恕我直言，所谓“文本考古学”，不外乎考据学与校勘学的所有方法与范畴），对我们的史学观与价值观做了颠覆性的解构，他的基本观点我无法苟同。但是他发现了一篇秦桧为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所写的碑记。碑记中秦桧使用了“道统”一词：
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⑥]
蔡氏并指出，这篇碑文申明“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⑦]必须承认，蔡氏的发现是重要的，他的观察力也是洞彻的。这篇文献的发现，为宋代道统说的发生、发展以及对朱子道统论深层文化、政治背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依据。
二
“道统”一词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儒家思想、文化、学说的传递。《孟子•尽心下》，孟子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⑧]
一般认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清晰地勾画出儒家道统传续的路线图。朱子在此篇之终有两段很长的注文。第一段注先引“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⑨]引文完毕，朱子说：
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⑩]
朱子的按语，首先是对林氏对道统下传的悲观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传道的方式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之别，儒家道统的传续“期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就是说，儒家的道统，并不依靠人对人的口耳相传。“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11]朱子认为儒家的道统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不必担心它会失传。他预言“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
其次，他又指出，《孟子》一书以孟子的这一段话终篇，一在表明孟子的儒道之传自有其统绪，二在强调此统之传正有待后来者承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不得辞者”这句话。这是说，孟子是个承担历史使命的人，他无法推辞它的责任。仔细玩味，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道统之传作铺垫。
韩愈是又一个对儒家道统传承作出明确界定的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2]
苏费翔指出：“韩愈的系统，有当‘君’的圣王，又有当臣的圣儒（孔子以后），但是没有圣王与贤臣互补关系（皋陶、伊尹等贤臣）。这样很明显分为治统（周公以前）与学统（孔子以后）两个阶段。”[13]
正如苏氏所指出的，无论是孟子的系统，还是韩愈的系统，乃至唐宋人有关道统传授系统的描述，都有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紧张：有位与无位。[14]如苏氏所言，在孔子之前，治统与学统是统一的，但是孔子之后，治统（有位之君臣），与学统（无位之圣贤），是分离的。这样的紧张，必然会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以宋代而言，君臣争夺道统承续权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李若水，字清卿，北宋徽宗时人。他认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道统的继承人：“艺祖以勇智之资，不出世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绝。”[15]
李心传《道命录》卷二《范致明论伊川先生入山著书乞觉察》：“臣闻私议害国，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说诬民。处士横议，亦圣人之所不容。谨按通直郎致仕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劝讲经筵……有轻视人主之意；议法太学……以变乱神考成宪为事。”[16]所谓“轻视人主”、“议法太学”、“变乱神考成宪为事”，即指妄图取代人主道统之尊的举动。
最有说服力的佐证是秦桧的碑记。记曰：
臣闻：王者位天地之中，做人民之主，故《说文》谓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为说也。杨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又以知王者之道与儒同宗。出治者为纯王，赞治者为王佐，直上下之位异耳。
自周东迁，王者之迹熄。独孔圣以儒道设教洙泗之间，其高弟曰七十二子。虽入室升堂，所造有浅深，要皆未能全尽器而用之。
共成一王之业，必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纵之圣，系炎正之统；推天地之大德，沃涂炭之余烬。
而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前未遭宋魋之难，讵肯易言之。
今氛曀已廓，由于正路者，盍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纯文之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国治身修，毫发无恨。方日斋心服形，鼓舞雷声，而模范奎画，其必有所得矣。
绍兴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益国公臣秦桧谨记。[17]
蔡涵墨在分析这一碑记时指出：“这些引文又打造了基本的历史模拟脉络：上天保护逆境中的孔子，使孔子传承文王的政治、文化遗产给后世诸圣；如今上天再度在外祸与内乱之下护持宋高宗，使高宗得以再建‘道统’。”“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18]
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道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也注意到“道统”问题的特殊作用。他认为，北宋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这背后则是“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19]他认为，道学家建立“道统”说，是为了用“道”来范围“势”（位）。这“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持‘道’批‘势’，积极方面则是引‘势’入‘道’。后一方面更是宋代理学家所共同寻求的长程目标。”[20]
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来看朱子的《中庸章句序》可以发现，朱子在历数道统传承的统绪中特别强调孔子以前都是“圣圣相承”，而“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21]这是一句惊世骇俗的宣言，他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了尧舜之上。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序中把孔子之后的传承者一律归于“无位”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22]很显然，朱子是在刻意地把“道”与“势”作切割。如果说，在北宋，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是在觉醒的话，那么，到了朱子（南宋）应该是已经成熟了。
三
在朱子的道统谱系中，二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庸章句序》曰：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23]
这段论述，给了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1、孟子以后，程氏兄弟是接续道统的人；
2、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
3、以佛老为代表的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
4、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们试着来分析这几个问题。
第一点，朱子认为程氏兄弟是道统的接续者。提出这个问题，朱子不是第一人。在朱子之前早已有人提出这一观点：
刘立之：“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闢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24]按，刘立之，“字宗礼，河间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与二先生有旧，宗礼早孤，数岁即养于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称其登门最早，精于吏事云。”[25]刘氏既为程颢最早的学生，则此说当在明道生前或死后不久。
朱光庭：“自孟轲以来，千有余岁，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传。其补助天地之功，可谓盛矣。虽不得高位以泽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较著，其闻见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为不亡矣。”[26]按，“公讳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师人……嘉祐二年登进士第……绍圣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初，受学于安定先生……后又从程伯淳、正叔二先生于洛阳。”[27]朱氏之论，当在程颢去世不久。但是，朱氏在程氏生前即已持此论，详见后引。
范祖禹：“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28]按，范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为给谏讲读官。”[29]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荐程颐，左正言朱光庭曰：“先生乃天民先觉，圣世真儒。”“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圣人之道至此而传。”[30]这说明，在二程兄弟生前，即已有传孔孟圣道之名声。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如游酢、吕大临、胡安国等。可见这种说法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而将二程兄弟明确定义为孔孟之道接续者的，是程颐本人。程颢去世后，文彦博为其墓题碑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程颐为之作墓碑序曰：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国太师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慭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闢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总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万世而长存。勒石墓旁，以诏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31]
程颐的碑序十分重要，它既借文彦博之口明确了程颢是明孔孟之道之人，又借梳理道统传续之统，确立了程颢是道统当之无愧的继任者。在《明道先生行状》中他又说：“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32]这是说，程颢具有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二程为道统的主要承续者，因朱子的《中庸章句序》而成为定论，被学术界、思想界广泛接受。将二程定为道统的承续者，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道学（理学）在儒家道统传续的整个谱系中的正宗与主导的地位。从此，关于道统传承的各种纷争归于一统，道学在整个儒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
与此相应，道学家也取得了关于道统乃至整个儒学系统中的话语权为了构建以二程为宗主的道统谱系，朱子还编著了另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伊洛渊源录》。束景南认为：“朱熹的学派道统的正式确立是以《伊洛渊源录》一书为标志的。”[33]《伊洛渊源录》一书，构思于乾道九年（1173），他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34]信中明言“周、程以来诸君子”，可见是为了谱叙传道之统。同年，朱子又为好友石墪《中庸集解》作序。序曰：
《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擎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35]
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朱子道统思想的建构这时已基本完成，并欲公之于众。但是《伊洛渊源录》一书却受到吕祖谦等的非议。[36]朱子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37]于是朱子弃《伊洛渊源录》而以《中庸集解序》和《中庸章句序》为言，正式揭示出他的道统理论及谱系。
第二个问题：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朱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纠缠于文字训诂而不及义理：“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38]这样的学风，自然无法领悟到先圣思想的真谛。
其二，“道在目前，初无隐蔽，而众人沉溺膠扰，不自知觉，是以圣人因其所见道体之实，发之言语文字之间，以开悟天下与来世。其言丁宁反复，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岂有故为不尽之言以愚学者之耳目，必俟其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哉？”[39]这就是说，道统的传递，固然离不开“言语文字”，但，言语文字并非靠“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诚如上文所说，朱子在这里强调了儒学道统的超越性和永恒的价值，这就为二程乃至他自己接续道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个问题：以佛老为代表的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在构建自己的道统理论时，朱子特别警惕佛老对儒学的影响。在建构怎样的道统谱系的问题上，他非常鲜明而坚决地把一切受佛老影响的儒者排斥在外。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子的道统理论，其实包含着捍卫儒家学说纯正性的战斗精神。
第四个问题：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朱子认为程氏兄弟在道统传续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那么整个道统体系就要崩塌。所以他说“微程夫子”，就不可能得儒学、儒道之心。
三
苏费翔在《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中说：“他的目标似乎就是弘扬自己传道之说。”[40]在《宋人道统论》中他又指出：“朱熹与孟子、韩愈大有不同，绝不认为今世道统失传，倡导宋初道统复兴之说，谓二程兄弟接续孟子之传，没有说二程之后再失传。可见朱熹很确定他自己是继承人。”[41]其实，在苏氏之前，已有很多学者指出，朱子似欲以道统传承者自居。[42]
朱子是否以道统的接续着自居？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朱子从不自诩为道统的继承人，但他一直不讳言，要以承续道统而自任。
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43]
可见，朱子从小就立定了为先圣代言立言的志向。
在《中庸集解序》中他说：
熹之友会稽石君墪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为一书，以便观览，名曰《中庸集解》……熹惟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言之详矣。熹之浅陋，盖有行思坐诵，没世穷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辞于其间！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熹诚不敏，私窃惧焉，故因子重之书，特以此言题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读此书者……则为有以真得其传。[44]
《中庸章句序》则曰：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耳。[45]
二序所言，均很自信和肯定地告示，自己对《中庸》的理解与注释是得到了先圣的真谛，他的目的就是要传道——使后之学者“或有取焉”。
在《大学章句序》中，他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46]在这篇序中，他明白无误地宣告，《大学章句》中有他自己的思想（正如土田健次郎所言：“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张己说”）。
但是这篇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熹“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他更明言：“河南二程先生独得孟子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为务。然其所以言之者，则异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于先君。”[47]我们联系到朱子在《孟子》全书结尾处的两段注文，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无疑是宣告了自己就是二程夫子的继任者。于是，道统的谱系最后一环就扣上了，也就是说，有宋一代的道统谱系最后完成了。
但是，自二程子到朱子，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为什么继承二程道统的不是别人呢？朱子指出：“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为书……伊川虽尝自言‘《中庸》今已成书’，然亦不传于学者……二夫子于此既皆无书，故今所传，特出于门人记平居问答之辞。”[48]这是说二程的道统学说因没有著作留存，而仅靠他们弟子的著述得以流传。
但遗憾的是，他的弟子们“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49]所以朱子非常感叹地说：“呜呼，是岂古昔圣贤相传之本意，与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于后人者哉！”[50]更使朱子不安的是，程子的门徒们，依然受到佛老的污染而“不能无失”：“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51]于是，捍卫孔门道统的纯正，就成为朱子当仁不让的使命。
绍熙五年（1194），朱子六十五岁，辞官归乡，建沧州精舍，作《沧州精舍告先圣文》：
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维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援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熹以凡陋，少蒙义方。中靡常师，晚逢有道。载钻载仰，虽未有闻。赖天之灵，幸无失坠。逮兹退老，同好鼎来。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传之方来，永永无斁。今以吉日，谨率诸生，恭修释菜之礼，以先师兖国公颜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国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尚飨。[52]
此文为朱子晚年所作，可说是朱子关于“道统”说的一个总结性文献。在这篇并不很长的告文中，朱子再一次清晰地勾画了儒家道统的传续谱系，并自述了在传承道统的事业中自己的认识与作为。他自认为对先圣的道统精神已做到了“探原推本，敢昧厥初”，从此以后，道统之传将“传之方来，永永无斁”。这篇告文，充分显示出一个儒者的历史担当与强烈的使命意识。
朱子的道统说，最后的总结，是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完成的。
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后二十一年，黄榦作《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其结尾曰：
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踳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则摭其言行，又可略欤？辄采同志之议，敬述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以俟知德者考焉。[53]
这是一段总结性的论述，黄榦明确提出，“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在文章结尾处，他又强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至此，道统的谱系得以明确而清晰地表述，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遂成为定谳，并为学界所接受。
2017年3月1日于海上桑榆匪晚斋
注释： [①]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②] 苏文曰：“近来出土有一篇刻于698年的唐代墓志铭里出现‘道统’两字，题为《大周故处士前兖州曲阜令盖府君墓志铭并序》”，详见前引论文集第83-84页。 [③]钱大昕：“道统二字始见于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其第一图曰《传道正统》，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书成于乾道壬辰，与朱文公同时。”（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陈荣捷：“朱子实为新儒学创用道统一词之第一人。” （《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此外，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方彦寿《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书中的先贤形象》（《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89页）等均持此说。 [④]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88页。 [⑤]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一期，第17页。 [⑥]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6页。 [⑦]蔡涵墨：《历史的严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7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458页。 [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458—459页。 [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459页。 [11] 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辩••李公常语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3，《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525页。 [12] 韩愈：《原道》，《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13] 苏费翔：《宋人道统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一期，第17页。 [14]参见苏费翔《宋人道统论》。 [15] 转引自苏费翔《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16] 李心传：《道命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7年，第一册，第12页。 [17]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5-106页。 [18]蔡涵墨：《历史的严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7页。 [19]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0页。 [2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3页。 [21]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30页。 [22]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30页。 [23]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册，第30页。 [24]《河南先生遗书》附录，《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9页。 [25]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四，《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年，第12册，第1106页。 [26] 《河南先生遗书》附录，《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2页。 [27]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四 《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册，第1016-1018页。 [28] 《河南先生遗书》附录，《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4页。 [29]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四，《朱子全书》， 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册，第1013页。 [30]李心传：《道命录》，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7年，第一册，第2页。 [31]《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40页。 [32]《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38页。 [33] 束景南：《朱子大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4页。 [34] 朱熹：《答吕伯恭》，《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册，第1438页。 [35] 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639页。 [36]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元晦》：“《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册，第430页。 [37] 《伊洛渊源录》一书至朱子离世都没有正式刊行过，但坊间出现一些盗版。 [38] 《朱子语类》卷137，《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册，第4247页。 [39] 朱熹：《答汪叔耕》，《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3册，第2814页。 [40] 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8页。 [41]苏费翔：《宋人道统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0页。 [42] 如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即认为：“道统论其实就是朱熹所描绘的思想史，其对先人地位的勘定，与其说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还不如说是从朱熹的视角出发加以润色的结果，其中呼之欲出的就是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张己说。”见土著《道学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5-466页。 [43] 《朱子语类》卷104，《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册，第3427页。 [44] 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640页。 [45] 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31页。 [46] 朱熹：《大学章句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册，第14页。 [47]朱熹：《论语要义目录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613页。 [48] 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639页。 [49]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640页。 [50]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640页。 [51] 朱熹：《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记》，《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3803页。 [52] 朱熹：《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册，第4050—4051页。 [53] 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附录，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册，第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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