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元学案》编纂者肯定了赵复北传朱子学的贡献，并分析了出自赵复门下的北方两大儒许衡、刘因在出处进退及学术思想上的差异，指出许衡是赵复思想及教育事业的继承人，而以经学著称的刘因已别为一派。编纂者疏理了南宋后期开始的朱陆合流历程，指出吴澄的工夫论受陆学以尊德性为本的影响，其理气论有合一论倾向，并对其经学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全祖望反对《宋史》出于门户之见掩盖郑玉思想的作法，强调郑玉继吴澄之后和会朱陆的思想史地位。
【关键词】《宋元学案》；许衡；刘因；吴澄；郑玉
清代浙东学派学者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编纂的“学案体”宋元儒学思想史著作《宋元学案》提供了研究宋元儒学思想史（特别是师承、流派、评价等）的基本资料、评价标准和思考方式，可说是进行此一领域研究时的必备参考书。其中出自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等人所编纂“黄氏原本”的五十九个学案中，编纂者致力于宋代理学家学术思想的阐释与评价，留下了大量的案语，其中有很多值得重视的观点。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探讨《宋元学案》中宋元儒学思想史的脉络与建构，以及学者的学术评价与思想史地位等。但总的来看，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于《宋元学案》中元代朱子学（包括北方朱学、南方朱学）的源流及其学术评价还缺乏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元代儒学在延续宋代后期以朱学为主兼修陆学等各学派的思潮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一方面是朱子学向北方传播，一方面是出现了朱陆合流（尤其是南方朱子学）的思潮。《宋元学案》中与元代朱子学相关的学案有卷九十《鲁斋学案》（许衡、元代北方朱学）、卷九十一《静候学案》（刘因、元代北方朱学）、卷九十二《草庐学案》（吴澄、元代南方朱学与朱陆折衷者）、卷九十四《师山学案》（郑玉、吴澄之后的朱陆折衷者）、卷九十五《萧同诸儒学案》（萧㪺与同恕等、元代朱学续传）。这里取其中的代表许衡与刘因（北方朱学）、吴澄与郑玉（南方朱学），对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师传、事迹之考证、思想之诠释与评价等进行一些探讨。
一、元代北方朱学——许衡与刘因之比较及其评价
元代理学（朱子学）的北上始于赵复（号江汉，1215？-1306？）成为元军的捕虏后北上以教授朱子学。赵复的门下姚枢、窦默、许衡、刘因等学者涌现，北方朱学也由此得以兴盛起来。同时代吴澄的经学与姚燧的文学也堪称一时之盛[1]2995。其中，北方的许衡（鲁斋）、刘因（静修）与南方的吴澄（草庐）三人并称为“元代三大儒”。三人可以说是奠定了元代儒学（朱子学）发展的基础。其中，许衡与刘因又被称为“北方两大儒”。许衡终其一生在元朝为官，曾经担任中书左丞，但后来因为受权臣阿合马之排挤而辞职，之后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并热心于在国学中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致力于培养儒学人材。其施教内容完全依照朱子学，以《小学》为教导初学者之手段，以《四书》为其讲义之内容，将朱子学的道理尽量浅显易懂地教授给贵族子弟，同时又特别重视礼仪规范，力图培养出体用兼备的人材。其教育功绩非常卓著，后来元朝数十年间有名的士大夫大抵皆出自其门下，而其朱子学的教学法与学规也从国学推广到地方上的学校和书院，从而大大推动了朱子学的普及与官学化，可以说决定了元朝的立国规模。许衡也因此被公认为元代儒学（道学）的领袖与代表人物，并于仁宗皇庆二年（1313）与北宋道学的创始人——“北宋六先生”及南宋道学的代表人物——南宋“东南三贤”一起配享孔子庙廷，进而还在这一年恢复了科举考试（《四书》等朱子学经典成为唯一之依据）[2]557-558。另一方面，刘因因为享年不永（四十五岁）又不愿在元朝为官，其学问传承也不广[1]3021。从这里来看，许衡之学术功绩应该是比刘因要大一些，但关于二人学问之高低及其流传情形，当时学界已经出现了不同看法。
如吴澄的门人虞集（号道园，1272-1348）在其《送李彦方闽宪》（见《道园学古录》卷一）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许衡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功绩，一方面又指出其后学不仔细读书穷理便胡乱引用陆九渊之说以自欺欺人，其流弊甚至到了篡改《论语章句》，直接以程朱之说为误的地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懂得陆氏之学，只是掩盖其不学无术罢了[1]3002，这样就对许衡之后学流于陆氏之学作了批评。虞集又在其《送李扩序》（见《道园学古录》卷五）一文中指出许衡之门人不懂学问之本意，因而出现了种种学术流弊。其根源可以追溯至许衡自身。全祖望进而依据虞集《安敬仲文集序》（见《道园学古录》卷一）及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之门人杨俊民为刘因所作祠记进行了如下的考证。刘因在其《退斋记》中不点名地批判了许衡之学问。刘因指出许衡为人师表而受到敬仰，能够逃避他人的非议，其学以继承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为己任，其实不过是像老氏那样欺世盗名罢了。刘因还讥讽许衡辞去中书执政之职而担任国子祭酒一事[1]3002。全祖望认为其中也可见出许、刘二人之差异，并肯定了许衡在北方兴起道学的历史功绩，又指出许衡的学问造诣与杨时之门人罗从彦一样并不深厚，大体处于“善人”与“有恒”[3]103-104之间罢了。关于这一点，读了许衡的文集便可知晓。因此全祖望认为许衡的后学中出现种种流弊，而刘因对其颇有微词的根源在于许衡的学问本身[1]3002-3003。其后四库馆臣对两人的评价也大体与全祖望相同，一方面对许衡的学术思想几乎不置一词[4]35，[5]2213，一方面对刘因则在经部四书类刘因撰《四书集义精要》的提要中称赞刘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4]469，又在集部别集类刘因撰《静修集》的提要中称赞刘因“研究经学，沈潜于周程张朱之书而通其突奥”，对刘因的学术评价相当之高[5]2213。与上述对许衡及其门人后学的批评相反，许谦的门人欧阳玄（文公）则对许衡的学问境界及人格气象作了高度评价[1]3022。
如前所述，许、刘二人在是否与元朝合作上的态度相反。许衡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广道学，刘因则洁身自好而不愿辅佐元朝[1]3022。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许、刘二人均非遗民而是元朝的汉人，即使出仕元朝也没有什么问题，许衡因与阿合马不合，于是自请罢中书执政一职并到国子监任祭洒，刘因则认为许衡此举不免有欺世盗名之嫌。因为在刘因看来，若非行道之时就不应该选择做官。因为如果在朝为官的话，则应该行道，不应只是明道，像许衡那样不能行道却只想明道的话，其实还不如像刘因那样引退于山野以明道。这虽然只是刘因自己的想法，不是世人的普遍看法，但刘因的人品确实很高[1]3022-3023。事实上，刘因与许衡之关系恰好各自处在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的出处进退之一端上，都不失为儒者之楷模。这也就是二人的人格气象与学问虽大不相同，却同被视为元代北方朱学之代表的原因。四库馆臣在集部别集类吴澄撰《吴文正集》的提要中还比较了时称南北两大儒宗的吴澄与许衡的学术异同，指出“然衡之学主于笃实以化人，澄之学主于著作以立教”[5]2210，因而许衡的著作不多，讲求明白朴实，达意则止，从学术造诣上来讲虽不高，但不愧为笃行君子。此说可视为定评。
以下在简要叙述南宋后期以来朱陆合流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元代南方朱子学与朱陆折衷者的代表吴澄与郑玉之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探讨。
（一）南宋后期以来的朱陆合流历程
南宋中期开始朱学与陆学作为道学的两大代表流派鼎足而立，朱陆之间发生过“鹅湖之会”（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主旨的修养方法论）与“无极太极之辩”等激烈辩论，其门人当中（如朱门的陈淳）主张朱陆二人的思想终生相反如水火不相容的也大有人在，并且以“俗学”（朱学）与“禅学”（陆学）相互抵毁。另一方面，从南宋末期直至元代，朱陆两派中出现了朱陆“早异晚同”的调和论，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和会朱陆之说的思潮。
从《宋元学案》中来看，首先如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的陆九渊弟子章节夫的小传（全祖望作）中所示[6]2594，章节夫曾经著有《修和管见》以折衷朱陆之异同，认为朱陆之言语虽异，而其主旨其实是一致的。其说被视为开元代赵汸等人之朱陆调和论的先声。鄱阳汤氏三先生——汤千（存斋）、汤巾（晦静）、汤中（息庵）本是朱熹的私淑弟子柴中行的门人，后来又师事朱熹的再传弟子、被视为朱学正宗的真德秀，晚年汤千、汤中二人尚且坚守朱学而并称为“大汤”、“小汤”，汤巾则转而主张陆学，并致力于和会朱陆之说。其侄子汤汉（东涧）接受汤巾之学并致力于修补朱陆两派之缺点。全祖望进而在其《答临川序三汤学统源流札子》中依据袁桷的《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见《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指出汤巾最早和合朱陆之说，到了汤汉又得到进一步地发扬，二人均处在以朱陆合一论而闻名的赵汸（东山）之前，但却不大为世人所知，《宋史》的编纂者因为以朱学为宗，所以对汤氏等倾向于陆学的学者的学术源流往往语焉不详[1]2842-2843。所以全祖望特意发掘以表彰其贡献。
徐霖（径畈）也是汤巾的弟子并以陆学为宗。徐霖之学问（陆学）传于其弟子谢枋得（号叠山，宋末元初与文天祥齐名的殉国士大夫）、徐直方（古为）、曾子良（平山）。徐直方的同调程绍开（字及甫，1212-1280）曾经创建“道一书院”，基于陆学以和会朱陆之说。其学问传于元代著名学者吴澄。吴澄曾经师事朱子学者程若庸（字逢原，饶鲁之门人），是朱陆的四传弟子，后来又师事程绍开，并在两人的影响下基于朱子学以和会朱陆[1]3036。吴澄之后，元代学者郑玉（字子美，号师山先生）又接着和会朱陆。但吴、郑二人之立场又有所区别，即对于朱陆异同之辩，吴澄往往偏袒陆学一方，郑玉则往往偏袒朱学一方[1]3125。元代赵汸（号东山，吴澄之同调黄泽之弟子）曾经作有《对江右六君子策略》，其中已经力图从“早异晚同”的立场出发调和朱陆之分歧，可谓开明代程敏政《道一编》之先声[7]76。
（一）吴澄学术思想的评价
吴澄（号草庐，1255-1330）为了纠正朱熹之后学（陈淳、饶鲁等）流于支离破碎的章句训诂之学的弊病，主张学问应该以德性为根本，进而又强调孟子以来“反求诸己”的内省工夫，认为学问应该顺着先求之本心而后读书的顺序。吴澄又主张“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批评了持门户之见相互攻击的行为，强调学问上的“自立”，既不要盲从他人之言语，也不要考虑自身的利害得失，只求一个心安理得就好[1]3046。因此后世有学者批评吴澄背叛了朱学而主张陆氏心学。对此，黄百家在其案语中指出吴澄之主张确实简易而切于实际，其实是为了纠正朱子学的弊病，从而肯定了吴澄思想中的陆学倾向[1]3041。吴澄在工夫论方面虽受陆学的影响，但其思想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其理气论、心性论等方面还是继承的朱子学。如吴澄曾说“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老子以为先有理而后有气。横渠张子诋其有生于无之非，晦庵先生诋其有无为二之非。其无字是说理字，有字是说气字”[1]3041-3042，肯定了张、朱二人对老子“有生于无”的宇宙本体论（实为王弼之贵无论）之批判，并在朱熹的理气“不离不杂”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理气不离”的思想。黄百家肯定了吴澄关于“理不离气”的主张，进而指出气是流行之本体，而理不过是指称气之流行的有条不紊（条理、法则），理本来就是依附于气的本质属性，并不是别有一个先验之理作为本体来主宰气[1]3042。
吴澄作为朱熹的四传弟子，不仅理学上的造诣深厚，而且发展了朱熹的经学事业。基于此点，黄百家认为朱熹的授业高徒陈淳等人也不及吴澄[1]3037。全祖望进而对吴澄的经学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检讨。吴澄在经学上的贡献具体体现在其系列著作《五经纂言》中。以下，围绕着《草庐学案》中收录的《易纂言》、《易纂言外翼》、《书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均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序录”及全祖望的评论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关于《易纂言》与《易纂言外翼》的评价。吴澄在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启蒙》[1]2973基础上加以修订而撰成《易纂言》与《易纂言外翼》。吴澄自述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而多有创见，并且自认为在其经学著作中《易纂言》比《书纂言》要更重要一些。但全祖望在其《读草庐〈易纂言〉》中从《易纂言》中列举了若干例子以批评吴澄的所谓“创见”不过是没有根据的偏颇之说。另一方面，吴澄还著有《易纂言外翼》一书，但此书流传极少。全祖望也只见到此书的十二个篇名及他人转引的部分内容，并据此在其《答董映泉问草庐〈易纂言外翼〉书》中，与黄宗羲一样对吴澄迷信邵雍的先天图说提出了批评。总的说来，全祖望对吴澄之自负及其门人（虞集、危素）的推崇不以为然，对吴澄之易学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这种差评带有全祖望个人的学术好恶色彩，并不一定符合实际，究其原因应该是全祖望接受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对象数易学（尤其是先天图）的批判使然。与此相反，四库馆臣在经部易类的吴澄撰《易纂言》与《易纂言外翼》的提要中对吴澄的易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解释经义，词简理明，融贯旧闻，亦颇赅洽，在元人说易诸家固终为巨擘焉”[4]35。
其次关于《书纂言》的评价。全祖望在其《读草庐〈书纂言〉》中指出，虽然宋代学者早已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但直至吴澄方才依据吴棫、朱熹的意见专主《今文尚书》，并将《古文尚书》从《今文尚书》中剥离了出来，其后人们将《古文尚书》视为伪作而多欲废弃之。全祖望则认为这种作法也不免矫枉过正，这也是吴澄《书纂言》的不良影响造成的。在全祖望之前，清初已经出现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等考据学著作，在宋代以来的辩伪基础上下了最终的定论。因此学者十分推崇吴澄的《书纂言》，甚至还出现了将其作为科举考试教科书的意见[1]3053。全祖望虽也接受学界之定论承认《古文尚书》是伪书，但同时又认为与其像吴澄那样将其从《尚书》整体中剥离废弃，还不如将其原样保存为好。四库馆臣则站在汉学家的立场上，在经部书类吴澄撰《书纂言》的提要中从历史上今古文的源流出发指出今文（伏生）与古文（孔安国）原本就是各自流传的，据此则吴澄专释今文是合乎古义并且有其渊源的，与王柏在《诗疑》中对历代相传的古经加以随意刊削的作法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对吴澄舍弃伪古文而专释今文经的作法予以了肯定[4]150。
再次关于《春秋纂言》的评价。明代以来作为科举教材的胡安国《春秋胡氏传》主要继承了宋代孙复与程颐的春秋学，重在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但在对《春秋》之史实的解说方面则存在不足。吴澄认为《春秋》三传之中，《左传》长于对春秋史实的说明，《公羊传》与《谷梁传》则长于对《春秋》经文的训解，因此主张以《左传》为主而以《公羊传》与《谷梁传》为辅来加以补充订正，并据此撰著了《春秋纂言》。全祖望在其《读草庐〈春秋纂言〉》中认为吴澄的《春秋纂言》在其《五经纂言》系列著作中是最好的一部，但同时又指出其开头对“春王正月”的解说仍不免因袭陈傅良与项安世之误[1]3055。四库馆臣在经部春秋类吴澄撰《春秋纂言》的提要中指出吴澄好纂改古经，在体例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也肯定其内容条分缕析，比起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要更精密一些[4]354。
最后关于《礼记纂言》的评价。吴澄继承了朱熹生前未竟之事业撰著了《礼记纂言》与《仪礼逸经》，并指出《仪礼经传通解》只是朱熹的未完稿（资料长编），其将《礼记》分割附于《仪礼》中的作法只是研究上的权宜之计，并非最终的形态。因此吴澄依据汉代以来《三礼》的形态对其进行了修订注释。其《礼记纂言》系以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辑录宋以前上百家注释之礼学渊薮）为底本，全祖望在见到吴澄的《礼记纂言》以前，自己也曾以卫湜的《礼记集说》为基础为《礼记》作注释，中途看到吴澄的《礼记纂言》后才知道吴澄早已实现了自己的构想。这是因为全祖望与吴澄一样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方式感到不满。全祖望在其《读草庐〈礼记纂言〉》中因此而感慨古人之著书各有其渊源，从而对吴澄的《礼记纂言》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3060。其后四库馆臣在经部礼类吴澄撰《礼记纂言》的提要中虽然对吴澄在此书分成三十六篇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来重新归并《礼记》四十九篇的作法不以为然，但同时也肯定“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刪《诗》尚为有间”[4]266。
（二）郑玉的思想及其评价
郑玉（1298-1358）是元末的著名学者，作为元朝的大臣，他在元末被明军搜捕后，因不愿投降而自杀殉国[1]3125-3126。到了明初，《元史》的编纂者（以宋濂为首的朱子学者）一方面依据郑玉的殉节事迹将其传记收入“忠义传”中，一方面对作为朱陆折衷者的郑玉的学术思想却只字不提，结果导致对其学术思想与地位的忽视与掩盖。后世受此影响多将郑玉视作忠义之士，而对其学术思想则未予以重视。全祖望为了表彰郑玉的人品与学问，在修补《宋元学案》时单独为其设立了《师山学案》。全祖望一方面在郑玉的小传中高度评价其忠义事迹，一方面又在其“序录”中强调郑玉继吴澄之后和会朱陆的思想史地位[1]3125，进而还在思想资料中辑录了郑玉折衷朱陆的许多观点。虽然《师山学案》中并没有全祖望本人的案语，但从其资料中也可见出全祖望的立场。以下，围绕着郑玉的思想资料阐明其思想立场。
郑玉认为做学问应该潜下心来读圣贤之书，不可有先入为主的私意成见，工夫积累到家的话我心便会与之合一，从而有其自得之处[8]3127。因此对于当时朱陆两派之学者不知对方的本来面目，却先抱着所谓异同之成见相互攻击的恶习（特别是朱子学者对陆学的攻击），郑玉表现出其以朱子学为主而兼采陆学的理解同情之态度。关于朱陆学问之优劣及学者应持之态度。在郑玉看来，陆九渊之学问不及程颢之高明，也比不上朱熹之缜密，但其直截光明之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陆学门徒（杨简等人）广泛传播其学问，施于政事而卓然可观，没有颓废堕落之恶习，但其教人只是略下工夫而无先后顺序，而且其主张又不免有过头的地方，用于自修的话还可以，如果用于教人的话则不免有弊端了。因此学者虽然应该学习朱子之学，但也没有必要抵毁陆学[8]3127。对于朱陆学问之异同，郑玉在其《送葛子熙序》中指出，朱陆二人由于其资质之差异，其学问之入手处也存在差异，但其仁义礼智的终极目的则是相同的，而且他们同样尊崇周孔之道而批判佛老之学，两家之根本其实是一致的。后世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反而斤斤计较于两家之异，以致相互指责为“禅学”（陆学）与“俗学”（朱学）的朱陆异同论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实际上，朱学是教人做学问的常道，陆学则是才智高明者的自得之说，两家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流弊。陆学之流弊是流于佛教的“空”、“妙”之说，鲁莽狂妄而不能尽致知之工夫，朱学之流弊是俗儒之拘泥于字句而不究本源，颓惰委靡而不能收到力行的效果。然而这其实并非朱陆教法本身的过失，其实是学习者自身的流弊罢了[8]3128。这样，郑玉便折衷了朱陆之学说而批评了朱陆异同之见，同时将两家之流弊推到后学身上了。其观点基本公允，也很好地说明了朱陆两家之得失短长。因此四库馆臣在集部别集类郑玉撰《师山文集》提要也引述并肯定了郑玉关于朱陆异同的上述看法，并称赞“其言皆辨别真伪，洞见症结，无讲学家门户之见”[5]2247。
郑玉之学问在以程朱之敬为其主旨的同时，又批判了当时溺于章句训诂的习气，重视牢固地把握大本根源，提出了如下观点：被视为理学经典的周敦颐《太极图说》与张载《西铭》是道之本源（大本），但前者是以理来明气，后者则是以气而明理。具体来说，《太极图说》中由太极（理）生出阴阳（气），由阴阳生出五行，说明理之外别无所谓气；《西铭》中充满于天地之物（气）皆是吾之体，主宰天地之物皆是吾之性（理），说明气之外也别无所谓理。两者合而观之，天地万物皆不出理气之外。因此两书之言语虽简约，但天地万物之道可以说皆备于此了[8]3128-3129。这样，郑玉便基于朱熹的理气论（理气不离不杂）从《太极图说》与《西铭》互补的角度阐发了其理气不可分的思想。此外，郑玉还说“道外无文”、“文外无道”，主张道与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8]3128。其说较之一般的道学家轻视文章的偏见无疑要更合理一些。
以上本文以朱子学为中心探讨了《宋元学案》对元代朱子学的诠释和评价。总结一下的话，对于元代北方朱学之代表许衡与刘因，全祖望对两人的学术高低及其流传状况进行了探讨，并针对推崇许衡的一般见解对刘因的人品与学术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次在阐明南宋后期以来朱陆合流之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于元代南方朱学的代表人物吴澄，黄百家肯定了其“理气不离”的理气论及以尊德性为本的修养方法论的折衷朱陆之思想立场，并且对其大力发扬朱熹之经学事业予以了高度评价。全祖望进而对其经学著作之渊源与得失进行了详细地探讨。全祖望表彰了继吴澄之后折衷朱陆的学者郑玉的思想史地位，从其所辑录的思想资料可知郑玉之学问在以程朱之敬为其主旨的同时，又强烈批判了溺于朱学末流流于章句训诂的习气，从而牢牢把握住了学问之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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