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王阳明很少论及《春秋》，但根据少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对《春秋》的基本看法。首先，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春秋》学也打上了浓厚的心学色彩，从而视《春秋》为“正人心”之书；其次，在对《春秋》性质之认识上，阳明一方面视《春秋》为“史”，但又不否认其之为“经”，进而主张“五经亦史”，从而表现出一种亦经亦史的《春秋》观；再次，王阳明在其《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在义理与考据两方面专门针对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提出批评，这是王阳明留存唯一完整的一篇《春秋》学论文，弥足珍贵。虽然从整个《春秋》学史上看，阳明所代表的《春秋》观，作为宋明《春秋》学之绪余，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论是阳明整体学术而论，还是就《春秋》学史而论，述阳明之《春秋》学，多少有拾遗补阙的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春秋》；夏时冠周月
王阳明并不以《春秋》学名家，也没有专门的《春秋》学著作行世，故世人对其《春秋》学多不甚措意。阳明被贬龙场时，曾作《五经臆说》四十六卷，其中《春秋臆说》有十卷。据钱德洪说，其后阳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是以《臆说》未曾行世。直至阳明殁，钱德洪于废稿中得《臆说》残卷十三条，其中有关《春秋》者有三条。此外，《外集》中收有阳明《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传习录》有徐爱与阳明论五经，颇多涉及《春秋》。相关材料虽然不多，不过，正如钱德洪所说，“以此例全经，可知也”。本文即立足于这一相当有限材料的基础上，以管窥豹，试图大致勾勒阳明对《春秋》的一些基本看法，从而对全面认识阳明之学术与思想略有所补。
一、心学的《春秋》观
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经学观同样具有深厚的心学色彩。在他看来，所谓“六经”，不外是“吾心之常道”而已。“六经”在阳明看来，不过是“吾心之记籍”而已，“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也就是说，“六经”之实乃是具于吾心之道，作为“吾心之记籍”而言，正如《五经臆说序》中所说的，虽然“圣人之学具焉”，但同时对于已闻者而言，其于道也，亦不过是筌蹄与糟粕而已。因此，相应地，学者之看经书，亦不过是“致良知”而已：“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觉者矣。”
正如《易》被阳明视为“志吾心之阴阳消息”，《书》被视作“志吾心之纲纪政事”，《诗》被视作“志吾心之歌咏性情”，《礼》被视为“志吾心之条理节文”，《乐》被视作“志吾心之欣喜和平”，《春秋》则被其视作“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所以要尊《春秋》，也不过是“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五经臆说十三条》第一条论《春秋》之“元年春王正月”曰：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书元年。元者，始也，无始则无以为终。故书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则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为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为君，而其用关于一国。故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则人君者，尤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无正乎？”曰：“正也，有未尽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呜呼！其可以不慎乎？”
《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开篇。阳明释“元”为始，以为《春秋》书“元年”为“正始”之意，盖取诸《公羊》家言。但阳明进而又从《易》之“乾元”、“坤元”而引申出“人元”，称“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则“元”又有“心”之意。对阳明来说，“心”本人所共有，但常人之“心”仅关系到个体之人生，而君王之“心”则关乎一国；因此，人君为国之开始，所重者实系于君王本身之一“心”。是以阳明遂将“元”的两层含义糅合在一起，将《春秋》“元年正始”之古义赋予了新的内涵，“正始”也就成了人君“正心之始”，即“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
阳明于《五经臆说十三条》第三条论《春秋》之“郑伯克段于鄢”又曰：
郑伯克段于鄢，书“郑伯”，原杀段者惟郑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诛，国人之所共讨也。而专罪郑伯！盖授之大邑，而不为之所，纵使失道，以至于败者，伯之心也。段之恶既已暴著于天下，《春秋》无所庸诛矣。书“克”，原伯之心素视段为寇敌，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书于鄢，见郑伯之既伐诸京，而复伐诸鄢，必杀之而后已也。郑伯之于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听其收鄙，若爱弟之过而过于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郑伯虽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为段之恶在所必诛，而郑伯讨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异于周公之诛管、蔡。故《春秋》特诛其意而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辩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险谲无所容其奸矣。
“郑伯克段于鄢”的事实本末详见于《左传》隐公元年。在王阳明看来，郑庄公之弟共叔段虽然犯下“国人所共讨”的大罪，但共叔段之恶为人所共见，就书法而言，实“《春秋》无所庸诛”。而《春秋》所以大书特书“郑伯”，书“克”，盖基于郑庄公实有杀弟之心。在阳明看来，郑庄公一方面视共叔段为寇敌，另一方面又极力纵容以养成大恶，则庄公用心之险可知。虽然郑庄公之讨共叔段，其迹近似于周公诛管、蔡，而原其心，则实似是而非，盖郑庄公处心积虑欲杀段，而周公之诛管、蔡乃不得已。故阳明于此赞《春秋》之书法曰：“辩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险谲无所容其奸矣”，这也正是阳明所说的“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总之，对阳明而言，心学思想是其统领一切学术的根基所在，《春秋》学亦不例外。无论是其对《春秋》的整体认识，还是对某些具体经文的解释，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其独特的心学烙印。
二、亦经亦史的《春秋》观
《春秋》到底是述圣人微言大义的“经”，还是承“鲁史旧文”的“史”，一直是《春秋》学史上聚讼不已的问题之一。早在西汉末年，刘歆欲表彰《左传》而遭到今文十四博士的一致抵制，其理由就是“左氏不传《春秋》”。所谓“左氏不传《春秋》”，盖认为唯有《公羊》《谷梁》能够传经之微言大义，而左氏述史而已。其后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则主张“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从而实质上取消了《春秋》之为经的意义，乃至后人批评其《集解》具有“强经以就传”的特征。宋以后，朱子亦主张以“史”看《春秋》，其称弟子问如何读《春秋》，则曰“只如史样看”，故朱子于《春秋》三传相对重《左传》，称“《春秋》之书，且据左氏”。但朱子复依违于经史之间，又说“《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阳明承朱子之后，其论《春秋》，亦是从“经”与“史”两个维度来加以探讨的，并体现出他自己的特色。
首先，阳明视《春秋》为鲁国纪事之史，其在比较《论语》与《春秋》时说：
夫《论语》者，夫子议道之书；而《春秋》者，鲁国纪事之史。议道自夫子，则不可以不尽；纪事在鲁国，则不可以不实。
在《传习录》上又说：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按阳明之说，《春秋》虽然是孔子所作，但孔子只是记叙鲁国之旧史，而不同于《论语》这种纯粹属于论道性质的著作。从论道的角度来讲，则义理上要讲得精微透彻，所以说“不可以不尽”；而纪事则求其实而已，而无关于义理。因此，对于传统孔子笔削《春秋》之说，阳明也给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笔”，阳明不取传统“特笔”之旧说，而认为据旧史而书，即“笔其旧”；所谓“削”，只是孔子出于“惧繁文之乱天下”的目的，删其繁文而“求其实”而已。因此，笔削之说遂无关孔子的“微言大义”。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春秋》在儒家经典谱系里毕竟是“经”，不能纯然视同于“史”。这一点阳明也无法否认。因此，阳明在一些论述中，事实上又将《春秋》视同于“经”。《传习录》卷上记徐爱与阳明的一段对话曰：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春秋》事略，《左传》事详，若离开《左传》，我们往往不能知晓事情之本末由来，所以徐爱向阳明提出质疑。但在阳明看来，首先，如果《春秋》离开《左传》而无法知晓，则圣人所作之《春秋》事实上成了歇后谜语；其次，《左传》本是鲁史旧文，若言《春秋》离不开《左传》，则圣人实无需删削。徐爱又引小程子“传是案，经是断”之说，阳明亦是不能认同，认为此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在此阳明特别标明“圣人作经之意”，事实上告诉我们，圣人所作是“经”非“史”，圣人所作有其独特之“意”在，尽管此“意”在阳明看来并不同于汉儒所说的“微言大义”，而是“正人心”，是“存天理、灭人欲”。例如，阳明在解释《春秋》开篇之“元年春王正月”云：
“元年”者，鲁隐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天统，则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诸侯不复知有周也，于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书“王正月”，以大一统也。书“王正月”以大一统，不以王年，而以鲁年者，《春秋》鲁史，而书“王正月”，斯所以为大一统也。隐公未尝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隐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书，欲使后人之求其实也。”曰：“隐公即位矣，而不书，何也？”曰：“隐公以桓之幼而摄焉，其以摄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隐公让国之善，而争夺觊觎者知所愧矣。”曰：“以摄告，则宜以摄书，而不书何也？”曰：“隐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长，隐公君也，奚摄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长幼之分，而乱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隐公君也，非摄也，则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诸侯之立国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隐无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伦，而无父无君者知所惧矣。一不书即位，而隐公让国之善见焉，嫡庶长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伦正焉，善恶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呜呼！此所以为化工之妙也欤！”
如果单纯以“史”视《春秋》，最经典的解法莫如《左传》。《左传》于“元年春王正月”发传极简略：“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盖《左传》于此仅交待了两个史实，一则释正月为时王之正月，二则释《春秋》不书“公即位”是因为隐公摄位，杜预解为“史不书于策”，此即贯彻了杜氏所谓“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而阳明之解，显然不是从史家的角度来看“元年春王正月”，故其解“王次春”的根据是“示王者上承天道”，解“王正月”是因为天下诸侯不知有周，故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其目的则在于“大一统”。值得注意的是，解“王次春”为“示王者上承天道”，解“王正月”为“大一统”，皆明显具有《公羊传》的色彩。阳明又解不书“公即位”，认为孔子有更深的用心，一则使天下人都知道鲁隐公让国之善，而争夺觊觎者知有所愧；二则使天下人知晓嫡庶长幼之分，而乱常失序者知其所定；三则使天下知道父子君臣之伦，而无父无君者知有所惧。此三者才是前文所说“圣人作经之意”。由这段阳明残存的解经范本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阳明之论《春秋》，实以“经”视之，而非仅仅视作鲁史旧文而已。
然而，从上文分析看，我们似乎看到的是阳明两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一则视之为鲁国记事之史，此乃史学；二则强调“圣人作经之意”，是为经学。不过，从阳明本人的立场来看，他认为此两者并不矛盾。《传习录》上记其答徐爱曰：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书》是尧舜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阳明于此明确地区分了所谓的经学与史学，认为以事言为史学，以道言为经学。但是，两者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对于阳明而言，“事即道，道即事”，所以如此者，盖“其事同，其道同”，从而经亦史，史亦经，故其视《春秋》为史，同时亦可视《春秋》为经。然而，阳明这种“五经亦只是史”的观点，已为“史”赋予了“明善恶，示训戒”的意义，而非单纯就“事”论事。值得注意的是，其谓“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的说法，已与其论“笔削”为“笔其旧”、“削其繁”之说有根本的不同。就“笔其旧”、“削其繁”而言，《春秋》纯然为“鲁史旧文”的删节版而已；就“存其迹以示法”、“削其事以杜奸”而言，则显然又有“圣人作经之意”在。不过，对阳明而言，“六经”之于吾心之道，亦不过是筌蹄与糟粕，则《春秋》是经还是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要能“正人心”，能“存天理、灭人欲”。
三、对胡安国“夏时冠周月”说的批评
明代科举，《春秋》主三传之外，又有胡安国与张洽二氏之《春秋传》，永乐以后又不用张洽传，故明人之治《春秋》，受胡安国《春秋传》之影响极深。其间亦颇有论胡传之失者，大多为宗朱一派，如张以宁、石光霁等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现有阳明论《春秋》的文献中，有《论元年春王正月》一篇，专门批评了胡氏之《春秋》学，特别是对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提出了相当激烈的批评。
他在《论元年春王正月》一开篇即说：
圣人之言明白简实，而学者每求之于艰深隐奥，是以为论愈详而其意益晦。《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葢仲尼作经始笔也。以予观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之为说者，或以为周虽建子而不改月，或以为周改月而不改时；其最为有据而为世所宗者，则以夫子尝欲行夏之时，此以夏时冠周月，盖见诸行事之实也。纷纷之论，至不可胜举，遂使圣人明易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
两汉《春秋》家认为，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月，即以北斗之斗柄指向黄道十二等分之寅位时为每年之岁首。按照旧说，王者革命，必改正朔，殷商建国后改建丑为正月，即以夏历之十二月为岁首；西周革命后以建子为正月，即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但问题是，殷周革命后，在改了岁首之后，建国之第一年第一月，是称“元年正月”，还是“元年十二月”、“元年十一月”？前者即是阳明所说的“改月”，后者是“不改月”。与之相关的是“时”即季节的问题，假如改月的话，是称“元年春正月”，还是“元年冬正月”？前者即是阳明所说的“改时”，后者为“不改时”。在阳明看来，世说聚讼纷纷，而最具代表性且“为世所宗”的，是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之说。在胡安国看来，《伊训》书“元祀十有二月”，可以证明商代建国之不改月；《史记》书秦以建亥为岁首，书“元年冬十月”，可以证明秦建国之不改时。以此相例，周人本身应该是既不改时亦不改月。也就是说，周之岁首为夏历的冬季，本当书“元年冬十有一月”，但《春秋》改书“元年春王正月”，这即是以夏历之春冠之于周月上，即胡氏所说：“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 也就是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并不是周代之实际，而是孔子的“特笔”之所在。
对于胡氏此说，阳明反驳曰：
夫商而改月，则《伊训》必不书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时，则《史记》必不书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与时也，则《春秋》亦必不书曰“春王正月”。《春秋》而书曰“春王正月”，则其改月与时，已何疑焉！况《礼记》称“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汉《律历》至武王伐纣之岁，周正月辛夘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师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 》“一月壬辰”之说，皆足以相为发明，证周之改月与时。
在阳明看来，既然《伊训》书“元祀十有二月”表明商不改月，《史记》书 “元年冬十月”则表明秦不改时，以此类推，《春秋》书“春王正月”而不书“元年冬十有一月”，恰恰说明周之改月、改时，而非胡氏所说不改月不改时。阳明又广引《礼记》《汉书》《尚书》诸相关文献，认为这些文献互相发明，恰好说明了周代之改月与改时。
然而在阳明看来，“夏时冠周月”之说，实乃改周之正朔。其实这一问题本系胡氏提出：
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而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
阳明则反驳曰：
夫子尝曰：“吾从周”，又曰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 。”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议礼制度自己出矣，其得为“从周”乎？圣人一言，世为天下法，而身自违之，其何以训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横，诸侯强背，不复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诛僭乱，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乱臣贼子之心？《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正朔之甚也。
对于胡氏而言，《春秋》以周正纪事，即已表明夫子之不敢自专；而以夏时冠月，则有垂法万世之微旨。对此在阳明看来，胡氏之说并未改变《春秋》改周正朔的事实，其说有四个方面不能成立：其一，既然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而无其位，而贸然改周之正朔，实际上就是议礼制度由己出，从而与夫子“从周”之旨相违背。其二，阳明指出，圣人之言，本为天下大法，如果出尔反尔，则不足以教训天下。其三，孔子之作《春秋》，本意是要尊周室以正一王大法，而改周之正朔，则不足以征服乱臣贼子之心。其四，阳明认为，《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紊王制者必诛，无王命者必诛。但三者之罪，还不如擅自改易天子之正朔为过分，则改周之正朔，其罪莫大焉。至于胡氏引“行夏之时”之说，阳明认为纯然是胡氏曲为之说。胡氏又引“《春秋》为天子之事” 以论证“夏时冠周月”的合法性。在阳明看来，孟子之所以有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因为“其时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同时，《春秋》之赏善罚恶，不过是据事直书，“然夫子犹自嫌于侵史之职，明天子之权，而谓天下后世且将以是而罪我”，“固未尝取无罪之人而论断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时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训于后人’”。也就是说，在阳明看来，孟子言“《春秋》为天子之事”，又言“罪我者其惟《春秋》”，并不意味着孔子作《春秋》有垂法创制的意图。
总之，自《春秋胡氏传》出，胡安国“夏时冠周月”的说法就不断受到后世的批评，阳明《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可以认为是心学家对胡安国《春秋传》批评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四、小 结
从心学的立场来讲，圣人与凡愚心同理同，故欲求《春秋》之旨者，推其本心即可，作为六经之一种，《春秋》亦不过圣人“正人心”之筌蹄而已。就此而言，阳明心学之《春秋》观，在《春秋》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而阳明亦经亦史的《春秋》观，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其心学思想的自然延伸。其论五经皆史，后来深刻地影响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虽然两者的侧重并不相同。不同于章学诚，阳明之论五经皆史，是从事同道同的角度立论，仍不脱心性论的范围。此外，最值得重视的是阳明《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对胡安国“夏时冠周月”的批评。一方面阳明从义理上对胡氏之说展开批评，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显然体现了他的心学立场；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阳明并非只是纯然以心度心，其论周之改月与改时，也有其能自圆其说的文献依据。尽管从整个《春秋》学史上看，阳明所代表的《春秋》观，作为宋元《春秋》学之绪余，实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论是就阳明整体学术而论，还是就《春秋》学史而论，述阳明之《春秋》学，多少有拾遗补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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