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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清华、浙大校歌与儒家文化及大同精神

发表时间：2018-12-16 21:31:00    作者：翟奎凤    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第12期

【摘要】在近现代，儒学不断遭到社会主流的批判，但在反思解构中，儒学的真精神及其核心价值在一些领域仍顽强地毅然挺立，如在高等教育方面，近现代很多大学的校歌校训都是来自儒家，体现了强烈的儒家价值情怀。就校歌而言，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老校歌最有代表性。江谦作词的南大校歌以“诚”统“智仁勇”三德，宣扬“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表现得最为尊孔。汪鸾翔作词的清华校歌“肴核仁义，闻道日肥”，在坚守儒家价值的基础上强调“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突显了中西文化汇通。一代儒圣马一浮作词的浙江大学校歌“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 乐主和同”，最为典奥，对儒家哲学精神整体提摄和把握最为风采。三校校歌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融入了儒家的大同精神，如南大说“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可谓大气磅礴；清华说“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表现的最为从容、开放、自信；浙大说“树我邦国，天下来同”，洋溢着充满王道精神的霸气。三首老校歌在历史上一度中断后，在新世纪也都被完整地继承下来，重新启用，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台湾一些高校的校歌也富有儒家情怀和大同精神，从校歌也可以看出两岸高校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求大同”，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最终理想和根本价值诉求，儒家大同思想在今天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拓展、提升。

【关键词】南大；清华；浙大；校歌；儒学；大同

 

在近现代，儒学在主流上遭到不断被解构，但在被反思批判的同时，儒家文化也展开了自我更新和重新建构，在一些重要领域儒家的价值仍为很多人坚守、承续。如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文化的建构，很多大学的校歌校训都借用或化用了儒家经典的格言名句，体现了鲜明的儒家文化的价值情怀[1]。如作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校歌，其歌词中说“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就明显体现了儒家的人格修养。1924年创办于上海的大夏大学，由王毓祥作词的校歌也体现了浓郁的儒学精神，如歌词中说“愿我同仁自强不息，乾健以为神；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进步永无穷”[2]，“自强不息”“乾健”都出自《周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大学》三纲领。1925年创办于上海的光华大学，由童伯章作词的早期校歌也多与儒家文化有密切关涉，如说“我有前圣羲与农，肇造文明启晦蒙；我有后圣周与孔，旁流教泽施无穷”，后来因为歌词过于古雅，不够通俗，由朱经农在1930年另作《光华歌》，其歌词“教人知行合一、服务牺牲的光华”、“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华”、“要虚怀若谷、允恭克俭的光华”[3]也闪耀着儒家文化的精神。

在近现代，儒家的礼教遭到的攻击最为猛烈，但是《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异军突起，为各派进步思想共同尊奉，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有深刻影响。近现代大同思潮也渗透到高校的思想建设、教育理念，很多大学的校歌不但儒学色彩浓厚，而且流露出对大同社会和天下大同的追求与向往，以此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体现了儒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志愿。在这方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老校歌最为典型，而且这三校的老校歌在新世纪也都完整地延续下来，这些校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重要主旋律的今天也非常富有象征和启发意义。

 

 

南京大学：千圣会归，集成于孔

 

 

1914年，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江谦出任校长。建校初期，南高师就确定了“诚”字校训，“所谓‘诚’就是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知识上的明达物理。南高之所以以‘诚’为训，以诚为本，是因为校长江谦认为，诚涵知、仁、勇，诚育德、智、体；全体师生均须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4]。形成于1916年前后，江谦作词、李叔同谱曲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第一句就是称颂“诚”德之伟大崇高：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 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校歌以“诚”统“智”、“仁”、“勇”三德。江谦在1915年8月《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状况报告书》中提出：“本校校训所用诚字，‘诚者自成，所以成物’，先圣至言，实为教育精神之根本。演言之，诚则有信心，有信力。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不足以救国。期望学生以信心为体，以信力为用，此本校训育之主旨也。”[5]《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为倡导诚实、俭朴之风，江谦在校园西北角建了3间茅屋，取名“梅庵”，以纪念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字梅庵）；并把李瑞清所书两江师范学堂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题于木匾，悬在梅庵门首，挂在膳堂之内，以此督勉学生[6]。在先秦儒家经典里，最深入讨论“诚”德的莫过于《中庸》，“大哉一诚天下动”实化用《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同时，“智”“仁”“勇”三德的整体表述也见于《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校歌由近代著名音乐家李叔同谱曲。1915 年李叔同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江谦之聘，任该校音乐、国画教师，前后约两年，经常往返于杭州、南京之间。据孙继南考证，李叔同在为校歌谱曲期间也作有一首歌名为《诚》的乐歌，民国时期周玲荪所编《中等学校唱歌集》、《高中唱歌集》均收入此乐歌，“大哉一诚，圣人之本。弥纶六合炳日星，唯诚可以参天地，唯诚可以通神明。大哉一诚，执厥中；大哉一诚，圣人之本。大哉，大哉，一诚！”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校歌“大哉一诚天下动”的再诠释。宋儒周敦颐也很推崇“诚”，他在《通书》中就曾强调“诚者，圣人之本”。周玲荪于《诚》乐歌也出注说“诚为天地之精气，又为吾人立身之根本。古人以智仁勇三者包含于诚”[7]。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这大概是近现代对孔子最为尊崇的校歌了：当时的背景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非孔与尊孔相抗衡，争论激烈。江谦与南高师的尊孔情节可谓渊源有自，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对孔子就很崇拜，他在《诸生课卷批》中倡言“孔子之学，以时为宗旨者也。以孝弟为本，以忠恕为用，以改良进化为目的。其所用以达其目的者，知仁勇也”“吾断断奉孔子为中国宗教家，吾愿吾全国奉孔子为教主”[8]。看来，自李瑞清开始，“智仁勇”三达德的育人理念就已经突显。当然，校歌融入了江谦本人对孔子儒学的深厚情感和理性认同。江谦（1876-1942），徽州婺源人，曾在家乡紫阳书院就读，后在崇明瀛洲书院学习，为山长张謇激赏[9]。不久又游学于张謇主持的南京文正书院[10]。1902年废科举，张謇在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民办通州师范学堂，江谦为其得力骨干，最后也升任校长，据说江谦在通师期间“本身作则，以阳明知行合一之学，熏陶后进”[11]。张謇可谓是江谦的伯乐，两人有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江谦长期追随张謇，是张謇展开教育事业的重要助手，张謇的为人及其精神世界对他有很大影响。张謇为近代著名儒商，他始终认为孔孟之道是最为完善、最为尊贵的学说，绝非其他宗教所能比拟：“孔道并非国教，孔子本无宗教性质。彼佛教、道教为上等人说法，清净寂灭而失之于空；耶教、回教为下等人说法，洗礼膜拜而失之于固。我孔子则取中庸主义，不偏不易，纯为人道。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初不借国教而始重。如必以孔子为教主，与佛道耶回争无谓之权，反觉小视孔子。盖孔子所说，足以包括佛老耶回诸教而熔冶于一炉者也”[12]，显然，与李瑞清不同的是，张謇反对把孔子之教视为宗教，认为这样会“矮化”孔子，他把孔子的中庸之教解释为人道教化，包容并超越了其它宗教。这个观点很深刻，想来江谦会非常认同张謇此说。在尊孔的同时，张謇对佛教也有一定认同，他说：“儒者立身大本，曰智仁勇。释氏成佛精义，曰慈悲、曰解脱、曰大无畏。慈悲，仁之施也；解脱，智之极也；大无畏，勇之端也。故儒与释，其名家也不同，而致力之处，入德之门，所以裨世道而范人心者，一而已”[13]。这里强调“智仁勇”为儒者立身大本，看来，江谦与张謇在关于孔子儒学的尊崇和理解上多有相似之处。

江谦38岁出任南高师校长，作校歌时40岁左右，可谓正当盛年，据说他在南高师期间“一本平素知行合一之精神，讲读四书，列为专课。并以阳明《传习录》、李二曲《四书反身录》、曾文正公家书授诸生，令看读作日记”[14]。校歌所言“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 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可谓寄托了他基于儒家情怀的伟大抱负、远大理想，以及他对南高师的殷切希冀。“下开万代”为时间维度，有“为万世开太平”义，“旁万方”为空间维度，是天下太平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天下万世太平，世界每个角落都充满和平与繁荣。“一趋兮同”，这个“同”就是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想。大同社会思潮在晚清近代非常盛行，江谦这里所说的“一趋兮同”应该说也包含着今天意义上的全球化、一体化。“天开教泽，吾道无穷”是对儒家大道的自信，“吾愿无穷，如日方暾”，这个万世太平、天下大同的宏愿洋溢着青春的力量。在江谦那个时代，儒学遭到普遍怀疑与反思，他还对儒学之道、儒家价值的永恒性、超越时空的魅力有如此坚定自信，并且浩浩荡荡地贯彻到当时教育实践中，这是多么崇高的心灵、伟大的胸怀、坚定的信念，也可以看出即便在民族苦难危机中，一个伟大民族的高贵的“绝对精神”！李昭昊认为“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磅礴大气的楚辞体歌词中读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底蕴，但它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表达出来的对学术和人生境界的崇高追求，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以及融会世界先进文化的气魄，比‘中体西用’更进了一步。歌词配合浑厚的充满宗教神圣感的乐律，表达出中华学人充满文化自信”[15]。然而，江谦的生平事迹、教育功业与学术思想，现在很少为人们具体了解和称道，直接研究他的学术文章非常之少。

1919年，由于积劳成疾，江谦正式辞去南高师校长职务，郭秉文接任校长。江谦退隐后，他的兴趣与精力更多转向了佛学。江谦认为“出世间法，宜采用佛教，世间法宜采用儒教”，主张“儒佛合一”[16]。蒋维乔认为江谦“于世法，最服膺叔重、阳明、二林之学。于出世法，则究心莲池、灵峰之著述，及近代谛闲、印光二大师之宗风。故其一言一动，皆可为世法，为子尽孝，为父止慈，处世以恭，接人以和”[17]，叔重为许慎，“二林”为清人彭绍升（亦主儒佛会通）。总体上看，阳明学对江谦影响很大。其著述有《阳复斋丛刊》，里面也多有对儒家经典义理的发挥。郭秉文接任南高师校长，以及此后他主持的东南大学继续重视儒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在近现代激烈反传统浪潮中，南高师、东南大学可谓是固守儒学与中华文化价值的学术重镇，一直到尊孔的匡亚明掌校南京大学，成立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这一传统一直在延续。1999年南京大学曾广泛征集新校歌，但反复评比，始终感觉新不如旧，于是在2002年百年校庆之际确立以南高师老校歌作为南大校歌。2014年公布的《南京大学章程》第八章第八十五条“学校校歌为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南京大学校歌》”，这首产生于近代，最为尊孔的老校歌，在历史上一度中断后，最终成为新世纪南京大学的校歌，这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清华大学：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为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因此学校最初也笼罩着浓厚的美国文化气息。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13年清华曾有英文校歌，但歌词浅薄，日渐本土化、民族化的清华人对此校歌越来越不满。1921年，清华公开征集新校歌，1924年，清华国学部教授汪鸾翔所作校歌胜出，得到广泛认可，后经张丽珍女士谱曲，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十二点半第一次全体练习，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三点一刻第一次正式合唱”[18]。清华校歌共三段歌词：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 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这首校歌洋溢着浓郁的儒学与中华文化的价值情怀，同时也有着坚定而开放的文化观。校歌作者汪鸾翔（1871-1962），16岁时曾随父广州游学，“中遇浏阳欧阳蔼臣（学凤）先生，课以程朱之学，余始知人生尚有圣贤之学”[19]，18岁入张之洞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院学习，从梁鼎芬、朱一新等名儒学习。27岁时做过张之洞幕僚，受其中体西用思想影响很大。1918年到清华任教，教授国文与中国哲学课程。汪先生有着强烈爱国、救国情怀怀，他不仅精于国学，长于中国诗、画，而且熟悉西方科学，以此终生投入教育事业[20]。在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先生可以完成这样一篇流传长远、脍炙人口的校歌歌词[21]。

1925年10月2日，汪鸾祥在《清华周刊》第353期发表《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一文，他回应了校歌缺乏尚武精神的批评，认为校歌与儒家六艺之乐教精神接近，而“乐以道和”，“和平”、“互助”、“平等”乃世界发展之大势，“故吾人虽心知武力一时不能废却，而亦不愿在诗歌中多所发表。此歌之不偏重于尚武方面者，盖有深心，非盲目也”[22]。汪鸾祥认为“今世最亟需之学术，尤莫亟於融合东西之文化”，强调“仅守固有文化，而拒绝外来文化者固非；而崇拜外来文化，以毁灭固有文化者，更无有是处也。本校之最大责任与目的，即是为本国及世界作此一件大事”[23]。作者引司徒雷登之言“将来必有两新大国，产生於太平洋之两岸。两大国者，美与中也”，认为“吾谓此两新国实现之后，人类精神必将一变”。因此“是歌含有深微之意，非寻常粗浅之歌所能比也”[24]。很显然，汪鸾祥夫子自道，陈述了此校歌微言大义，即是融汇中西文明，开世界之大同，可以说充满了强烈的文化自信，由中华文明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自觉——世界大同之愿景。汪鸾祥说：“‘大同’二字，见于《礼运》，乃国界化除，人人平等，世界极乐之象。此境虽非一蹴可及，然人道须以此为归依”[25]，汪氏这里对大同的理解与想象可以看出有康有为《大同书》的一些影子。在解释“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时，汪鸾翔又说“地有东西之分，文有竖横之别，然而好美、恶丑、好善恶恶，人之心理，大略相同。由此可见众生之本性同一，所不同者，风俗习惯上之差别耳。本性既同一，则彼此之文化，皆易交换灌输。而况乎文与行交修，德与言并重，东圣西圣，固有若合符节者哉？吾人一旦观其会通，且身负介绍之任，其有无穷之乐也”[26]，这可以说也是基于儒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大同思想的发挥。

汪鸾翔所作歌词被确定为校歌，与时任校长曹云祥也有着很大关系，应该说在价值理念上，曹云祥非常欣赏这首校歌。1922年4月，曹云祥出任清华学校校长，他加大对国学的重视，把原来的国文部改为国学部，力主中西融汇[27]。对于曹云祥在清华的系列改革，汪鸾翔也非常拥护。1928年曹云祥被迫离开清华后，汪鸾翔也不久辞职。据蔡德贵先生考证，曹云祥信奉巴哈伊教（当时译为大同教），他“早在美国读书时就对巴哈伊教有所了解，而1923年前后就和夫人一起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并且开始把巴哈伊思想贯彻到创建清华大学的实践之中”[28]。该教主张世界宗教与文明大融合，“巴哈伊教的中心思想如果用一个字阐释：就是‘和’”、“如果用两个字解释，就是团结，‘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就是解决世界大团结的”、“如果用三个字解释，就是三个一。就是上帝独一、宗教同一（源）、人类一家”[29]。曹云祥有多篇文章阐发“大同教”，他“把儒家思想和巴哈伊理念相结合”，主导了他在清华的教育实践。蔡德贵认为，“校歌基本上和曹云祥所信仰的巴哈伊教是一个主题，不管是‘荟萃东西文化’，还是‘世界大同’，都如出一辙，所以曹云祥首肯这首歌的价值所在”“曹云祥的清华学校改革，伴随这新校歌的曲调，不断前进”[30]。

如果说曹云祥是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下看到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主张国学研究要寻找出“中国之魂”，那么汪鸾翔则是从儒家文明的内在根本精神出发，肯定了儒家文明的永恒价值和世界意义。汪鸾翔是位儒家情怀很深的学者，这首校歌寄托了他对儒学核心价值和真精神的把握。如“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汪鸾翔解释说此乃“不忘古训，并注重德育之意”；“服膺守善心无违”，汪解释说“《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论语》云‘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此藉以表示学生读书有得，怡然自乐之状态”；“海能卑下众水归”，汪也认为“此句用意深远，期望无穷。《荀子》云：‘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今人之不能大成者，皆一得自封害之也，故拈出此意，愿与学者共勉之”[31]。“学问笃实生光辉”，汪认为“此句言既用苦功，必有效果，犹韩昌黎云‘膏之沃者其光晔’之意，此为学者最后之实获，将来能照耀大地者，即仗此光辉耳”[32]。其实“笃实”“光辉”应该说也是化自《周易》大畜卦彖辞“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大畜卦上卦为艮为敦厚笃实，下卦为乾为刚健，整个卦象又可化约为离火光明之象。大畜卦大象辞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是学习成德之义。歌词第一段“行健不息须自强”为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也是清华校训的一部分，可见《周易》对清华校训校歌都有深刻影响.

汪鸾翔校歌也得到清华学子的热烈拥护，1924年3月28日，《清华周刊》307期发表署名“果”的评论文章《新校歌之教训》[33]，说“‘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新歌悠扬。吾闻之而志舒，吾闻之而心怡，吾闻之而不得不深怪昔之主事者之谬置也。……若近十年而无中文校歌，事之尤乖谬者，吾闻之而心痛，而心悲，而心耻。耻中国学校而无中国校歌也；耻清华之善忘其国华，而必服膺他人之糟粕也；耻当局学生见义而不能勇为也”，可见，当时清华至少部分学子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怀非常高涨。现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贺麟当时是清华高三级（丙寅级）学生，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他在1925年11月6日《清华周刊》第358期发表《<清华中文校歌之真意义>书后》，该文批判英文校歌“无高深的含义，不能代表清华精神，只能代表很幼稚的美国化，而此种美国化，又不是我们所需要的”[34]。贺麟高度推崇中文校歌，认为“现在的中文校歌，实儒家学说之结晶，可以表示中国文化之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达出清华教育宗旨”[35]。贺麟还对“器识为先，文艺是从”的来源及真义作了深入发挥，他认为“唐刘晏有‘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之语，校歌二句，当即本此”[36]，这句话其实最早当出自《大唐新语》卷七《知微第十六》“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37]，作者当为刘肃。贺麟认为“器是度量，识是识见”、“曾文正公送黄仙峤前辈诗序发挥此理最为透澈。曾氏之意以为为学首重器识，次重事业，末重文艺，因他认为器识第一为事业之根本，第二为自拔于常人者之基础，而文艺乃器识与事业之副产”，并引述曾国藩原话：“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茫，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38]。贺麟“希望我们以后无论唱校歌之时或非唱校歌之时，均不可忘记了‘器识为先，文艺是从’的真意义”[39]。

2014年教育部批准了新的《清华大学章程》，其中第六章中规定了这首老校歌为《清华学校校歌》。汪鸾翔作词的校歌得到了现在清华大学的确认，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老校歌所延续的儒家文明的价值追寻仍然有着无穷的魅力，仍然是新时代清华人和中华民族要传承和继续发扬光大的。

 

浙江大学：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上任不久，竺校长就想方设法聘请马一浮来浙大讲学，但由于种种因缘，并未成功。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战火很快临近上海、杭州，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迁征程。马一浮也被迫离开杭州，携亲友和大量书籍开始颠沛流离的辗转避难生活。1938年3月29日，马一浮一行来到江西泰和浙大临时办学地，至1939年1月，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十月。1938年10月底浙大又迁到广西宜山。1938年11月19日，竺校长召开校务会议，提议并决定以“求是”为校训，并请马一浮作校歌。12月8日[40]，马一浮完成《大不自多》校歌：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相比南大、清华校歌，马一浮作的这首浙大校歌显然最为古奥，用典最多，哲理性、思想性很强。作为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在儒学和古典修养上造诣深厚。这首校歌当时就非常难懂，马一浮又专门作了一篇《拟浙江大学校歌附说明》。后来又有郭斌龢《本校校歌释义》、王驾吾《浙大校歌难字诠释》、刘操南《浙江大学校歌释疏》，但从儒家哲学的角度来看，在义理上仍需要进一步来解读马一浮校歌及其《说明》。

与汪鸾翔一样，马一浮也把校歌之功能比于儒家六艺之乐教，认为“学校不摄兵戎，乐章当垂久远”“故抗战情绪不宜羼入歌辞”[41]。马一浮认为校歌首章“明教化之本，体用一原，显微无间。道器兼该，礼乐并得。以救时人歧而二之之失。言约义丰，移风易俗之枢机，实系于此”[42]，即首章实际上是讲儒家教化哲学原理，北宋大儒程颐说“至微者理，至著者象。体用一源，显微无间”[43]，道为体、为微、为理，器为用、为显、为象，但体用不二，道和器不可看作两个存在。同样，依《礼记·乐教》精神，礼主别异，乐主和同，两者又是互补不可离的。理解道器不二、礼乐不二，才能深入儒家的理论和实践智慧。浙大前身为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马一浮认为“求是”即是“求真”的精神，并结合儒家哲学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

今人人皆知科学所以求真理，其实先儒所谓事物当然之则，即是真理。事物是现象，真理即本体。理散在万事万物，无乎不寓。所谓是者，是指分殊。所谓真者，即理一也。凡物有个是当处，乃是天地自然之序，物物皆是当。交相为用，不相陵夺，即是天地自然之和。是当，犹今俗言停停当当，亦云正当。序是礼之本，和是乐之本，此真理也。六经无真字，老庄之书始有之。《易》多言贞，贞者正也。以事言，则谓之正义。以理言，则谓之真理。或曰诚。或曰无妄，皆真义也。“是”字从正，亦贞义也。以西洋哲学真善美三义言之，礼是善，乐是美，兼善与美斯真矣。《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华严》谓之一真法界，与《易》同旨。故谓求是乃为求真之启示，当于理之谓“是”，理即是真，无别有真。[44]

这从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角度对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作了儒家式解读，认为“真”和“理”是一个意思，真即理，理即真，是讲本体，是“一真法界”。理在事中，理一分殊，“求是”主要是求分殊之理，分殊之理为事理，可谓之正义。马一浮还认为，真兼美、善，礼乐和合，即是真理。显然，这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观有着很大不同。

对“习坎示教，始见经纶”，马一浮解释说：

《易》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义谓水之洊至，自涓流而汇为江海，顺其就下之性而无骤也。君子观于此象，而习行教化之事，必其德行恒常，然后人从之。本校由求是蜕化而来，今方渐具规模，初见经纶之始，期其展也大成，如水之洊至，故用习坎之义。取义于水，亦以其在浙也。

这里主要是依程颐《伊川易传》对坎卦大象传的发挥，程颐说：“水自涓滴至于寻丈，至于江海，洊习而不骤者也。其因势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观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则常久其徳行。人之徳行，不常则伪也。故当如水之有常，取其洊习相受，则以习熟其教令之事。”[45]唯在程子，取“教”为行政意义上的“教令”，而马一浮则取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教化。《坎》卦卦辞说“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彖传》说“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因此，坎卦也有在困难险境中，刚中而行，不畏险难之义，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浙大在抗战国难西迁艰难困苦中办学的勉励与鼓舞。

马一浮接着说：

无曰四句，是诫勉之词。明义理无穷，不可自足。勿矜创获，勿忘古训，乃可日新。开物成务，前民利用，皆先圣之遗言，今日之当务。前民之前，即领导之意。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今日学子尊今而蔑古，蔽于革而不知因，此其失也。温故知新可以为师，教者所以长善而救其失，此章之言，丁宁谆至，所望于浙大者深矣。

马一浮认为在文化上只有在传承中才能创新，这段话可谓是他对当时“学绝道丧”的忧虑，希望浙大能在对中华古典文明的传承上有所作为，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初到江西泰和浙大讲学时，就以此横渠四句鼓舞学生立志高远，激励民族文化士气。

校歌“念哉典学，思睿观通”、“兼总条贯，知至知终”，马一浮解释说：

“念终始，典于学”是《说命》（《尚书·商书》）文，典者常也，“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乃终始典学之效。成山假就于始篑，修涂托至于初步，要终者必反始，始终如一也。“思曰睿，睿作圣”是《洪范》文。“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是《易·系辞》文。“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易·乾·文言》文。“知至”即始条理事，“知终”即终条理事。

“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为《周易》恒卦彖传辞。这段话用典主要化用《尚书》、《周易》中的名句。在解释“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时，马一浮更是集中发挥了《周易》同人卦的义理，他说：

“同人于野，亨”，《易·同人》卦辞。“同人于宗，吝”，《同人》六二爻辞。野者旷远之地，惟廓然大公，斯放之皆准，而无睽异之情，故亨。宗者族党之称，谓私系不忘，则畛域自封，终陷褊狭之过，故吝。学术之有门户，政事之有党争，国际之有侵伐，爱恶相攻，喜怒为用，皆是同人于宗、致吝之道。学也者所以通天下之志，故教学之道，须令心量广大，绝诸偏曲之见，将来造就人才，见诸事业，气象必迥乎不同，方可致亨。又今学校方在播迁之中，远离乡土，亦有同人于野之象。大学既为国立，应无地方限制。若谓必当在浙，亦是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卦《彖传》说“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这里，“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跟“天下来同”还是很能呼应的，这也是马一浮所说的“学也者所以通天下之志”的意义所在。马一浮这里强调要打破门户，追寻一种跨越时空的普遍之道、大同之道。刘操南认为“儒家理想社会为大同世界。‘同’意会同、和同。突破闭塞，进入大同，务求和谐。同人下卦为离，离象征火，上卦为乾，乾代表天。火光明，焰上升，与天会同，是为同人的形象”[46]。与汪鸾翔清华校歌“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有所不同的是，马一浮浙大校歌“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则更多突显了文化的主体性，有以通过开放的与时俱进、生生日新的中华文明来“协和万邦”的雄气和霸气，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文明自信从容的王者之气。刘操南认为“马老于校歌中，多援经籍，显示至理要道，见于传统文化精华者多，此与在一部廿四史字缝中只见吃人两字者，异乎其趣矣”[47]。

1941年11月17日，竺可桢校长在总理纪念周讲话中说：“本校渴望有校歌者，积四年之久，后得马一浮先生制词，以陈义过高，更请其另作校歌释词一篇。然词高难谱，直至今春始获国立音乐院代制歌谱焉”[48]。这样浙大才最终确立了马一浮所作校歌，但“70年来，以是否改写校歌歌词为中心，出现过几次较为热烈的争论”“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校歌改写问题重新成为人们争论的中心。1985年和1996年，校内两度争论是否改写校歌歌词，进而引起学校两度作出重撰校歌的决定，甚至面向全国公开征求校歌歌词。在这两次争论中，反方意见占据强势。但是，终因征集到的校歌词曲均不如原有校歌而作罢”[49]。2014年10月17日通过的《浙江大学章程》第八章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学校校歌为《浙江大学校歌》，由马一浮作词、应尚能作曲”[50]。2014年，由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最受网友欢迎的高校校歌前十名，浙江大学的这首文言文校歌荣登榜首。在历史上一度备受争议，但又始终无可替代，曾备受冷落，如今又广为追捧，一定意义上表明马一浮征服了浙大，也意味着儒学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经受住了历史的种种考验，富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在新时代愈发绽放其光彩！

 

结语：儒家文化及大同精神映照两岸大学校歌

 

当然，在近现代大学校歌里明确反映出儒家文化价值情怀以及大同精神的还有很多，如1928年刘半农作词的东北大学校歌也说“唯知行合一方为责，无取乎空论之滔滔，唯积学养气可致用，无取乎狂热之呼号。其自迩以行远，其自卑以登高。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期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能不奋勉乎吾曹”。“其自迩以行远，其自卑以登高”见于《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知行合一”“积学养气”都反映了儒学的修养工夫。东北大学校歌明确把“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目标，由校及乡、国、人类、世界的序列推进和整体关怀也颇有儒学特色。1932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所作校歌中也说“三民主义，仪型四方。民国基础，大同梯航”，追求大同是孙中山的重要社会理想，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他对民族、民权、民生的阐发都与大同精神作了很好结合，中大校歌是孙中山思想的体现。

台湾地区的很多高校也体现了强烈的儒家文化精神，如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张其昀，1962年在台湾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他所作的校歌有着浓厚的儒学气息：“华冈讲学，承中原之道统。阳明风光，接革命之心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必有真知，方能力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有所不得，反求诸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振衣千刃冈，濯足万里流”，这首校歌传递了儒学与中华文化的根本信念和价值追求，可谓是对“中国文化”的最好诠释，也洋溢着浓烈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上的爱国主义情怀。

台湾一些高校的校歌也融入了大同精神，如创办于1961年的逢甲大学，黄纯仁所作校歌说：“观摩砥砺、恭俭温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法天行以自强。济民经国，大同是尚”。成立于1946年的台湾师范大学，李季谷所作校歌也强调“教育会其通，世界进大同”。台湾辅仁大学原校长于斌所作校歌：“辅仁以友,会友以文。吾校之魂，圣、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质彬彬。福音勤播，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神旨永遵。祝我辅仁，其寿千春！祝我辅仁，其寿千春。”这首校歌体现了该校主张“中华文化与基督信仰之交融”的立校宗旨，“天下归仁，世界大同”既是对儒家价值理想的很好表达，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教和人类一切文明的共同价值追寻。除此之外，在大陆和台湾也出现直接以“大同”命名的大学，1912年，胡敦复在上海创办了大同大学，该校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校铭，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1956年林尚志创办台湾大同大学，其校歌有曰“入则勤且俭 出则慎与恭”“竟我中华民族新文化之全功，美哉大同，美哉大同”。可见，大同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华高校的重要教育理念，一定意义上，大同理想也是儒学与中华文化根本的价值追寻。

《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在古代并未受重视，但在晚清近现代大放异彩，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到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大同思想为各派进步思潮和政治力量共同推尊，大同思想的激荡意味着传统中国融入现代和世界，也标志着传统“小康”宗法的儒学，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大同儒学。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这样的民族文化一定意义上又是人的文化、类的文化，超越了血缘宗族性，而始终指向“天下”、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便是处于生存危机的苦难中，中华民族的心志也始终是高昂的——“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近代以来，卓越的中华民族精英，其奋斗理想并不仅仅为一族一国求生存、图富强，在其理想最高处是“求大同”，要超越欧美资本主义，追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求得人类与世界的整体、长远的太平。近现代大学校歌一方面映照了儒家经典中那些能够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核心价值，同时很多校歌中的大同精神也是近现代大同思潮澎湃激荡的一个鲜明写照，这些对我们今天认识儒家的核心价值和时代意义都很有启发，而南大、清华、浙大等深透儒学精神和大同理想的老校歌一度中断，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纷纷恢复，这也意味深长，表明儒学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确实有着跨时空的永恒魅力。这些校歌所反映的近现代大同思潮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也得到继续发扬，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拓展、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