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周可真，现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首先感谢玉顺兄邀请我参加蒙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比玉顺兄还要早进蒙门呢！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是方克立老师的第一届硕士生。记得入学第二年，方老师邀请了京城四位著名专家到南开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原著课，他们分别是张岱年先生、石峻先生、方立天先生和蒙先生。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先生的名头有多大，只知道他们都是极有学问的人。蒙先生给我们讲了半个学期的课，讲的是《北溪字义》，他从理学角度将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使我受益匪浅，而且我当年作为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正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蒙先生将我引入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之门。后来，我写硕士学位论文《王弼哲学诸范畴研究》，从选题到具体构思，除了导师的指导作用，也很受蒙先生理学范畴研究的影响。十多年后，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也跟蒙先生有较多交往。我博士毕业后，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当院长期间，还曾邀请蒙先生到苏州大学讲过两次学。
蒙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理论思辨能力特别强，为人也很性情。就蒙先生与我的关系而言，蒙先生是我为数不多的学术启蒙导师之一。在学术上，我受蒙先生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刚才已经讲了，除了方克立先生，蒙先生是我进入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之门最重要的引领者。
与此直接相关的第二点，是蒙先生给我们讲《北溪字义》的时候，讲到“理”范畴，解说朱熹哲学的“理”，特别强调了它有“所以然”和“所当然”两个方面的意义，这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对我而言，真可以说是醍醐灌顶，对我理解朱熹哲学乃至于整个儒家哲学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实际上为我研究儒家哲学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后来我又研读了冯契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先生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提炼出“类”“故”“理”三个逻辑范畴，于是我就把这三个范畴同蒙先生所讲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对儒家心性之学的逻辑发展作如是理解：孔子所讲的“性相近”的“性”是属于“类”范畴，孟子所讲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的“性”是属于“故”范畴，朱熹则在孔孟基础上讲“所以然之理”和“所当然之理”，其中“所以然之理”属于“故”范畴，相当于孟子讲的“性”，可以说是朱熹“照着”孟子心性论而讲的“理”，这个“理”是儒家哲学本体论范畴的“理”，“所当然之理”则可以说是朱熹“接着”孟子心性论而讲的“理”，这个“理”是儒家哲学功夫论范畴的“理”。我现在理解当年蒙先生强调朱熹哲学之“理”有“所以然”和“所当然”两个方面的意义，或许正蕴含着其有肯定朱熹心性之学将本体论和功夫论在理论上统一起来的深意呢！不管怎样，要不是当年蒙先生有那样的提示和强调，我肯定是不会这样来理解儒家心性之学的。
第三点，我早年曾研读过蒙先生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论著，印象最深的是，蒙先生特别强调思维方式的文化意义，以至于认为思维方式是文化之“内核”[1]，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所以蒙先生对文化的理解于我影响甚大，使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围绕思维方式这个“文化内核”来思考文化问题。例如，我研究顾炎武，就很关注和重视顾炎武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属于思维方式范畴，曾撰写过论文《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2]；此外，我还发表过短论《思维方式偏颇阻碍科技创新》[3]；最近几年来，我给本科生讲《文化哲学》，也特别重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定义；[4]在去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思维方式的论文中，我还引用过蒙先生的一段话呢！[5]
总之，蒙先生的学术思想确实深刻且深远地影响了我，蒙先生是我实实在在的学术启蒙导师之一。
最后谈谈我对蒙先生的“心灵哲学”的一点浅见。
我手头有蒙先生的两部主要著作——《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6]和《心灵超越与境界》[7]，其中《理学的演变》是初版于蒙先生给我们讲《北溪字义》之后不久，所以我认为，蒙先生的理学研究是以理学范畴研究为基础的。至少就西方学术传统而言，哲学从一开始便是属于“理论学术”，理论性是哲学的基本特性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思维即是理论思维。而概念是理论的“细胞”，任何理论都是一定的概念体系，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即是范畴。从范畴研究入手来开展哲学研究，是哲学研究的本性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蒙先生当年研究理学从理学范畴研究入手，我以为是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似乎可以理解为是蒙先生对中国哲学开展“西式研究”的一种具体形式，《理学范畴系统》[8]和《理学的演变》便是这种西式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这种研究成果的“一物”之“两体”。
蒙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是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使命感的。如果说《理学范畴系统》和《理学的演变》是蒙先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性著作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9]和《中国哲学主体思维》[10]则是蒙先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性著作，即蒙先生的这两本书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关注和集中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下试图解答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传统思维如何转变为现代思维？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作为思维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人的问题，进而言之，是当时正在谋求实现其国家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蒙先生把思维方式理解为文化的内核，并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方面来具体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中，蒙先生认为，辩证思维、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和意向思维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而其中的意向思维和直觉思维，尤其鲜明地表现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蒙先生将中国传统哲学理解为旨在解决人的心灵问题的“心灵哲学”。在《心灵超越与境界》中，蒙先生将中国的心灵哲学概括为四大特征——绝对性整体性特征、内向性特征、功能性特征、情感意向性特征，并指出：“今日要弘扬传统哲学，除了同情和敬意之外，还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实行真正的心灵‘转向’，使心灵变成一个开放系统。”[11]按我的理解，蒙先生是将谋求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归结为“心灵转向”，这也意味着在蒙先生看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欠缺的是“理性的批判精神”，也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其心灵的封闭，为蒙先生所期待的“心灵转向”，恰恰是要用“理性的批判”来打开其封闭的心灵，使之变成一个开放系统。
但是，在围绕理学来展开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蒙先生一直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来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在《理学的演变》中，蒙先生指出：“理学既有启发智慧、丰富和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丰富资源，又有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等消极因素。对此应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作出新的解释，而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方法，加以肯定或否定。”[12]这不只是蒙先生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观点，也是其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观点。正是由于蒙先生坚持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深入具体地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所以能客观公允地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在《心灵超越与境界》中，蒙先生既揭露了中国的心灵哲学缺少“理性的批判精神”，又指出其有“自作主张”的优良精神，并强调“中国哲学中‘自作主张’的精神，是真正值得提倡的传统，但是必须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现代的内容，成为现代人的自主性，不能像陆象山所说，在不识字、无文化、无知识、无科学的情况下去‘自作主宰’。科学理性不能代替人生问题，科学知识不能代替心灵境界，但是没有科学理性和知识的人生决不是健全的人生。开放的心灵既能增加知识，又能提高境界，这才是真正的‘自作主宰’。另外，心灵的开放还意味着欲望的追求，这是不言而喻的。‘饮食男女，人之天性’，本无什么不好，这也是先哲的名言，但是任其放纵，确实会出现‘人欲横流’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是不是心灵的失控？要解决这类问题，确实需要提高心灵境界，这正是中国心灵哲学的优势所在。中国哲学对人类的贡献，可能就在这里。”[13]蒙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既要提倡中国哲学中“自作主张”的优良传统，又要对它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现代的内容”，这样的心灵开放论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高度一致的。
[1]参见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2]周可真：《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哲学研究》1999年第8期。
[3]周可真：《思维方式偏颇阻碍科技创新》，《科学时报》2007年3月30日。
[4]本尼迪克特将文化概念定义为“通过某个民族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转引自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康新文、晓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5]详见周可真：《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转化？——基于对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同情之理解”》，《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4期。
[6]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8年第2版。
[7]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8]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蒙培元主编：《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1]参见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1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6页。
[13]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当代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