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侯外庐（1903—1987）、邱汉生（1912—1992）先生和我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卷28章，下卷36章），约130余万言，1980年启动，1985年写毕，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第一版，至今已经整整30年。当我对《宋明理学史》进行新的修订时，我思念过去指导我们撰写此书的老师，他们早已驾鹤西去。今天我伏案写作时，感到有些孤单。我怀念过去在一起撰写《宋明理学史》的朋友们，由于日夜辛劳，加上其他原因，有几位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早在1959年，外庐先生已有编著《宋明理学史》的想法。当时，《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即将完成，由于篇幅的限制，其中对宋明理学的论述不多，他请邱汉生为撰写《宋明理学史》早做准备。汉生先生告诉我，从此时起他搜集并研究宋明理学，这是动笔以前的20年到组织编写组开始撰写《宋明理学史》一书时，汉生先生已写有不少笔记，他多次在编写组内讲过，也在海外和国内进行学术交流时加以介绍。
一、《宋明理学史·后记》中的一段话
《宋明理学史》中，汉生先生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幸在首都工作。这里有藏书十分丰富的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例如，北京图书馆的明永乐年间内府初刊本《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是很珍贵的。……我们得以坐在该馆的善本室里静静地阅读，这事实本身说明我们的幸运。另有一部桑皮纸本，是明初南京印制的，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版式字体开本与内府刊本相同，只是纸张不同，也是国内稀有的善本了。我们有幸得以借阅与内府刊本相校。这真是我们撰著工作中的喜事。何心隐的集子现在有了刊本，而当初只有容肇祖先生收藏的抄本。过去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蒙容先生慷慨借予。这也只有在北京有此方便。”①接着，汉生先生有感而发：“学术是天下的公器，然而没有兰台石室之藏，没有天禄琳琅之富，则巧妇也难于作无米之炊。任是曾窥二酉，也就失去了做学问的根本凭借（原文此处为“藉”）。解放以前，书籍的匮乏，曾使学人搁笔。兴言及此，不胜慨叹！”这些话，汉生先生在《宋明理学史》编写组内多次说过，我们都有同感。
二、研究宋明理学史譬喻“看山”“上山”
汉生先生在《宋明理学史》编写过程中，经常对编写组的朋友们说：我们研究宋明理学，有个譬喻：从“看山”到“上山”，这要付出很大的精力。
“‘看山’，看到前面一座山，它际天蟠地，它高耸入云，它林木苍翠，它溪涧琤琮。我们大体对它有些了解。于是我们攀登，拾级而上，攀悬崖，登高峰，升降流连，渡溪涉涧，越过峻坂，徜徉平冈，然后浩歌而归……写下来，乃成为一部《山志》。这部《山志》，还是粗略的，不免有遗漏，也有失误，但总堪作揽胜之一助。更有进者，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这部《宋明理学史》，对清理中华传统文化有所裨益。青蓝冰水，则寄厚望于将来的作者。”这些是汉生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当年《宋明理学史》编写组的共同心声。正因为此，我现在开始了《宋明理学史》的修订工作。
三、宋明理学的独特范畴
关于宋明理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宋明理学史》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赘述。除此，对理学中的一些独特范畴，其来源、内涵、影响等都试着作较深的论述，这在《宋明理学史》一书中有所反映。
究竟从哪个角度确定宋明理学的范畴？汉生先生认为，这从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易说》《易通》中可以看到：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主静、鬼神、死生、礼乐、无思、无为、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这些来源于《易传》和《中庸》。
汉生先生认为，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其著作《北溪性理字义》中所列，有二十五个条目，又有二十六个条目之说。要了解宋明理学讲的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论说，需要了解其范畴的来源、内涵及其运用，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依据汉生先生的研究：“宋明理学着重研究儒家经典，首先是《易》，主要是《易传》。理学家用理学观点注释儒家经典，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何谓“理学观点注释”？这需要有所阐释，从中即可看出研究者的功力与见识。
汉生先生认为，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长河中，有特殊的地位。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开出的不同花朵。这样说，并不是要颂扬它，也不是说它没有糟粕。在漫长的七百年间，理学家辈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间不能没有值得后人汲取的有价值的思想成果。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前人的思想学说业绩，必然要排除主观的随意性，不宜刻薄，也毋庸偏爱。依据汉生先生的意见，《宋明理学史》出版后，隔一段时间，应对《宋明理学史》进行修订，使之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这是必要的。
四、撰写《宋明理学史》，汉生先生给我的几封信
1981 年日本京都大学有代表团到我国古城西安访问，他们邀我到他们那里去讲中华文化，用3个月的时间。我将此情况写信告诉汉生先生。他回信说这是好事，叮嘱我去了以后，要抽出时间读日本学者写的关于我国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要看看台湾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著作。汉生先生的吩咐，我是认真去做的。我在给汉生先生的多封信中，说到我看日本学者关于宋明理学撰述的情况，并加以评论。京都大学为我请了翻译，是位在日本侨居的中国福建人黄先生，他给我讲了关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宋明理学的情况。当时我也读了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将读后感想加以归纳，写信告诉汉生先生。给汉生先生写的这些信函，我选择二三，于2009 年收在自选集《乐此不疲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版）中。
我们撰写《宋明理学史》时，汉生先生给我写过不少信函，内容都与编写工作相关。如1982年7月27日，汉生先生给我的信中说：
岂之同志：
你好。夏天身体如何？为念。夏威夷哲学讨论会，开了十天，于前日晚上回到家里。会上遇到岛田虔次先生（研究宋明理学的日本学者——张注），他问起你。
这一两天，因时差关系，起居颠倒，颇不适应。去的时候，倒没有这个感觉。稍过三两天，我再理一下《宋明理学史》上卷的稿子。
八月，你能来京吗？（我在西安西北大学任教——张注）我想，你如能到出版社来住，商量问题比较方便（当时汉生先生住在沙滩人民教育出版社内——张注）。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你用一个月时间，把《宋明理学史》上卷稿子再统一遍，大概也就可以了。
听说外老（外庐先生）精神还好；有一个护士专门照拂，只是输血不甚方便，家里消毒条件不如医院。
即颂
暑祺
汉生
1982年7月27日
汉生先生的另一封来函：
岂之同志：
……你代外老写给人民出版社金春峰同志的信，复印本已给我。今日《宋明理学史》上卷全部书稿，已送交人民出版社。这样，上卷的工作是完成了，放下了一桩心事。
祝
健康
汉生
1983年3月10日
还有：
岂之同志：
最近我去南京大学，应邀讲宋明理学，大约十一月中旬回京。一年容易，又快到十二月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编写进度不甚理想。希望如期完成初稿，早些把稿子定下来，交付出版社。旷日持久至五六年才做完一项研究课题，不是很好的。
率陈不尽，敬问
秋安
汉生
1984年10月19日
读者从以上信函中可以看出，汉生先生对《宋明理学史》编写工作是有严格要求的。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汉生先生和我交流关于《宋明理学史》的撰写工作，都是通过书信来沟通的。我也给汉生先生和参加《宋明理学史》编写工作的同志们写了不少书信。为推进编写工作，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黄宣民、步近智同志商量，每隔两三个月发一期《编写情况通讯》，有表扬，也有批评，督促编写组的同志们，事实证明这是很见效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汉生先生的学术研究和甘为人梯的精神，发表于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月刊。我将这篇文章寄给汉生先生，他于 1984年10月19日给我来信，其中说：
《文史哲》月刊收到，读到你的大作，承奖誉，甚感盛意。在数十年中，无效劳动不少，虚度韶华，令人怅叹。唯望今后局面稳定，同志们能安定无虑，一意工作，把学术研究好好搞上去，能对人民和国家，对自己，都有很大的好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川上之感，古今所同。唯锲而不舍，能有成耳。
汉生
1984年10月19日
1992 年，汉生先生生病住院，我去看他，当时他已不能用整句说话，我只听到两个字——“宋明”。我想，这或许是他要我做好《宋明理学史》一书的修订工作吧！
今天我面临进一步修订《宋明理学史》一书的任务，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写了以上的文字。岁月在流逝，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会有新的文友一起研究。我希望：外庐先生和汉生先生指导写成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能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向前推进。（2017年9月19日于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注释
①1946—1950 年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听容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在讲课中他曾经介绍过何心隐等的著作，当时我没有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