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木见悟（日语：あらき けんご），日本广岛县人，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历任福冈学艺大学小仓分校副教授，北九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系主任等职。荒木见悟以明代思想史之研究成果，驰名于世。生性谨严，行事一丝不茍，颇有古代理学家之风范。1980年代之后，荒木见悟曾数次到台湾作短期讲学。主要著作有《佛教与儒教》、《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大慧书》（译注）、《明代思想研究》、《明清思想论考》等书。
今日（2017年3月23日）忽闻荒木见悟先生昨日辞世，不禁让我回忆起昔年的往事。荒木先生的学术贡献，至少在专业的学者圈中已是众所周知，无需我这里赘语。而其生平事迹，相信也自有其门人弟子介绍。我与荒木先生的交往，之前似乎从未向人提起。如今他驾鹤西归，就让我记下与他交往的雪泥鸿爪，作为我个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我最早知道荒木先生的名字，还是八十年代末我在南京大学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对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泛观博览海内外的各种著作，当读到狄培理（W. T. de Bary）先生主编的 The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一书时，对于其中Araki Kengo撰写的一篇“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Late Ming”，印象就极为深刻。后来才知道，这位Araki Kengo，就是荒木先生姓名的英文拼写。
由于我的硕士、博士论文以中晚明的阳明学为题，而荒木先生是研究晚明思想尤其阳明学与佛教关系的大家，我在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期间，自然就进一步阅读了荒木先生的著作。
荒木先生和另一位日本学界阳明学的大家冈田武彦先生号称“九州二老”，他们的著作我都读过。由于冈田先生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较早地被译为中文，中文世界似乎对冈田先生知道得更多些。尤其近些年他的《王阳明大传》也有了中译本，在阳明学热的社会潮流之下，很多学界以外的社会人士也都知道了冈田先生的大名。相较之下，荒木先生的名字，恐怕在中国仍然限于学界中人所知。不过，自从我大学时开始接触冈田和荒木两位先生的著作之初，我就认为荒木先生的研究更为精深。后来随着我对明代思想尤其相关古籍了解和阅读的日趋深广，我益发加强了这一判断。
2001年之前，荒木先生对我来说一直都是纸上的人物。我对他的关注，也仅限于其论著。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和荒木先生这个“人”直接发生了联系。
1996年我在阅读周海门的《东越证学录》时，已经对于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产生了疑虑。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将周海门划归“泰州学案五”。但是，我阅读《东越证学录》得出的印象，却是无论从自我认同、思想倾向还是地域划分来说，周海门都属于浙中王龙溪一派。除了周海门自己的《东越证学录》之外，其他晚明文献的相关史料，也都不断印证了我的观察。而在我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一边随时搜集史料，思考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以及泰州学派的构成问题时，我读到了荒木先生收入其《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一书中的〈周海门の思想〉这篇论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我看到荒木先生对周海门在《明儒学案》中的学派归属表示了疑问。不过，荒木先生虽然提出了疑问，却尚未对黄宗羲的划分做出否定。由于我自己已经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以及泰州学派的构成产生了初步的想法，荒木先生未尝深究的点到即止，就进一步激发了我彻底追查和澄清学术思想史真相的念头。终于在2000年访问台湾期间，我自信已经掌握了充足的史料以及厘清了论证的线索和理路，于是一气呵成，写出了〈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这篇三万五千余字的专论。当时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只有荒木见悟先生对于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有过质疑。因此，我那篇专论完成之后，除了一两位前辈学者之外，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寄给荒木先生，看看我从“史料”（evidences）与“论证”（arguments）两个方面的研究，是否足够令人信服。
2001年8月，我收到了荒木先生的回信，不仅对我的论文予以充分的肯定，更是指出了明代思想世界甚至《明儒学案》中一些人非“儒”之一字所可范围。这的确是一个慧见。他甚至勉励我编一部“新明代思想家学案”。因之前我与他素无直接的交往，文章当时如何寄达给他，如今已经不记得了。无论如何，正是在得到了荒木先生以及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充分肯定之后，我才将论文投给台湾的《清华学报》，于2002年9月正式发表的。距离我在2000年夏天完成此文，已经是两年之后了。
（2001年8月荒木见悟先生给作者的信）
2003年，我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在台湾初版。既然之前有过与荒木先生的通信，很自然地，我就想寄了一本给他请正。由于2003到2004年学期我在夏威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Arthur Lynn Andrews Chair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当时应该是致函学生书局请对方直接寄给荒木先生的，同时我也写了一封信给荒木先生，请他阅后指教。2004年5月，我收到荒木先生的来信，寄到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我的办公室。记得那是一张很雅致的明信片，上面除了荒木先生中文的字迹之外，因为需要有我在美的地址这一缘故，还有他的英文手迹。这是荒木先生给我的第二封信函。
（2004年5月荒木先生给作者的信）
收到信时，我以为这就是一封答谢函，因为信末有“不知自己的学力和体力能够了解多少”这样的话。荒木先生是1917年生人，到2004年的时候，他已经是87岁高龄了。所以，“体力云云”，我当时是当真的。而“学力”之说，显然是老先生的谦辞。不过，正是由于我并未细究，结果竟然忽略了这封信中最重要的部分。原来，不知何故，老先生并未收到我的《良知学的展开》而希望我再寄一次给他。这一点，我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直到如今获悉荒木先生过世，唏嘘之际找到遗墨，并请精通日文的友人陈玮芬女士辨认，才发现了这一阴差阳错。此时此刻，“遗憾”二字于我就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实在是一种真切而强烈的心情了！早知如此，我当然会再寄一本给他。以老先生一贯的认真与深厚的学养，一定会像当初看过我检讨周海门学派归属与泰州学案构成的那篇文字一样，再次惠我以极具卓识与前瞻性的指教。
在那之后，因我的研究兴趣和领域日益广泛，不再限于中晚明的阳明学。虽然这不过是我之前一直的蕴蓄在各种学术外缘刺激之下的进一步展开，但毕竟要分散我对于中晚明阳明学的部分精力，所以，我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并未再与荒木先生联系过，尽管我但凡涉及明代思想的各种议题时，一定会想到荒木先生。例如，我曾与荒木先生著作忠实的中文译者廖肇亨先生多次提起我对荒木先生学问的敬佩；在指导我的博士生撰写关于管东溟思想的博士论文时，我也首举荒木先生开创性的大著《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东京：创文社，1979），指定作为需要深究细参的必读参考书。
2004年以后虽然联系不多，但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了荒木先生寄来的关于陶望龄思想研究的抽印本论文。扉页有他工整的题字。我想，这是因为在之前的信中，我曾提及对于“二陶”的兴趣，表示要进一步追究浙东王龙溪以降包括周海门、陶望龄和陶奭龄兄弟的思想谱系与脉络这一缘故。如今，我指导的一位学生已经完成了有关管志道思想的博士论文并顺利毕业，另一位正在撰写关于“二陶”思想的博士论文，而我自己追究龙溪以降浙东儒学演进的计划，虽然因其他研究之故而进展迟缓，却并未终止。能够真正深入明代广袤思想世界的前辈知音原本无多，如今，荒木见悟先生这位当之无愧的前辈大家又遽归道山，思之如何能够让我这位后学小子不倍觉伤感呢？
因此，尽管我和荒木先生从未谋面，我们有限的几次通信往复也远远算不上联系密切，但是，我仍然不禁有感而发，希望写下这篇小小的文字，追忆往事，作为我个人对于荒木先生的怀念与纪念。老先生恰好以百岁高龄而辞世，固然令亲朋好友以及像我这样的后学小子难免伤怀，但对于如今这个“多故”的世界来说（《晋书·阮籍传》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吧。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学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