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溯源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就要追溯日本近代的学术，而日本的学术，在近代中国的学界称之为“东学”。梁启超在很多场合，把“东学”特指“日本学术”。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时期，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旺盛时期，而梁启超是于1898年开始流亡日本，对于在中国也曾变法维新的梁启超来说，对当时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非常渴求认识，于是“东学”给予了梁启超很大影响。梁启超汲取了日本的维新经验，亦汲取了日本近代 “国学”的精华，成为了倡导中国近代“国学”最早的人物之一。“东学”对梁启超“国学”的影响与渗透表现在三个方面： “东学”中凸显“国学”地位，对梁启超“国学”思想的影响；“东学”中 近代日本“国学”的研究路径，对梁启超“国学”思想的影响；“东学”中的凸显民族主义对梁启超“国学”思想的渗透。
[关键词] 梁启超，国学，东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项目编号：15XZX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少博，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学者研究近代“国学”一般以“西学”为参照，但忽略了“东学”与我国近代国学的关系，而“东学”恰恰是影响我国近代“国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是近代“国学”大师大都在日本生活多年，深受“东学”影响，并且他们接触“西学”，也大多是通过日本而了解的“西学”，无疑中国近代“国学”的产生，不可避免地有其“东学”渊源，梁启超是近代“国学”大师之一，其“国学”也有“东学”渊源。日本的学者狭间直树说：“梁启超的名字，也许现在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是，在上一个世纪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发挥了无以伦比的重要作用。在21世纪即将来临，东亚在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的今天，梁启超的历史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就作用、影响而言，无人在梁启超之上。不仅如此，几乎在每一具体领域，梁启超都是开风气之先。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是由梁启超发其端，却在梁启超之后定型。”[1]狭间直树给予了梁启超高度评价，尽管梁启超在日本“也许现在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是在中国，现在梁启超的名字仍然几乎家喻户晓。梁启超是近代的“国学”大师，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就是用了“国粹”概念，1902年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中，多次使用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提及到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就得溯源日本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对梁启超国学的影响，下面具体分析。
一、“东学”之概念
“国学”的概念古代就有，然而古代“国学”一般指的是教育机构。近代“国学”一般强调与“西学”的关系。而我国近代的“国学”概念，一般认为是借鉴了日本近代的“国学”概念，而溯源日本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就要追溯日本近代的学术，而近代日本的学术，在近代中国的学界称之为“东学”。关于“东学”之概念，200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9年再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匡民研究员《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的著作，使用了“东学”概念，耿云志研究员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序中写道：“在清末，学界曾较普遍地使用‘东学’一词来指称日本的思想学术。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学’一词。因此，将当年梁氏本人指谓日本学术的词语，在研究当年梁氏思想的著作中加以采用，应当是可以为学界所接受的。” [2] “东学”顾名思义即东方之学，或指“东方”的学问或学术。从大的范围来看，“东学”包括“东方”国家的所有学术。“东方”是泛指，一般指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而在我们中国的近代的“国学”者们，一般把日本的学术称为“东学”。
“东学”的外延包括日本固有的传统文化、政治学、哲学等内容，例如郑匡民研究员著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中的“东学”不仅包括日本的哲学、国学，而且“东学”也包括政治学等学术等等思想。“东学”的内容包括了哲学家的思想，伦理学家的思想，政治家的思想，也包括了“日本国家主义思潮”，可见“东学”的内容包括当时日本的一切思想学术。
“在清末，学界曾较普遍地使用‘东学’一词来指称日本的思想学术”，是因为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日本文化也成为“东学”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东学”一定意义上应该指“亚洲之学”，而“亚洲之学”相对于西方之学的“西学”而言。梁启超有时候也把“亚洲之学”看成一体，有时他不谈论一国之内的“国粹”，而谈论“亚粹”，例如梁启超说：“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呜呼，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我黄色种人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今将本报宗旨规例列作：宗旨 一 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 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 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 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3]这里梁启超提出了“亚粹”一词，是把亚洲文化视为一体，把中国之学也纳入了“亚洲之学”，即把中国之学术也纳入了“东学”，但是梁启超在更多场合，还是把“东学”特指“日本学术”，故而本文就借用清代“学界曾较普遍地使用‘东学’一词来指称日本的思想学术”之意。
二 、梁启超“国学”思想的“东学”背景
日本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进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西化与现代化改革，号称明治维新，这次改革明治天皇在1868年建立新政府，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提倡“文明开化”，而梁启超是于1898年开始流亡日本，故而对于在中国也曾变法维新的梁启超来说，对于当时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非常渴求认识，从而也汲取了近代日本“国学”精华。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取西方近代思想，正是东亚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环。”[4]这里是说梁启超思想不仅有“东学”的渊源，而且梁启超思想也促进了“东学”的发展，成为“东亚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说：“明治时期的日本获取了‘文明’的知识营养，并将其作为‘新知识’介绍到中国的，正是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5]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一些知识分子反思失败的原因，又因为与日本相邻、文化相近，于是大批留学生逐渐流入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思想，即是“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刚好遇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即愈来愈多的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当然，这不是中国学生第一次到国外留学。19世纪70年代，就有一些学生被送往英国和欧洲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是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与19世纪70年代的情况迥然不同。首先，日本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了想去国外的中国学生的主要地点。日本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相近，使中国学生有可能大批前往。更重要的是，19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初的留日运动是在一个全然不同于19世纪70年代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70年代，学生的派遣，大部分是由于政府需要有关西方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某些专门人才，而绅士方面对西学并没有很大兴趣。但是1900年前后的10年里，虽然留日运动主要仍由政府倡导和资助，但学生是在维新运动的思想环境中离开的，对新的学问和新的感受兴趣盎然。结果，中国青年的赴日浪潮起初只涉及极少部分人，但在几年中便发展成为一场持续不断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最后卷入了万余名学生，学生人数的明显增长可由下列数字得到证明——1899年学生人数估计200名左右，而1906年学生人数达13000名或更多。显然。本世纪的转折时期是东京——横滨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涌入，并成为正在兴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时代。……在本世纪，梁（即：梁启超）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数几个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不可避免地使梁（即：梁启超）成为在中国和日本的中国改良主义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6]梁启超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很长，1989年（光绪二十五年）7月3日，“得光绪皇帝召见，命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令办译书局事务。奏请设立编译学堂。九月二十一日，政变爆发，避入日本使馆，旋乘日舰逃亡日本。十月十六日，抵达日本东京。……一八九九（光绪二十五年）秋间，得华侨资助，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并于神户筹办同文学校，于次年春成立。……一九O一（光绪二十七年）二至四月居澳洲。五月由澳返日，抵横滨。……一九O二（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创办《新民丛报》。十月十四日，创办《新小说》杂志。先后发表《新民史学》、《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论著，提倡道德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在革命排满、民主共和、保教等问题上与康有为发生严重分歧。一九O三（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应美洲保皇派之邀，离日赴北美。……十二月，返抵横滨。自美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破坏主义’、‘革命排满’主张，宣布与共和长别。……一九O四（光绪三十年）三月赴香港，参加保皇大会。四月……旋返日本，居横滨新民丛报社，白天写作，晚赴大同学校讲授中国历史。……一九O七（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与东京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一九一一（宣统三年）十一月上旬，离日本回国，在大连登陆后赴沈阳，因形势所阻，乃折回日本。……一九一二年十一月由神户回国。……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移居清华园，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并在清华发表演说，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校训。……一九二O年在清华学校讲授《国学小史》。……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开始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7]正是由于梁启超长时间地在日本生活，不仅政治思想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且如何对待本国文化、如何界定“国学”等方面也深受日本的影响，并且梁启超的“国学”思路，也受到日本国学界的“国学”影响，其原因中国近代与日本在文化领域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19世纪都曾受到了“欧化”的冲击，都曾有“欧化”严重的倾向。而日本的近代“国学”，由近代“国学四大人”的排斥儒学、佛学，到其后来的“国学”者排斥“欧化”，日本“国学”的演进，对逃亡日本的渴求知识、博览群书的梁启超来说，也无疑给予了很重要的影响。并且，梁启超也成了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成为了倡导中国近代“国学”最早的人物之一。
关于近代“国学”的定义，也说法不一。“国学”一般指一国的学术，亦有称之谓“国家之学”。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在1887年发表的《日本国志》中，有关于日本“国学”的论述，但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日本近代大规模地吸收“西学”比中国早数十年，至19世纪末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西方国家的翻译著作，由此日本固有文化也由此受到“欧化”的猛烈冲击，于是日本近代“国学”，由原来的排儒、排佛，向排斥“欧化”转变。而1900年西方八国联军用武力占领北京，中国学术界出现“欧化”倾向，爱国志士为挽救中国固有文化，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借鉴日本近代“国学”抵御“欧化”的经验，保护自己国家的固有文化。梁启超虽然通过日本了解西方，并汲取了西方先进、正确的理念，但也注意到保存“国粹”的重要性，于是学习日本开始抵制“欧化”倾向。梁启超1902年开始 筹办《国学报》， 后来听取了好友黄遵宪的建议，暂缓创办《国学报》。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就是用了“国粹”之词，例如：“且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公认也。”[8]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使用了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例如：“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9]梁启超也多次使用“中国学术”代指中国“国学”，并且指出不用担心“西学”会冲击“国学”。1904年在《新民说》中也多次使用了“国家思想”概念。可见，梁启超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在他在日本流亡期间或流亡之后，无疑梁启超的“国学”思想有着“东学”的背景。梁启超了解“东学”、借鉴“东学”之精华，有三个渠道，即像郑匡民先生所说：“梁启超的‘东学’之来源有三：其一来自他老师康有为；其二来自他的朋友黄遵宪和其他的日本朋友；其三则靠自己的努力自修自成。”[10]
三、“东学”对梁启超“国学”的影响与渗透
1.“东学”中凸显“国学”地位，对梁启超“国学”思想的影响。
日本近代“‘国学’之词，实际上可以说是有荷田春满提倡而产生的特定学问，并且这样的‘国学’通过贺茂、本居、平田诸先生及其门流，在天下进行广泛的传播，其思想影响着我国人们的活动，成为引导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尽管明治维新是国内外种种原因诱导的结果，不仅仅是‘国学’一种动力促成的，但是在明治维新的种种动力中，无数证据证明了‘国学’是明治维新最有力的动力。”[11]即日本近代“国学”是“指由荷田春满提倡、贺茂真渊继承、本居宣长集大成、平田笃胤扩张的一派的国学。”[12]山田孝雄认为：“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大人日益展开的国学，成为了明治维新的指导原理。”[13]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国学”在“东学”中无比重要的地位，即日本近代“国学”因为是一国之学、是国家之学，具有引领、指导国家前进方向的功能之一。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很快采用自己创造的方法大量阅读日本书籍，也阅读日文翻译成的中文书籍，梁启超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暴露。青年学子相继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14]梁启超在日本孜孜以求，也涉猎了大量日本近代“国学”著作，由此受到启发、感召，梁启超也强调了“国学”的重要性，他推荐了一系列的“国学”书目，并指出：“以上书目，去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15]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学者，不论研究什么专业，都要了解“国学”，才是“中国的学者”，也有“国学”引领其他学术的意蕴，这无疑强调了“国学”的地位。
2. “东学”中 近代“国学”的研究路径，对梁启超“国学”思想的影响。
日本近代“国学”者，被誉为日本近代“国学四大人”是；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正如日本学者竹冈胜也指出：“国学的完成，必须在近世的历史中去寻求，即荷田春满以下四大人所完成的国学体系。”[16]虽然“‘国学’以贺茂真渊研究古语为主，本居宣长研究古典为主，平田笃胤研究古道为主。”[17]但是近代日本“国学”者，研究日本“国学”，都强调以本国固有的古典文化为基础，特别是以研究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的出发点。日本近代国学一般以日本古代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典基础，尤其推崇《古事记》，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书纪》、《万叶集》等融入的中国儒学、印度佛学太多，故而特别强调研读《古事记》，以挖掘固有的“日本精神”。
梁启超在日本多年，无形中受日本国学界的影响，认识到研究一国之学的“国学”，必须从研究本国的古典文化入手，1919年梁启超提出整理“国故”，1923年梁启超当时为我国学者推荐的“国学”书目为：《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在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朱子年谱》，附朱子《论学要语》、《传习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日知录》、《明夷待访录》、《思问录》、《颜氏学记》、《东原集》、《雕菰楼集》、《文史通义》、《大同书》、《国故论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二十二史劄记》、《圣武记》、《国朝先正事略》、《读史方舆纪要》、《史通》、《中国历史研究法》、《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诗宜用李璧注本) 、《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宋诗钞》、《清真词》、《醉翁琴趣》、《东坡乐府》、《屯田集》、《淮海词》、《樵歌》、《稼轩词》、《后村词》、《石道人歌曲》、《碧山词》、《梦窗词》、《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释例》、《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文通》、《经籍纂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文心雕龙》、《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徐霞客游记》、《梦溪笔谈》、《困学纪闻》、《通艺录》、《癸巳类稿》、《东塾读书记》、《庸盦笔记》、《张太岳集》、《王心斋先生全书》、《朱舜水遗集》、《李恕谷文集》、《鲒琦亭集》、《潜研堂集》、《述学》、《洪北江集》 、《定盦文集》、《曾文正公全集》、《胡文忠公集》、《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 、《语石》、《书林清话》、《广艺舟双辑》、《剧说》、《宋元戏曲史》，并把国学最低限度的读本列出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从梁启超所列“国学”推荐书目，并且还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他所列书目的读法，在其《治国学杂话》中告诉我们：“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练金”[18]，也透视出了梁启超对于“国学”的观点，即国学必须以本国古典书籍为研究基础，必须熟悉本国古代文化。而梁启超所列“国学”推荐书目，还包括了康有为著的《大同书》、章炳麟著的《国故论衡》、梁漱溟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梁启超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及其《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所列推荐的国学书目中，可见不仅包括古代的古典书籍，而且还包括了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同时代胡适、康有为、章炳麟、梁漱溟等其他“国学”大师的著作，这说明梁启超研究“国学”的目的，不是以研究本国古典文化为目的，而是要透过古典文化，吸取滋养，立足现实、为现实服务。
日本近代“国学”者，虽然刻苦研究古典著作，但是不能止步于研究古代经典，而是在研究本国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提炼本国的一国精神。山田孝雄认为“国学”的真髓：“总起来说国学是以国语、古典为基础，通过国史、通过古今文化，明确具有本国家的特性本质的精神，从而以贯穿于古今而存在的、一贯的‘道’为研究目的。……国学不能止于知识，要以直接揭示国家之魂为目的，并且这‘国家之魂’能够指导国家的方针。”[19]山田孝雄质问：“《国学者传记集成》就没有错误了，但是这样‘国学’就像没有特别意义与精神的古道具屋,里面杂然地陈列了贵重的美术品等，这些陈列的总称与古道具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国学’是古道具屋性的学问吗？”[20]如果研究“国学”止步于研究“古代经典”，那么“国学”也就成了“古道具屋性的学问”，故而“国学”不能止步于只是研究古代经典著作，而是透过研究古代经典著作，揭示“明确具有本国家的特性本质的精神，从而以贯穿于古今而存在的国家之魂”。
梁启超尽管列出了“国学”的诸多书目，但是梁启超不是把“国学”看作古文化的杂货铺，他为“国学”指出了研究路径，1923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道路》中指出：“我认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躬行的方法去研究。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着三个标准以求达到：第一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21]梁启超说：“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为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22]梁启超研究“国学”强调“思”，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23]
梁启超说：“人谁不见苹果之坠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谁不见沸水之腾气，而因以悟汽机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谁不见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觅得新大陆者，惟有一哥仑布；人谁不见男女之恋爱，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动机者，惟有一瑟士丕亚。（即：莎士比亚）……故学莫要于善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24]梁启超在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础上，主张不仅要会“思”，而且要会“悟”，即要“善观”。梁启超等近代“国学”大师认为：通过整理“国故”而“慧观”我们的“国粹”，只要保存中国的“国学”、“国粹”，即使朝代更替，国家即使一时衰亡，也会在其“中华精神”的鼓励下，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如梁启超所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的精神。”[25]这与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道路》说明的研究“国学”的路径是一致的，即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再用内省的躬行的方法提升本国文化中固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故而可以看出：梁启超研究“国学”的路径，与日本近代“国学”研究的路径也是相同的，即使梁启超著作中没有明确指出引用日本近代“国学”的出处，也许与当时时代的写作背景有关，但从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开始重视“国学”，办刊物、写文章阐释“国学”看，无疑日本近代“国学”对梁启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东学”中的凸显民族主义对梁启超“国学”思想的渗透。
“东学”中的日本近代“国学”，强调主张凸显日本固有的精神，彰显民族性，日本近代“国学”由开始的排斥儒学到全面排斥“欧化”转型。荷田春满主张通过研究“古语”，从而阐释“古义”，进而复古“神道”，达到彰显“日本固有精神”。“真渊提倡‘日本精神’哲学最突出的是他所作《国意考》，这国意的‘意’，即所谓皇国精神的意味，是为考究和阐明皇国的精神而作的，这是他从《万叶》研究所体会的古道观的结晶，同时也是为反驳太宰春台的《辨道书》，而积极提出国学者的褊狭的日本崇拜思想，以与春台乃至徂徕的中华崇拜思想相对立。”[26]本居宣长亦推崇日本的固有的“日本精神”，走向了天皇绝对主义与神国主义。平田笃胤更进一步把“日本精神”发展为“日本至上主义”。其实日本近代国学者提倡“日本固有精神”、“日本主义”、“国家主义”也无可厚非，但是可悲的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这种思想畸形发展，被军国主义者利用，是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于是“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思潮产生了，这就是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山路爱山的适者生存论，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27]
中国自洋务运动以后，虽然“效西法三十年矣”，但“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引起了梁启超的思考，日本近代时期在日本生活的梁启超，深感日本维新的成功，也深受日本近代“国学”的影响，其学术也深深地打上了“东学”的烙印。梁启超“1902年他编篡了《中国魂》，力图发扬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和爱国思想，三年后进而刊行《中国之武士道》，致力于弥补精神教育的缺点，唤醒中国魂。”[28]梁启超去日本流亡之前，本来就有很深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救亡图存，力求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结果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流亡日本后，感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有诸多可以学习借鉴的知识，正如日本学者佐藤慎一指出：“梁启超，字卓如，广东省新会县人。……一八九八年因为戊戌政变流亡来到日本，广泛地吸收了日本的学术……。”[29]特别是“东学”中的日本近代国学者凸显民族性，也给予梁启超以影响。 而美国学者张灏认为:“对一些日本思想家如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和德富苏峰的思想和梁阅读过的一些著作的初步考察，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往往因为对‘富国强兵’的关注，用一种集体主义的语调来阐释西方的社会道德理想。梁的许多文章显示出的一种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这一事实，很容易导致人们认为梁在这个问题上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但这是一个不可靠的推论，因为梁流亡之前的文章就带有这种集体主义的倾向特征。因此，这种倾向可由相同的国家形势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和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共同怀有的民族主义的关切得到更好的解释。”[30]其中所说的“梁”就是梁启超，虽然梁启超在去日本前就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节，但是流亡日本后，这种情节在“东学”影响下，无疑得到了加强。
梁启超在1899年的《自由书》中曰：“有忧国者，有爱国者。……尽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谁欤踊者?吾歌矣.谁欤和者?日本青年有问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视欧人如蛇蝎，虽有识之士，亦不免，虽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视欧人如蛇蝎者，惟昔为然耳。今则反是，视欧人如神明，祟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号称有识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为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爱;今惟人人以为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语其实，则欧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虽然，此不过就客观的言之耳。若自主观的言之，则我中国苟能自立也，神明将奈何?蛇蝎又将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将奈何?非蛇蝎又将奈何?”[31]梁启超认为无论如何看待国外人、无论外国如何强大，我国必须自立自强，才能立足于世界。梁启超又曰：“国也者，吾之国也；吾爱之不能坐视其亡而不救也。”[32]（1900年选自《饮冰室文集第一册》）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33]
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或曰佛学外学也，非吾国固有之学也，以人诸中国学术思想史，母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学术苟能发挥之、广大之、实行之者，则此学即为其人之所自有。……一国亦然。如必以本国固有之学而始为学也。”[34]梁启超反复强调新时代的国民要培养独立的中国精神，“他还指出：‘日本大教育家福泽谕吉之训学者也，标提独立自尊一语，以为德育最大纲领。’……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自立焉者也。……凡自尊者必自治、凡自尊者必自立……。显然，这是吸取了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传播西学的大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思想之核心，即‘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能深切地关怀国事。’”[35]梁启超反思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经验，寻求爱国、救国之路，他说：“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西乡即：西乡隆盛），木户乎？（木户即：木户孝允），大久保乎？（大久即：大久保利通），曰唯唯否否。伊藤乎？（伊藤即：伊藤博文），大隈乎？（大隈即：大隈重信），井上乎？（井上即：井上馨），后藤乎？（后藤即：后藤象二郎），板垣乎？（板垣即：板垣退助），曰唯唯否否。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松阴辈当为首功也。考松阴生平欲办之事，一事无成，……其败也可谓至矣。然松阴死后，举国志士，风气水泳，卒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已而成于人，正谓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为天下耳，非为身也。”[36]梁启超所说的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杰出人物，被称为“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是位有个性的将军，其思想受近代日本“国学”中“日本至上”主义影响，演化为严重的军国主义倾向；木户孝允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许多文化开化思想促进了日本的近代改革。大久保利通在思想上也主张恢复天皇至上的统治，崇尚“日本精神”，逐步走上了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都是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吉田松阴是江户末期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其思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梁启超认为虽然吉田松阴一生屡屡受挫，而“松阴死后，举国志士，风气水泳，卒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即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已而成于人，正谓是也。”梁启超又说：“志救天下者，而天下之进步，……大久保、木户固成也，而吉田松阴、藤田东湖亦不可谓不成。曾国藩固成也，而江中源、罗泽南、李续宾亦不可谓不成。成败云者，惟其精神，不惟其形式也。”[37]梁启超认为个体人必须有其精神，国家也必须有民族精神。
日本近代“国学”所推崇的“日本精神”，其实质“可以说日本精神是拥戴万世一系的皇室、依据君民一家君国一体的国体而发生的国民精神。”[38]高山樗牛指出：“日本主义是基于国民的特性、根据自主独立的精神”[39]日本近代“国学”强调对“天皇”的“忠”、对国家的“忠”。梁启超到日本后也深感日本人比中国人对国家 “忠”，1899年5月24日，在日本神户华侨举办的“梁启超先生的欢迎会”上，梁启超说： “所谓一国的舆论，是看其国民有无国家的观念而论，日本国民不过是中国之十分之一，但能打败中国，这是日本国民能牺牲生命为国尽忠，但是，我国的国民大多是重视个人利益，而以营利为重不顾国家。”[40]梁启超深受“东学”中的凸显民族主义的影响，1904年在《新民说》中说：“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41]，并且在《新民说》中阐释了“国家思想”，他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42]而“与政治态度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在学术建设上，充满了雄心与信心。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但他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即‘用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末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国国学‘者，亦得有籍’。……他的国学研究，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更不能将之武断地归之为一种反动潮流。恰恰相反，梁启超是开辟近代新国学的一代宗师。在中国文化史与学术史上，他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先行者，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一个具有时代性意义的转折点。”[43]梁启超通过国学，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确实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日] 狭间直树 编：《梁启超西方˙明治日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易鑫电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4][日]狭间直树 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日]狭间直树 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6] [美] 张灏 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页。
[7] 梁启超著，文明国编：《梁启超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423页。
[8] 《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
[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10]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1] （日）山田孝雄著：《国学の本義》，東京:国学研究会出版部, 1939年版，第16页。（日文版）
[12] （日）山田孝雄著：《国学の本義》，東京:国学研究会出版部, 1939年版，第26页。（日文版）
[13] （日）山田孝雄著：《国学の本義》，東京:国学研究会出版部, 1939年版，第75页。（日文版）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15] 梁启超著，葛剑雄编：《梁启超讲国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6] （日）竹岡勝也:《近世史の發展と國學者の運動》，東京:至文堂出版部,昭和二年（1927年）版，第171页。
[17] （日）山田孝雄著：《国学の本義》，東京:国学研究会出版部, 1939年版，第16页。（日文版）
[18]梁启超著，葛剑雄编：《梁启超讲国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9] （日）山田孝雄著：《国学の本義》，東京:国学研究会出版部, 1939年版，第60页。（日文版）
[20] （日）山田孝雄著：《国学の本義》，東京:国学研究会出版部, 1939年版，第35页。（日文版）
[21]易鑫电鼎编：《梁启超选集》[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7-1098页。
[22] 梁启超著，葛剑雄编：《梁启超讲国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2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页。
[24]梁启超著，吕树坤编：《梁启超励志文选》，北京:中华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9页。
[25] 梁启超：《新民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26]朱谦之著：《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27] 鹿野政直：《国家主义の抬头》東京：岩波书店，昭和十五年（1940年）版，第290頁。
[28] [日]狭间直树 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29] [日] 佐藤慎一：近代中國の的思索者たち，東京：大修館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
[30] [美] 张灏 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
[31] 梁启超著，吕树坤编：《梁启超励志文选》，北京:中华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6页。
[32] 易鑫电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33]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4]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35] 徐水生：《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6页。
[36]梁启超著，吕树坤编：《梁启超励志文选》，北京:中华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37]梁启超：《新民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38] （日）天野德也：《日本精神の根本原理と生命哲学》，東京：中央大学文化科学原理研究會，昭和十六年（1941年）版，第293頁。
[39]（日）高山林次郎：《樗牛全集》 第4巻 ，博文館，1893年版，第239页。（日文版）
[40] 汤志钧编：《梁启超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41] 《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42] 《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43] 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