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英刚 文章来源：2013年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近代以来，现实宗派的纠结，加上佛教研究者的重新阐释，将隋唐佛教描述成宗派森严的时代，过分夸大了宗派在隋唐佛教史当中的重要性，扭曲了真实的历史图景。

佛教史是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与中国学术界之间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些比较主流的研究模式，“宗派模式”（Sectarian model）是其中的一种。在禅宗真正兴起之前，隋唐僧俗知识分子与大众无宗派观念，更无“宗”、“派”概念。近代以来，现实宗派的纠结，加上佛教研究者的重新阐释，将隋唐佛教描述成宗派森严的时代，过分夸大了宗派在隋唐佛教史当中的重要性，扭曲了真实的历史图景。以宗派林立为主要叙事主题的佛教史研究模式，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受到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而日本学者关于佛教宗派的知识和印象来自于日本佛教界，但这样的情形从未在隋唐时代的中国发生过。

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

近代学术阐述中古佛教宗派的产生，往往是基于证明佛教中国化的框架。西方最初的佛教研究曾偏重于认为释迦牟尼创立的是纯粹的佛教，但因它在传播过程中常与各种迷信相混而倒退。所以，从印度佛教到汉传佛教，就是一部退化的佛教史。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汉译佛典与西行求法的高僧成为研究的重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优秀汉学家开始强调要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侧重研究中国本土的佛教典籍与佛教宗派。由于对原始佛典的理解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宗派，被视为是对佛教原教旨主义的背离，标志着中国佛教具备了在印度和中亚佛教之外独立发展的能力，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

目前佛教研究者大凡认为，隋唐之际，中国佛教发生巨大变动，逐渐发展形成八大宗派，中国佛教从南北朝的学派佛教转为隋唐的宗派佛教。这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个时代的很多高僧都被各个宗派奉为祖师。

按照各宗各派分门别类进行介绍描述，是19世纪末主要的中国佛教史书写方式，从著名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宗教研究著作中可见一斑。1959年，沃芮寿（Arthur F. Wright）撰写的《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就重点讨论了禅宗和天台宗。沃芮寿大体持一种“中国化”的叙事模式，认为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逐渐排除印度影响，开始独立发展的阶段。沃芮寿之后，陈观胜、汤用彤等学者，都将宗派林立作为隋唐佛教新出现的一大特点。

宗派图景或由学者一片一片构建出来

汤用彤认为，隋唐以前中国佛教主要表现为学派分歧，隋唐以后，争道统之风渐盛，所以各种教派竞起。但是他也有很多疑虑，比如他本人也很怀疑像玄奘这样的高僧当时是否有创宗立派的意图。他曾感慨，中国近70年来有关佛教宗派问题的记载多系抄袭日本。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也是以宗派作为叙事主线。不过，在蒋维乔的框架里，并没有三阶教。但是到了1965年，陈观胜（Kenneth Chen）写《佛教在中国》（Buddhism in China）时将三阶教作为隋唐宗派的一种。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也将三阶教列入隋唐佛教宗派之一。三阶教为世人所了解，得益于日本著名学者矢吹庆辉的著作。蒋维乔的书出版于1929年，大概并不了解矢吹庆辉的新发现。但到陈观胜和汤用彤撰写佛教史时，自然会将矢吹庆辉的新发现加入到自己的叙述框架中。从这个细节可以知道，宗派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学者一片一片构建出来的。

唯识宗是近现代学者重新阐释出来的。这一学术潮流的形成，可以上溯到清末杨仁山托南条文雄从日本搜购寄回的中国古代著述。这些典籍刻版流通以后，使宋朝以降几成绝学的唯识宗面目，再度逐渐为人所知。加上杨仁山、章太炎对唯识学的重新阐释，法相宗或者叫唯识宗，在被冷落一千多年后，被重新构建出来。唯识之学，在民初一度成为显学。实际上，隋唐宗派说的讨论，到了民国初年才成为热门话题。最早提出八宗之说的，是日本和尚凝然（1240-1321）的《八宗纲要》。民国初年，此书传入中国，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杨仁山在凝然的基础上将中国佛教宗派补为十宗。此后中国学者屡有增减。不过像三论宗、涅槃宗、成实宗、净土宗、地论宗、摄论宗等名称，都属近人的发明。

“宗派”概念不见于隋唐文献

那么宗派林立到底是不是隋唐时期佛教界的主要特点？宗派林立、出主入奴等现象，是当时的史实，还是后人附会构建出来的历史图景？

查看6-9世纪的佛教文献，并不能得出任何宗派归属感的论述。比如《续高僧传》甚至更晚的《宋高僧传》，没有任何一个僧徒自称或者被记载为某宗某派的和尚。玄奘虽然被奉为法相宗的祖师，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宗派。“天台宗”、“华严宗”这些概念，甚至更广泛的“宗派”的概念或名称，全然不见于唐代文献。

隋唐时期的僧侣有分类，大多按照知识结构和主要修为将僧侣分为“译经”、“解义”、“习禅”、“明律”等。与其说僧侣以宗派分别，倒不如唐人自己的“法师”、“禅师”、“律师”的称呼更贴近史实。净土宗视善导为二祖，但善导本人绝无有“净土宗”概念，也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被日本僧界列为二祖。645年善导入住长安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商业区的光明寺，晚年住在实际寺。他所处的寺院，并不能用净土寺院来概括，实际上，唐代长安鲜有以某宗某派为界定的寺院。学无常师、僧无定寺、寺无定产，是隋唐佛教界的一个重要特点。

天台宗的道统也是后来逐渐构建出来的。灌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时并没有“天台宗”的说法，到了湛然撰写《法华经大义》时才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湛然将灌顶列为五祖，显然是违背史实的。智顗逝世以后，领导天台僧团的是智越，而不是灌顶。汤用彤对于天台宗到底是否存在也颇有疑虑。又比如律宗，从诸律齐弘到四分律独尊，律经过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但是戒律作为佛教三学之首髓，不仅为大小乘佛教所共有，也是各宗派僧人首当依持的。从隋唐的具体史实而言，有律学而无律宗。

在密宗宗派方面，美国著名佛教研究学者沙夫（Robert Sharf）也对宗派模式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日本真言宗或者密教的历史被普遍理解成宗派传承的历史，其核心是主观构建起来的祖师谱系；而这个祖师谱系，实际上是日本学术界自己构建起来的，为了给日本真言宗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但是，从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日本学界和宗教界所理解的那种密教谱系和传承。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史料，比如赞宁的《宋高僧传》的分析，沙夫指出赞宁等人都是抱持着宗教神圣感来勾画自己的写作的，其根基是宗教性的，而非历史研究性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