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
【按：2015年12月19日，在北师大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由安乐哲先生主持，召开了“比较哲学视野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些时，我根据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记录稿，在文字上又顺了顺，现发表于下。】
谢谢安乐哲院长和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先说一下关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我这些年主要考虑的是中国文化的“常道”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背景就是针对一些人认为儒家文化已经过时了，比如讲“三纲”等等。我认为需要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三纲”之说始于汉代，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而作出的一种“变”，而不是儒家文化的常道。儒家文化真正的常道应该是先秦儒家要讲，秦以后的儒家也要讲，我们现在也应该传承和弘扬的那些具有恒常、普遍意义的内容。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因此，儒家文化的常道也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常道，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讲儒家文化的常道，可以从孔子“祖述尧舜”讲起。从孔子编纂的《尚书》看，在尧舜时期中国文化就已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的，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而推行实践“仁”的方法就是“忠恕”之道。崇尚和谐也是从尧舜就开始了，所谓“黎民于变时雍”，“时”可以解释为“善”，而“雍”就是“和”。因此，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常道可以表述为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
中国文化的常道可以有多种表述，比如张岱年先生特别重视中国文化“正德、利用、厚生”的“三事”之说，张先生晚年又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以称为“中华精神”。2014年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六条，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条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常道。
前一段时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召开一个会，主题是“比较哲学视野下的先秦儒学研究”。我觉得可以和西方的宗教、西方的伦理学相比，先秦儒学在道德上的特点是讲道德的信仰，道德的情感，以及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交融，而西方的宗教主要是讲对上帝的信仰，西方的伦理学则倾向于把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相分离。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比较哲学视野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上面说的相联系，我今天主要想讲三点：
第一点，中国文化重视现实生活，这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一个价值取向，而这又和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宇宙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哲学没有“自然之二分”，只有“一个世界”，因而中国文化重视“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自然之二分”这个提法是出自西方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他批评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有“自然之二分”，“柏拉图的不朽学说是建立在精神（理念）世界的独立性之上的。精神世界……是真实的世界……而与之对立的普遍经验的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怀特海说，一部西方哲学史都成为柏拉图著作的注脚。西方哲学将本体与现象二分，认为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本体与现象是两个世界。
关于中国哲学“一个世界”的思想，现在不断有些学者也在讲，我觉得从根源上说，还是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最先明确提到的，他在讲到“中国本根论之基本倾向”时说：“印度哲学及西洋哲学讲本体，更有真实意，以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是实。本体者何？即是唯一的究竟实在。这种观念，在中国本来的哲学中，实在没有。中国哲人讲本根与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实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支之不同。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在先秦哲学中，无以外界为虚幻者。佛教输入后，始渐有以现象为虚幻之思想，然大多数思想家都是反对佛家以外界为虚幻之思想的。”后来张先生一直到晚年都始终强调中国哲学没有“自然之二分”。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下册讲到佛教时也说，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世界之见解，皆为实在论。即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谓外界必依吾人之心，乃始有存在，在中国人视之，乃非常可怪之论。”
杜维明先生发挥西方汉学家牟复礼（F. W. Mote）关于“惟独中国人显然没有创世神话”的观点，也指出“存有的连续性，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基调”。所谓“存有的连续性”，也就是中国哲学讲本根与事物有本末、源流、体用的差别，而没有实幻之不同，本与末、源与流、体与用之间是连续性的存在。
我还注意到安乐哲先生在一次访谈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西方的transcendence的基本意义就是形上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就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柏拉图是二元论思想家，他要将真实的世界与我们参与其中的现存世界截然划分开来。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哲学家关注我们参与其中的现存世界。……严格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指的是一种完整的、不变的、永恒的、时空之外的原则，这种‘超越’与中国传统思想没有关系。”
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可以说是有“超越”，但是“超越而不离”，比如对“天”或“上帝”的信仰可以说是一种“超越”，但是它不离现实世界。或者如《中庸》所讲的，“道不远人”，“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多次引用过梁启超说的一段话：“各国之尊天者，常崇之于万有之外，而中国则常纳之于人事之中，此吾中华所特长也。……凡先哲所经营想象，皆在人群国家之要务。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国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来（来世）而在现在（现世）。是故人伦亦称天伦，人道亦称天道。记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此所以虽近于宗教，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我觉得这个“近于宗教”，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有宗教性；说它“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就是说它也可称为一种宗教，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宗教。
中国文化的“尊天”，连带着也“尊地”，当天与地连在一起，这就是“存有的连续性”的一个世界。比如《尚书·泰誓》篇说：“惟天地，万物父母。”《周易·说卦传》说：“乾，天也，故成父；坤，地也，故成母。”《中庸》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朱熹在解释《中庸》这句话时说：“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所谓“省文”，就是如果把话说全了，应该是“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后土也”。天地如同父母，所以既尊天也尊地，天、地、人（所谓“三才”）都处在一个世界中。我觉得这是和西方基督教的一个根本区别。西方所信仰的那个“上帝”，是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外，因为这个世界的天、地、人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西方的信仰上帝，就是“崇之于万有之外”，其目的不在这个世界而在彼岸世界。中国文化的尊天，是“常纳之于人事之中”，其目的“不在天国”而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易传》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称此为“中华精神”。在此“中华精神”中包含着中华民族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天地变化”以及人与万物的“化生”都是实在的，因为“天地变化”是实在的，所以才效法“天行健”“地势坤”，也才有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中华民族就是要在这个实在的生活世界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努力实现一个道德和谐世界的社会理想，而不是要在另一个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
中国哲学里《老子》所说“道”与“德”的关系，“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这个“道”与“德”的关系相当于后来讲的“天道”或“天理”与“性”的关系。“性与天道合一”，“性即理也”，“天道”或“天理”可以说有超越性，但是它又成为人与万物的内在本性，这就是“内在超越”。因为有了“内在超越”，所以中国哲学不需要有一个外在的超越之神来救赎，而是要靠内在的自力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努力实现人生、社会的理想。
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首先讲的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其中包括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孔子所创造的“思想范式”，与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的根本不同，就是重视现实生活，他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这个“思想范式”，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一个根本特点，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根本价值取向。我以下要讲的第二点即崇尚道德，第三点即以民为本，都是以中国文化重视现实生活为基础。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真实无妄”的，所以我们才要在这个世界崇尚道德，以民为本，自强不息地努力实现人生、社会的理想。
中国文化重视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有多种，在精神需求中也包括对人死后如何的“终极关怀”，所以中国文化也可涵容多种宗教。当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程度的中国化，如佛教禅宗主张“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就缓解了中国文化与佛教的冲突。中国文化也可涵容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等，但是如果中国社会的主流都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兰教，都要靠天主或真主的救赎而到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那就失去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第二点，崇尚道德。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克明俊德”，这相当于《大学》所讲的“明明德”，而“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就相当于《大学》所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的是“黎民于变时雍”，这可以说是儒家的终级关怀，也就是崇尚道德，通过“修、齐、治、平”，最终要在这个世界实现至善的和谐。在《尚书》的《周书》部分也特别强调要“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讲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春秋时期有“三不朽”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就是最高，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以崇尚道德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在春秋时期还有“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之说，这也是把道德放在首位。
孔子继承了自尧舜以来崇尚道德的文化传统，他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而“仁者爱人”就成为儒家的第一义。这与西方的基督教是有所不同的，基督教也讲“爱人如己”，但是基督教的第一个诫命是“爱主你的神”，其次才是“爱人如己”（《圣经·马太福音》）。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也讲“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与基督教不同，儒家的第一义就是“仁者爱人”。儒家虽然讲尊天、敬天、畏天，但是并没有讲“爱天”，其原因就在于讲尊天、敬天、畏天都是为了“爱人”，崇尚道德是儒家的最高价值取向。相对于宗教的神本主义而言，儒家文化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第三点，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是相对于神或物而言，以民为本的“民”是相对于国家政权和统治者而言。在《尚书》中有“天、君、民”的政治结构，“天”是最高的神，君王是最高的统治者，而人民则是国家的根本，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虽然“天”是最高的神，但是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它的视听要顺从于人民的视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它的赏罚也要根据人民的意志来进行赏罚（“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一方面是“惟德是辅”，另一方面是顺从民意，以民为本，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如果君王暴虐，违背了天心民意，那么“天”就要另寻“民（之）主”，改朝换代。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更为伸张，如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春秋时期还有一说，叫做“太上以德抚民”，可以说崇尚道德和以民为本都是“太上”，都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
儒家文化也继承和发展了自尧舜以来的以民为本思想。“仁者爱人”，此“爱人”也可以说就是“仁民”（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些都是以民为本的思想，也都被后来的儒家所传承。
以上三点，即重视现实生活，崇尚道德，以民为本，我认为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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