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和价值。儒家仁爱精神内涵深邃，核心可以归结为孝悌与博爱。
《论语》载，有若说：“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以孝亲敬长为仁的本始。孔子对此是肯定的，故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也是强调孝悌对于仁义的基础作用。
孔子说的“泛爱”，实际上就是“博爱”。《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爱人”就是泛爱所有的人，亦即“爱类”。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的“爱人”与“仁民”同义，也就是“达之天下”、普遍爱人的意思。所谓“亲亲而仁民”，是讲由孝悌以至博爱；所谓“仁民而爱物”，是讲仁者爱人，亦可兼及“泛爱万物”。
先秦儒家的仁爱精神被秦后儒家所继承。如汉儒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仁者，爱人之名也……故王者爱及四夷……”唐儒韩愈说：“博爱之谓仁”。宋代的理学家对仁有“爱之理，心之德”之说。近代康有为说：“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相关例证，不胜枚举。
儒家的仁爱精神以孝悌为仁之本始，近代以来遭受两方面的诟病：从社会进化来说，认为它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从中西文化比较来讲，认为它有违古希腊的道德源自“至善”理念和基督教的道德源于“恭爱上帝”。实际上，重视家庭关系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而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道”。西方文化中关于道德的起源也有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同情心”之说，与儒家的“亲亲”之情或“恻隐之心”说较为接近。
人一生下来就成长在父母的关爱中，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真挚而温暖的“亲亲”之情，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以此为道德的本始。但儒家文化同时认为，仅仅停留于“亲亲”之情是不够的，必须对之进行扩充。如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推恩”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扩充，即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的行仁之方，即“忠恕”之道。
上世纪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曾聚会倡导建构“全球伦理”，并在其《宣言》中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无条件的原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儒家以“亲亲”之情为道德的本始，以“忠恕”之道为“一以贯之”的行仁之方，具有人类道德的普遍意义。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认为此结构中最大的毛病是“私”。这指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弊病。但中国传统社会也确有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的优点。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之所以有陷于“私”的弊病，并非“仁”的本义如此，而是由于存在“分殊之蔽”的历史局限或认识局限所造成的。在现代社会，把孝悌与博爱、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需要对儒家的仁爱精神作出创造性诠释和创新性发展。
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中华民族由“多元”而形成“一体”，“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用这种认识来评价儒家的仁爱精神，可以说儒家道德是从孝悌扩充到博爱，但博爱并不否认孝悌是仁之本始；儒家的“爱类”思想是世界主义的，但这种世界主义并不能取代我们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具有生态环保意义，但并不与“爱同类之人为先”相矛盾。这种多层次认同而并行不悖的思想，应是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